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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告別詞:在北大的最后一節課
我的告別詞:在北大的最后一節課
我們所能做的,也只是“堅守”:當政治的邏輯、資本的邏輯籠罩一切時,我們還要堅守思想的邏輯,學術的邏輯,教育的邏輯。
錢理群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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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2年前,錢理群先生在北大上的最后一課——告別“北大講臺”。告別總是令人悵惘的,但同時又使人獲得某種內心的力量,錢理群先生對北大學子的期待,也正是他對廣大中國青年的期待,他說:“幼者呵!——上人生的旅路罷。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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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先生

文/新浪專欄 文化譚 錢理群

  今天是我在北大,在大學正式講臺上,最后一次講課,所以要利用最后的時間,說一說我最想對北大學生講的話。主要講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對北大學生的期待。

  關于“北大失精神”的問題,已經談得很多了。我們都是普通的老師與學生,無力抵擋這一切。我們所能做的,也只是“堅守”:當政治的邏輯、資本的邏輯籠罩一切時,我們還要堅守思想的邏輯,學術的邏輯,教育的邏輯。

  因此,我對北大學子有兩個期待。首先是——不要拋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北大精神

  這就是說,同學們可以有不同的選擇,畢業后會走向不同的工作崗位,從事不同的事業,人生的道路也會有許多的變化,但有一點,應該是一致的,不變的,就是我們既為北大這塊土地所養育,我們就永不拋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北大精神。

  你或許從政,但你必須做一個具有獨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創造精神的政治家,公務員,而不是謀求私利,隨風轉舵的政客和唯唯諾諾、無所事事的官僚。

  你或許經商,但你必須做一個具有獨立、自由思想,批判、創造精神的企業家,經營者,而不是投機取巧,謀取暴利的奸商,無所作為的庸商。

  你或許治學,任教,從事新聞出版工作,你也必須做一個具有獨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創造精神的學者,教師,編輯和記者,而不是出賣靈魂的幫閑、幫忙文人,混跡文壇學界的無用之人。

  當然,如何堅持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北大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機遇,也有不同的氣質和才能,因此,其表現形式,發揮程度是不一樣的。有的同學可能表現比較突出,發揮比較充分,成為一個杰出人才;更多的同學則盡職盡責,但也自有操守:有所為(創造),有所不為(懷疑,批判),更有獨立、自由的思考與人格。這是我們作為北大人的底線,是不能輕言放棄的。

  我知道,在現實中國,要做到這一點,很難,很難,要堅持一輩子,就更難,更難。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大染缸,是一個沒有建立公平、合理的游戲規則,沒有民主監督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下,人是很容易被腐蝕的;又是一個不允許獨立、自由思想,壓抑批判、創造精神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下,人是很容易被壓垮的。因此,真要堅持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北大精神,是要付出代價的,這是一條充滿艱險的人生之路。我有時又想,我面對同學們,提出這樣的期待,是不是過于理想化,甚至會害了大家?但我又真誠地相信,這是一條通往真實的人生,充實的人生之路,那充滿豐富的痛苦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義的。這是我一生的經歷、經驗告訴我的。記得我年輕時候讀魯迅的《與幼者》,他引述日本作家有島武郎的一句話:“幼者呵!——上人生的旅路罷。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每回讀到這里,我都非常的感動。今天,我在這里向諸位提出這樣的期待,也是要告訴大家,這條路,“前途很遠,也很暗”,但是,“不要怕。不怕的人們面前才有路”。——當然,我的期待,對諸位來說,只不過是人生選擇中的一個參考意見;路怎么走,還是要自己選擇的。

  而且,我還有第二個期待——目光永遠向前,向下,立足中國的大地

  在1999年12月,我應北大學生會之約,寫了篇短文:《新世紀寄語青年》,講了兩點意思。首先是:“新世紀呼喚著新的思維,新的批判力、想象力與創造性,呼喚著更加自由的精神空間,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為之作出貢獻”。——這包含了我的一個判斷:新世紀(也就是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的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著“文化重建”的任務,又是一個知識大發展,大交融,全人類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時代,這樣的新世紀是特別呼喚批判、創造、自由的精神的,我之所以在前面如此強調不要拋棄北大精神,實際是著眼于這樣一個新世紀發展的大趨勢的,諸位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才,如果拋棄了這樣的精神,是有可能被這個大時代拋棄的。

  但我這篇短文的重點是表達這樣一個意思——

  “不想預測新世紀將給這個世界,給中國,給我們帶來什么。只是希望北大學子,也希望我自己,目光永遠向前——要聽得見‘前面的聲音’的呼喚,不停地往前走;同時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國的大地,沉入民間,更關注人民的真實生活,自己也要做一個真實的普通人。”

  這里說“不想預測新世紀將給這個世界,給中國,給我們帶來什么”,也是包含了我的一個判斷的:21世紀,無論是世界,中國,以至我們自己,都會遇到非常復雜的,難以預測的情況,這將是一個既有大發展,又會有許多新的困惑,以至迷茫的時代。這就很容易產生“前方”等待著我們的“是什么”,我們應該怎么辦的問題。我今天也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和諸位討論。

  當年魯迅在他《野草》里的《過客》,就討論過這個問題。文章中的“小女孩”(或許就包括什么都還沒有開始的在座的諸位)說:前方是“花園”,但這很可能是一個一廂情愿的美麗的夢;“老人”(大概就是我這樣的飽經風霜的一代人)說:前面是“墳”,這或許是反映了更根本的真實。問題是面對這樣的前景的態度:“老人”宣布,他將“休息”,不再往前走;而魯迅筆下的“過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卻在短暫的猶豫以后,表示:我不能“回轉去”,也不能“休息”,因為“那前面的聲音叫我走”,“我只得走!”——“過客”的這種“明知前面是墳而偏要走”的精神,是很有啟發性的。這里所說的“聲音”其實是自己內在生命的“絕對命令”,就是說,不管前面是什么,即使是“墳”,也絕不后退,絕不停留,絕不氣餒,絕不放棄,要“走”,“往前走”,不斷地探索,尋找,在似乎沒有路的地方走出路來,“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故鄉》)。我在這里鄭重地把魯迅的這一“過客精神”推薦給諸位,就是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無論什么情況下,即使是最困難,似乎絕望的時候,也不氣餒,不放棄,“目光永遠向前”,“不停地往前走”,保持積極向上,向前,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的精神狀態,這其實也就是魯迅所說的“常為新的,改進運動的先鋒”的北大傳統,在我們每一個北大學子身上的體現。

  我的“目光向下”的期待,則包含了我的一個隱憂。北大的教育越來越成為“偽精英教育”。本來,北大是應該培養一流人才即社會精英的。按蔡元培先生對大學結構的設計,北大應屬于研究型大學,而不是實用型的大學(蔡先生稱為“專科”)。我曾經說過,“北大首先要培養出一批為我們國家、民族,為學術發展提供新思維的思想家,魯迅所期待的‘精神界的戰士’;同時,北大所培養的各專業的專家、學者都必須是思想者,必須是永遠不滿足現狀,永不停止思想探索的精神流浪漢”,“是本專業新的學術思想、新的研究領域和方向、新的技術和方法的開拓者”。因此“北大的教學和學術研究應更注重于基本的學理、基礎的理論,應更具有原創性、開拓性與超前性,更注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相互吸取和綜合”。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北大放棄了自己研究型大學的優勢,在所謂“適應市場需要”的口號下,向實用型的專科靠拢,不但造成了學校定位的混亂,而且極大地降低了學校教學、研究的水準與品位,距離前述培養高素質的具有思想與學術開拓性、原創性的精英人才的目標越來越遠。而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學術的精英,他也必然是人類、民族良知的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著強烈的社會關懷,底層關懷,他的目光是既向上也向下的,即所謂“腳踏大地,仰望星空”。

  而讓我感到憂慮的北大的“偽精英教育”傾向下所要培養的精英,卻是有其名而無其實的“假精英”。所謂“偽精英教育”的要害,實際是“學而優則士”的傳統,通過北大這座橋梁,擠進既得利益集團。這本是蔡元培那一代先驅所反對,所要竭力避免的。所以蔡校長在就任第一天的演說中,就諄諄教導說:“諸君須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學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以后他又在許多場合反復強調一點:“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大家不妨看看今日之北大,誰入學不是為了做官、致富,北大早已成為養成資格之所,販賣知識之所了!問題是,北大以及中國大學的這些蛻變是有社會基礎的。在應試教育下,諸位吃得“十二年(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寒窗苦”,好不容易通過“千軍萬馬獨木橋”,闖進了北大這個最高學府,不要說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價的家長,連你們自己,也都希望“近水樓臺先得月”,用北大這塊牌子擠進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在某種意義上,你們,以及你們的家長,希望通過讀北大來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被培養成社會精英,即所謂“跳龍門”,或者說社會底層成員的向上流動,這都是正當的,合理的,這也是一種基本權利。問題在擠進既得利益集團的意識(這也是社會培養的)。更嚴重的是,到了北大以后,所接受的又是前面我們所談到的,蔡校長竭力反對的極端之國家主義教育和極端之實利主義的教育,而這兩大極端教育,表現在北大這樣的所謂重點之重點大學,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偽精英教育”,不是培養真正的社會精英所必有的公共利益意識,社會關懷,底層關懷,而是灌輸以“他人為敵人”的弱肉強食的所謂競爭意識,鄙視勞動,勞動人民,普通民眾,逃離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的所謂精英意識(我們已經說過,這其實是假精英)。在這樣的教育下,所培養出來的所謂尖子學生,他們身上有兩個特點,一是極端的利己主義,而且是建立在高智商基礎上的,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沒有任何信仰、信念的,精密、精細籌謀的利己主義;二是對生養自己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不僅存在認知上的陌生感,而且在情感和心理上都有一種疏離感,他們似乎都是世界主義者(盡管他們把愛國主義的口號喊入云霄),但其實不想、也不能進入他國世界,只有孤立的個人,這樣的失根、無根的狀態,可能會給他們帶來真正的痛苦,但他們在相當一段時間是不會感覺到的,因為這個社會會使他們感到游刃有余,他們正在被這個體制培養為接班人。這也是必然的,能夠支撐當下社會的人才,已經不可能是信仰型、盲從型人才,而必然是這樣的無信仰的,因而為謀利可以聽命一切,但又是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管理才能,善于和國際資本打交道,高智商,高水平的極端利己主義者,他們可以高效率地執行國家意志,并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骨干成員。培養并輸送這樣的接班人,是正在貫徹的國家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之極端的偽精英教育的目標所在。完成這樣的國家使命,就是一流大學了,如果進一步還能夠執行國際資本的意志,那就是世界一流大學了。

  而我們所能做的,依然是絕望的反抗。提出希望北大學子“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國的大地,沉入民間,更關注人民的真實的生活,自己也做一個真實的普通人”,正是要自覺地抵御這樣的偽精英教育。這里提出的,是一個立足點的問題,在人們所說的全球化的時代(這是二十一世紀最基本的特點),立足點是一個大問題。在世界范圍內,我們應立足于中國本土,然后才可能真正立足世界;在國內,我們應立足于民間,底層,普通百姓,那是國家、社會的根基,也是我們生命之根。所謂“目光向下”,就是要關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況,實實在在地為他們謀利益:這是我們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根本。而強調“做一個真實的普通人”,則是要強調魯迅所提倡的“泥土”精神,作為年輕人,既要有高遠的理想,所謂“不想做將軍的兵絕不是好兵”,也要以一個平常心,更要有不怕做小事情的精神,這對北大人或許是尤其重要的,如許多人都談到的那樣,北大學子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其實不肯、不屑、不能做小事情的人,也是干不了大事情的。我們在前面講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精神都是要落實到一件件的小事情上的。我對北大學子的兩個期待,是相輔相成的,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前面講的,“腳踏大地,仰望星空”。這是一個真的“人”的境界,也就是要做一個真正的“人”。

  以上這番話:關于大學教育,關于北大傳統,關于我對北大學子的期待,都是一些胡思亂想,胡說八道,它很不切實際,也很不合時宜,有些話可能會犯禁。同學們也未必同意。但都是我的心里話,已經憋了很久了。也算是我對北大的“告別詞”吧,說是“遺言”也可以。說出來,也就是“立此存照”,表明要一統天下也不那么容易,總還有不同的聲音。講完了,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還有一點時間,講第二個問題:我與北大的關系。

  我是1956年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的,那年,我十七歲,距今已經四十六年了。讀到二年級,我們新聞專業和人民大學新聞系合并,1958年我就轉到人大去了。盡管我是人民大學的畢業生,但我始終感到自己是北大的學生。大學畢業后,分到貴州安順一所衛生學校教語文,業余時間讀魯迅,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讀魯迅,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第一個念頭,就是回到北大講臺上,向學生們講述“我的魯迅觀”。這樣一個夢想,支持著我度過了在貴州十八年艱苦的歲月。1978年,正是我離開北大二十年之后,我作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回到了北大。1981年留校任教,我的夢想,終于變成了現實。但到了八十年代末,整個中國知識界惶惶不安,面臨著新的選擇。當時我就宣布自己的三大選擇,叫“三不離開”,第一,不離開中國,不管這個本土多么讓你失望,我也要留在這里,和大家一起共度艱難;第二,不離開北京大學,不離開北大的學生,這是我的根據地,我的精神家園;第三,不離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特別是魯迅研究,這是我的陣地。這也可以算是我的三個堅守。正是這三大堅守支撐著我度過了八九以后那段最艱難的日子,一路堅持下來,到了現在我最后又要離開北大的講臺。在這二十一年的北大講學生涯中,除了講現代文學之外,主要是講魯迅,我從1985年開始給81級學生講魯迅,一直講到現在,講到今天,此刻。就是說北大有二十一屆學生,幾代北大人聽過我講魯迅,這是我的北大講學史中最大的光榮,最引以為豪的。在《心靈的探尋》(這是我第一次給北大學生講魯迅的講稿)的再版序里,我這樣寫道:這是連續十幾年的“雖有起伏,卻從未間斷過的心靈的交流,精神的對話”,這十幾年“外部世界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啊,而在北大這里,卻奇跡般的堅持了心的追求與精神的傳遞,貫通其間的正是魯迅等先驅開創的‘北大傳統’。”我由而產生了三個“堅信”:“堅信魯迅的力量:他活生生地存在于當代中國與世界”;“堅信北大的力量:不管經歷怎樣的挫折,它永遠是中國的精神圣地”;“堅信精神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之為人,總是要有超越物質的精神的追求”。我最后說,這是“北大學生啟示我的這樣的信念”,因此,我永遠感激北大的學生,永遠懷念北大的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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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在未名湖畔

  四年前,我為自己六十年的人生旅程,作了這樣一個總結:“我的生命就這樣與兩個空間——貴州與北京大學,一個群體——中國的年青人,建立了血肉般的聯系,而與后者聯系的主要紐帶則是魯迅。由此構成了我的生命中的‘四大情結’:人生道路的支點,精神的后援,思想、靈感、想象力的源泉,學術的出發點與歸屬——,都在里面了。”我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談到,“我的精神基地有二:一是被人們稱作‘精神圣殿’的北京大學,一是處于中國落后邊遠地區的貴州安順”。我也在和“社會的頂尖與底層,學院與民間”都保持密切的精神聯系中受益,這或許是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的一個基本經驗。

  我因此常常吟誦艾青的詩句:“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我確實是太愛北大,太愛貴州了。

  但這些年,我突然成了北大最有爭議的人物,許多人喜歡我,主要是學生,他們曾把我選作1999年“最受學生歡迎的十大教師”之首,或許正因為這樣,引起了一些人,一些部門的警惕與關注,于是,就有一種力量想把我趕出北大。之所以會這樣,無非是從北大百周年校慶前后開始,我不斷地發出對北大,對中國教育的批判的聲音,原因也是我太愛北大,愛之愈深,也就罵得愈厲害。其實,我的批判或罵,就是我最后這幾次課所講的內容,不過是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和想法而已。但說不定在有些人看來,我一直到今天還在這里罵北大。我的發言、寫作成了“不和諧的聲音”,就非得消滅不可。這要感謝北大的學生和老師,沒有你們的支持,在那樣一個最高當局點名,全國范圍的大批判、大聲討的形勢下,我居然沒有被趕走,還在上課。許多朋友都對我說,如果你不在北大,在全國任何一所大學,你早就被“滅”了。對此我是深信不疑的。“疾風知勁草”:這就是北大!而且我在被封殺之后,北大講臺成為唯一的精神的空間,唯一的能說話的地方,以至今天我還在這里發出自己的聲音,繼續說某些人最不愿意聽的話。除了感謝老師、同學們這些年對我精神的支持以外,我還感到了北大傳統的力量,北大精神的力量。

  我也曾想,我在北大扮演一個什么角色。我曾經說過,燕園的林子很多,各樣的鳥都有,我大概是一只烏鴉,北大的一只烏鴉。我說過,北大如果都是烏鴉也不行,都是喜鵲可能也不行,學術、教育的生態平衡需要各種各樣的鳥。這就叫“兼容并包”。我希望成為北京大學兼容并包的大的生態環境中有自己獨立個性的一個獨特的存在。我從來不試圖將自己的人生之路、治學之路,自己的思想觀點強加給學生,我最喜歡對學生說的話,就是“我姑妄講之,你們姑妄聽之”。記得這門課的一開始,我也是這么講的。我只是希望通過自己的講課,顯示自己的生命存在,告訴學生,人還可以這樣存在。同學們或許會從這樣的存在中受到某種啟示,或者毫無感覺;或者在以后的某個瞬間,回想起在北大的生命歷程中還遭遇過這樣的一個生命個體,或許早就遺忘,這都不要緊。自己的生命與北大的生命有過聯系,這就夠了。我是極其珍惜這樣的聯系的。但無可諱言,這些年我對北大越來越失望。而且,越來越感到,自己似乎不太適合在北大生存了,我大概是該走的時候了。

  前兩天,我到貴州去,跟貴州師范學院的學生見面,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北大怎么了?你怎么看?”我當時確實很受震動。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北大百周年校慶時,貴州安順的一份小報上,就有篇文章表示了對北大的失望:“開風氣之先的北大,您為什么沒有今天的《新青年》呢?邊遠小城的書攤上人們看到的是《讀書》,《南方周末》,《雜文報》——,來自北大的聲音是什么呢?”“敢于兼容并包的北大,為什么到后來你所包容的聲音就越來越少了呢?”我突然意識到,很多中國的有精神追求的人,還在向往精神的獨立、自由的年輕人,他們眼睛是看著北大的,他們依然把北大看作是“精神流浪漢的精神圣地”,“最后一個精神堡壘”。這些年,我和許多北大以外的青年通信,是深感北大在這些年輕人心目中的地位與分量的。我當然知道這是一個神話,我寫回信的一個很大的任務就是要打破它;但我又不忍心打破:一個民族,特別是處于政治、經濟的雙重困惑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對超越的一方凈土的;一個民族的年輕人,如果失去了夢鄉,連夢都不能做,那就太可悲,太危險了。當意識到北大的表現使這么多年輕人失望,我突然感到了自己應負的責任。因為我是北大一個成員,北大的問題和我有關。坦白地說,過去我在北大內部批判北大,就很少聯系到我自己,現在聽到了北大外的年輕人批評的聲音,失望的聲音,就覺悟到這就是在批判我自己:我和北大同時站在被審臺上,我們辜負了民族的期望,中國年輕人的期望!我毫不猶豫地向貴州的大學生表示了我的負疚感,同時又說,請大家相信,北大是一個有傳統的學校,北大開辟的精神獨立與自由的傳統總會一代一代地以不同的方式傳下去的。我當時就作出一個決定,一定要把貴州同學對北大的關注和失望,以及我所受到的震撼,告訴北大的同學:今天我講出來了。

  現在,我要離開北大的課堂,講臺了。這意味著,一段與北大的因緣的結束,一段與課堂的因緣的結束,一段自我生命的“死去”。

  但我的生命的活力還在,一段新的生命也就在結束、死去的這一瞬間開始。

  有同學問我,老師,退休后你要到哪里去?

  我的回答是——

  回歸到家里去,開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著述,同時要盡享家庭之樂。

  回歸到我的“第二故鄉”貴州去,關注邊遠地區,社會底層所發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回歸母校,到中學去,繼續關注并參與教育的改革。

  這“三回歸”就是回歸家園,回歸生命的起點。

  同時要始終守住魯迅。

  此刻,我的一生道路浮現在眼前。特別想起生命低谷時期的幾段“座右銘”,這或許集中了我一生的信念,堅守與經驗,就送給諸位,作為告別贈言吧。

  這是“文革”的三個座右銘——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

  “永遠進擊。”(魯迅)

  “在命運面前,即使碰得頭破血流,也絕不回頭。”(傳說出自青年毛澤東)

  這是2000年的“大批判”中所自撰——

  “我存在著。我努力著。我們又彼此攙扶著。——這就夠了。”

  該說的都說了。就到此為止吧。謝謝大家。

 

                                  2002年6月27日(根據錢理群教授的演講整理成文)

2015-09-13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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