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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培恕:中國是一個虛弱的大國
梁培恕:中國是一個虛弱的大國
孔子的生活態度是最適合于人類的,再也沒有比儒學更積極、樂觀,同時也很穩妥,能夠把每一個人的精神生活和實際日常生活都打理的很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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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虛弱的大國,因為我們很多舊的道德觀念都沒有了,新的道德觀念又不知道往哪找,我們現在的軍隊是很好,但是打起來能不能頂得住,我不知道。

先父梁漱溟去世以后,如何把他的思想財富保存下來,變成我和家兄的一個任務了。我們都是在退出工作以后才注意自己的父親。當然也還不算太晚,但是也是晚了。

梁漱溟,從佛學到儒家

今天我的題目是從他的幾個朋友那里的角度去看先父的儒家思想。在民國初年,清朝剛剛倒了之后不太久,主要是向西方學習風氣的同時,也有一些人,一些少數知識分子,他們很注意談佛、談儒,并且形成了一種無形的交往,好像一個社團的樣子,說社團又太重了一些。那么就在這些活動當中,先父就結識了一些談佛、談儒的人,有的時候是他向別人請教,有些時候是別人向他請教,1918-1923年這段時間,他們互相認識,而且都是一輩子的朋友。

我今天講兩個人,通過講這兩個人說明同是研究儒學,實際上個人的路子、路向有很大的不同。再加上父親本人,這三個人,按自己的氣質、個性來研究或者是來傳播儒學。

我父親之所以轉向儒學,基本思想就是他明白一個道理,他說佛學的宇宙觀、人生觀,是一個終極的真理,但是太多的人不可能懂得他,不可能接受他。世界上沒有彼此之分,萬物一體的,這個萬物一體和我們的實際生活相差太遠了,我們現在生活在什么情況下呢?完全不是萬物一體的,而是對立的,我們和物是對立的,和人也是對立的,體會不到萬物一體,悲憫眾生也不存在。

佛家的真理,好是好,但是只有極個別的人認識它。所以他說怎么辦呢?他把我的救世的想法轉向儒,因為他看了儒書之后,認為孔子的生活態度是最適合于人類的,他覺得再也沒有比儒學更積極、樂觀,同時也很穩妥。他能夠把每一個人的精神生活和實際日常生活都打理的很妥當,人要想提高一步,就只能提高到儒學這一步就正合適。佛學太高,所以他后來是為了大眾而放棄了佛學,轉向研究和推廣儒學,這是他自己一個很明確的宣示:他就是這樣轉過來的。

因此,他的這個態度和我下面要說的兩個好朋友的態度就不一樣,那兩個人,應該說造詣也很高了,但是三個人都不一樣,剛才我把我父親的情況大致說了一下,大家再聽我說另外兩個,會感覺三個人各有一套。

人人都知熊十力,卻不知還有位伍庸伯

我先說一個叫伍庸伯的先生,這個人我是比較熟悉,因為熊十力先生和伍先生我都見過。由于有這樣一個父親,別人見不到的我都見到了。

熊先生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沒有聽說過伍庸伯,也不知道是怎么樣稱呼他。是新儒家還是什么,我認為這些稱號都不必要。在我父親心中,伍先生是可以補朱熹、王陽明的不足,評價非常高。但是大家不知道他,我就先說一下伍先生。

伍先生他原來是學軍事的,是第一名的畢業生,而且很快就在軍界一帆風順。等到1916年中國買了幾架飛機想要組建空軍的時候,他是管幾架飛機的空軍。有一次他笑著對我說,我是中國第一個空軍司令,我吃驚。他說我不會開飛機,是別人扶我上去的,這是他對自己的自嘲。

一個人做軍人活一輩子對嗎?他一定要弄清楚,不弄清楚這個問題他沒有辦法活,他活著就處在一種迷惑的狀態,所以他一定要先弄清楚這個問題然后再說,其他他不能干了。所以他就辭職。別人說你辭職吃什么穿什么?他不管。

后來他辭職了,而且他的陸大的同學和同事們,一人給他幾塊錢,他靠這個活著,在北京找各方面的基督教的牧師、和尚、道士,北京大學去旁聽。他用6年的時間,最終他選定了,儒家最好。并且還有一個特點,他選定儒家之后,再也不評價其他的學派或者是其他的宗教有什么長短。我就認為這個好,其他有什么我不說,他就是這樣的態度。

伍庸伯先生另外一個特點,他此后再也沒有回到部隊,但是在北伐的時候出任后方辦公的廳主任,掌握最繁重的工作,前面在打仗,他是這個辦公室的主任,北伐一完成他就辭職。他有兩次代理廣東省的主席,主席一回來他就交權,他的力量就是利用在本鄉,辦教育,繳土匪,他的儒家學問只在本鄉跟他的一些鄉親們中間有興趣的人,講給他們聽。

我想說的是,他選擇的儒家的路就是差不多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同時周遭靠近他的,他也關心,或者說他也愿意輔助人們來解決問題。他沒有更多的要求,這就是跟我父親不一樣了。我父親是說他要用儒學來拯救人類,因為佛家太高,這中間關切的范圍是區別非常之大了。

我只能用很少的幾件事情來說明伍庸伯先生的不平凡,以及修身方面及其認真來讓大家有一個印象。

他的老家是在廣州以北幾十里的地方,他進廣州通常都是坐火車,幾點幾分有一個火車離他們村幾里遠的地方,他坐這一趟火車進廣州。以前都是火車到他也到。但是有一次是火車已經到了他還沒有到,如果他跑還能夠趕得上,但是他不跑,他立刻就決定我今天回去了。回想今天我為什么沒有趕上火車,因為火車是定時的,我去火車站需要走多少時間也是一定的,都是非常清楚的,為什么我今天沒有趕上。

就是這樣一件事情,他可以用來檢查自己,防止一時之懈。頃刻之間心不在,他們強調心要刻刻在當下,不要走作,中國成語說心猿意馬,人在做這個事,其實腦子里面在想著別的事,這是他們非常反對的。伍先生決定不趕上火車,我今天就是有所走作,心有懈,就是懈怠的懈,當我們把這個作為小事放過的時候,他不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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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來在北京生病住院的時候,我去看他,我進屋就看他的嘴唇縮上去了,上嘴唇蓋不住牙齒了,有手指那么寬的縫子露出來,正好他拿著一個小鏡子在看,他也看到牙齒露出來了,他說了一下,恐怕大勢已去了,然后他就不吃藥了。同時還對別人說了一句話,我這個時候死正好。什么意思呢?因為當時他身上沒有任何的責任,對于鄉土,對于其他的人都不負有任何的責任,此時生命的在與不在只關系到個人,所以他說此時正好,他不吃藥就死了,這就是伍先生的儒家工夫實踐的一面。

他在講書解書,他解書在我父親看來是最正確的,為什么正確?朱熹、王陽明這些大家,常常把自己的意思加進去,加到古書里面。有一個毛病,解書的時候,多有轉折,把一個意思加以改動,經過3、5次的改動成了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古書的意思。用我父親的語言說:古人就我。讓古人來遷就我的意思。

但伍庸伯先生沒有這個意思,他不善改古書,他對王陽明和朱熹的批評就是他們有這個問題,王陽明講著講著就要講“良知”,就是“格物致知”,王陽明加了一個“良”,加了究竟好不好,它不是古書的意思了。這個古書在我父親看基礎是擺在那里大家看的,每個人自己去體會,不要你去改,靠自己的心得去理解古書,所以他說伍先生的態度最好,他講解書的時候最原原本本,一字一意,一句一意,而王陽明他們不是這樣做的。

我父親對于伍庸伯先生長處的評價是什么呢?伍先生這樣的解書,這樣的實踐,好在什么地方,可以利于初學普濟一般人,他更明確的說,不要用心太過,雖然你是研究孔子的精神,但是你用心太過,用力太大都不好,這里面好像也是對于朱熹、王陽明的不贊成,反過來說伍先生在解書的時候沒有這個毛病。

我眼里的熊先生

下面說一下熊十力先生。他是一個新儒家,但是這個新字我不太同意,但是我們不說了。熊先生很有名聲,在我父親看來他在后期有很大的毛病,他起初是不錯的。但是這個人肯定是才氣很高,對于儒學也有真知灼見,但是他有太多的毛病。

這個最根本的毛病就是,說是要破我執,但是從來不破我執。雖然我執是談佛的,但是我執強的人做什么都不好。熊先生他是有很多毛病,我跟大家說一些事,你們就知道他的毛病了,他的特點也非常有意思的。

熊先生,我十幾年前臺灣雜志讓我寫一個熊先生的介紹,當時我給他兩個字“率真”,但是今天改一個說法,他有率真的一面,但是更應該代表他的一句話,熊先生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對外面的世界幾乎沒有感受,他也不想適應外界的變化,他終生都是穿中式的衣服,襪子、鞋子都是自己做的,腰帶必然是一個布帶子,不會是皮帶,說話非常不顧忌環境。

有一次我去看他,那里有一對夫婦已經在場,結果他罵起(吳晗),罵完了(吳晗),幾乎把他媽也罵起來了。他很容易興奮,興奮之后他就管不住自己,說話非常粗,也離題很遠,什么意思?就是這個人主觀太強,他把科學說得非常簡單,漢代的時候出現了什么偏差,然后到宋明又出現什么偏差,好像是幾個思想家造成中國文化里面缺乏科學,當然事情沒有這么簡單,但是熊先生就可以說得這么簡單。

我父親在晚年做了兩個事,一個是寫長篇文章,給伍先生撰書。伍先生不著書,我父親替他著,伍先生笑了,你聽我的教導不但不反省還要給我著書。我剛開始說的,我父親轉向儒學就是惦記他人眾生,所以他的注意力放在“他”字上其實就是他的感情,伍先生的感情不像他那樣擴散的非常大,伍先生不僅不擴散,連他自己都管不住。

我父親晚年也為熊先生做了兩篇文章,一個就是(《熊著選粹》),把他書里面正確的東西摘錄出來成為一篇文章,又把他的錯誤從早先一直到晚年,從小的地方到大的地方,都給他羅列出來,他的晚年已經到了不可救的地步,擲筆興嘆。熊先生這個朋友,當初好的狀況不可能在見了,這就是我父親為他的好朋友在晚年的時候各寫了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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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交錯的背景當中,儒家何為?梁先生在面對這樣的主義會說什么?

在座的各位,年輕人比較多,雖然不年輕,但是對于幾十年前的事不太知道,像我這樣經歷了國民黨、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時期,這個事是很麻煩,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所謂改革開放,其實就是中國人把他的全部力量轉向追求物,而且正因為如此,所以見效非常快,中國從來沒有以這樣高的速度發展物,一下子變成世界第二位,所以常常提到大國。但是我非常担心。

中國是一個虛弱的大國,因為我們很多舊的道德觀念都沒有了,新的道德觀念又不知道往哪找,我們現在的軍隊是很好,但是打起來能不能頂得住,我不知道。這個問題在毛澤東的施政或者是思想里面,其實有很多東方的東西。比如他非常強調決心、人心的力量大。當時的大躍進,他之所以提出那么多高的要求,就是因為他覺得在他的領導下,這個人心的力量簡直是無窮,他就不知道人心的力量是無窮的,但是物質是有限的。

物質的力量,我們當時為了每年造1300萬噸鋼,把全國人累得半死,但是現在我們有6億噸鋼,怎么來的呢?它是物質條件漸漸聚集在一起,中國人生產6億噸鋼,所以這是一個配合的事情,身與心要配合,一旦只用一種力量就出事。

關于梁培恕

梁培恕,1928年生于廣州。1933年隨父母到山東鄒平。1937年七七事變后,從鄒平四川。1944年秋從勉仁中學去廣西桂林,入中山中學讀書。日本投降后,從廣西回到重慶。1946年夏考入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解放后改為中央美術學院),校長是徐悲鴻。當時,梁漱溟先生積極參與民盟活動,是國民黨特務注意的對象。培恕在藝專學習時,隱瞞了父親的真實姓名,把堂姐梁培昭作為家長填在表上。但是,時間一長,很多人還是知道了他是梁漱溟的兒子。在內戰爆發,國難當頭的時刻,藝專的學生也同北京其他大學的學生一樣,反內戰,要和平,舉行游行示威。當時藝專參加的有200多人。1947年放暑假時,學校當局開除了包括梁培恕在內的鬧學潮的10名同學。青年時期的梁培恕對政治的興趣很大,一心想學新聞,被學校開除后,一九四八年前往解放區參加革命。

1948年秋,20歲的梁培恕經陳道宗介紹,到冀東解放區參加了革命。陳道宗是梁漱溟先生的學生陳亞三之子,陳亞三曾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訓練部主任,是山東鄉建運動的核心人物,同梁先生關系密切。陳道宗在北京大學政治系學習時就進行黨的地下活動,后來到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工作。

梁培恕參加革命后,先在唐山市軍管會干訓班工作, 1949年5月,經陳道宗介紹到了山東人民廣播電臺担任編輯。1951年3月調人民日報社國際部,1961年調入黑龍江安達日報社,做農村采訪工作。1964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文革”時下放干校待分配,靠邊站達10年之久。1976年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研究所。1984年調入美國研究所,曾任該所副編審。離休后從事先父梁漱溟文稿的編輯出版和研究工作。

本文為梁培恕先生在世紀文景·文景季系列沙龍活動中的談話實錄,共識網經世紀文景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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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15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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