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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了”:送別沈澤宜先生
“是時候了”:送別沈澤宜先生
傅國涌 追尋失去的傳統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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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候了”,1957年5月19日,年輕的北大學生沈澤宜先生在餐廳前貼出的這首詩,曾激動過那個時代,激動過萬千莘莘學子。提起他的名字,許多人,無論識與不識,幾乎都會想到這首詩。雖然,在他自選的詩集中只是放在附錄的第一首。正如他的同時代人、1957年進入北大中文系、1984年創立《南方周末》的老報人左方(1934~ )先生說的:“當我讀到譚天榮寫的‘大毒草’,沈澤宜、張元勛寫的《是時候了》的詩,簡直是熱血沸騰,這不是理智判斷,是一種本能的共鳴,我覺得只要是一個有熱血的人讀到這些都會激動的。”毫無疑問,在1957年的春夏之交,“是時候了”引發了無數年輕人內心的共鳴,成為一個時代的音符,影響越過了北大校園。當他離別這個世界時,許多生前故交、學生也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是時候了”,在與沈先生遺體告別時,我至少看到三、四副挽聯和挽幛中都含有“是時候了”。我送上的挽聯中也有“是時候了”。

  昨天中午,湖州當地的朋友就替我送的花圈,因為寫了這副挽聯,晚上就被移走了。幸好托另一朋友寫的一幅,早上帶過來了。“是時候了”,相距五十七年的時光,遙望一九五七,“時候”似乎還沒有到,什么時候才是“時候”?我不知道,整個民族都不知道,而詩人已為此付出整整一生,直到生命的終點,乃至他的身后,仍然要為此付出代價。他孤身一人度過了此生,如同他在2008年12月寫的那首詩《堂吉訶德在一群牧人中間》所言:

  從十八歲到七十八歲/活在黑鐵時代的我/偏偏是這個夢/有意無意地/讓我記住了這么多年/九死一生仍然相信/過去有過,將來肯定還會有/那樣一個/關于黃金時代的/虛妄而真實的夢

  1957年,24歲的他寫下“是時候了”,是因為相信這個夢。1989年,他登上北行的列車,到天安門廣場與學弟學妹站在一起,也是因為相信這個夢。他守護這個夢,從十八歲到七十八歲直到八十二歲,最后他哼著《鴻雁》離開這個他愛的人世。“江水長/秋草黃/草原上琴聲憂傷/鴻雁向南方/飛過蘆葦蕩……”《鴻雁》的歌詞蒼涼而遼闊,他在1958年定為極右分子后流放陜北黃土高坡,如同失群的孤雁,熬過了那些孤苦無告的歲月。即使回到故鄉湖州,也是從事下水道等繁重工作。今年8月4日,我和家人、朋友到湖州看他,他特別跟我們提起1976年前后的那段艱辛日子,并主動朗誦了兩首寫于那個時候的詩,一首是《動物園又到了批珍禽異獸》,他說自己那時就如一只被人牽來牽去的猴子。但命運給予他的重壓與苦難,并沒有壓垮他,他用詩記錄了苦難,并超越了苦難。他終生獨身,一些不了解他的人對他有諸多不解,也曾有過對他感情經歷的某種非議,而他卻坦然面對。他是一個詩人,純真的個性一輩子沒變,清澈的目光也一輩子沒變。即使這個世界早已變得面目全非,他依然是湖州好人家那個“打彈珠的少年”。

  那次見面大約兩個小時,他背誦了《是時候了》,以及1979年獻給林昭的《雪地之燈》,還朗誦了《鐘聲》、《傾訴:獻給我兩重世界的家園》等,他自己偏愛的詩多為1970年代所寫,是走出反右劫難前留下的見證。那天,他心情大好,身體也還硬朗,與我們講了不少往事,包括1989年5月在廣場與柴玲、封從德的故事,講了在北大老同學資助下南歸直到被捕……我們怕他累著,起身告別,他依依不舍。臨行前,他走到書房,搬出沉甸甸的《夢縈未名湖》兩冊精裝本大書,送給我,里面有他的兩篇文字《一首詩的誕生》、《不可剝奪的林昭》。

  記得去年也是8月初,他癌癥復發,病情不樂觀,我到湖州一家醫院去探望他。他躺在病床上,與我聊了很多關于林昭,關于北大1957年春夏之交的舊事。我怕他累著,不敢多聊,他卻留我多坐一會。他淡然地說:“也許這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是說:“您一生雖歷盡苦難,卻也有幸遇到了兩次歷史大事件,兩次您都有幸參與,并且為此蒙難。此生已無遺憾。沒有白活。”他點頭稱是。他生于1933年,1953年考上北大,1954年轉入中文系,遇見了蘇州少女林昭,受到林昭的青睞,他卻沒有接受。《是時候了》攪動北大風云之后,林昭曾在未名湖畔的一個夜晚為他們辯護。大難臨頭之際,他在北大的萬人大會上公開檢討,不料未能免于沉淪,既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同伴,他們都成了右派分子,或入獄或流放,面對此后漫長的苦難。他也為此背上沉重的負担,那一天的檢討成為他一生的心結。就是那天晚上,他還叮囑我幫他尋找《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的小冊子,其中收入了他在北大的檢討《我向人民請罪》。

  從那以后,他又堅強地活了一年多。直到前天(9月21日)下午大約三點,我正在旅途當中,傳來了噩耗。我想起1989年5月27日我在天安門廣場偶然為他拍下的照片(當時我筆誤寫成了1989年4月27日,特別更正),想起十年來與他的零星交往,想起他、林昭和那個時代的故事,。2005年春天,我曾寫過一篇小文《“山那邊的一盞燈”》,記述對他最初的認識。從那以后,我們又有過數次見面,他寫的文章也總傳給我看,他出的詩集、回憶錄也總要送我,回憶錄初稿也曾轉發給我,希望聽聽我的意見。2010年冬天,林希翎的骨灰運回故鄉浙江溫嶺,他不顧年事已高,從湖州到杭州,再從杭州到溫嶺,我們有過一次難得的相聚機會。他在林希翎追思會上的發言,深情、清晰而有力,他引述了一句難友的話“右派是人類的傲骨”,在他身上確實一輩子都保持著“五一九”一代特有的精神氣質。種種非議都將隨著時間被風吹去,他的詩將留下來,他的兩本詩集《西塞娜十四行》、《沈澤宜詩選》就是這個不幸時代的歌吟。

  這個世界歸根到底是柔弱的詩歌與不可一世的強權之間的戰爭,真正的詩人會永遠站在強權的對面。他只是一個手無寸鐵的詩人,當他離世之時,我尤其感到,柔弱的詩歌卻有著穿透時間的力量。毛澤東的尸體還停放在天安門廣場,卻早已注定遺臭萬年,而沈澤宜詩歌的生命才剛剛開始。“是時候了”,什么時候才是“時候”,那一刻就是“時候”,此刻就是“時候”,這一切取決于每個人自己的選擇,其實無論時代有多么黑暗,每個人都可以點亮自己的那盞燈。“不知道為什么/我總懷念山那邊的一盞燈/在冷霧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雪地中央/美麗地,孤獨地,凜然不可侵犯地亮著”(沈澤宜《雪地之燈》)。今天,那盞燈依然亮著,而他也成了一盞燈。

  在他生命的黃昏,他以衰病之身完成了三本回憶錄,第一本講述他出生到1957年5月19日前的往事,湖州一戶好人家,陳英士、陳立夫、陳果夫這些長輩,有才能、有修養的父母,少年的好時光,以及他早年所受的民國教育。第二本講述 “是時候了”點燃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之后他的遭遇。第三本講述他后半生,包括1989年天安門運動中,他與大學生在北大和廣場的日夜,他逃亡、被捕、被囚禁的歲月。只有第二本以《北大,五月十九日》為名在香港出版過,也是印量很少,早已買不到了。其他兩本則成了他留下的遺稿,他生前未能看到出版。他的回憶錄和他的詩集一樣,都是一個時代風雨倉皇的見證,他不幸遇見了這樣的時代,終生獨身,無子無女,當他離世時,身邊只有保姆一家和一個遠道趕來的外甥。他又是有幸的,他存世的八十多年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他都一一經歷了,他的真實人生要比詩更豐富、更深厚、更有內容,他的人生就是一首詩的長卷。在距離“五七”五十七年后,在林昭被殺四十六年后,他和同時代老人的陸續離世,一次次地提醒我們,“五一九”那一代正在凋零,漸漸隱入歷史的深處。但他們書寫的那段歷史不會過去。今天早上,我從杭州到湖州,一路有臺風帶來的雨,雨中送別沈澤宜先生,送不走的是一個時代,青銅般的記憶,將回響在未來的世代,我相信。

  2014年9月23日

2015-09-01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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