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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紅衛兵-對文革的四種判斷
貴族紅衛兵-對文革的四種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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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在今天的中國越來越被扭曲。既被贊揚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們知道改革一開始是以否定文革開始的。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識基本破裂。我認為,其實改革是關于“走出哪里”的共識,“走向哪里”我們從來就沒有過共識。至于走出文革,則是全社會的共識。在這一點上,我們和東歐的改革很不一樣。

改革初年,當局就否定文革講了好多話。但是他們發現,按照他們的話語邏輯,很多東西很難講下去。現在就當作歷史上沒有這事。民間對文革的印象,則是當年否定的鏡像。官方文革解釋的困境和民眾的想象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于是演變成以下四種觀點、兩個邏輯的描述。

一、體制內肯定。體制派不見得就在體制內。當然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陸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區別。在大陸的左派中,對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構成另一個維度。肯定的左派認為文革是個繼續革命的偉大創舉,文革的目的是鏟除走資派,保證紅色江山。這種人對鄧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們頌毛反鄧,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這種觀點在改革初年是沒有市場的。我說過,文革達到了負帕累托效應。這場運動幾乎把全社會上上下下各個階層所有人都得罪了。沒有人認為文革是好的。而體制內肯定這一派的觀點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們沒有受到文革太大的沖擊。海外毛派曾經對四人幫被捕表示過強烈抗議。江青誕辰一百周年的時候,美國還上演過話劇《江青》。

現在這一派在大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是由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鄧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廣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國人對毛的害處沒有切身的體驗。俄羅斯有句諺語說得好:“死人都是好的”。這是一種對過去的玫瑰色幻象。這種對文革的想象源于對現有體制的不滿,尤其在青年大學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陸交換生們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這種觀點是相當有市場的。很多人都希望再來一次文革。他們對當權派有相當的反感。   

二、體制內否定。鄧小平在文革問題上觀點略微偏向于黨內民主派,至少在他復出后的早期。他對文革的反省,還是比較早的。鄧小平認為,文革是幾乎斷送我黨江山的魯莽之舉。陳云也是持這種看法。這種觀點的另一面是:對文革前十七年充滿了好感。基本他們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后來鄧退回去了。不過即使是鄧,認識上的基本格局也沒變。他認為文革最大的悲劇就是沖擊了“走資派”。這種觀點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會矛盾。把文革全部歸結于毛的多疑和胡鬧。歸結起來,這一派對文革的主要認識就是:文革就是反當權派。

顯然,他們對文革后期當權者迫害群眾、造反派的行為閉口不談,甚至持肯定態度。鄧和陳云的最大區別是:鄧認為整個文革期間活躍過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而陳對“八旗子弟”(既現在的太子黨)非常有好感。這些貴族紅衛兵,專整黑五類等社會的弱勢群體。這種人的累累罪行,但社會對這些從來不清楚。他們現在正在中國活躍,我在此也就不點他們名字了。鄧小平對這些人沒好感,主要還是因為鄧劉兩家的后代,大部分沒有和他們一道取得政治優勢,也就是沒趕上趟。

在體制內否定者看來,文革的教訓就是:決不允許任何人挑戰當權派。于是文革的混亂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過,在現今中國被當做中國民主化就會混亂的主要證據。不可否認,文革時期的確有比較變態的言論自由。不過這種畸形的自由在民主墻之后就被明令取締了。鄧號稱取締這種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點。同時廢除了一九五四年憲法以來的游行示威罷工的權利。其實本來這些權利也一直沒有,不過在文革期間,毛需要實現混亂的局面(從而達到打擊走資派的目的--陳注),于是只要在毛劃的一些禁區之外,沖擊地方當局的抗爭還是有相當的自由。

這種觀點的延伸,就是對舊有意識形態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厭煩。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時候有過一個所謂太子黨綱領。他們宣稱,我們國家是有執政者的利益的,這種利益當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樣的,我們不能放縱人民。很吊詭的時,這種庸俗的,充滿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張,竟然從反面使群眾對文革那種自由打擊當權派的美好景象產生了想象。

當然,當局察覺了這一點。于是越來越趨向于回避文革這個話題。肯定文革也不合適,批判文革也帶來困擾,不如不要提。  

三、反體制肯定。從最近來看,煽動文革狂熱可能成為未來黨內的一張牌。持反體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當年造反派演變為現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楊小凱和劉國凱。楊曾經寫過很有影響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國向何處去》。楊由于這樣的經歷,對不妥協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認為造反派從社會學上,從思想上,與后來的持不同政見運動有一脈相承的延續性。   

這種觀點重要特點是反毛,但肯定群眾。文革期間雖然有毛的煽動,但人民對體制的不滿是更重要的因素。我們一般說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許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時間,劉國凱就有所謂的的三年文革論。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結束了。實際上照我看來,真正群眾意義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說允許老百姓造反的話。從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間。這段時間的情景,在我們的話語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這種觀點與陳云最為對立。一,反體制,陳肯定體制。二,肯定文革,陳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陳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紅色紅衛兵。而楊對老紅衛兵恨之入骨。   

他們對鄧小平也有相當大的反感。但是與一般民主派不一樣的是,他們對鄧仇恨的因素夾雜著鄧在改革初年對造反派的清算。他們對等的反感在兩個層面中凸顯。他們不完全否定改革開放。他們對鄧的厭惡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亞于對毛的反感。   

四、反體制否定。國內自由知識分子,黨內老干部,不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體制,即前十七年。這點與劉國凱有類似。胡(耀邦)趙(紫陽)也有類似。他們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這點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系列事件中,鄧與胡趙分手了。更恰當地說,是胡趙在中國大分裂中脫離體制。他們最嚴重的對立面是體制類肯定(毛派觀點)。他們更強調文革的意識形態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為腐朽。和陳云對立。他們和楊劉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會學意義上的肯定,但是是從原教旨主義的角度的抗爭,而非從民主進步的觀點。他們認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說近代持不同政見運動。更像是農民造反。他們反對把造反派和新啟蒙運動掛鉤。   

四種觀點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趨勢,總的是體制性的否定越來越向典型化發展,但越來越說不出口,越來越脫離現實要求。在文革中,鄧失勢比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長的一系列勢力都看作是搗蛋分子。鄧之后整了很多保守派。只有我的家鄉廣西是造反派從來沒有掌權的地方。當權派在文革中后期對造反派的鎮壓也特別厲害。八四年前后,鄧松了口,處理問題,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現在在廣西已經成為禁區。  

全國而言,貴族紅衛兵現在大量進入高層。他們很多人參與過文革初期的對群眾的鎮壓。鄧實際上反對啟用這些人。而這些人本來在鄧江時代也沒什么活動空間。但是陳云是這些人的總后臺,陳認為:“我們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后,一方面在經濟戰略上,陳云主張徹底失勢。陳主張計劃經濟,但也是反毛的,因為毛也不搞計劃經濟,毛就是胡鬧經濟。在政治領域,尤其是在人事組織,九二年之后隨著鄧老去,很多高干子弟,特別是出身于與造反派對峙的保皇派,大量從政。陳云留過蘇,陳云反毛并不是因為毛搞斯大林式經濟,而是毛胡來,搞亂了斯大林式的經濟。趙的回憶錄中,對陳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貢獻給予肯定。我們所知道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總后臺實際上是陳。而鄧在文革后復出比陳慢。鄧在改革開始并沒有對文革放炮。趙提到,陳在骨子里非常親蘇,他認為蘇的計劃搞得非常好。他認為陳反毛包括對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滿意:聯美反蘇。陳認為蘇聯怎么著也是社會主義國際。和蘇再怎么鬧也不應對立。陳站在蘇的立場上,這正是中國改革不同于東歐改革的不同點。我們要看到,中國非毛化一開始就是兩種勢力的合力。

另一方面,隨著改革的深入,當權派立場越來越得勢。今天的當權派不僅比過去更腐敗,由于他們現在搞市場經濟改革,更像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年的走資派的確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實。他們的事實坐實了毛當年的指責。于是,現在當權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們忘掉文革。他們對文革采取總體失語的合乎邏輯的選擇。這是現在的當權派和鄧小平時代最大的區別。鄧小平當年可是高調否定文革。  

但是他們不講,老百姓不會不講。他們自己失語,又不許自由民主派談文革。于是,中國對文革的話語權,越來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網上。

老百姓對官僚的怨恨遠遠超過當年,他們害怕再來一次文革,但又對毛派投鼠忌器。他們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無權無勢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種手法和毛發動文革非常像。劉少奇當年就揣測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眾整無權無勢的知識分子。想依靠官僚整書生。   

毛澤東為什么搞文革?   

羅列極權國家的整人幾種手段:如對自己人,用斯大林式整肅;對群眾,用反右。從中我們看到,發動群眾整當權派是非常罕見的手法。我反對純粹用毛的理想主義解釋文革。毛是個理想派確實有很多理由。但是,中共很多的大運動用意識形態不能解釋的。比如,在經驗統計上,暴力土改流血越多的地方就是越不需要平均地權的地方,比如老蘇區。如果單純因為左的意識形態,這一點無法解釋。   

關于七千人大會。毛曾經對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魯庫說:七千人大會后,我意識到要把劉少奇干掉。最近的研究表明七千人大會原來想開成一個重新擰緊螺絲的大會。毛本來想要在會上克服所謂分散主義,重新開始糧食征購。并不是想讓大家出氣的大會。原來只打算開十天,結果開了二十八天。征糧指標不僅沒提高,還減少了。

我認為七千人大會是毛自延安整風運動以來,從來沒遇到的被周圍一致抵觸的情況。用江青的話說,毛當時是憋著一口氣的。毛感到從上到下一致的反對。

不過,上下的怨氣是有區別的。老百姓角度來說,怨左不怨毛。他們對毛本人并沒有強烈的反感。也即是說,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但是劉等反毛不反左。他們拼命維護體制,并且不希望毛胡來。

毛害怕這兩種力量結合。最好的解決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讓這兩者干一仗。從而既保住左體制,又保住毛皇權。由于不怨毛與不怨左的情形的確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確實可行。

同時有這兩種不滿,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肅式運動。如果僅想壓制民眾,毛本來的確可以用運動的手段達到。當年劉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

于是,毛先用群眾搞劉派。再用靠這個手段實際拿回來的權力搞群眾,上山下鄉之類。但玩的太過火,文革末期,兩股力量竟然結合了,就變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識。

但是這兩股勢力最終還是要分家的。我們看到,八十年代,鄧和胡趙本來企圖調和這兩股勢力,但不幸的是,他們自己最終在八十年代也分道揚鑣了。鄧站陳云這邊,趙站民主派這邊。

我個人認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實是:當權派整民眾遠遠比民眾整當權派來的殘酷。主流說法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只強調當權派被整。這很不合事實。

更加荒誕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學生領袖其實后來是被毛本身關起來的。但一直沒判刑。鄧上臺后把他們正式判了。但他們反而怨鄧不怨毛。的確很荒誕。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積鎮壓。當時每天墻上都貼著很多死刑名單,每個名字上都打個醒目的紅叉。我每天走街上看過去,看不見具體名字,但是看見一排墻上,很多叉。

毛的這些創造,實際上來源于中國法家的法術勢。毛自己就承認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當年毛還搞群眾運動,評法批儒。包括我,都是在毛當年的號召下才讀韓非子的。我的古文能力也是被那時毛培養的。你看了韓非子你就知道,韓非子確實是集整人的集大成者。我在西方的著作中從來沒有看到媲美韓非子的權術著作。我認為,只要是理想主義者,都對人性有高調的預期。但我認為毛對人性就完全沒有信心。但你很難說毛是個徹底的政治流氓,他還是有一定的理想主義性格的。但是很難去定位,在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和徹底的流氓之間,有很廣闊的空間。

可以發現,毛寧可犧牲自己的道德魅力,也要選擇智力高點。比如,當年反右時號稱的陽謀論,他宣稱這些都是他早就計劃好的。這么一說,他不完全就是個政治流氓嗎?但毛為什么要這么說?我認為毛一開始并沒有想到后來,他一開始的確是真心希望群眾給黨提意見的,也就是說,毛沒有他自己講的這么壞。但他不知道這樣講對他的道德形象的破壞嗎?原因是,他不能容忍別人對他智力上的懷疑。斯大林在《君王論》上有這么一條批示:“令人恐懼比受人愛戴更偉大。”我認為韓非子這本書的主題思想就是這個概念,毛的政治邏輯也是這樣。

我不否認毛的理想主義因素,但這對于歷史來說,太不重要了。

這一點,就是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是一個要面對的問題。


2015-08-25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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