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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回憶》的隱喻——當歷史毀滅真相
《殺人回憶》的隱喻——當歷史毀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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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蒙眼的正義女神 
   
    在希臘神話的“青銅時代”中,世界不再祥和美好,而是充滿謊言、暴力、血腥,人們一步步走向羅網和罪孽。正義女神狄刻手中那衡量正義與邪惡的天平不堪重負,她的同伴“羞恥”和“敬畏”兩位女神甚至無法忍受這樣的景象,終于拋棄了人類,回到奧利匹斯山上加入永生神靈的行列,只留下她身披云霧憤怒地在城市上空飛行。從此,人類將自食惡果,陷入“黑鐵時代”,用謊言欺騙狄刻女神的人將不僅給自己也給自己的城市帶來災禍。時至今日,每當遇見不平,人們仍舊會想起那個主持正義的女神:在狄刻那里,賄賂和求饒不起任何作用,她蒙起雙眼,以示對世間萬物一視同仁,不受感情的蒙蔽;她左手持天平,掩飾再好的罪惡放在上面都昭然若揭;她右手持利劍,任何逍遙作惡的人或事都會成為劍下的祭品。 
   
   
   
    在西方電影中,一直遵從著“善惡終有報”(Be Sure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的原則,不論多么強大的勢力和狡猾的手段,終究逃不出法律公正的制裁。在弗朗西斯•科波拉導演的“造雨人”(The Rainmaker)中,馬特•達蒙扮演了初出茅廬的律師魯迪•貝勒,他年輕氣盛,正義感十足,憑著良知和主持公道的精神,揭露了實力雄厚的保險公司的陰謀,為一直無法索賠的受害者討還了一份公道。在電影中,青澀且學識尚淺的魯迪•貝勒面對制定當今法律的那些律師界泰斗人物的威逼利誘,仍舊不敢初衷,難怪在很多人眼里他簡直就是“雞蛋碰石頭”,自討沒趣。但是正義總是站在手持真理的少數人這邊的,你說這是美好的愿望也好,奇跡也罷,魯迪打贏了官司。不過,他打贏的也只是一場官司,那些左右判決和玩弄權勢的人仍舊存在且不可撼動。好在電影留給人希望:只要去爭取,堅持信念,少數弱者也會贏得勝利。這種堅信隱藏再好的罪惡總會如影隨形的精神,在“靈數23”(The Nember23)中體現得更加淋漓盡致。雖然人們都說時間可以抹去一切,記憶可以選擇性的把不好的回憶埋葬,沃爾特•斯派格在13年前犯下的罪行仍舊再次找上了他,有些血債總是要償還的。 
   
   
   
    除卻這些正統沿襲以上精神的電影,還有一些是反其道行之的。“殺人回憶”就是典型一例讓人陷入無底哀傷和前所未有般無助的作品。電影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韓國民主化前夕的騷動和暴亂為背景,講述了發生在鄉下的一起連環奸殺案件。 
   
   
   
    故事從麥浪翻滾、一望無際的田地開始,頑皮的孩子躡手躡腳地捕捉著麥尖的螞蚱,對于他們來說,這是存活在回憶中最鮮明美好的年代。鏡頭瞇著眼睛,畫面呈現一種遙遠似夢境的美感。孩子們嬉笑、跳躍的追逐著吭吱作響的拖拉機,坐在車上的樸多曼警官若有所思,不耐煩地回應著孩子們的嘲笑。在麥田一旁的溝渠中,樸警官必須使勁彎下身才能看到全身赤裸、雙手反綁的女尸,女尸身上密密麻麻地爬滿了黑色的蟲子,感覺到有光照過來,它們就嘩啦一聲四散而去。樸警官站起身,心情很差,咒罵著遠處吵鬧的孩子。他還不知道這個日子將會具有什么樣的意義,1986年10月23日,他的生命從此改變。 
   
   
   
    追溯到幾百年前,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多數倚賴于對嫌疑犯的嚴刑逼供,炮烙、宮刑、刖刑、黥刑、車裂等許多血腥暴力的刑罚也應運而生,一些無辜的人輕則終身殘廢重則被推上了絞刑架。1764年,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無法再忍受這樣泯滅人性的血影寒光,提出了“無罪推定”的構想,即“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這一人性化的原則被運用到了現代國際上的審訊中,以此避免了諸多冤假錯案的發生。 
   
   
   
    在“殺人回憶”中,樸多曼警官顯然對維護個人權利這一說法并不在乎,每次揪來嫌疑人都是一頓劈頭蓋臉的審訊,不給對方任何辯解的機會,直接就破口大罵,指責對方無恥的殺人罪行,并引誘嫌疑人展露對受害者越軌的情欲需求。樸多曼把嫌疑人的照片貼了滿滿幾頁紙,自信滿滿地跟別人說自己有一雙能讀懂人的眼睛,可以看出誰是罪犯。于是,在搜集了一些所謂線索后,他斷定喜歡跟蹤受害者的白光昊就是頭等嫌疑人,或者說白光昊就是罪犯更準確。樸多曼剩下的工作就是逼光昊承認自己的罪行。在普通人眼里,光昊只是個可憐的弱智兒,身材矮小,其貌不揚,臉上還有一塊被火燙傷的傷疤。人們都知道,他雙手萎縮得連綁繩子的力氣都沒有,怎么可能是精心策劃不留一絲痕跡的殺人犯呢?可我們的警察先生可看不到這些,脾氣暴躁的喬勇谷警官上來就是一個利落的飛踹,把光昊放倒在地,一邊狠狠地踹著光昊還一邊嘟囔著“你的臉惡心死了”。 
   
   
   
    每當霧氣蒙蒙,雨天來臨,村子里就人心惶惶,沒人敢穿紅色襯衣出門,空氣中彌漫著陰氣森森的死亡。來自漢城的高級警官徐太允,被驚弓之鳥的女人指為強奸犯,白白挨了樸多曼的一頓胖揍。對此,徐太允只能認倒霉的撇撇嘴,嘲弄樸多曼,哪里見過像他這么辨不清黑白的警察?徐太允是高材生,腦子十分靈光。他有著偵探小說中傳奇警探的頭腦,一切按照證據,順藤摸瓜,從失蹤人名單中就能發現誰是下一個受害者,并阻止了樸多曼對兩個嫌疑人的屈打成招。有這樣的警察無懈可擊地理智辦案,案件的偵破仿佛指日可待。 
   
   
   
    隨著雨季的來臨,降雨的頻繁,受害者也逐漸增多,犯人的手法也愈加地囂張殘忍,一點也不將警察的追捕放在眼里。樸多曼和徐太允因為辦案理念不同,兩人之間頻頻摩擦,以致大打出手。犯罪的猖狂讓每個人都坐如針氈,失去耐性,變得躁狂、絕望。當一切線索都指向一個工廠技工樸興圭,每個警察都興奮起來,迫不及待的要定他的罪。的確,樸興圭具有一切他們所掌握的犯人的特點,但是他們仍舊缺乏證據。就在他們無奈放走樸興圭的當晚,又一起犯罪事件發生了,發生得如此迅速,仿若只用了戰栗的瞬間。而這次的受害者,還只是個孩子。就在前一日徐太允還和這個孩子談笑風生。他失去了理智,找出了樸興圭,怒吼著對他拳打腳踢,逼迫對方露出真面目。就在這時,樸多曼拿來了嫌疑人的DNA檢驗報告,結果顯示樸興圭并非罪犯。徐太允的世界崩塌了,一切按部就班的推理竟然換來了如此的結局,他不肯相信這個結果,舉槍射向了樸興圭。 
   
   
   
    樸多曼在親眼目睹光昊因為對警察懼怕而被火車撞死的慘狀后,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他辭去了警官的職務,去漢城當了推銷員,過上了平靜富足的生活。 
   
   
   
    2003年,他因為工作路過當年的村莊。一切似乎都未改變過,一樣金黃翻涌的麥田,一樣寧靜的午后,不同的是當他使勁彎下腰看向溝渠深處時,再未看到女尸。樸多曼摘下了眼鏡,仿佛在穿越時間望向回憶的深處。一個學生路過這里,好奇地詢問樸多曼在看什么,她說前幾天也有一個男人也蹲在這里看,說是想起以前在這里做過的事情。 
   
   
   
    微風吹過麥田,這個聲音一直在樸多曼的記憶中沙沙作響,時間仿佛在這一刻凝固了。他忍住了眼淚,小心翼翼地詢問那個男人的長相,眼神中再次摻雜了某種希望。而女孩只能告訴他,那個人就是普通的樣子。 
   
   
   
    仿佛有顆石子沉重的落入樸多曼的心中,他無助地四下張望。那垂死的希望,呻吟了兩聲再次被踐踏蹂躪直至無聲哽咽。樸多曼眼含熱淚望著鏡頭,眼中是無底的深淵。 
   
   
   
    在金基德的影片中,主角多半是啞巴或者不愿說話的人。無論是“壞小子”(BadGuy)中暗戀女大學生的啞巴,還是“空房間”中那個一語不發喜歡潛入陌生人房間的青年,抑或是“弓”(TheBow)中幾乎一片空白的臺詞。這樣的設置都讓金基德的影片有種壓抑中蓄勢待發的無言力量,導演在平靜中尋求吶喊,就像吳宇森在靜止的畫面中表現速度一般精妙。正如只有白晝才能襯托黑暗的力量,只有磨難才能襯托美德的光輝,他們都用極致的對比手法展現更加強大的鏡頭語言。 
   
   
   
    “殺人回憶”的導演奉俊昊讓鏡頭中的每個人都變成“盲人”,讓他們在無邊的黑暗中永遠看不見兇手。警官找到的每條線索都看似有理,卻總會在關鍵時刻將他們引入歧途,白忙一場。那些見過兇手的人,要不就是弱智,要不就是孩子,沒人能告訴他們罪犯的相貌。那張臉就像蕓蕓眾生中的任何一張臉,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無從找尋。導演運用這樣無所適從的設置手法,讓觀眾和故事中的每一個人一樣陷入無法自拔的深淵,帶著永不可及的絕望哀號、哭泣。這樣的感覺正貼合了經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韓國人的心理,這就不難解釋為何電影一經上映便蟬聯數周票房冠軍,并獲得多項大獎。那時候,韓國民眾還在民主制的初期掙扎,在壓抑中充滿絕望地反抗著,看不到未來的曙光。電影中隨處可見群眾對政府的不滿,民眾在軍隊統治壓迫下的恐懼。 
   
   
   
    導演讓蒙眼的正義女神變成了瞎眼的正義女神。好人一次次倒在死亡的鐮刀下,壞人卻可以逍遙作案,甚至在多年后重游故地,悠然欣賞自己當年的“杰作”。 
   
   
   
    那么,是不是這個世界真的就沒有正義可言了?我只能說,正義不是像好萊塢電影中好人最終取得勝利,壞人得到應有的懲罚。畢竟,正義女神沒有火眼金睛,她只負責衡量和判決,捉拿罪犯不在她的職責范圍內。在影片中,并沒有任何一個無辜的嫌疑人冤死。就在電影末尾,徐太允警官崩潰的舉槍要射殺樸興圭的那一刻,想必很多觀眾不管樸興圭是否有罪,也希望徐太允將他先殺而后快了,畢竟許久的壓抑,誰都希望有個人來承担這份罪行。但是,正義女神沒有讓他的子彈偏差失準,每一槍都命中墻壁,也沒有讓飛馳的火車軋過樸興圭的身體,他最終只是踉踉蹌蹌的隱入隧道的深處。 
   
   
   
    正義女神不負責追捕,只負責審判。她不能撒下天網,卻清楚地知道面對嫌疑人,正義的劍該何時砍下,何時歸入劍鞘。 
   
  [樸多曼眼含熱淚望著鏡頭,眼中是無底的深淵] 
   
   
   
    二、奉俊昊的政治隱喻 
   
   
   
    奉俊昊之所以只拍了三部電影就可以躋身一線導演的行列,名利雙收,不僅在于他純熟的鏡頭語言,也因為他影片中的政治隱喻,道出了廣大韓國民眾的呼聲。 
   
   
   
    雖然韓國已經實現了民主制,但是在他們的民族性格中,很多東西早已根深蒂固,不可扭轉。例如等級分明,崇尚權威。在“不可不信緣”中,高一個年級的師兄就可以命令、呵斥甚至掄起木棍毒打學弟,無論誰稱呼比自己年齡大的人都要用敬語。在“殺人回憶”中,警官問話審訊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敢質疑反抗,都是老老實實地挨罵受訓。這是韓國人民族性格中不可磨滅的東西,也是造成他們壓抑痛苦的根源。這種矛盾的痛苦在奉俊昊的電影中體現的尤為明顯。 
   
   
   
    電影中有一個細節:白光昊被拷打的間歇,和樸多曼、喬勇谷警官一起吃飯,觀看頌揚警察神勇破案的電視劇。白光昊興奮的大叫,說這個電視節目是自己最喜歡看的,要給爸爸打電話告訴他。喬勇谷好脾氣的勸他不要那么多話,好好吃飯。三個人之間的氣氛簡直可以用詭異的其樂融融來形容,誰能想象剛才其中一個人還在遭受毒打?警察這個角色在“殺人回憶”中代表的正是一種強權,這種強權的壓力往往來自韓國政府。民眾一方面覺得政府像警察對罪犯私刑拷打一樣剝奪民眾的人權,另一方面又景仰這種強權,感覺受到保護,就像白光昊喜歡看那個有關警察的電視劇一樣。不光是韓國人,很多人都有這種對強權的依賴,也許這是人們的惰性和奴性使然,中國人不是有句古話么,“背靠大樹好乘涼”,正是應證了這一說法。人的力量太渺小了,總希望依靠強大的力量尋求保護。 
   
   
   
    在故事中,警官對案件的查詢仿佛總會受到來自群眾的阻撓。比如,徐太允打電話詢問電臺點歌者的地址,他們卻認為這是一個惡作劇掛斷了電話;樸多曼依照自己的斷定,去澡堂查詢男子的下體,遭到了澡堂老板的嘲笑;警官在勘查犯罪現場的時候,經常會被破壞現場的群眾打亂陣腳。警察抓罪犯是為了民眾的出行安全,卻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反而可以看到每次抓到一個嫌疑人,都會有大批的群眾在警察局門口示威游行,抗議警察銬打嫌疑人或者咒罵他們低能的抓錯了人。這充分體現了民眾對政府的懷疑,有些懷疑是有根有據的,有些懷疑卻是毫無來由的。正是這種互相的不信任,導致了罪犯最終逍遙法外,使得受害人死不瞑目。 
   
   
   
    高級警察徐太允的出現仿佛和當地保守落后的氣氛不符合,他就像一劑強心針,給警隊注入了全新的思考模式和活力。他和樸多曼,分別代表著韓國想要革新的一派和仍舊落后守舊的一派。他們一個相信理智斷案,一個相信感覺。但隨著事情的發展,兩人的心理也逐漸發生了變化:樸多曼親眼見到白光昊因為懼怕警察而慘死,開始反思自己的斷案方式,反思自己一直以來心安理得奉行的原則是否正確?而徐太允從一開始的志得意滿,到后來發現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費,熟識的女孩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地上冰冷的女尸。他的世界觀全盤崩潰,他發現與其一步步照章辦事,有理有據,不如一槍崩了那個壞蛋來得簡單解恨,如果早就這么辦,女孩也許就不會死了。就算當證據又一次告訴他,他的推測是錯誤的,他寧愿相信DNA的檢驗結果是錯的,也不愿意再相信這個瘋狂的世界有什么理智可言了。徐太允和樸多曼兩人的遭遇和感情變遷,也從某方面影射了韓國當時兩派勢力的斗爭。他們都堅信自己可以讓國家更加和諧繁榮,而在斗爭辯論的過程中,他們又都變得迷茫,不再堅持初衷,對現實妥協。 
   
   
   
    除了樸多曼和徐太允警官,電影中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警察喬勇谷。他擅長各種飛踹和拷打罪犯方式,每當樸多曼不想問下去了,就揮一揮手示意,喬勇谷就會義無反顧地撲上去把對方踢倒,一頓暴打。這個人物雖然暴力,但也有他正直的一面,比如他對工作兢兢業業,追逐疑犯的時候鍥而不舍,受傷的時候也不大呼小叫,只是冷靜的把釘子從腿上拔出來。這些其實都是值得贊許的軍人精神,也是當時軍政府統治值得稱贊的一面。但是,事態的演變就好比那段因扎上生銹釘子而需要截肢的右腿,當他的做法不再符合現實世界的發展,就要忍痛割去,才能繼續存活。這就是韓國需要廢除軍人統治才能繼續更好發展的最終結果。 
   
   
   
    電影中還有很多諸如此類值得玩味的細節。比如佇立在稻田邊那個穿紅衣的稻草人。稻草人本來是用來嚇唬偷食谷稻的小鳥的,人們讓它穿上罪犯喜歡的紅色襯衣,正是想借此轉移罪犯的注意力。但是,誰都知道這是掩耳盜鈴的做法,毫無用處,只能給自己幾分心理安慰。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了社會的動蕩不安,人們無力改變這一切,只好把希望托付給一個毫無用處的稻草人。 
   
  [奉俊昊的電影充滿隱喻] 
   
   
   
    三、祈禱還是反抗? 
   
   
   
    “殺人回憶”中那個殘暴聰明的殺人犯就像一種不可預知的強大力量,每個人面對他最終都會手足失措,毫無還擊的余地。人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他躲在墓地的后面,偷偷竊笑。這是人們對某種未知力量的恐懼,對那種濃郁渾濁的黑暗充滿恐懼。 
   
   
   
    在奈特•沙馬蘭導演的“天兆”(Signs)中,當麥田圈大面積的出現在世界各個角落時,人們只能瞪著眼睛,守著電視,看著外星人的飛船一片片占據了天空,尖叫著四處奔逃。面對如此前所未有的景象,人們紛紛聚集在教會、教堂、寺廟,電視上的主持人也只能祈禱“愿上帝與我們同在”。 
   
   
   
    而在另一部韓國影片“奧羅拉公主”中,導演則持有不同的態度。嚴貞花扮演的鄭順貞看似是一名敬業努力的汽車銷售員,實際上是為死去的女兒復仇的戰士,她心中的痛苦像條毒蛇每天啃噬她的心,讓她心中的怒火越燒越旺。鄭順貞的女兒一年前被一個戀童癖男人奸殺之后,當作垃圾一樣丟到了垃圾場。而那個該千刀萬剮的男人竟然在律師的庇護下,辯解自己神經失常,逃離了法律的制裁。鄭順貞的丈夫吳警官雖然身為警察,卻只能坐視罪犯玩弄法律于股掌。面對無法挽回的事實,他選擇平靜祈禱,立志去做一個牧師。 
   
   
   
    鄭順貞精心策劃,讓每一個造成女兒悲慘下場的人都不得好死。而那幾個人都代表了平日社會里一種不公平的現象,鄭順貞就以復仇女神的名義將他們一個個鏟平。眼見妻子豁出性命為女兒奮不顧身,血流成河,撕心裂肺的哀號,吳警官就像一個醉酒的人挨了一悶棍猛醒過來,辭去了警察的工作,繼續妻子未完成的復仇。 
   
   
   
    前共和黨發言人紐特•格林威治在評價“星球大戰”的時候,曾說過,“站在正確一方的弱者打敗了站在錯誤一方的強者,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美國神話”,換言之就是勝利永遠屬于正義的一方。不過,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很難想象自己是那個擊敗大人物的英雄,畢竟那些都是小說和電影中塑造的英雄形象,而誕生的英雄數量在歷史中,肯定要遠遠少于死于邪惡魔爪下的人,更多沖鋒陷陣的人都是充當了寂寂無名炮灰。所以,絕對的說,面對危機我們該祈禱還是反抗都是缺乏說服力的。 
   
   
   
    我不能說“奧羅拉公主”中鄭順貞的做法是正確的。作為一個母親,她是值得人尊敬敬畏的,但是作為一個人,她沒有權利決定他人的生死,更何況她殺的一些人實際上罪不至死。我想,導演更多的還是想表現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的不滿。 
   
   
   
    能被大多數人理解并接受的觀念,還是“世界大戰”(Warof the Worlds)中那個湯姆•克魯斯所飾演的碼頭工人雷•費瑞爾形象。費瑞爾年紀輕輕就有了兩個孩子,離過一次婚,但這并沒有增加他責任心,他仍舊整天游手好閑,追求物質上的享受。當外星人來襲,他只得抱著女兒,領著兒子開始他們的逃亡生涯。在這中間,他們經歷了爭吵和信任危機,兒子離開了他去反抗外星人,他則孤注一擲的守著女兒,在一次又一次的生死關頭,費瑞爾心中對女兒的責任感被喚醒。為了女兒,他殺死了那個精神失常險些暴露他們的人;在外星人抓走女兒后,急中生智的撿起地上的手榴彈塞進外星人的內核。在外人看來,這是英雄事跡,而對他來說,他只是為了保護女兒。 
   
   
   
    戰勝邪惡這個信念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固然理想遠大但是遙不可及,但是守護家人是很多人都會去做,而且常常會因此創造奇跡。 
   
   
   
    在“殺人回憶”中,樸多曼夸耀自己的眼光犀利,能分辨出罪犯時,局長曾經問他,有一個強奸未遂的男人和受害者的哥哥都在寫筆供,讓他看到底哪個人是罪犯。導演并未讓樸多曼作出判斷,就像那個無法結案的連環殺人案件。 
   
   
   
    有些真相會被時間的車輪碾過,被歷史的風沙掩埋,人們能做的不是去追究無謂的結果。很多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定數,就像“天兆”中,兒子的哮喘、女孩的潔癖還有母親的去世都預示著未來發生的事情,很多結果不是我們很快就能看到的。我們能做的,就像那個保護女兒的父親那樣盡力而為,看看生活給我們怎樣的答復。 
   
   
  轉載請注明作者:九尾黑貓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488982/

2015-09-05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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