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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勁旅十九路軍為何從擁蔣轉向了反蔣
抗日勁旅十九路軍為何從擁蔣轉向了反蔣
南方都市報     阅读简体中文版

[導讀]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戰是十九路軍從擁蔣轉到反蔣的分水嶺,這一戰使十九路軍出現根本轉變,除了因為戰前雙方長期積累了猜疑和不滿,更在于戰事期間雙方的認知差異與行為對立被人利用。

抗日勁旅十九路軍為何從擁蔣轉向了反蔣


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中)、軍長蔡廷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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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勁旅十九路軍為何從擁蔣轉向了反蔣


1929年,陳濟棠(右一)與陳銘樞(右二)合影

作者系歷史學者,華南師范大學教授

十九路軍是民國眾多粵軍中最有名的一支,其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粵軍第一師第四團,1930年7月正式成立十九路軍,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后名滿天下。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反蔣事變(亦稱“閩變”),旋即失敗、瓦解。

反蔣并不足奇,從1927年寧漢分裂后國民黨黨內黨外的反蔣活動就接連不斷。但十九路軍的反蔣有其特殊之處:其一,它以“毀黨滅國”的方式反蔣;其二,在1933年反蔣以前,曾長期擁蔣。從擁蔣轉到反蔣,十九路軍走過了一段較長的歷程。

“擁蔣最有力的廣東部隊”

對于十九路軍的長期擁蔣,不少時人印象深刻,丘逢甲之子丘念臺在其回憶錄《嶺海微飆》中就認為十九路軍“是擁護中央最久也最力的廣東部隊”。胡秋原在1937年5月也指出:“從東征到淞滬抗戰,十九路軍的前身部隊一直屬于蔣介石最忠實的支持者。他們數次把他從內戰的危難中拯救出來,幫助他進于現在的高位。”(H uChow -yuan,The N ineteenthR oute A rm y,A m erasia:A R eviewof A m ericaandtheFar E ast,vol.1,no.3,p.127-128)陳公博不僅提到了這件事,還歷數十九路軍領袖陳銘樞如何“擁蔣最力”:

他(蔣介石)趕許汝為,事前和他(陳銘樞)商量。招致唐孟瀟加入國民革命軍,派他當代表。囚胡展堂,使他安定廣東。而真如呢,的確也替蔣先生賣盡許多氣力,寧漢分裂,真如寧可放棄他的軍隊,也不贊成武漢而走南京,張桂軍圍攻廣州之役,完全靠他十九路軍,才反敗為勝。蔣先生在擴大會議之時,直是精疲力盡,也全憑十九路軍恢復濟南,才重安北方之局。(陳公博:《苦笑錄》,第196-197頁。以上“許汝為”、“唐孟瀟”、“胡展堂”、“真如”分別指許崇智、唐生智、胡漢民、陳銘樞。)

事實也的確如此。早在1925年第一次東征,蔣介石任東征軍總指揮,率黃埔軍校教導團、粵軍第一師陳銘樞旅等部出征時,身為東征總司令的許崇智向陳銘樞和蔣介石下達攻擊同一目標的命令,反常地不指定陳要受蔣的指揮。陳銘樞以為這是許對蔣“有意見”,主動表示“當然”受蔣指揮。同年9月,蔣介石借“廖案”驅逐許崇智,又得到陳銘樞的支持,陳還奉蔣之命“護送”許崇智下船赴滬。1926年“中山艦事件”發生前后,蔣介石與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的“蔣李交惡”之說時有所聞,中共方面對支持李濟深抗衡蔣介石也懷有某種期許,但由于陳銘樞明顯親蔣,李濟深抗蔣之說終未成為現實。

寧漢分裂后,1927年3月,在武漢陣營身膺要職的陳銘樞從武漢出走,到南京出任蔣介石的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副主任,并公開指責武漢“一方反共,一方又反蔣,人非狂惑,何為顛倒若此?”贊揚蔣介石為“黨之利器”,“本黨中央付以軍事全責,信任不渝”。(《申報》1927年8月8日)

1929及1931年,陳銘樞及十九路軍還有兩次重要的擁蔣行為。1929年3月蔣介石扣押廣東領導人李濟深后,作為李濟深之下第一號人物,陳銘樞不僅沒有積極設法援救李濟深,反而立即表態擁護蔣介石和南京中央。1931年4月底,因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古應芬、陳濟棠等密謀反蔣。就在這時,陳銘樞突然離粵赴港并宣布擁蔣。

蔣介石同樣視陳銘樞為忠實干部。1927年8月蔣介石北伐受到挫敗,撤退時陳、蔣同處一節火車車廂,蔣對陳殷勤備至。次年初,當蔣介石懷疑李濟深有“異心”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正在粵東的陳銘樞部的安危,密電陳銘樞“速將所部開來長江”。(《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第256頁)

擁蔣的背后及最初的裂痕

然而,在陳、蔣緊密結合以及十九路軍長期堅決擁蔣的背后,還有著外人難以察覺的另一面。

研究軍閥政治的海外學者齊錫生、陳志讓都認為“個人關系”在民國的派系中普遍而重要,是結成派系的基礎。田宏懋則認為蔣介石與其追隨者主要以五種個人關系來維系,分別是地域關系、家族紐帶、學校紐帶、結拜兄弟關系、保護-被保護人關系。而就陳、蔣關系而言,這種“個人關系”并不存在。

相反,十九路軍內部尤其是“三巨頭”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之間有著緊密的“個人關系”。十九路軍上層除戴戟(安徽人)等少數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廣東人,而且蔡廷鍇與區壽年、沈光漢、譚啟秀等幾位師旅長還都是廣東一個縣的(羅定)。早在1907年,陳銘樞與蔣光鼐就一起考入廣東陸軍小學,為該校第二期同學。后來兩人又一起升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和保定軍校。長期的同學和共事,使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陳銘樞對蔣光鼐一直以兄長視之。大約在1917年,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已相聚于林虎部的“肇軍游擊第一營”。此后,作為一個軍事組織,十九路軍的前身雖然屢經改組,但軍官們始終保持緊密的個人紐帶。到1927年寧漢分裂時,十九路軍的“團體”意識已相當強烈。

地域關系的欠缺以及陳銘樞的思想復雜也是十九路軍與蔣介石關系中的隱患。十九路軍是以廣東人為主體的軍事集團,親歷福建事變的陳祖康甚至斷言十九路軍“絕對不信任廣東以外的人”。蔣介石對陳銘樞的粵人身份也有疑慮,懷疑他已成為粵籍元老胡漢民在“軍隊之人”。與蔣光鼐、蔡廷鍇等較單純的軍人不同,陳銘樞興趣廣泛而思想復雜,這也不利于維持他與蔣介石的關系。

與其他反蔣者不同,十九路軍因長期擁蔣,其成為反蔣者的轉變過程也更長、更復雜。這一轉變主要是循陳銘樞和十九路軍兩條互相影響的線索而發展的。

1927年初,陳銘樞雖有“棄漢投寧”之舉,蔣介石對他卻已有“喜歡干預政治,卻不顧及他自己的軍事職責”的訾議。1929年3月末,陳銘樞聽說蔣介石重新起用張發奎,即致電提出反對。曾親見此電文的張發奎還記得陳銘樞在電文暗示“倘若蔣先生起用我(張發奎自稱),第十一軍將不會聽命于蔣”。蔣自信他與陳銘樞有“相處之道”,仍起用了張發奎。(《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第170-171頁)陳銘樞對此感覺失望甚至“受傷”是很自然的,這是他擁蔣態度動搖的最初心理基礎。

差不多在此同時,十九路軍也對蔣介石首次產生了明顯不滿。1930年8月,十九路軍逼近濟南,蔣介石令其原地待命,等其他中央軍到達后方準攻城。十九路軍強行攻下濟南后,蔣介石又任命韓復榘為山東省政府主席,使十九路軍占有一塊地盤的希望破滅。丘念臺認為十九路軍對蔣介石的怨懟就是從這時開始的。此時中原大戰正酣,蔣介石還需要十九路軍為他賣命,何以他會如此不智?

一方面,蔣介石必須籠絡韓復榘。韓復榘原是馮玉祥西北軍戰將,中原大戰前夕才倒戈投蔣,他與蔣介石的關系明顯比不上蔣跟陳銘樞及十九路軍的關系。為了穩住韓復榘并顯示充分的信任,哪怕意識到十九路軍有獲得山東地盤的愿望,蔣介石也要把山東地盤送給韓復榘。

另一方面,蔣介石還高估了十九路軍擁護“中央”的“政治覺悟”。十九路軍雖然打著“維護中央”和“戡亂”的名義請纓,其實是考慮陳銘樞、陳濟棠兩個軍事系統共處一省,發展空間有限。而為了部隊的生存與發展,蔣光鼐、蔡廷鍇也不能沒有地盤的想法。而對于地盤等問題的“計算”,由于個人關系的缺乏,蔣、蔡與蔣介石之間又只能意會,無法明白表達。不過,中原大戰一結束,蔣光鼐、蔡廷鍇就向蔣介石請辭,而且一辭再辭,還是以那個時代特有的方式表達了不滿。

擁蔣態度出現波動

1931年4月底,以蔣介石軟禁胡漢民為口實,廣東陳濟棠集團公開反蔣。陳銘樞本是廣東集團的重要一員,卻在反蔣一觸即發時突然離粵,公開表示他對廣東反蔣的不附和。后來,陳濟棠多次提到陳銘樞本是廣東反蔣密謀的參與者。如“粵變”發生兩年后,陳濟棠曾與陳銘樞討論起共同反蔣問題。會談后,陳濟棠感慨地對元老派陳融說:“我精神上對此人(指陳銘樞)究有不安之處,如前時我與渠及湘翁已經商得確確實實,而忽然逃去,此則令人莫測者也。”(《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9),第516頁)“湘翁”是對古應芬(字湘勤)的尊稱,而“商得確確實實”就是指在反蔣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不過,陳銘樞畢竟最后選擇了從廣州出走,而且就其在1931年3-6月間的一連串行為來看,他仍然是擁蔣的。3月2日,陳銘樞電請蔣介石設法阻止孫科離京。4月29日,陳銘樞又建議蔣介石將古應芬等“出京來粵之同志”電召回京,以挽危局。古、孫是此次廣東反蔣的支柱,蔣介石若能辦到,對廣東反蔣確可收釜底抽薪之效。5月1日,蔣介石以為陳濟棠沒有卷入蕭佛成等四監委的彈劾,對“粵變”不擴大還心存一線希望,陳銘樞又指明陳濟棠也已卷入。面對粵方的一再拉拢,陳銘樞一再堅拒,其左右更聲言“陳絕不出此”。

“粵變”發生后,十九路軍的擁蔣態度也出現了波動。5月6日,在香港的陳銘樞致電蔣光鼐,提出十九路軍“非至萬不得已”,對粵“總以免決裂為上策”。提到與粵方可能“決裂”,預示著十九路軍一定擁護“中央”。但在盡量避免對粵攤牌的要求下,蔣光鼐、蔡廷鍇可能另有想法。6月3日,蔣介石認定“蔣光鼐部下有異心附逆者”。第二天,蔣介石更斷定“蔣、蔡之部隊”已“變”。(《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1),第238、239頁)此時蔡廷鍇率部突然放棄興國,向贛州開拔,似乎是“脫離中央去靠拢陳濟棠”。(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第19頁)由于有陳銘樞盡力避免與粵決裂的指示,這些“異動”在其未攤牌前本來還可在此范圍內理解,但王大順等學者認為蔣光鼐、蔡廷鍇當時是想回廣東響應反蔣的,因陳銘樞來贛阻撓而放棄。果如此,則又表明蔣光鼐、蔡廷鍇對蔣介石已經動搖。

1931年6月5日,陳銘樞從日本回國,即被蔣介石任命為江西“剿赤”軍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重領十九路軍。陳銘樞承認到8月上旬自己已萌發反蔣之心。他在回憶中解釋了起意反蔣的原因:“對紅軍作戰不易;十九路軍長期轉戰,兵力漸感疲敝;東北自萬寶山案發生后,日軍蠢蠢欲動,強鄰壓境,東陲堪虞;蔣對軍事指揮,亦復低能,加以私心太重,賞罚不明。”(《陳銘樞回憶錄》,第72頁)然而他既沒有提到蔣介石執意起用張發奎等“舊怨”,也沒有提到早在數月前“粵變”時蔣光鼐、蔡廷鍇已試圖聯粵反蔣。

“九·一八”事變打斷了陳銘樞的反蔣計劃,而陳、蔣間的裂痕仍在擴大。在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要先平定廣東和“共匪”,才全力抗日,陳銘樞則聲稱廣東問題“決無不可調和之理”,“共匪”也可“設法招安”,蔣介石“面現不愉之色”,“經此次會議后,蔣之于陳,隔膜轉深”。(翰青:《陳銘樞搞閩變的癥結所在》,香港《春秋雜志》第269期[1968年],第9頁)

政局的演變進一步加劇陳蔣間的不滿和不信任。陳銘樞自告奮勇赴粵議和,并造成十九路軍北調衛戍京滬及由陳銘樞出任京滬衛戍司令的結果,既突出了十九路軍對大局的重要影響,也顯示粵方對源出廣東的十九路軍的信任。1931年10月,在十九路軍移防京滬問題上,蔣介石與蔡廷鍇又發生了摩擦。當陳銘樞來電詢問時,蔣介石罕見地發泄了一通對蔡廷鍇的不滿。無論蔣介石和蔡廷鍇之間發生了什么,陳銘樞都很難不受影響。陳銘樞、蔡廷鍇開始為十九路軍另謀出路,向此時已成為蔣介石“死敵”的胡漢民及粵系靠拢。

1931年12月,陳銘樞附和粵方對蔣介石下野的要求,提出“似亦暫避為宜”,蔣介石感慨“真如亦受若輩之迷乎?”(《事略稿本》(12),第455頁)在日記里更直斥陳“惟恐余退之不速也!”(蔣介石日記,1931年12月12日)蔣介石下野后,陳銘樞先后出任代理行政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及交通部長,又以京滬衛戍司令身份掌握十九路軍,位高權重,這不能不引起蔣介石的疑忌。蔣認定“使政治無狀至此,使官兵伙食不繼,使余愛國計劃遭此失敗”,“實陳銘樞一人有以誤之也”。(《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3),第81頁)

十九路軍為什么從擁護蔣介石向反對蔣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公開反蔣。圖為“福建事變”中參加“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的代表合影。


十九路軍為什么從擁護蔣介石向反對蔣


十九路軍參加淞滬抗戰(資料圖片)

蔣光鼐曾指出,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戰是十九路軍從擁蔣轉到反蔣的分水嶺。(蔣光鼐:《對十九路軍與“福建事變”的補充》,《文史資料選輯》第59輯,第117頁)這一戰使十九路軍出現根本轉變,除了因為戰前雙方長期積累了猜疑和不滿,更在于戰事期間雙方的認知差異與行為對立被人利用。

對淞滬抗戰的不同態度

在抗日問題上,十九路軍與蔣介石存在重大的認知差異。上海戰事打響后,十九路軍反對任何妥協退讓,堅持抵抗到底。蔣介石則主張“速了”和“不擴大”,無意與日方決戰。2月10日至12日,上海戰事出現短暫沉寂,南京即“令蔣、蔡勿戰,謂外交有辦法,蔣憤蔡懊喪,但下級仍主不退”。(《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7),第507頁)蔣光鼐、蔡延鍇在一年后的通電中承認,他們于“一·二八奮起淞滬之抗戰,并在戰中極力主張擴大事態,到處起而抵抗”。(《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政治(4),第426頁)南京方面則認為十九路軍“徑以個人虛榮心理迎接戰爭,太不考慮最高統帥部的整個戰略”。(黃旭初:《廣西與中央廿余年來悲歡離合憶述[20]》,香港《春秋雜志》第123期[1962年],第14頁)

在不同認知支配下,雙方各行其是,十九路軍一再調高此次抗戰之預期,蔣介石則有坐視不救或乘機打擊十九路軍之嫌。調高抗戰之預期主要是指十九路軍在戰時至少三次拒絕主動退卻。2月9日,何應欽、陳銘樞建議十九路軍后撤,蔣光鼐復電認為“遽然撤退,示弱于人”,“政府更受人民攻擊”。(《淞滬烽火———十九路軍“一·二八”淞滬抗戰紀實》,第251頁)2月27日,蔣光鼐終于下定主動后撤的決心,并已發布命令。張治中又担心后退于蔣介石不利,“中傷者則又將多所指責”,向蔣光鼐及蔣介石提出異議,最后蔣光鼐決定“誓死守原防地”。(《“九·一八”-“一·二八”上海軍民抗日運動史料》,第238頁)3月1日,蔣介石“密令十九路(軍)返昆山……但賢初尚堅持,大約總支持到三月三號”。(《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7],第517頁。)

至于蔣介石坐視不救或乘機打擊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延鍇的回憶已多有披露,甚至蔣介石方面后來整理的史料也有所透露。如參謀總長朱培德打算抽調駐海州的梁冠英部增援淞滬,蔣介石批示:“海州空虛,梁部萬不能調。”(《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1),第449頁)圍繞增援十九路軍的問題,據說陳銘樞曾與蔣介石當面鬧翻。2月23日,十九路軍參謀長鄧世增向蔣介石求援,蔣答以“各部隊均未集中,何能增援”?要蔣、蔡撤退。(《陳銘樞回憶錄》,第104頁)

對立與差異被放大

然而,對雙方關系“傷害”最大的還不是這些差異和對立本身,而是這些差異與對立被各種勢力利用和放大。

滬戰爆發前夕,蔣介石與汪精衛合作重執政柄,胡漢民和孫科先后下臺在野。失意的胡、孫極力利用滬戰煽動反蔣。對于調動張治中第五軍赴滬參戰,胡漢民、孫科不是認為蔣介石在與他們爭奪民眾,就是認為第五軍的增援與蔣介石無關。3月2日中方軍隊總退卻后,胡漢民聲稱蔣介石“先密令張、俞(指張治中、俞濟時)撤退瀏河,蔡廷楷(鍇)不知,迨蔡軍勢孤,乃不得不退”。(《胡漢民事跡資料匯輯》第5冊,第653頁)不啻說蔣介石有意借日本人之手打擊十九路軍。第五軍將領對此憤憤不平,3月9日,俞濟時向蔣介石報告“十九路(軍)駐滬人員聲稱此次全線撤退系因瀏河第八十八師部隊先行撤退”,“顯系別有作用”。蔣介石只好指明“先被(日軍)擊破之地區系小場廟、夏家蕩間”,(《事略稿本》(13),第379頁)這是十九路軍的防區,當然這一“澄清”可能再次被利用和攻擊。

“一·二八事變”期間,民眾狂熱的抗日激情也不利于十九路軍與蔣介石尋求共識。“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民眾對日本的憤懣之氣因中國軍隊不抵抗一直得不到宣泄。到“一·二八事變”爆發,十九路軍奮起抵抗,民氣始有宣泄之機,“民眾愛國激情的急升已超過五四運動或過去歲月中任何其他類似的事件”,連一向低調的胡適及其他知識分子亦深受鼓舞。(D onaldA . Jordan,C hina‘sTrial byFire:The Shanghai W arof 1932,U niversityof M ichiganPress,2001,preface)正是考慮到不能辜負民眾殷殷之望,加上抵近租界作戰有利,十九路軍才有進無退,一再拒絕主動后退。

滬戰末期,陳銘樞與蔣介石的裂痕急劇擴大。陳銘樞認為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師不參戰是蔣介石有意指使的,“是蔣介石破壞抗戰的最后一招”,他決心同蔣介石決裂。(《陳銘樞回憶錄》,第105頁)

“一·二八事變”同樣是蔣介石對十九路軍和陳銘樞從信任到不信任的分水嶺。3月起,蔣介石的日記也出現大量指斥陳銘樞的文字,如3月7日,蔣在日記中說:

真如之愚而庸,則我所知;真如之貪而奸,則我所不知;而真如之能為陳炯明第二,負恩罔上,膽敢異圖,是又我所萬萬不及料者也。……真如乃毫不自知,其為奸惡也,更形其愚庸而已,可嘆!(《事略稿本》[13],第365-366頁)

蔣介石開始對十九路軍進行分化瓦解。6月4日晚,他單獨接見十九路軍師長毛維壽,當毛表示接受蔣的“誨言”時,蔣認為“第十九路軍從此可免后患”。(《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5),第19頁)

十九路軍與蔣介石的政見分歧

“一·二八”抗戰后,至1932年10月陳銘樞出國赴歐前,陳銘樞、蔣光鼐、蔡延鍇等高層本來是有共識的,即十九路軍在福建“暫時維持原狀,不卷入國民黨派系斗爭的漩渦,專心致力于整頓全閩,作為將來反蔣的基地”。(《陳銘樞回憶錄》,第112頁)但不到一年半,“維持原狀及不卷入”就被放棄,這主要是因為陳銘樞的思想及陳銘樞與蔣介石的關系發生了急劇變化。

在辦理神州國光社期間(約1929-1930年),受王禮錫等左傾學者影響,陳銘樞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方面的書籍,逐漸改變政治傾向。旅歐期間,陳銘樞思想進一步左轉,“反對國民黨,也反對國民政府”。(《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第207頁)而蔣介石對陳銘樞的變化也有助推之“功”。在陳銘樞出洋前,鄧世增請蔣介石出面挽留,蔣介石僅答以“應尊重其自由,不必強勉”。(《事略稿本》[15],第570頁)陳銘樞回國前,通過汪精衛試探蔣介石的口風。蔣在答復汪的詢問時雖然表示沒有成見,但又反問現在是否為陳氏回國的最好時機?他有沒有急著回國的必要?明顯是不想陳氏回國。所以陳銘樞回國時已抱定決心與蔣介石決裂。

與陳銘樞不同,蔣光鼐、蔡廷鍇入閩后雖然也有一定的思想轉變,但遠不如陳銘樞那樣劇烈、決絕。蔣光鼐一向淡于政治,蔡廷鍇則像“職業軍人”,后者更有著較強的擁護“中央”心態。淞滬戰后,蔡廷鍇到廣州,因站在“中央”的立場來講話,曾引起廣東各要人不滿。據當時“打入”陳立夫集團的林植夫回憶,陳立夫曾要他暗中調查陳銘樞與蔣光鼐,但不必調查蔡廷鍇,認為蔡“沒有問題”。(《林植夫自述》,第21頁)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蔣光鼐、蔡延鍇本身就沒有反蔣意識的增長。在“剿共”和抗日兩個互相聯系的問題上,十九路軍和蔣介石的政見分歧越來越明顯。“一·二八”抗戰期間,十九路軍多次公開表示不再參與內戰,但蔣介石毫不理會,一再催逼其“進剿”蘇區。1933年7-8月間,十九路軍在閩北“剿共”嚴重受挫,蔣介石非但沒有對之好言撫慰,增補軍需及兵員,反而要追究責任,向全國通報。蔡廷鍇先后提出增加軍費及增派部隊支援,蔣介石又沒有滿足,十九路軍由此對“剿共”的前途、意義產生了動搖。

相比對“剿共”的堅持,蔣介石對日妥協于十九路軍沖擊更大。5月25日,蔣光鼐、蔡廷鍇公開通電反對《塘沽協定》,不但反對對日妥協,還以“共何日可剿除”來質疑蔣介石“共匪不除,不能談抗日”的謬論。(《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政治(4),第426頁)蔣介石極為震驚,委托黃紹竑去警告蔣光鼐、蔡延鍇“毋以抗日始而以反抗中央終,毋以對外戰得名而以對內戰敗名”。(《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0],第343頁。)

十九路軍入閩后,還受到其近鄰廣東、廣西堅決反蔣姿態的影響。1933年初,粵、桂、閩簽署“粵桂閩三省聯盟約章”,約定三省實行軍事互助,任何一省遇到攻擊時其他兩省應全力援助,這其實是一個潛在的反蔣軍事聯盟。9月3日,粵陳(濟棠)、桂李(宗仁)、閩蔡(延鍇)三大實力派又聯名致電蔣介石、汪精衛,要求公布《塘沽協定》全案、停止召開國民黨“五全大會”等。雖然三省共同反蔣最終未能成事,但兩廣及胡漢民等不斷宣傳“抗日反蔣”,對十九路軍的轉變也有影響。

“閩變”的“逼成”

1933年5月,陳銘樞剛回國,就主張盡快起事,蔣光鼐、蔡延鍇都認為“當前不應公開反蔣,只能維持現狀,搞半獨立來聚積力量”,“等待時機”。(蔡廷鍇:《回憶十九路軍在閩反蔣失敗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59輯,第84頁)實際上,日本的步步緊逼除了造成國民黨的統治危機,也有強化各界擁蔣及擁護中央的效應,蔣光鼐、蔡延鍇正是考慮到十九路軍的許多中上層還有較強烈的擁護中央心態,才對立即反蔣有顧慮。

陳銘樞、蔣光鼐、蔡延鍇號稱“三位一體”,但三人間的感情與關系還是有差別的。蔣光鼐始終忠誠和服從陳銘樞,蔡廷鍇則對蔣光鼐始終保持尊重,即“蔣光鼐始終對陳忠謹,蔡固尊重蔣”,(臨深:《憶閩變四巨頭:李陳蔣蔡》,香港《春秋雜志》第298期(1969年),第6頁)而陳銘樞、蔡延鍇之間的關系則較疏。到1933年時,陳銘樞要影響蔡廷鍇,幾乎只有以蔣光鼐為橋梁。陳銘樞剛回國時,蔣光鼐對立即起事也是不贊同的。在陳銘樞最后一次赴粵歸來后,蔣光鼐仍認為應“暫觀時勢”,但不到十天態度即大變,轉而對蔡廷鍇說他已答應陳銘樞,企圖說服蔡廷鍇。蔡廷鍇在反蔣失敗后曾對人說,當陳銘樞提出反蔣時,“蔡大不以為然,但蔣終以陳之意見為意見,向蔡說服”。(《憶閩變四巨頭:李陳蔣蔡》,第7頁)

此時的蔡廷鍇集福建綏靖公署主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軍長于一身,軍中多位師旅長又是他的羅定同鄉,已成為“閩變”能否發動的關鍵。到1933年11月,盡管蔣光鼐已被陳銘樞說服,蔡廷鍇又極尊重蔣光鼐,蔡延鍇仍然不同意立即起事。11月18日,“福建事變”爆發前兩天,各路反蔣人馬齊集福州,萬事俱備,蔡廷鍇還是不松口。陳銘樞沒有辦法使蔡廷鍇像蔣光鼐那樣迅速服從自己,于是使出“政客威嚇手段”,威脅蔡廷鍇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立即通電反蔣,要么把他們送到南京去立功。蔡廷鍇為顧全“團體”,只好同意。用蔡延鍇的話來說,“閩變”就是在陳銘樞“排除一切”、“一意蠻干”之下發動的。(《回憶十九路軍在閩反蔣失敗經過》,第94-95頁。)正因為這樣,反蔣失敗后,蔡廷鍇一度“與跛陳不甚來往,而與小心馀則交好如故”。(《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5),第485頁)這里“跛陳”是對陳銘樞的代稱,“小心馀”指蔣光鼐,可見蔡廷鍇對陳銘樞逼迫自己反蔣一時還難以諒解。

就十九路軍的整個轉變過程來看,由于個人關系紐帶的先天欠缺,雖然十九路軍長期擁蔣,但雙方結合的基礎并不牢固。隨著時局演化及國民黨派系紛爭的加劇,在內有陳銘樞急劇轉變和催逼、外有反蔣勢力乘機利用之下,十九路軍最終走上了反蔣之路。

2015-09-01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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