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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國運:近代中國的地方博弈 葉曙明 (作者)
山河國運:近代中國的地方博弈 葉曙明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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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角度獨特的中國近代史,始于太平天國運動,止于西安事變,生動地再現了晚清至民國的變遷。作者把社會政治文化形成及演變的原因,與地理環境、自然氣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聯系起來考查,系統地從地域政治與文化的視角,重新解讀了近百年中國社會激蕩與轉型的軌跡,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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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近代史研究名家葉曙明先生最新力作
葉曙明從八十年代開始歷史研究與寫作,其歷史著作有《國會現場》《大變局:1911》《重返五四現場》《中國1927•誰主沉浮》《草莽中國》等多部,每一部都有獨特的視角與觀點,史料扎實,文筆優美,深受讀書界與媒體的好評。
2.第一部從地域政治解析近代中國的史著
關于近代史的著作已經非常多,可謂汗牛充棟,葉曙明先生從不人云亦云,他通過對史料的研究,對近代史建立一套新的分析框架,于眾多相關著述中別樹一幟。他的書,既是通俗的歷史讀物,也有專業的學術分量。
3.梁文道、何亮亮、余世存、解璽璋、張耀杰、十年砍柴、馬勇等先生一致稱道
梁文道、何亮亮多次在鳳凰衛視的《開卷八分鐘》、《時事亮亮點》節目中,專題介紹葉曙明先生的書;著名思想家余世存、歷史學者馬勇等曾為葉曙明專門寫序推薦;作家、學者解璽璋、張耀杰、十年砍柴等為葉曙明寫過重磅書評,都是給予高度評價。國內上百家主流媒體有過其作品的報道。

作者簡介

1.曾經的先鋒小說作家
著名作家葉曙明先生,早年以寫小說著稱,是八十年代先鋒小說的代表人物之一。葉曙明一度與莫言、馬原、洪峰、孫甘露、蘇童、潘軍、余華、格非、北村、葉兆言等當代著名作家齊名,他曾被文藝評論家、臺灣大學蔡源煌教授稱為“當今華文世界最具潛力的作家之一”。其小說代表作有《環食•空城》。
2.圖書界的資深出版人
葉曙明從1980年起開始在國內著名的花城出版社任職,此后三十年來一直從事編輯出版工作。2008年4月29日柏楊逝世,這位八十年代在大陸幾乎婦孺皆知的臺灣作家,因他去世而再一次引起公眾的關注,他的著作再次走俏。國內讀者最熟悉的柏楊著作,無疑是《丑陋的中國人》。國內第一本《丑陋的中國人》于1986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初版創造了銷售210萬冊的紀錄。2008年5月8日《南方日報》發表整版長文《<丑陋的中國人>大陸出版內幕》,文章披露,《丑陋的中國人》一書當年的責任編輯就是葉曙明。
3.成就斐然的近代史學者
1990年代,葉曙明的《草莽中國》出版,首次從地域文化視角審視中國近代史,引起讀書界的巨大反響,曾經風靡一時,以至于坊間出現盜版。著名作家余杰撰文,把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和葉曙明的《草莽中國》放在一起評論,認為“這三本書巧妙地形成了一個系列:它們分別勾勒出明、清和民國三個時代中國的混亂景象,以及分別屬于這三個時代的關鍵人物們的悲喜劇。”2007年初,葉曙明的《大國的迷失》一書出版,又一次受到讀書界的好評。2009年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重返五四現場: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出版,鳳凰衛視、廣西電視臺、新京報、光明日報、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南方日報、中華讀書報等上百家媒體競相報道。2013年,《國會現場》出版,成為當年歷史類圖書的一個熱點。葉曙明還是最早研究并替陳炯明翻案的學者之一,代表作《共和將軍》。有人說葉曙明比歷史學家茅海建更有才氣,其才華直追海外的黃仁宇、唐德剛等歷史學家。
4.廣東文化的代言人
葉曙明對廣東地方史料極為熟悉,關于廣東的著作有《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三卷計150萬字)、《其實你不懂廣東人》、《廣州辛亥年》、《廣州舊事》、《萬花之城:廣州的2000年與30年》、《廣州往事》、《水城記憶:廣州河涌史》、《雕刻美色:廣東玉雕》、《最是夢縈家國:霍英東與改革開放》等多部。《其實你不懂廣東人》一書曾經引起國內關于廣東人現象的討論,葉曙明被譽為廣東文化的代言人。

目錄

序言:從大歷史回望近代中國(馬勇) 
引言:地域文化決定中國歷史 
南方卷:異端與革命 
第一章 反抗大清:一場民族革命 
一、 洪秀全與曾國藩:南方的崛興 
二、 依靠會黨的反抗運動 
三、 會黨革命,能創造美好的世界嗎? 
第二章 反抗北洋:臟水與孩子一起倒掉 
一、 把政權交給袁世凱對不對? 
二、 重蹈秘密幫會的老路 
三、 南方的聯治運動的興與敗 
第三章 贏了軍事 輸了政治 
一、 向北方伸出橄欖枝 
二、 與商人決裂:意味著放棄南方 
三、 南方革命的退潮 
北方卷:斬不斷的龍脈 
第四章 帝都面孔:凝固與陰沉 
一、 北方草莽與官僚 
二、 恢復帝制的死胡同 
三、 北洋實業的臺前幕后 
第五章 還政于清 輸得更慘 
一、 參戰問題:北方亂象紛呈 
二、 帝國的叫魂:年月日 
三、 再造共和,還是膺品 
第六章 民族主義與道德主義的標本 
一、 吳佩孚:是華盛頓還是岳武穆 
二、 沒完沒了的戰亂 
三、 內圣外王幻覺的破滅 
西方卷:固守著黃土高原 
第七章 土圍子里的皇帝們 
一、 與文明的時差 
二、 閻錫山:山西土老財 
三、 馮玉祥:大鬧天宮的農民 
第八章 逆淘汰:西北的介入 
一、 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 
二、 曹錕賄選:北洋潰敗的關鍵 
三、 成則問鼎中原,敗則退回西北 
第九章 南北相爭中的“漁翁” 
一、 西北農夫如何謀取利益最大化 
二、 南方、西北和東部鼎足而立 
三、 東部擊退了西南 
東方卷:在高原與海洋之間 
第十章 夾縫中的奮斗 
一、 東部幫會的特點 
二、 農民大聯合:西北與西南合作反蔣 
三、 更廣泛的農民革命起來了 
第十一章 儒家與基督 
一、 在國際上試圖強硬起來 
二、 白山黑水的淪喪 
三、 輪到上海:東部財團的崩坍 
第十二章 日落西方 
一、 一個低效政府的艱難運作 
二、 以空間換時間:東部的空間換沒了 
三、 又回到了西北原點 
結束語:歷史的余音

序言

地域文化決定中國歷史

葉曙明

如果人們有機會在中國作一次穿越南北、橫貫東西的旅行,他們將會發現,在這四個方位之間,居然存在著如此巨大的不同。
以地理環境而言,東南方平疇千里,水膩山春,河流如網,湖泊如星。天氣受東南方低緯度的太平洋氣候影響,溫暖潮濕,雨量充足,在沿海地區有大量的沖積土,土質肥沃,人口稠密。中國的西北方則受高緯度的北亞氣候影響,即使在夏季,海洋性的夏季風也不易進入,而西風氣流則非常強盛,空氣干燥,冬天氣溫寒冷,春天風沙彌漫。
一個地方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會無緣無故,都有其內在的邏輯,地理氣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由于地理氣候不同,主要的糧食也不同,南方以水稻為主,北方以小麥為主,水稻與小麥的種植區,大致以長江為分隔線。糧食構成的差異,一個吃米,一個吃面,也是形成南北民俗和民風各異的原因之一。
海洋文明興起之前,中國在近兩三千年內,經歷過黃河文化、長江文化兩個偉大的文明時代。黃河文化從西周走到秦、漢,趨于飽和,然后走下坡路;唐、宋時代,長江文化崛起,走到北宋晚期,達至頂峰,然后又趨于飽和,經蒙元的摧殘,漸走下坡路,文化與經濟的重心,繼續南移。有人說“崖山之后無中國”,便是看到中國文化已移到了南海之濱,前面是茫茫大海,再無處可移了,唯有與南宋偕亡。
北方從來不認為南方有資格承載中國的正統文化。站在黃河文化時代的中原角度去看,愈往南行,則離文明愈遠,五嶺以南是全中國最邊遠的蠻瘴地區,那里只有“短發紋身、口吐鳥語”的野蠻人。但如果站在海洋文明的角度去看,情形則恰恰相反,愈往南行,離世界愈近,翻過了五嶺,擁有四千多公里海岸線的廣東,是中國與世界相接的最前沿。到明、清時,隨著世界海洋文明的興起,中國的文化重心,移至珠江流域,而形成第三個文化高峰——珠江文化。
當歐美現代文明東漸之際,這里無疑會得風氣之先。而西北方地處亞陸腹地,受層巒疊嶂之阻,交通不便,資訊貧乏,外部世界的影響,到達這里已經微乎其微。這種涇渭分明的地理結構和文化遷移路線,對南北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海洋從來是南方人托命之所,所以他們對海洋有著本能的依賴,而對長江以北,則抱有天然的警覺。文化心理上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代。秦始皇發兵五十萬征討嶺南,這五十萬大軍,是由北方的罪吏、逋亡人、贅、三代之內有商人戶籍的賤民組成。他們在平定嶺南之后,馬上掉轉槍頭,燒絕棧道,自立為國,與北方為敵。
盡管漢武帝最終平定了南越國,但朝廷依然把嶺南作為流放罪犯和謫臣的地方。這是造成南北在政治上長期疏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南方人眼里,凡從長江以北打過來的,無論是秦始皇的五十萬大軍,還是漢武帝的金戈鐵馬、抑或蒙元鐵蹄、滿清八旗,都是在破壞他們的家園,留下的都是慘痛的戰亂記憶。
歷史學家在談論嶺南人的家世時,常說他們都是中原遷徙而來的,似乎以此證明南蠻子其實與“河南世澤,渭水家聲”是一脈相通的,出自同一個文化體。但卻往往忽略了一點,這些從中原遷徙而來的人,幾乎沒有誰是自愿的,不是被朝廷貶謫、發配,就是因戰亂而逃出家園,他們最大的共同點就是:人人心境都是陰郁的、悲涼的、怨忿的。
縱觀歷史,每當北方進入周期性天下大亂之際,如兩晉五胡十六國、安史之亂、殘唐五代、北宋末、南宋末、明末,就有大批北方士民逃難到南方。這些人既有對北方宮廟城社的緬懷,更有家破人亡留下的悲慘記憶。嶺南人重視“營宮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繼絕嗣,重祀田”,雖然不無對北方故土的追思之意,但亦有對宗族血脈在南方得以傳承與興旺的期望,背后隱隱透出一種“你要我死,我偏不死”的倔強心理動機。
在南方的民間傳說里,可以找到大量先人在北方被殘害、追殺、驅逐,流落到南方的記錄,對南遷的記憶,絕不是愉快的。南方許多地方都有撿骨再葬的風俗,即把死者先用棺入葬,等肉身腐化以后,再開棺撿出骸骨洗凈,入埕安葬。改葬之俗,嶺南地區甚盛。有些地方,還會葬完再葬,屢經起遷,遺骸殘蝕,僅余數片,仍轉徙不已。這種習俗,便是源于中原人背負先人遺骸,輾轉萬里南下的經歷。
北方對他們來說,又愛又恨,是一道難以愈合的傷口,糾纏著十分復雜的感情。試想,這么多心懷怨望的人,背著祖先遺骸,匯聚到南方,通過宗牒族譜與口耳相傳,對北方的“選擇性記憶”自然根深蒂固,成為南方的文化基因之一。他們雖然知道自己身上可能會有“河南世澤”的血統,但更愿意強調自己是南方人,不是北方人。
經過千百年的沉積,形成了南方人倔強、堅忍、充滿生命力、具有叛逆精神、敢為天下先的性格。宋、明末年,游牧大軍在北方縱橫馳騁,如入無人之境,但在南方,卻遇到最頑強的抵抗。南宋、南明最后都滅于廣東,這不是偶然的,南方人不肯做順民,不肯向外族屈服的性格,往往成為文化命脈存亡絕續的最后防線。
南方的文化也是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南方人有一種不肯認命的性格,對命運有一種天然的反抗,他們把自身的反叛性帶到了南方,很自然地,他們所信奉的“異端邪說”也在南方傳播和滋長開來,一旦從海洋吸取到外來的養分,馬上會膨脹發酵起來,直接挑戰北方正統。這種情形,已被太平天國、同盟會革命、國民革命等一系列由南方發動的政治運動所一再印證。
然而,當我們在審視南北文化的時候,不可忘了,中國幅員遼闊,除南北之外,還有東西文化的區別。東部文化以江蘇、浙江為代表,西部文化以陜西、甘肅為代表。東部帶有鮮明的長江文化特征,而西部則更多是黃河文化的特征。上海是一個值得好好發掘、認真研究的地方,它和廣東一樣背靠海洋,但夾在南北之間,這個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的文化血脈里,混合著南北與海洋的各種基因,它既不像南方人那么倔強、獨立,也不像北方人那么高傲、大氣。它靈活、圓通、善變,無論是北洋當政,還是國民黨當政,都能夠左右逢源,處理得恰到好處。這是中國文化的另一個典型標本。
南北文化的差異,造成相互間的歧視和排斥,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北方整天高喊“南征”,南方也整天高喊“北伐”,一個要“武力統一南方”,一個要“飲馬長江,掃蕩黃河”。在20世紀20年代的南北大決戰中,東部地區時而支持南方,時而支持北方,最終倒向南方,成就了國民革命的北伐勝利。正當東部像一顆新星冉冉升起時,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入侵東北,隨之而來的一連串事件:淞滬抗戰,國民政府遷往洛陽,西安事變,有如急風驟雨,令中國整個政治地理格局,突然間完全改觀了。
東部這顆明星一夜隕落,而西部則像太陽從黃土高原的背后升起,河漢倒流,天地翻覆,那一年,決定了中國的未來。

后記

歷史的余音
任何國家、民族的政治演變,和那個國家、民族所處的自然地理有著密切關系,和歷史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也不例外,從辛亥革命推翻專制政體,到抗日戰爭的發生,這二十幾年,是奠定現代中國政治最關鍵的時期。毛澤東說過,中國“百代皆行秦政制”,實在是鞭辟入里的讜論。辛亥革命并未能推翻兩千多年的“秦政制”,宗法專制的道統依然堅固,“民國”只是作為“帝國”的變種,繼續傳承。
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之艱難、時間之漫長、代價之沉重,堪稱世界之最,甚至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回想鴉片戰爭以來列強的侵凌、掠奪、侮辱、改朝換代的動蕩、此起彼伏的戰亂,以及以各種堂而皇之的名義加諸中國人民頭上的痛苦,真令人欲哭無淚!
近百年來無數人都提過這樣的疑問:為什么中國的近鄰日本,號稱與中國“同文同種”,它能夠在短短時間內完成“明治維新”,而我們播下的龍種,卻往往收獲跳蚤?為什么辛亥革命后幾乎眾望所歸的美國共和制模式,在中國搞不下去?為什么中國非要“行秦政制”不可?在這個為中國政治制度脫胎換骨的大手術中,究竟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為什么當歷史一再出現可供選擇的十字路口時,我們卻一再錯失良機?以致后人在讀史寫史之際,恒懷“再回頭已是百年身”之嘆。究竟是醫生一時失手的醫療事故?還是病人體質和病理變化的必然結果?
有人歸咎于同盟會的軟弱,有人歸咎于袁世凱竊國,有人歸咎于國民黨背叛了孫文,有人歸咎于蔣介石獨裁。其實,凡此種種,都是“果”,而不是“因”。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史,撇開紛繁的黨派之爭,透過表象尋找出更本質的文化根源,不難發現,地緣文化在中國歷史走向中,所起的深刻影響。
推翻帝制的革命開始于南方,也必將完成于南方。盡管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漫長的歲月,但是,由于南方遠離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南方呼吸著大海的空氣,由于這種種人文環境的原因,反而使南方獲得了較大的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行動的自由。
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有對社會發生深刻影響的政治運動,如果是發源于南方,或由南方人領導的,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幾乎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像戊戌政變、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而如果源自北方,則對現代文明多帶有破壞性的色彩,如義和團運動。
太平天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它本身沒有多大的進步性,但它對削弱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破壞現存的政府組織,起到了空前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前十年,南方的革命運動,基本上是沿著太平天國的發展路線由南向北蔓延的:由兩廣而兩湖而江浙而及于全國,這不能不說是太平天國的功績。
由于鎮壓太平天國的力量并非來自北方,而是兩位南方的文官——曾國藩和李鴻章,他們和太平天國作戰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維護朝廷的天威,不如說是為了保護桑梓。因此,太平天國的失敗,并沒有帶來動亂過后通常會出現的黑暗和恐怖時期,相反,由于這批南方官員的崛起,把富國強兵的夢想付諸實行,開創了中國近代史上最輝煌的工業革命一一洋務新政。
義和團是一場帶有濃厚北方色彩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它的政治口號是“扶清滅洋”,幻想恢復九州一軌、天下同風的天朝舊夢,以為只要把洋人趕盡殺絕,天下就可享太平了。義和團運動從表到里、自始至終,都交織著讖緯圖說和奉天承運的夢囈,成為皇權政治的回光返照。
然而,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北方仍然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實現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必經之路。清末,大批知識分子從南方和江浙北上辦學,利用朝廷舉辦新政的機會,推行新式教育。北方因此風氣漸開,各種新思想蓬勃興起,并以天子腳下,光被四表的地位,竟形成登高一呼,天下響應的大勢。
北方成為各種新思潮的匯聚地。北方文化之所以對全國有巨大的輻射力,實與皇權政治有莫大的關系。一旦北方不再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將隨之消失。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北京(北平)便開始了它近幾百年來最沉悶的一段歷史。
北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就像坐在巨人肩膀上一樣,坐在皇權政治的肩膀上,使它得以高瞻遠矚,耳鼻靈敏,當月暈礎潤之際,能夠發現社會即將出現的變革。它可以為這種變革催產,但它卻不可能成為身體力行的實踐者。
第一批的實踐者產生在中國的南部和東部。
奠定中國現代工業基礎的洋務運動也是南方人(包括少數長期在南方做官的北方人)領導的;近代史上開政治改革先河的一次宮廷政變——戊戌變法,是南方人干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也是南方人首先揭竿而起的;最成功的一次軍事北伐,打破了北方官僚集團的統治,是南方人充當先鋒;第一次嘗試改變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土地革命,也是南方人干的。而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金融體系和商業體系,則是在東部上海建立的。
盡管不能說南方和東部沿海地區的每一個舉動,都必然為中國帶來積極與進步的意義,但不可否認,從宏觀歷史的角度去看,正是他們前赴后繼,鍥而不舍,把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硬拉進了20世紀的國際舞臺。
西北似乎是一片被忘卻的文化遺址。當世界已經進入民主時代,西北人好像還流連于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之下,緬懷著盛唐的繁華。西北有過最輝煌的歷史,但現在卻成了全國最原始、最落后的地方。歷史和現實的對照,難免使西北對現代文明產生懷疑和排斥的心理。而作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西北的沉默和凝固正是它具有對抗的天賦力量的象征。
共產黨進入西北,在和蔣介石的斗爭中,便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與此同時,為了應付未來和日本的戰爭,蔣介石又對東部集團進行了破壞性的改組,為政府在抗戰爆發后,遷都重慶,贏得了生存的條件。
但蔣介石的政府,是以東部的利益集團為依托的,一旦把這個基礎破壞了,即使在抗戰八年期間,仍能茍延殘喘于西南的崇山峻嶺之中,但當民族戰爭告一段落,國共兩黨重燃戰火以后,當年飲鴆止渴的惡果便馬上顯露出來了。在短短三年之內,國民黨政府土崩瓦解,敗如山倒,實在并不僅僅因為軍事指揮上的失當。
對中國現代史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兩件事情,一是領導層多為南方人的共產黨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建立了陜甘寧根據地,二是西安事變,都和西北有著直接的關系。
南方開始革命,東部緊緊跟上,北方搖旗吶喊,西北固守觀望。這競成了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的一種格局。革命能否成功,最后將取決于西北的向背。變革的浪潮席卷著南方和東南沿海,這只是一個開頭,它最終能否沖破黃土高原的阻隔,使西北接受并追隨這種變革,才是成敗的關鍵。當我們回顧1911年至1937年這段歷史,鏡頭最后定格在茫茫大西北,再重讀李白的詩篇:“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云,諸侯盡西來。”令人不禁感慨萬千,歷史是會重演的,因為歷史并不會消失。回首前塵,中國社會轉型的來龍去脈,不僅有跡可尋,而且歷歷在目,因果分明,直教人一讀一驚心。
天不變,道亦不變。
2014年5月修訂于廣州


從大歷史回望近代中國 
馬勇 
很久以來,總有朋友疑惑近代中國的政治選擇,以為幾乎所有關鍵時刻中國人都作了不太正確的選擇:洋務新政沒有結果選擇了維新,維新沒有結果選擇了憲政,憲政沒有結果選擇了共和,共和沒有結果重選了帝制……分析過往一百多年,中國人幾乎將世界上所有主義嘗試了一遍。 
現實的中國,我們無意在這里討論。歷史的中國,似乎并不如此簡單。每一次歷史選擇并不一定是歷史必然,但其內在的歷史邏輯一定還會或隱或顯呈現。 
中國從農業文明認同并走向工業文明,用了很長時間,19世紀60年代開啟的中國現代化運動,不管怎樣評估,那都是現代中國的真正起點:一個與傳統不一樣的中國由此開始,“四民社會”漸漸解體,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一個全新的生存方式,均由此發生。 
洋務新政自以為聰明地將“體用”分為兩橛,以為如此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后發優勢”,模仿西方現代化。洋務新政確實將“后發優勢”發揮到了極致,中國在三十年左右,在工業化、現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欣羨的成績。 
但是,“后發優勢”又是“后發劣勢”。后發國家在利用后發模仿先發的時候,如果不注意制度改革,不注意制度跟進,那么所有的模仿不是導致后發國家的制度創造,而是為落后的制度背書,證明制度不改革可能更容易促動工業化、現代化的模仿。于是,中國在洋務新政幾十年的進步,在遇到同樣的后發國家日本時,卻不堪一擊,立即打回了原形。 
甲午戰敗是近代中國歷史的新起點,從那之后至1928年北洋政府結束,應是中國歷史上最難得的時期,其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模仿創造,現代文明的興起與發展,都是中國1860年走向現代之后最健康的一段時期,仿佛百家爭鳴在現代中國的重現。 
但是,正如一切民主體制缺乏效率一樣,1895年之后的維新、新政、憲政,直至共和,確實在效率上無法讓人滿意,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中國竟然在關涉自身利益的參戰問題上長期爭執,久議不決,生生錯過了參戰的最佳時機,極大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病,科學技術的發展既造福于人類,也是殘殺同類的利器。一直引領中國學習西方的梁啟超到西方看了一圈,深度懷疑資本主義對中國未來的意義。中國在學習西方六十年之后,又處在一個十字路口。 
假如不發生山東問題,或者說中國的山東權益能夠在巴黎和會收回,中國人對于公理戰勝強權應該不會失去信心。無奈,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不僅效率低下,而且見識太短,在對外交涉上留下了許多硬傷。巴黎和會沒有讓中國人如愿,中國人也就對公理漸漸失去信任。 
恰當此時,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向中國拋出橄欖枝,而且蘇聯新體制在列寧“新經濟政策”主導下,確實具有與資本主義不一樣的魔力,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活力在新經濟體制下獲得了充分發展。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糅合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優點,這是當年一度讓中國人神往的原因之一。 
列寧、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深刻影響了中國政治發展,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并不一定認同蘇維埃體制,但對列寧拋給中國的橄欖枝,對列寧構建的政黨、政體的紀律、效率印象深刻。而那時的蘇聯,延續馬克思之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就像今天的西方人向全球推廣普世價值一樣,狂熱地推廣共產主義。中國處在十字路口,共產主義就在這個時候進入中國,并從一種理論上的研討進入實際的政治運動。

2015-09-07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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