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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做永遠的批判者
錢理群:做永遠的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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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州和北大是我的兩個精神基地,民間與學院,對我來說是一個互相補充,也有沖突矛盾,但這就是我的思想和學術特點。
  
    撰稿/錢亦蕉(記者)
  
    錢理群從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研究魯迅,他說魯迅“是永遠不滿足現狀的,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而“這樣的體制外的,邊緣的批判者,是十分難得而重要的”。遵從魯迅的傳統,錢理群自己也愿意做一名思想界的戰士,一個永遠的批判者。
  
    到民間去
  
    帶著溫和的笑容,錢理群教授說起自己離開北京大學后,進行中學語文教育的探索,“現在更進一步到西部農村,到小學了……”,因為“我們的關注點往往集中在城市的中、小學,特別是重點中學、重點小學,廣大的最需要關注的農村教育反而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他的話引起在座的學院里面的“后學們”極大的興趣,是什么讓一個退休的北大教授深入到農村中小學教育中去的呢?
  
    新民周刊:2002年,您從北大退休,在這之前,您給學生們開的最后一門課是“我的回顧與反思”,一般來說講課總以客體為對象,為什么您會選擇自己作為講述對象呢?
  
    錢理群:這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課,我想通過自我總結,來討論與專業有關的問題。把我自己作為個案研究,來講述中國思想史、學術史。我的興趣是在研究知識分子精神史,特別是1980年代以后,但是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所以我覺得還是談自己比較好,重心在反思上。通過反思,把我自己這一代人的經驗教訓告訴年輕人。
  
    新民周刊:離開大學講壇后,您關注中學語文教育,給中學生開過“魯迅作品選讀”的選修課,編了《新語文讀本》,現在更關心西部農村的中、小學教育,為什么?
  
    錢理群:退休后我自由了,不再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的教授,不受專業限制,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人文學者關心中學語文教育,是“五四”新文化傳統。從胡適到朱自清、葉圣陶,都是這樣。我只是繼承這樣一種傳統。我覺得作為研究工作者,不僅要講述他們的傳統,而且應該接著往下做。他們那一代人做的,我們也可以做。而且,我認為大學與中學教育的斷裂,一直是個嚴重的問題。
  
    新民周刊:您自己深入到西部農村嗎?
  
    錢理群:我自己不可能去西部農村搞教育,而是采取間接的方式,我關心這個問題,參加了一些討論會,寫了一些文章。一些去西部第一線的老師,回來談了看法,我也在會上發了言。還有“西部陽光活動”的志愿者們,我也給他們做了一個講話(《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
  
    新民周刊:在講話中您曾提到,“到民間去,到農村去”,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傳統。
  
    錢理群: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已經去了5代人,現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時候是第一代,李大釗當時寫過一篇《青年與農村》,和大批青年追隨者一起推行“新村運動”;到1930年代,毛澤東把農村作為革命根據地,晏陽初、梁漱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則推行“鄉村建設運動”,這是第二代;40年代,毛澤東進一步要求“知識分子工農化”,在根據地,知識分子“下鄉運動”可以看作是“到農村去”的第三代;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政府號召到基層去支援建設,這是第四代“到民間去,到農村去”的青年知識分子,我就是其中之一,去了貴州邊遠山區;第五代就是知識青年下鄉。這個傳統到***十年代中斷了,而本世紀初,又一批志愿者去了西部農村。我認為這與“五四”傳統息息相關,是從研究到實踐的過程。
  
    新民周刊:您關心農村教育,與晏陽初當時的實驗有精神上的聯系嗎?
  
    錢理群:這當然。陶行知、晏陽初等人的教育實驗,都是非常重要的傳統。晏陽初認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要從鄉村教育建設開始,而同時代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改造問題上,采取不同的路子——從土地改革入手。實際上有一點是一樣的,他們都認為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解決農民問題是中國的關鍵。只是后來,晏陽初等人的主張談得比較少。
  
    貴州印跡
  
    退休以后,錢理群教授除了“從更大范圍從事社會文化教育實踐活動”外,還出版了一個地方文化研究的文本,那就是《貴州讀本》。從21歲到39歲,錢理群把自己最寶貴的青春歲月獻給了貴州,貴州對他的人生歷程、思想精神留下什么樣的印跡呢?
  
    新民周刊:《貴州讀本》是不是您對自己青年時代貴州生活的紀念?
  
    錢理群:寫《貴州讀本》的目的是讓我們認識腳下的土地。在全球化的時代里,青年人有逃離土地的傾向,不僅其身體遠離本土,而且在精神上對腳下土地產生認知上的陌生,存在“失根”的危險。所以我要在青少年中提倡認識腳下的土地,《貴州讀本》就是對貴州地理文化、歷史文化的闡述。這與青年志愿者運動也有關系,其實這些志愿者對改變西部農村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更是一種自我教育,這個意義更大。青年志愿者運動,實質上也是一個“尋根運動”,農村是中國的根,到農村去,就是一個尋根的運動。
  
    新民周刊:您在貴州待了18年,貴州是不是您的根呢?
  
    錢理群:貴州是我的根。我一直說北大和貴州是我的兩個精神基地,貴州代表著底層,北大是最上層。貴州給了我四方面的影響,第一,真山真水養育我的赤子之心,貴州的山水沒有受到污染,給了我坦蕩的胸懷;第二,除了真山真水,貴州的真人氣息,對我氣質的形成也起了關鍵作用,我有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第三,我在貴州經歷了大饑荒年代和“文革”,形成了我的終極的民間關懷;第四,在貴州沉潛18年,讀了18年的書,并且考察社會,形成了我的學術根基。研究魯迅也是從這里開始的,這里有我的學術底氣。1978年我考取北京大學研究生離開貴州之后,還一直與貴州保持聯系。貴州和北大,民間與學院,對我來說是一個互相補充,也有沖突矛盾,但這就是我的思想和學術特點。
  
    新民周刊:在貴州您經歷了“文革”,《我的精神自傳》一書中您寫到您身陷其中,而且公開承認自己是“造反派” ,進行深刻反思。感覺像德國作家格拉斯在自傳《剝洋蔥》中承認參加過武裝黨衛軍一樣勇敢。有時候人們不愿直面自己的過去,歷史就會被遺忘。
  
    錢理群:這里面有個妖魔化的問題,我們后來對“造反派”的理解和判斷過于簡單化了,其實里面很復雜,所以我通過自我反省來揭示這個問題。“文革”非常復雜,我們往往對上層斗爭注意得比較多,而實際上“文革”是全民參與,像我們這樣一個貴州小縣城也被深深卷入其中,完全沒有參與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我覺得研究“文革”,也應該用個案來表現,“文革”不能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二元對立模式來解讀,應該用很多個案來解釋。大家都不愿談,是因為沒人愿意回憶痛苦。但是老百姓可以回避痛苦,知識分子卻應該正視歷史,犯了錯誤,自我解剖,這是“文革”研究的第一步。
  
    北大傳統
  
    1956年,17歲的錢理群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后并入人大新聞系),這是青年錢理群與北大的初次結緣。1978年,錢理群重新回到學院,成為北大80年代學術界的領軍人物。從學生到教授,北大的20多年經驗對他來說彌足珍貴。作為除了貴州之外另一個精神基地的北大,又對錢理群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新民周刊:雖然已經離開,您對北大還是懷著深深的感情,您覺得北大最讓您推崇的是什么?
  
    錢理群:我所推崇的北大精神就是“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思想傳統、學術傳統。還有就是我跟年輕人所說的,要“永遠向前看”。但是,現在的大學教育(包括北大在內),學術腐敗嚴重,使我非常失望,這也是我離開大學的一個原因。
  
    新民周刊:您在北大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魯迅、周作人、曹禺這幾個對象上,為什么選擇這三個人?
  
    錢理群:我的思想和生命,北大、貴州是兩個空間,另一面是和青年群體的聯系,而三者的連接點就是魯迅。我的民間立場,就來源于魯迅。我在大學時代就看過《魯迅全集》,但真正懂魯迅是在貴州工作以后,不是作為研究對象,而是精神資源,來尋求解答。我從60年代就開始研究魯迅,我的愿望是要形成自己的看法,到北大開始講魯迅,講“我之魯迅觀”,寫《心靈的探尋》。當時,為了擺脫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我想換個角度,就轉而研究周作人,也是為了更好地研究魯迅。因為周氏兄弟同為現代文學兩大陣營的代表,可以對照起來研究。而曹禺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而且我從小喜歡戲劇。我對知識分子精神史感興趣,曹禺正好是另一型的知識分子——我稱作“軟弱的天才”,其實現代知識分子當中,魯迅、周作人是少數,曹禺這樣的才是大多數。
  
    新民周刊:您提出研究知識分子精神史,目前的研究進程、狀況如何?
  
    錢理群:我當年和陳平原、黃子平一起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概念,其實那時我感興趣的就是“精神史”。我的幾個研究,包括對魯迅、周作人、曹禺的研究,都是以傳記、生命史的形式完成。而我正式從事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的著作是《1948:天地玄黃》,考察1948這個歷史轉折點的知識分子心路歷程,這是第一步。接著又寫了《豐富的痛苦— —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這是把中西方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放在一起考察,發現其中的內在聯系。退休后我主要完成了兩本書,一本是寫1956- 1966年代的知識分子精神史,書名是《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另一本就是收錄了“我的回顧與反思”這門課的《我的精神自傳》一書,這是主要寫1978年到現在的。下一本,可能會專門寫“文革 ”時期。這些都是從民間來考察,每一部都有延續性。
  
    拒絕遺忘
  
    “我父親為了救國,加入國民黨,我哥哥姐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加入共產黨”。1949年后,去了臺灣的父親和留在大陸的母親永遠天各一方,這是錢理群教授在《我的精神自傳》中的描寫。來自如此家庭的錢理群,曾在年輕時把父親的照片毀掉,而現在,這些成為他反思的基礎,他拒絕遺忘。
  
    新民周刊:您的家庭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高度縮影?
  
    錢理群:我祖父那代是維新派,父親是胡適那一代人,是胡適在美國學農科時的同學,我的三哥是國民黨的外交官,另外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則加入了共產黨,是老黨員。我們就是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大家庭。1948年,父親把我們從南京帶到上海,準備去臺灣,可是母親不愿走了,因為她的兄弟姐妹都在上海,而且我外祖父的好朋友張元濟等人都勸她留下。于是母親讓父親先去臺灣看一看,沒想到這一看,就再也回不來了。我們家有兩次家庭分離,一次是抗戰,一次就是1949 年,這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家庭中很典型。我們全家沒有一張合影,我抗戰時期生于重慶,當時哥哥姐姐還在上海淪陷區;等我來到上海,我的另一個哥哥則還在大后方,我曾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家的悲劇:生不團圓,死各一方。
  
    然而,一般寫歷史,不注意這些個體生命的影響,我們的歷史往往只有歷史事件而無個人,只有歷史偉人而無普通人。我的研究,背后的歷史觀,就是個人歷史。歷史不關心知識分子,我則以自己的感情和經歷來關照知識分子精神史。
  
    新民周刊:您是深深受到“五四”精神熏陶的一代,而現在一些青年則完全不同,您怎么看待他們對社會、人生的冷漠?
  
    錢理群:歷史不該被遺忘,而我們總是設置禁區,故意讓他們遺忘。為什么我在北大最后一課要講這些,就是專門講給年輕人聽,講自己,更有可感性。我說這是我給他們的“遺言”,年輕人需要知道、了解,在知道、了解以后如何選擇,則是另外一件事。《我的精神自傳》這本書除了寫給我自己一代人看,也是寫給青年人看的。人的生命有一個延續,我們困惑過、思考過的問題,并沒有過時,他們在當代也會遇到,我們的失誤、經驗教訓提供給他們共同面對,青年人只有了解了,才能做出自己的選擇。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宣誓者,我是真理的探索者,所以書里沒有結論,只是把自己的矛盾公開。

2015-09-13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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