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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孫中山革命足跡  香港求學:革命思想發源地
追尋孫中山革命足跡 香港求學:革命思想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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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求學:革命思想發源地
  □本報駐香港記者曾繁娟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20號現今是二手名牌包店“米蘭站”的鋪面,但將時針倒撥回百年前,這里是一家名為“和記棧”的鮮果鋪———革命者們就是在這里策劃了廣州起義。
  香港人沒有忘記這些見證辛亥先賢革命歷程的地方。1996年,香港中西區區議會設立了“孫中山史跡徑”,將他生前在香港讀書、居住及與革命黨人聚會的地點串連起來,編排了15個站點。“和記棧”鮮果店舊址就是其中一站。
  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前夕,本報記者由此出發,沿史跡徑一路西行,走進大街小巷,穿越新舊建筑繁華都市,觸摸逝去的激情燃燒的印跡,觀今懷古,尋覓先賢足跡。
  赴港受西式教育
  1883年,17歲的孫中山來到位于香港上環東邊街的拔萃書室求學。百多年過去,這里仍是一所學校———創校10年的般咸道官立小學,現在的校方亦以辛亥激勵學子,大門上的紅底對聯題寫著“十年樹木般咸璀璨百載辛亥天下為公”。
  翌年,孫中山轉學到位于歌賦街44號的中央書院。該書院后來搬遷到鴨巴甸道,并改名為皇仁書院,后又遷至銅鑼灣。雖更名易址,皇仁書院仍以杰出校友孫中山為榮,在校園內立了一座少年孫中山像。
  據史料記載,孫中山在中央書院開始接受西式教育,每日放學后便回到不遠處必列者士街2號的美國公理會福音堂住所,在這里,他受洗為基督徒,并取教名“日新”。
  在中央書院肄業后,1886年孫中山前往廣州博濟醫院就學,一年后轉入香港西醫書院。沿必列者士街的青石臺階而下,便可來到荷里活道77-81號香港西醫書院舊址。眼前已難覓書院的蹤影,只見一座藍白相間、底層為商鋪的現代大廈。與之相鄰的75號則是當年孫中山習醫時常去的道濟會堂舊址。
  結文社密謀起義
  百年過去,史跡徑上的多處遺址已舊貌難尋,而“輔仁文社”巷口的“百子里”則維持了原貌。
  1892年初,楊衢云、謝纘泰等十余人在百子里1號成立“輔仁文社”,以“開通民智”、“盡心愛國”為宗旨鼓吹革新。當年,社員們由此入巷,沿石階拾級而上到達集會之所。
  為迎接辛亥百年,香港市區重建局去年斥資4000萬元在此修建百子里革命紀念公園。灰塵四起的工地上,一位姓陳的工友告訴記者,這一年間,常有年輕
  人來此造訪。
  1895年1月孫中山回到香港,在好友兼“輔仁文社”成員尤列的撮合下,“輔仁文社”與孫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設立的“興中會”合并,組成“興中會總會”,組織機關設于中環士丹頓街13號,對外以經營貿易的商號“乾亨行”作為掩飾。大約20世紀中葉,這里變身佛教庵堂。如今眼前所見是一扇緊閉的現代不銹鋼門,唯有通過門上方“永善庵”三個字才能辨認出這里仍為佛家之地。1895年10月,“興中會”在此密謀第一次廣州起義,是役失敗,陸皓東等70多人被捕殺,在港的孫中山、楊衢云被清廷通緝。港英政府受清廷壓力,迫令二人離境。
  辦報紙倡導革命
  逃亡至日本的孫中山重圖大舉,1899年秋,派陳少白至香港籌辦報紙,取“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之意,把這份中國革命的第一份報紙定名為《中國日報》。報館租下中環士丹利街24號為發行所,現為香港赫赫有名的陸羽茶室,系香港的一個文化地標,老一代文人最鐘情的地方之一。
  孫中山再次來到香港已是武昌起義成功后的1911年12月。這一年,他曾就學的香港西醫書院剛剛擴建為香港大學,并遷至港大現址薄扶林。記者探尋之旅的終點,正是迎來百年校慶的港大。
  從東校門進入,記者依海報指引參觀了《大道之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影像展》,行至荷花池瞻仰孫中山銅像,走過圖書館前的中山廣場,最后到達港大最古老的建筑陸佑堂。
  沿陸佑堂前的石階進入大廳,記者仿佛也被帶至孫中山回訪母校的現場。1923年春天,名滿天下的孫中山在陸佑堂作《革命思想之誕生》的演講。他開場便道,“我此行真仿如游子歸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也……從前人人問我,你的革命思想從何而來?我今直答之:革命思想正乃從香港而來”。
  日本十年:成立中國同盟會
  □本報駐東京記者藍建中
  孫中山最初訪問日本是在1895年,此后十多次訪問日本,他在日本居留時間長達10年左右,日本在孫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位置。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支持,雖然這些人心態和出發點各異,但日本人對辛亥革命起了巨大作用卻是不爭的事實。
  與許多日本人結下友誼
  位于東京文京區的白山神社,以八仙花著稱,在神社入口處靠近大殿的一角,靜靜地佇立著一座石碑,這就是“孫文先生坐石碑”。這塊石碑和其下的坐石是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宮崎滔天友誼的見證。根據碑文記載,孫中山和宮崎滔天曾一起坐在這塊石頭上,談論中國的未來和治國方略。
  1897年7月,孫中山在橫濱與宮崎滔天首次相會。此后,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宮崎滔天在1902年出版的《三十三年的夢》一書中寫道:“他(孫中山)思想高尚,見識卓群,抱負遠大,感情真摯,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傾心于他的。”
  1905年7月,在宮崎滔天斡旋下,孫中山與華興會的黃興在位于現東京都新宿區神樂坂的一家名為“鳳樂園”的中餐館舉行會談,協商建立統一革命團體的問題。當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在赤坂的坂本金彌議員宅邸舉行,孫中山當選總理。
  宮崎滔天是熊本縣荒尾市人,結識孫中山后,他曾邀請孫中山到自己位于荒尾市的家中居住過兩周。如今,宮崎滔天的故居保存完好,故居內還展示著孫中山書寫的匾額“博愛仁行”。
  位于東京的日本第一座近代公園日比谷公園深處,坐落著著名的松本樓西餐館。今天的松本樓是1903年開業以來的第三代建筑。這里與孫中山和梅屋莊吉有著不解的淵源。
  梅屋莊吉是孫中山最早認識的日本人。當時,梅屋莊吉在香港中環開了一家照相館,孫中山學醫時代的恩師、英國人詹姆斯康德黎介紹二人結識。甲午戰爭快結束時,孫中山來到照相館,和梅屋莊吉熱烈談論自己對中國未來的理想。梅屋莊吉表示:“君若舉兵,我以財政相助。”此后,梅屋莊吉一直履行自己的諾言,據說一生支援的金額相當于現在的1萬億日元以上。
  松本樓的創立者小坂梅吉與梅屋莊吉有親戚關系,孫中山和梅屋莊吉都是當年這里的常客,孫中山與許多日本人士曾在這里會面。
  孫中山流亡日本期間曾住過日比谷公園附近。據說他從位于日比谷公園附
  近的中山忠能公爵(明治天皇生母中山慶子之父)府邸前路過時,看到門牌產生了靈感,化名“中山樵”。“孫中山”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來。在中國,“孫中山”遠比“孫文”響亮,不過在日本,人們熟知的仍是“孫文”。
  革命足跡遍布日本各地
  孫中山在日本居留時間長達10年左右,其中在橫濱逗留的時間就將近6年。橫濱市內現有多處與孫中山有關的史跡,如陳少白故居、溫炳臣故居、中山紀念堂等。橫濱有很多支持孫中山革命的華僑,離東京也很近,便于開展革命活動。
  長崎也是孫中山在日本期間多次到訪的地方。長崎是華人最早的在日聚居地,長崎華僑積極支持辛亥革命。孫中山自1897年至1924年間曾9次來到長崎。
  滋賀縣東近江市也與孫中山結下了不解之緣。辛亥革命后,正在日本流亡的孫中山看中東近江市的一座民間機場,1916年5月上旬,在這里建立了“中華革命黨近江八日市飛行學校”,從中國留日學生中選拔了飛行員,而支持這一活動的就是長崎出身的實業家梅屋莊吉。不久,由于袁世凱突然去世,訓練開展了一個多月就中止了。不過東近江市也因此自詡為“中國空軍發祥之地”。
  位于日本西部的神戶市與孫中山也有著深厚的淵源,孫中山一生18次到過神戶。1924年11月28日,孫中山在神戶發表了著名的“大亞洲主義”演講,會場就是當時的神戶高等女學校。孫中山在演講中指出:“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從今以后對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不幸的是,日本此后顯然并沒有走王道之路。如今,這所學校舊址已經建成兵庫縣政府一號館,不過墻壁上仍鑲嵌著紀念演講的說明牌。

2015-09-02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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