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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每代人都被上代人不滿,最后還是接了班
錢理群:每代人都被上代人不滿,最后還是接了班
要抓緊大好時光,自由讀書,為建立信念與理想打下知識與精神的底子。適當參加社會實踐,特別是到底層,到農村去,了解中國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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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學術界告別之后,不久前,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錢理群又在三聯書店以《我與青年》為題演講,意在向青年告別。

他建議年輕人:一要抓緊大好時光,自由讀書,為建立信念與理想打下知識與精神的底子。二要適當參加社會實踐,特別是到底層,到農村去,了解中國國情。

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以最尖銳的形式突然呈現在我面前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說法,應屬于“30后”那一代。

我于1960年大學畢業,經過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貴州安順衛生學校教語文。那年我21歲,我的學生年齡和我差別不大,屬于“40后”。

我出生在一個上層社會的舊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長大,小學、中學與大學讀的都是名牌學校,自己也是以當作家、學者為追求的。一下子到了邊遠、底層的專科學校教書,這樣的反差實在太大,可以說,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以最尖銳的形式突然呈現在我面前,要年輕的我獨自應對:如何面對現實?還要不要堅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堅持?

開始我有點不知所措,但冷靜下來,就做出了決定我一生的選擇:對于我這樣的天生的理想主義者,放棄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對嚴酷的現實,我又必須做出某種調整。

我一到貴州,當地人事部門就向我宣告:進入貴州大山,就別想出山!我曾經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原因,學校明確表示不準報考。這樣,我就必須作好長期(甚至一輩子)待在貴州的準備。那么,我又如何堅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是不是也應該將自己的理想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現實的理想”,即客觀條件已經具備,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實現的理想。

于是,我冷靜地分析了自己的處境:盡管由于家庭出身的影響,學校對我另眼相看,連班主任都不讓我當,但總還是給了我一個課堂,一個和青年人接觸的機會。于是,我決定以“成為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作為自己的現實理想,由此開始了我自覺地充當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僅全身心地投入教學中,而且搬到學生宿舍里,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由于我和學生年齡差別不大,很快就和學生打成一片。我們一起學習、逛街、踢球、爬山、演戲、辦壁報,我的周圍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學生,真的成了最受歡迎的老師。

我和“40后”、“50后”兩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

當然,我并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者夢,只是把它作為一個“現實條件不具備,需要耐心等待,作長期準備”的“未來的理想”。

因此,在學生睡覺以后,我又挑燈夜讀,主要是繼續我的魯迅閱讀與研究,并且有了更為明確的“回到北大講魯迅”的夢。現在我還保留著當年所寫的數十萬字《魯迅研究札記》,這是一個漫長的準備與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我才獲得報考研究生的機會,最終回到北大講臺。這一等,就是整整18年。

回顧這段歷史,我總要感激我那些貴州“40后”的學生,如果沒有和他們休戚與共的生命交織,我早就被現實壓垮或變形了,根本不可能堅持18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變。

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圍聚集起了一批愛讀書的年輕人,有學生、知青、工人,還有社會青年,年齡在20歲上下,都是“50后”。我們這個小群體,類似于今天的讀書會,在“文革”后期是相當盛行的,研究者將其命名為“民間思想村落”。

這樣的民間聚集,其背景與推動力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們面臨著“中國向何處去,我們(我)向何處去”的問題。

這就意味著,我們當時是為了一個宏大高遠的目標聚集起來讀書的。可以說,我和“40后”、“50后”兩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

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滿,最后還是接了上一代的班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離開了這批患難與共的朋友。但我們依然保持密切的聯系,直到今天。這本身就構成了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到了北大,閉門讀了7年書,到1985年正式開課講《我之魯迅觀》,接觸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

在《我與北大》一文里,我談到上世紀80年代和“60后”、“70后”青年人一起讀魯迅,課堂上形成了一股“魯迅-我-學生”心心相印、聲氣相通的氣場,那幾乎是以后時代很難重現的。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學生,是上世紀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機會接觸“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關注與思考這一代人,卻要到退休以后。

記得是2006年,我應邀到北大演講,題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這一代》。為什么會提出這樣的話題?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國青年報》的一個“青年調查”,其中有兩點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報告透露,我國“80后”的青年有將近2億人,而且他們將要或者已經開始接班,這就不能不讓人刮目相看了。二是圍繞如何看待這一代人,社會的評價與“80后”的自我評價出現了巨大反差。許多人以“生活離不開網絡”、“重視外表,講究穿著”來概括這一代人,這也是“80后”自己認可的;但他們又批評“80后”“永遠以自己為中心”、“道德觀念、是非觀念、責任感普遍不強”、“總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卻引起了“80后”的不滿,因此發出了“請別誤讀這2億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講是響應“80后”,為他們辯護的。我的想法和說法很簡單:“我在研究近百年歷史時,早就發現,幾乎每一代人都不滿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評的言辭都差不多。”我舉出的例子是,作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劉半農,曾寫過一篇文章《老實說了吧》,他的“老實話”就是看不慣30年代的青年人,批評他們“不認真讀書,又喜歡亂罵人”。我是“30后”,也應該是挨罵的對象,但我讀了劉半農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直到“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責罵“80后”“不認真讀書”嗎?連罵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歷史照樣前進: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滿,最后還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以致有資格再來批評下一代人”。

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為下一代人,特別是年輕人担憂,實在是杞人之憂。每代人都會有他們自己的問題,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終也得靠他們自己來解決問題。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時間,這大概也是我的兩個基本信念。”

現在,距離我那次講話的2006年已經過去8年多了,“80后”開始成為社會中堅力量,人們對他們的評價也完全不一樣了。而“80后”的某些人又開始對“90后”指手畫腳了。這樣的歷史循環,是非常有意思的。

與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聯系,這是建立信念與理想之根

從2002年退休以后,我和“80后”,后來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聯系。應該承認,“80后”、“90后”和我熟悉的前幾代青年,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如果說,“40后”、“50后”,關心的主要是政治問題;“60后”、“70后”,關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問題;那么,“80后”、“90后”,成長于經濟發展的時代、網絡的時代,他們最為關心的,是個人生存、經濟問題,首先是個人物質欲望的滿足。

對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我和幾代人關系的變化:“40后”、“50后”和我的年齡與精神氣質都比較接近,我可以說是他們中間的人,我是把那些貴州青年朋友視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實的老師、父輩的角色,但我們之間的交往,還是少有距離的,就像一位當年的學生回憶所說,他們是隨時可以闖門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對“80后”、“90后”來說,我已經是爺爺輩的人了,我的年紀越來越老,已經沒有精力和他們過于密切地交往,他們接近我的機會越來越少,我們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大。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無法和所有“80后”青年進行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經常想起魯迅的話:青年是不一樣的,有睡著的,玩著的,也有醒著的。對“80后”睡著、玩著的青年,我尊重他們的選擇,但已經無法和他們對話,這也屬于正常。我能夠交流的,是魯迅說的,覺醒的或要覺醒的青年。所謂“覺醒”,就是在堅持自己對個人物質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時,又有所質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尋求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面更為健全的發展。我因此把他們稱為“新一代的理想主義者”,既在根本上和我這樣的老理想主義者有相通之處,又有自己的時代特色。在這樣的意義上,我這個“30后”就與“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們共同的話題是什么呢?這也是我和“80后”青年對話時,談到的對“80后”的看法的第二個方面。年輕人問我:你認為我們這一代存在什么問題?

我的回答是:“你們這一代人是在應試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從小就以考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作為自己人生的目的。現在如愿以償,進了大學,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標與方向。這背后其實是一個信仰缺失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也有,‘上帝死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我們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為我和“80后”的新理想主義者進行精神交往的聚合點。

我對年輕人的建議,通常有兩條:一是要抓緊年輕時代的大好時光,自由讀書,盡可能廣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資源,為建立自己的信念與理想,打下知識與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圍內,適當參加社會實踐,特別是到底層,到農村去,了解中國國情,與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聯系,這是建立信念與理想之根。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自己,我們這幾代人的成長之路、人生基本經驗。在我看來,這對今天的中國青年,也還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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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6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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