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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阻撓鄧小平復出了嗎?
華國鋒阻撓鄧小平復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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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毛澤東之后,華國鋒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任職四年零八個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為權力核心實際主政,卻只有兩年零三個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來,官方對華主政兩年的評價盡管有貶有褒,卻貶多于褒。最權威的結論,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一正”:“在粉碎江 青反 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 個凡 是’的錯 誤方針,壓制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 復 老干部工 作和平反歷史上冤 假錯 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 護舊 的個 人崇拜的同時,還制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 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此后,只要論及華 國 鋒,相關著述幾乎無一不以此為基調;一些著述還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負面評價:“阻撓和拖延恢復鄧小平工作”、“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搞‘洋躍進’”,等等。

  

      很長時間里,筆者相信“一正四負”的評價。近些年來閱讀更多史料和口述回憶后,筆者發現:“一正”的結論過輕,“四 負”和衍 生的負面評價不少有違事實或過于武斷。

  

華去世后,官方評價有了變化。新華社發表經官方審定的華的生平,有幾點同從前大不一樣的說法:關于粉碎“四 人幫”,不只說“有功”,而稱華“提出 要解 決‘四 人幫’的問題,得到了葉 劍 英、李 先 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和支持”,“起了決定 性作用”;關于平反冤 假錯 案,不再說“拖延和阻撓”,而說他“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關于經濟工作,不再說他“求成過急”,而肯定他“動員組織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各項工作”,“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此外,還提及華在“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動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進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拋開意識 形態 色彩不說,至少在事實方面,這次評價還算客觀。至于推行“兩個凡是”、壓 制 真理標準討論、制造和接 受“新的 個人 崇拜”等等說法,新華社的生平未置一詞。這可能是格于對已故者悼念、避諱的人倫和慣例,未必是官 方改變了結論。

  

      華國鋒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評價。但蓋棺卻并未論定,關于華國鋒,還有許多事實需要還原。

 

粉碎“四人幫”

 

      關于粉碎“四人幫”的歷史,坊間說法甚多,但不少屬道聽途說、以訛傳訛。在缺乏更多公開文獻的情況下,就決策層而言,三位直接當事人——即華 國 鋒、李 先 念、吳 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視。

  

      1980年11月29日,李 先 念在政治局會議上曾談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 人幫”的斗 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李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么時候解決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 帥,征求他的意見,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李去北京西 山,向葉轉告了華的意見。

  

      吳德在自述里說:1976年9月11日,華去李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 黨、亡 國、亡 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托。這個情節,吳 德不是當事人,大概他是從華那里得知的,因為吳在自述里說過,華同葉、汪 東 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1999年3月9日,張 根 生向華詢問粉碎“四人幫”的經過。華告訴張: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 謀 篡 黨 奪 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去西山轉達了華的意見。

  

      另一位重要當事人葉 劍 英,沒有公開的口述和回憶。只有熊 蕾(熊 向 暉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抓捕“四人幫”后的第六天,葉 選 基(葉 劍 英之侄)請熊 向 暉到王 震 家中,他和劉 詩 昆(葉 劍 英前女婿)向王 震和熊 向 暉講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葉 選 基說,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 先 念突然造訪葉 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葉 選 基不是當事人,想必是葉 劍 英告訴了他,他再告訴熊 向 暉和王 震,熊 向 暉又告訴了熊 蕾。這個拐了幾道彎的敘述,也許算是一個來自葉 劍 英方面的佐證。2007年出版的《葉 劍 英年譜》記載:9月24日,葉 劍 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 先 念 談話。李轉達華的意見:請葉帥考慮什么時間、以什么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

  

      三位當事人的口述,熊 蕾披露的葉 選 基的敘述,以及《葉 劍 英年譜》的記載,對事情的時間、情節的說法不盡相同,但主要情節是一致的:華先找李,通過李找了葉。這表明,正式提出解決“四人幫”動議的是華。

  

      關于解決“四人幫”問題,毛逝世前后,葉 劍 英在黨內元老和軍方將帥之間有過私下議論,可以說早有醞釀和考慮。當華委托李轉告此意后,葉與華一拍即合。葉以其軍方元老的資歷和豐富的政治智慧,憑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 共中 央副主席、中 央軍 委副 主席),在黨政軍各界具有極高威望。他同華聯手解決“四人幫”問題,堪稱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 治局成員一共16位,除王 洪 文、張 春 橋、江 青、姚 文 元外,劉 伯 承因病重、吳 桂 賢因被疑為江 青的追隨者不曾與聞此事,汪 東 興、陳 錫 聯、吳 德、紀 登 奎、陳 永 貴、蘇 振 華,都是華先后分別商談或打招呼的。這些政 治局成員都贊成或基本贊成華的提議,汪、吳、陳(錫 聯)、蘇的態度尤其堅決和積極。

 

      解決“四人幫”的方案,也是華分別同葉劍英、汪 東 興、吳 德、陳 錫 聯等人商談的。據華回憶,他“親自和葉帥直接商談了多次”,并找了汪談話,“還與汪商量了各項詳細的準備工作”。華“還親自找了北京市 委吳 德、吳 忠談話,指示他們要堅決防止北大、清華等學校的學生因不明真相,受謝 靜 宜、遲 群的煽動上街鬧事”。

  

      2000年5月20日,《李 先 念 傳》編寫組人員訪問華,華說得更具體:(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李 先 念、吳 德、陳 錫 聯、紀 登 奎和陳 永 貴參加,我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還說:9月21日,葉 劍 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采取隔離審查措施后,征求李 先 念等人的意見。9月26日,華在國務院小禮堂,向李 先 念、吳 德轉告了對“四人幫”采取隔離審查的考慮。李、吳均表支持。三人還分析了形勢以及解決“四人幫”的時間。《葉 劍 英年譜》記載,華、葉兩人有三次密談,時間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吳德的回憶最為詳細,不僅印證了9月16日和26日華同李和他兩次商談的情況,而且敘述了10月2日、3日、4日,華同汪 東 興和他分別多次商議行動細節的經過。吳 德還提到華約見耿 飆,指令他進駐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新聞單位的情況。耿 飚的回憶,也詳述了華指示他控 制電臺、電視臺的經過。

  

      10月6日晚8點,華、葉主持,汪指揮,中央 警衛 部 隊對王 洪 文、 張 春 橋、江 青、姚 文 元、毛(遠)新予以抓捕,宣布對其隔離審查。吳 德指揮北京衛 戍區部 隊,抓捕了遲 群、謝 靜 宜、金 祖 敏。耿 飆率北京衛戍區部隊,控制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隨后,華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議,決定華為中 央主 席、中央 軍 委 主席。

  

      1978年11月,華在一次談話中概述過事情的經過:“毛逝世后,當時中央政治局根本開不成會,一開就鬧。每次去人大會堂開會,不知道要發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葉帥、先 念同志商量,這樣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幫’及其主要骨干抓起來。抓‘四人幫’時,問東興同志八 三 四 一部隊有沒有把握。抓王 洪 文、張 春 橋是我和葉副主席找他們來開會,由八 三四 一部隊執行的。姚 文 元當時住在外面,由北京 衛戍 區警 衛;如果八 三 四一 部隊去抓,可能會同衛 戍區部 隊發生沖突。當時同吳 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陳 錫 聯同志的工作,通知吳 忠 去執行。陳 錫 聯下了命令,要吳 忠一切行動聽吳 德同志指揮。遲 群、謝 靜 宜、金 祖敏等也是吳 德抓的。”

  

      從提出動議到分別溝通,從商量方案到坐鎮主持,華是抓捕“四 人幫”行動所有環節的主導者,絕非僅僅“有功”,而是“起了決定性作用”。

 

阻撓鄧復出?

 

      一個流傳至今的說法,稱華堅持“批 鄧”、阻撓和拖延 鄧的再次復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說明,事實恰好相反。

  

      據吳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后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宣布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會后,李 先 念、陳 錫 聯、吳 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鄧,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愿望。華宣布請鄧出來工作,葉 劍 英起了關鍵作用,但這并不能反證華“阻撓和拖延”了鄧的復出,而正好說明華接受了葉的提議。

  

      事實上,粉碎“四人幫”之后,鄧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據葉 劍 英辦公室主任王 守 江回憶,粉碎“四 人 幫”之后,葉向他傳達中央的指示,為鄧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給鄧 小 平送閱中央文件。王 守 江說的是“傳達中央的指示”。鄧的女兒毛 毛在回憶錄里也說,是“中央作出決定”恢復鄧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決定”,不可能不經過作為中 央主席的華同意。

  

      毛毛的回憶與王 守 江的敘述有一點不同。王說給鄧送閱文件,是葉安排鄧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據毛毛的回憶和《鄧 小 平年譜》,鄧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說第一批文件是送到醫院的,這比王 守 江說的時間,早了近兩個月。鄧患前列腺炎、嚴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進解 放軍三○一醫院。毛毛稱,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決定,恢復鄧看文件。12月16日,華、汪 東 興批示同意為鄧進行手術治療。據《鄧 小 平 年譜》,鄧住院期間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聽取華、葉、李、汪介紹粉 碎“四 人幫”的情況。

  

      恢復閱讀文件,批準實施手術,高規格的集體面晤,對尚是“待罪”之身的鄧來說,不只是生活和醫療待遇的改善,更是政 治上的松動。很可能華和高層這時已經知會鄧,請他重新出來工作。

  

      鄧閑居西山時,好幾位政治局成員曾前往探望。前引吳 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 先 念、陳 錫 聯去西山看望鄧,明確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愿望。蘇 振 華、倪 志 福也曾去西山向鄧匯報上海的工作情況。蘇對鄧說:現在“四人幫”粉碎了,全國清查“四人幫”篡 黨 奪 權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形勢很好,你出來工作的條件也成熟了,請你盡快出來領導我們工作吧!鄧說:我也老了,前臺工作還是由華 國 鋒同志和葉帥他們去做吧,我可以給你們當個顧問。蘇、倪連忙表示:你要出來就不是當顧問,你水平高,經驗豐富,毛主席早有評價,我們都擁護你。

  

      政治局成員看望鄧,不會是個人行為,沒有高層決定恢復鄧的工作的背景,斷不會作出這種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 鑫向中央理論學習組傳達華在1月6日政治局會議的講話:“關于鄧的問題,在處理‘四人幫’問題的過程中反復考慮過……鄧的問題是要解決的,實際上也在逐步解決。”“鄧的問題,在揭 批‘四 人 幫’的過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來工作的問題,應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頭腦要清楚。”1977年3月14日,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也告訴與會者:中央在決定解決“四人幫”反黨集團問題的時候,認為鄧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這些材料表明,華沒有“阻撓”鄧復出,而是早已決定恢復鄧的工作。至遲到1977年初,鄧的重新復出只是時間問題。

  

      華和高層的打算,是過一段時間再恢復鄧的工作,而不是馬上讓鄧出來。但這不是“拖延”,而是華和高層的一種策略考慮。抓捕“四人幫”和華繼 位,是中 共 歷 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權 力更替。執 政以后,中 共 高層權 力的變更從來都由毛決策,毛作出的決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欽定華出任第一副 主席、國務 院 總理,雖然有向華交班的意圖,但從無解除王 洪 文、張 春 橋、江 青、姚 文 元 職務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鄧小平的矛盾日趨激烈時,毛曾指責江青等人搞“四 人 幫”,說過要“解決”江 青等人的問題。但是毛認為江 青等人“問題不大”,而且話里有話地告誡“不要小題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華等人就抓捕毛的遺 孀和毛倚重的幾個人物,嚴格說來,的確是一次非程序的強力行動,不能不說冒著極大的 風險。抓 捕“四 人幫”之后,海外即有華搞“非毛化”的輿論,國內也有華搞“右 派政 變”、“宮 廷政 變”、為鄧“翻 案”的流言。“批鄧”畢竟是毛的意旨,撤銷鄧的職務也是毛作的決策。華和高層不能不担心,剛剛抓捕了毛的遺孀,又馬上停止“批鄧”、恢復鄧的工作,極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實“非毛化”和“政變”、“翻案”之類的說法,引發華和高層背離毛澤東遺志的更多非議,威脅新的權 力核心的鞏固和 國 內政 局的穩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解決鄧的問題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華說:“現在有人不主張這樣搞,主張打倒‘四人幫’后,小平馬上就要出來工作。如果一打倒‘四 人幫’,鄧就要馬上出來工作,可能要上‘四 人 幫’一個大當……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鄧出來工作,那么四號、五號文件,毛處理的這些問題,還算不算數?這樣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的遺志?”華事后也曾解釋:“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復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 人 幫’及其余黨 利用這個問題進行 反 革 命活 動的任何借口,從而有利于 穩定全 國的 局勢,有利于對‘四人 幫’斗爭的全局。”極力主張恢復鄧工作的葉 劍 英當時也說過: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提的,政 治 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后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 廷 政 變了。葉還說,小平晚一點出來,也可以顯示華的能力。現在粉碎“四 人 幫 ”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樣呢?還要讓群眾看一看嘛。可見,經過一個過程再恢復鄧的工作,不是華一個人的意思,而是高層的共識。

  

      出于策略的考慮,華和高層一方面暗中準備鄧的復出,另一方面則公開維持了“批鄧”的口號。事后看來,華和高層或許有些過慮,對人心向背估計不足,但絕非“拖延”,更不是要“堅持‘批鄧’”、蓄意“阻撓”鄧復出。抓捕“四人幫”之后,華的公開講話只提過一次“批鄧”。1976年12月25日,華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說“四 人幫”“對 抗”毛 主席、黨 中央的指示,“批鄧 另搞一套”。這大概是高層領導人最后一次公開提及“批鄧”。至于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從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見“批鄧”的字眼。原因不難解釋:1977年1月中央已經決定解決鄧的問題。既然要恢復鄧的工作,當然不會再提“批鄧”。所以,說是繼續“批鄧”,其實不長,三個月而已,而且沒有什么實際動作。后來對華的指責,是把事實放大了、說重了。

  

      由于黨內有要求鄧復出的呼聲,華和高層打算1977年1月召開一次中 央 黨 政軍 負責人會議,向高級干 部交底。李 鑫后來說:“我記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議要有步驟地解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到1977年1月時,中央已決定請小 平同志出來工作。當時中央準備召開一個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的會議,交一個底,要我們為華同志起草一個講話提綱。我記得我向參加起草講話提綱的同志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傳達了中央已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陰差陽錯的是,這次會議后來因故推遲了。不然的話,還在1977年1月份,華就會向黨內高級干部“交底”,那樣,也許就不會導致后來中共內外的紛紛議論了。

  

      1977年春天,呼吁鄧復出的聲音更加強烈,已經形成一種輿論氛圍。3月份,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向與會者解釋:“現已查明,有那么一小 撮反 革 命 分子,他們的反 革 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后攻擊我們違背毛的遺志,從而煽 動推 翻 黨 中央,‘保王 洪 文 上 臺’,為‘四 人 幫’翻 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去讓鄧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就可能把揭批‘四 人幫’的斗 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

  

      就在這次會議上,華宣布:“‘四人幫’對鄧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比如,他們誣蔑鄧同志是天 an 門 事 件的總后臺,經過調查,鄧根本沒有插手。”“我們的方針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多做工作,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同志出來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事實上,鄧正式復出之前已經參與最高層決策。華后來說過:“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鄧的兩封信,實際上是就鄧的復出向全黨“打招呼”。7月,鄧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所有職務,正式復出。

  

“兩個凡是”的由來

 

      華國鋒最受詬病的,就是“兩 個凡 是”的問題。“兩個 凡是”,華當然脫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長期流行的一些說法那么簡單。

  

      1977年1月,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年初開始,北京許多市民已經到天 安 門 廣場送花圈,寫詩詞,貼標語。除了紀念 周 恩 來,很多內容涉及天an門 事 件和鄧小平,表達了對高層的不滿。1月6日,政 治 局召開會議。華肯定“小 平同志的 問題,要解決,但不要急”。關于天an門 事 件,華承認“此事確實受到‘四 人幫’壓制”,甚至說“事 件是壓出來的”,但也說“確有少數 反 革命”。他強調此事“毛 主席 有指示”,“一定要說毛主 席指示錯了,會在 群眾中引起很大 爭論”。對這些動向,華顯然不滿,但態度卻比較溫和容忍。對天 安 門 廣 場的情況,他表示“悼念周總理,貼大字報,送花圈,讓他送”,還說“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緊,要引導,領導這一層要講清楚”。總的精神,華是要求“服從同‘四 人 幫’斗爭這個大局”,“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把刀子不能丟”。華和高層不是不解決兩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層設想的步驟解決,以免干擾高層預設的“大局”,其關鍵是不能“損害毛主席”。這是華和高層的政 治底線。

  

      第二天,汪 東 興指示李 鑫組織寫一篇社論,注意引導大家學文件,把對天 an 門 事 件、鄧 小 平問題的注意力轉過來。文件指的是《論十大關系》和華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這大概是汪落實華“要引導”指示的第一個動作。

  

      1月8日,李 鑫召集中央理論學習組布置任務。過了幾天,情況有變化。14日,汪布置新任務,為華起草兩個講話,一個是在小范圍內談談小平同志問題,一個是在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李 鑫向理論組作了傳達。“小范圍”就是前述高層準備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華要在會上講話,要求準備一個講話提綱;學大慶會議則是將在4月份召開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華也要講話,要起草一個講話稿。李 鑫還強調要批小道消息,狠駁分 裂中 央的言論。所謂“小道消息”、“分裂言論”,指的是社會上關于鄧和天an 門 事 件的輿論。社論稿的起草因此擱置下來,理論組轉而起草華的講話提綱和講話稿。

 

      1月17日,李 鑫主持討論講話提綱的起草問題,講了這樣一些意見:現在人們提出的問題,一個是鄧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an 門事 件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大局講起;干部和群眾的言論和行動要服從中央的整個戰略部署。還說:要講高舉毛的旗幟,處理這兩個問題要肯定毛主席正確,不能損害毛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見,理論組寫出了講話提綱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論組討論修改第一稿。在李 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寫了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這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

  

      為什么寫了這樣兩句話?李 鑫后來說:“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 定 局勢,就要高舉毛的旗幟,不能講毛有錯誤,不能提‘批 鄧、反擊右 傾翻 案 風’是錯 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么說也說不圓滿。由于我強調了高舉毛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兩個凡是’的提法。”這說明,“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針對的不是鄧復出,而是當時有關鄧復出和天an 門 事 件平反的社會輿論。

  

      講話提綱稿修改到第四稿,情況又有變化。高層原擬召開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不開了,改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2月3日,李 鑫再次召集起草者開會,傳達汪的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 鑫還說,汪 東 興要求把講話稿中關于“高舉”的那些話加到社論里去。“高舉”的那些話,就包括“兩個凡是”。汪顯然此前看過已經起草的稿子。

  

      理論組再次回過頭來修改社論稿。按照汪的指示,李 鑫要求起草者將講話提綱里“高舉”、“維護”的意思加到社論稿里面。“兩個凡是”的提法就這樣移植到了社論稿里。當然,不是原封不動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話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社論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 鑫將稿子報送汪。汪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 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再批示:“可以發兩報一刊社論,請耿 飚、朱 穆之、李 鑫、華 楠、王 殊同志閱辦。”但只有李 鑫在這個批件上畫圈,沒有聽取其他幾位的意見。據李 鑫后來的檢討,是他沒有同宣傳口和兩報一刊的負責人商量,就直接報汪審批了。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社論最后說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成為“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

  

      上述經過說明,這個經典表述不出自華。華說沒說過“凡是”呢?說過,但與這個經典表述的背景或詞句并不一樣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談話。談到揭批“四人幫”問題,華說: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比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的,某演員不好,可以換人。在這里華針對的是揭批運動的具體問題,提醒揭批“四人幫”不要觸 及 毛澤東。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說:“全 黨全軍 全國各 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這個講話,就是前述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那個稿子。講話里“兩個凡是”的表述,與兩報一刊社論不完全一樣,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據華說,講話稿和社論稿分別經政治局討論或傳閱同意。

  

      不久,華就感覺他的講話有毛病: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講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華并非“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后才感覺有毛病的。幾乎所有人都忽視了一個事實,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后,華再未提過“兩個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可以說,作為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到這時實際已經終結。說華“堅持‘兩個凡是’”,不是事實。至于“文革”之后維護毛的理論和實踐,則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政 治 觀念和政 治心理,很難也不應該以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來概括。

  

      有一點需要澄清,“兩個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實指向,至少沒有反對鄧復出的意思。最早質疑“兩個凡是”意在阻止鄧出來工作的是鄧 力 群。據鄧 力 群回憶:“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當天我沒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年輕人朱 佳 木來找我。他說,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我說,我沒看,有什么事嗎?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 震,把這個意思說了。王老說他沒注意。我對他說,這‘兩個凡是’里面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沒過幾天,王 震同志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地說,有一個社論,講‘兩個凡是’,據說是一個理論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還點名批了李 鑫。接著王老找鄧 小 平反映。”據《鄧 小 平年譜》記載,1977年2月,王 震去看望鄧小平。鄧表示了對“兩個凡是”提法的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列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王震看望鄧,很可能就是去反映“兩個凡是”問題的。

  

      鄧力 群顯然有誤解。如前所述,華和高層已經在考慮和安排鄧出來工作,不可能發表一篇社論去阻撓鄧的復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釋社論發表之后華還要宣布準備恢復鄧的工作呢?還有一種說法:提出“兩個凡是”是為了繼續“批 鄧”。這更無從談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層就停止了“批鄧”,怎么會用“兩個凡是”去維持一個已經廢止的口號?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被認為是華的主要錯誤之一。但是說到具體情形,幾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講的汪 東 興;至于對華,只有簡單的政 治結論,事實則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政 治 局連開九次會議批評華。胡 耀 邦在發言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對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覺得 國 鋒同志不積極,不熱情,不公正。我當組織部長以后,國 鋒同志公開地同我講哪一個人不能解放,這倒還沒有,我總要講一個公道話,從一九七八年以后,確實沒有過。但是,我經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況,他總是說,哎呀,這個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這種情況。”華主政時期,胡 耀 邦是中 組部 部長,又曾經與華共事,對華比較了解,他的評論應該有分量。胡 耀 邦說得很清楚,華沒有反對解放哪個老干部,只是“不積極,不熱情”。“不積極,不熱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撓”當然不是一回事。

  

      事實上,一些史料和口述,還反映出華的另一種狀況。以胡 耀 邦本人為例。1976年“批 鄧”運動中,胡 耀 邦受到嚴厲批判,已經被邊緣化,在家中賦閑。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華、汪 東 興曾找他談話。談什么,胡沒有說。據耀 邦女兒滿 妹的著述,華找耀 邦談的是請他出來工作的事情。滿 妹回憶,抓捕“四人幫”后,經葉 劍 英提議,華親自登門看望耀 邦,請胡到中央黨校工作。胡婉拒了,華登門無果。1977年2月26日,華再次邀胡到中 南 海商談工作問題。這次是華、汪一起同耀 邦談的,華告訴胡:中央黨校即將恢復,請胡去黨校主持工作;胡仍不從。后來是葉 劍 英出面,胡才答應。

  

      胡績偉的出山,也是華親自出面。胡 績 偉“文革”前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文革”中作為“走資派”打倒。1975年,胡到國務院政研室工作,沒有安排任何職務。1976年10月底,經人舉薦,華專門找胡 績 偉談調回人民日報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勝任為由推辭。據胡回憶:“華笑著對我說:‘你能力差?你難道還不如那個草包總編輯(指《人民日報》前主要負責人——引者注)高明?’華是老實人,說的是真心話,他的激將法對我還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氣地說:‘當然,我比他高明!’華說:‘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無言以對。華說:‘好,中央決定讓你回去,明天就去報社上班!’我只好服從。”

  

      張愛萍的復出,同樣是華親自召見談話的。張“文革”前任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文革”發動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 捕 入 獄,1972年4月方出 獄。1975年初期復出,任國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鄧”運動中再次被打倒。據張 愛 萍之子張 勝記述,粉碎“四人幫”之后,華召見張,告訴他:專委現在由他來接。華和葉帥商量過了,相信張一定能把“兩彈一星”抓上去。華還說,通過1975年,他就看出張 愛 萍來了。張 勝還記述了華對張 愛 萍一番頗為坦誠的談話。

 

      胡 耀 邦、胡 績 偉、張 愛 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資派”,胡 耀 邦、張 愛 萍還在剛剛過去的“批鄧”運動中被誣為鄧 小 平的“黑干將”。華以中央 主席、國務 院總理、中央 軍 委 主席的身份,或登門,或約見,求賢若渴,一片誠心,不僅沒有“阻撓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積極,不熱情”。

  

      粉碎“四人幫”之后,調整了一批省部級領導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資深官員即“老干部”或被啟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領導人華不會沒有關系。在解放老干部的問題上,華未見得都“不積極,不熱情”,他曾對中組部部長耀 邦說:“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來?為何不能互相諒解?習 仲 勛、宋 任 窮出來不是很好嗎?周 惠要到內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邊多年,為何不讓出來?怕舉逸民。這些都是無產階級的逸民。”

  

      平反冤假錯案,華也不是毫無作為。據圖 們、祝 東 力的著述,內蒙古最大的冤案“內 人 黨 案”的復查平反報告,就是華親自修改和審定的。報告上送四天,中央就批復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華親擬的。據曾 志的回憶,耀 邦在中組部召開冤假錯案的案例座談會,是華批準的。

  

      “六 十 一人 叛 徒 集 團”是“文 革”的重大冤 案之一,由于“欽 點”而極難復查平反。1975年,鄧 小 平主持工作時曾試圖解決,因阻力太大無果而終。耀 邦上任中組部后,即提出復查此案的請求。主管專案的副主席汪 東 興再下“禁 令”:“六 十 一人”的問題是毛和黨中央批準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耀 邦堅持復查,并得到鄧 小 平的支持,也得到華支持。華指示:“六 十 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央組織部進行復查,向中央寫個報告。”耀 邦當年說過:華主席對我說,看來六 十 一個人的問題是可以復查的。讓我們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醞釀。“六 十 一人案”終獲平反,首功當推耀 邦,一些元老和中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沒,同樣也不能不肯定華的作用。

  

      華對上述兩樁重大冤案的處理,固然不能說明所有問題。但是,簡單地以“拖延和阻撓”來判定華對解決冤假錯案的態度,恐怕也不公道。

 

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

 

      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肯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也被認為是華的一大錯誤。應當承認,華維持了這些口號,這表明他至少相當程度上沒有脫出毛晚年意識形態的窠臼。但是通觀華的政治實踐,事情不像人們批評的那么簡單。

  

      華的方略是“抓綱治國”。“綱”是毛的語言,指的是“階級斗爭”。但是細察華說的“階級斗爭”,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幫”。《人民日報》稱:“我們當前的主題,當前的綱,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幫’。”華“抓綱”的目的在于“治國”,他沿用毛的話,特別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批‘四人幫’中要貫徹主席說的‘抓革命,促生產’,過去‘四人幫’誰說‘抓生產’,他們就說‘唯生產力論’……我們現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產’。”雖然依舊是“抓革命、促生產”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產”,畢竟與“只革命、不生產”或“重革命、輕生產”不同。對國民生活,華也相當關注。甫一粉碎“四人幫”,召開財經工作會議,華要求“把暫時的困難渡過去,而且要把群眾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眾生活要搞好,市場一定要搞得更好”,囑咐“明年市場要安排好,元旦、春節要安排好一點”,“輕工業這兩個月不要放松”;還提議明年要解決工資問題。

  

      “文革”之后召開的第一個全國性會議,是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主題是恢復和發展農業。華否定了“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發展生產力:“革 命就 是解放生產力。粉 碎‘四 人幫’這場大 革 命,清除了破壞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大禍害,被‘四 人 幫’長期壓抑的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生產積極性迸發出來,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大有希望了。”語言雖然充滿意識 形態 色彩,但透露出來“抓生產、抓生活”的意向。華主政兩年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性會議,主題都是計劃、生產、科技、教育、財貿、引進等業務,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1977年3月全國計劃會議,3月中央工作會議(議題之一是商定當年的國民經濟計劃),4月到5月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11月到12月全國計劃會議;1978年2月到3月五屆人大一次會議(議程之一是討論《發展國民經濟的十年規劃》),3月全國科學大會,4月到5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6月到7月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7月到9月國務院務虛會。

  

      按照官方敘述,“重點轉移”是“文革”之后的歷史性轉折,而這個戰略是鄧 小 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還把它說成是與“兩個凡是”較量的結果,若隱若現地劃出一條華與鄧小平對立的線索。事實并非如此。

  

      問題是從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時間提出的,追溯起來,最早還要說是華在中共十一大作的報告。華和高層的設想,是揭批“四人幫”的清查運動在年內或稍長一點時間“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入系統地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反動世界觀”,“是長期的更為艱巨的任務”。即揭批“四人幫”分為清查和理論批判兩個方面,清查運動大抵在1977年內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長一段時間;理論批判則作為長期任務進行。

  

      十一大后,協助葉 劍 英主持中 央軍 委工作的鄧 小 平,從軍隊工作的角度考慮早些結束揭批運動,盡快將軍 隊的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8月23日,復出才一個月,鄧 就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透露了這個意思:“華提出當前揭批‘四 人 幫’的斗爭是我們的綱,而且一定要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但這總也有一個時間限制嘛,這就是說某個時期總有某個時期的綱。”鄧沒有直接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甚至還說“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以階級斗爭為綱,這是肯定的”,但強調的重心是“某個時期總有某個時期的綱,某個部門總有某個部門的綱”。或許應該更多從政 治 策略的角度理解鄧的想法,其意圖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體的方式,淡化和置換“階級斗爭”的“綱”。

  

      其實華也在考慮結束 揭 批運動。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內或稍長一點時間,分期分批結束清查運動。有人要求把清查運動的時間延長一點,華沒有同意,要求還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不知何故,高層并未宣布結束運動,倒是提出“把揭 批‘四人 幫’的斗爭進行到底”。“底”在哪里?時過九個月,鄧 小 平舊話重提。1978年9月,鄧在東北同沈陽軍區負責人談話,透出對運動過久的不滿:對運動,你們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運動不能總這么搞下去吧?運動搞得時間過長就厭倦了。有的不疼不癢,沒個目的,搞形式主義。

  

      鄧 小 平回京后,很可能與華作過溝通。10月9日,華同“毛著編辦”幾位負責人談話,提到鄧經過沈陽時,李 德 生反映基層群眾對運動有些厭煩。華還說,鄧在東北提出了軍隊結束運動的五條標準。華這時提出的問題與鄧大致相同:現在揭批“四人幫”運動從全黨全國全軍來看,怎樣估計分析,什么時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這個底怎么算?在他看來,從理論上批林 彪、“四 人 幫”還可以搞若干年,但這不好把全黨全軍全民全體卷入到里邊來,多數人怎么辦?應該轉向新的任務、奮斗目標。華很清楚,加快經濟建設,加快四個現代化,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這是全國人民關心的事”。華考慮,就在這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結束運動。迄今為止,這是所見最早提出結束揭批運動、把“轉向新的任務”作為會議議題的材料。高層就此征求了各地負責人的意見,中央常委商議了此事,政治局開會討論做出了決定。會議前夕,1978年11月5日,華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談話,告訴他們:“明確明年一月一日就轉。堅決轉。征求地方同志意見,常委議了,政治局開會也談了,大家都一致贊成,再不轉,工作就耽誤了……基于這個分析,提出重點轉移。”到1978年冬,在“重點轉移”的問題上,華與鄧沒有根本性分歧。

  

      華唯一有些顧慮的,是如何提政 治 口號。他的想法,“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或者“提揭批‘四人幫’為綱”,在這個“總口號”之下實現“重點轉移”。這種“兩張皮”的策略,透出華內心的某種障礙。作為毛欽定的接班人,又長期接受了意識 形態的灌輸,華時刻 担心觸碰 毛,反復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為了貶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從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來,根本不是這個意思。”華未必真的想繼續進行過去那種“階級斗爭”,很可能想以此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 識形 態層面和政 治層 面有違毛 澤 東。這一點,華的確不如久經沙場因而謀慮深遠的鄧 小 平。就這次會議而言,大概也只是在這一點上,華的意見與鄧稍有差異。1978年11月10日,華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 批 ‘四 人 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但華的講話既沒有提“階級斗爭為綱”,也沒有宣布停止“階級斗爭為綱”,繞開了這個敏感問題。


2015-08-25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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