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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國共重慶談判 70年的民心向背
45年國共重慶談判 70年的民心向背
由于雙方根本建國理念的分歧,會談有名無實。但在當時新聞自由的基礎上,各界積極獻策,訴求“防止內戰”、“實行民主”,雙方簽訂《雙十協定》,達成迅速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實現政治民主化、黨派平等合法、釋放政治犯等協議。
北京日報     阅读简体中文版

70年前的國共談判,由于雙方根本建國理念的分歧,導致會談有名無實,言行不一。不過在當時新聞自由的基礎上,各界人士積極建言獻策,主要訴求就是“防止內戰”和“實行民主”。10月10日,雙方代表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并公開發表。雙方協議“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談判還達成迅速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實現政治民主化、黨派平等合法、釋放政治犯等協議。


歷史的驚人在于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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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重慶談判,蔣介石與毛澤東(取自網路)


一次民心向背的大檢驗——抗戰勝利后重慶談判的歷史細節


西安《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社評:“好像在陰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來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為國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后,這真是最令世人興奮的消息!”


《大公報》:“誰也能說出昨天九龍坡飛機場迎接毛澤東是一種新的體驗,沒有口號,沒有鮮花,沒有儀仗隊,幾百個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卻都知道這是維系中國目前及未來歷史和人民幸福的一個喜訊。”


成都《華西晚報》:“毛澤東到了重慶,并且開始了國共兩黨領袖的直接談判。對于中國人民,這是一個比之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毛澤東重慶之行,將可能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


《大公報》:“蔣毛兩先生于昨晚重新握手,他們兩位一定有無限的感慨。他們兩位的會面,關系目前與今后的國運極其遠大,自今日起,一定有一串的商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戰終于結束,這一時間點是中國歷史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當時中國人民在精神和心態上是非常復雜的。抗戰勝利固然帶來喜悅,重慶等地也都有盛大的慶祝活動。但喜悅過后,立即面臨國家重建的艱巨任務,尤其是因聯合抗日而合作的國共兩黨和軍隊還能否繼續合作?在經歷八年艱苦戰亂后,人民能否享有和平的社會生活?這些都與中國的不同政治勢力和每一個國民有切身利害關系。這就使公眾對國共談判具有強烈的期待,也具有廣泛的關注和參與的熱情。


從心理角度考量,抗戰時期支持國家和國民精神的支柱和目標——“抗日救亡”大業,在帶有一定突然性的勝利到來之后,如釋重負的同時,顯然會有一種失重的瞬間和一個調整過渡期。也就是說要找到一個支持國家和凝聚大眾的新的目標來替代抗戰勝利留下的目標真空和心理失重。在當時,國共談判與和平建國,就是這一新的目標和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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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蔣介石第三次邀請赴重慶談判的復電原稿。


毛澤東是否赴重慶,和談能否進行,成為國家之重大懸念


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就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邀請電函,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電文略顯夸張地使用了“萬急”字樣,并表示“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的急迫心情。實際上,蔣介石主要目的并非真心希望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而是擺出姿態,掌握政治話語權。


重慶談判是由蔣介石首先發起的,一開始主動權確實在國民黨政權一邊。蔣介石給毛澤東的第一份電報“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毛澤東回以“朱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后,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朱總司令電文提出的是受降程序未明問題。蔣介石立即抓住機會,對中共實施攻擊,以受降辦法系盟軍總部規定,“自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進而指責“朱總司令對于執行命令,往往未能貫徹,然事關對內妨礙尤小,今于盟軍所已規定者亦倡異議,則對我國家與軍人之人格將置于何地”。并再次要求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中共回以“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但蔣介石仍堅持“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


在中共還未作出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決定之前,確實處被動地位,只能在國共雙方層面交涉,而蔣介石是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立意,聲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并慷慨陳詞,稱“抗戰八年,全國同胞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


面對蔣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勢,中共復蔣介石第二電也只是“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希予接洽,為懇”。當時國際國內輿論對中共也不利。對蔣介石的第二封電報,《大公報》社論的評價是“藹然誠坦,溢于言表。蔣主席這幾句話,言簡意誠,不須我們多作解釋。我們相信全國同胞的心情,都與蔣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國家之大計。”《紐約時報》社論《中國共產黨》一文,也稱中國共產黨不愿參加合作。國民政府發言人張群甚至直指中國共產黨為“國民之公敵”。


面對國民黨的輿論壓力,《新華日報》8月24日發表署名“莫一塵”的文章《解決問題的關鍵》,文中說民主改革等問題不解決,“一切談判都將是空的,毛先生出來也沒有用。因為政府當局是否肯實行民主,不決定于毛先生,如果政府當局肯真正實行民主,(注意,不是空口說白話的假民主!)那么,即使毛先生不出來,問題也一樣可以解決”。文章批評強調毛澤東一定要親赴重慶“顯然蓄著一個很大的陰謀”,并以政治犯遭關押,政黨無合法地位和特務橫行暗示毛澤東赴重慶不安全。


延安內部也為毛澤東的安全和健康担心,反對毛澤東赴重慶。一些解放區領導人甚至向黨中央發電報,建議毛澤東不要去重慶;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担心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安全問題。


國民黨方面普遍預計毛澤東不會親赴重慶,故《中央日報》定下的宣傳方針是“假戲真做”。在蔣介石的邀請電發出后,雙方反而劍拔弩張,相互指責。毛澤東是否赴重慶,和談能否進行,成為一大懸念。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褚輔成致蔣介石電要求蔣“再電毛澤東勸駕,竊恐未必肯來”。


“毛澤東重慶之行,將可能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歷史家必將大書而特書!”


在充滿懸念的期待中,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從延安飛抵重慶。這一消息震撼重慶全城,引發新聞界和公眾的極大熱情,立即產生了轟動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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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從延安飛抵重慶。圖為民主人士張瀾等與毛澤東在機場合影 。


據當時在《大公報》工作的王淮冰回憶,毛澤東到了重慶,“山城的人們還在爭論著毛主席會不會來”。在王淮冰到機場完成采訪毛澤東飛抵重慶的任務回到城里,聽到同事金仲華和劉尊棋兩位國際問題專家還在爭論毛澤東會不會到重慶的問題。


《新華日報》這樣報道:“八月間充滿了偉大的日子,偉大的新聞。本報發表了毛澤東同志來渝的消息,重慶市民間是如何的激動,如何的洋溢著喜悅啊!本報門市部擠滿打聽消息的熱心的讀者”。而在機場,“人們在酷熱中等候了兩個鐘頭,但是每個人都遮掩不住由衷而發的喜色”。“機門才開,就是一片鼓掌的聲音。最前列就排齊幾十位攝影記者的陣勢”。“攝影競賽繼續了二十分鐘之久,赫爾利大使對毛主席說:‘好萊塢’!”“美國記者們像打仗似的,拼著全力來捕捉這一鏡頭”。這是好萊塢影片里習見的情景。


《大公報》記者子岡寫道:“人們不少有接飛機的經驗,然而誰也能說出昨天九龍坡飛機場迎接毛澤東是一種新的體驗,沒有口號,沒有鮮花,沒有儀仗隊,幾百個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卻都知道這是維系中國目前及未來歷史和人民幸福的一個喜訊。”


“第一個出現在飛機門口的是周恩來,他的在渝朋友們鼓起掌來。他還是穿那一套藍的布制服,到毛澤東、赫爾利、張治中一齊出現的時候,掌聲與歡笑聲齊作,延安來了九個人。”


《大公報》記者注意到了毛澤東的幾乎所有細節:“毛澤東先生,五十二歲,灰色通草帽,灰藍色的中山裝,蓄發,似乎與慣常見過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寬大得很”;“‘很感謝’,他幾乎是用陜北口音說這三個字”;“他的手指被香煙燒得焦黃。當他大步走下扶梯的時候,我看到他的鞋底還是新的。無疑,這是他的新裝”。


顯然,毛澤東的一切對這位記者都是新鮮的,是她想知道,也是她的讀者想知道的,所以如此不惜筆墨詳細描述這位中共領袖。這一人性化的生動形象,對大眾是有親近感和感召力的。


而重慶的新聞傳媒則直接采用了諸如《毛澤東先生來了!》、《毛澤東到了重慶》、《團結在望 國家之光——欣聞毛澤東先生抵達重慶》和《迎毛澤東同志來渝》這樣的社論標題,對毛澤東到重慶的意義深切關注并大肆渲染。


毛澤東來到重慶,在社會上也激起了巨大的反響。《新華日報》上發表了讀者胡其瑞等四人的來信說:“毛澤東先生應蔣主席的邀請,毅然來渝,使我們過去所聽到的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誣詞和誤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來渝,證明了中共為和平、團結與民主而奮斗的誠意和決心,這的確反映和代表了我們老百姓的要求。”


《大公報》將“毛澤東先生翩然到渝”與“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中蘇定約,結為盟好”并列為國家的喜事。成都《華西晚報》更直言“毛澤東到了重慶,并且開始了國共兩黨領袖的直接談判。對于中國人民,這是一個比之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并判斷“毛澤東重慶之行,將可能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


而西安《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社評,則將毛澤東飛抵重慶比喻為“好像在陰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來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為國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后,這真是最令世人興奮的消息!”并相信“這是‘新中國’的發軔,這是全世界和平的福音,建國大業可能因此而提前完成二十年,歷史家必將大書而特書!”


愛國詩人柳亞子寫詩稱贊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是“彌天大勇”,這雖然帶有詩歌夸張成分,但客觀評價,毛澤東和中共做出的赴重慶談判的決定是需要承担一定政治風險的,體現了毛澤東和中共的膽識和担當,符合社會各界的期盼,因而贏得強烈的反響。


“我這次在重慶,就深深地感到廣大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抵達重慶當晚,出席蔣介石在山洞林園住處舉行的歡迎宴會,并且留住在山洞林園。第二天,同蔣介石進行第一次商談,并確定雙方的談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來和王若飛,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張群、張治中、邵力子。


8月29日上午,毛澤東在下榻的林園與張治中晤談;下午蔣介石接見晤談;晚上又與張治中等作長時間談話。


8月30日,毛澤東、周恩來從山洞林園進城,訪問宋慶齡、張瀾、黃炎培、左舜生等各方友好;晚上張治中設宴款待,于右任、孫科等作陪。


9月1日,毛澤東出席了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的有宋慶齡、孫科、馮玉祥、陳誠、陳立夫、沈鈞儒、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參加的雞尾酒會。


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日)上午,美大使赫爾利造訪毛澤東未遇;中午民盟中央常委歡宴毛澤東等;下午會見鄒海濱等各方來訪友好。晚蔣介石宴請毛澤東等,介紹與國民黨黨政人士及參政員會面;當夜兩人單獨會談。


9月3日,外交部長王世杰往訪毛澤東;毛澤東往訪于右任等國民黨要員;下午會晤韓國臨時政府官員;下午六時接見郭沫若;晚赴蘇聯大使宴會。


9月4日,白崇禧往訪毛澤東;赫爾利與毛澤東等共進午餐;下午出席蔣介石邀請的軍委會勝利茶會,蔣介石與毛澤東再度單獨會談;晚赴英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魏亞特招待會。


9月5日,午時赴鄒海濱宴會;下午接見中國婦女聯誼會成員和各方友好;午后對重慶《大公報》記者發表談話;晚應前次赴延安六位參政員的宴會,隨后參加蔣介石夫婦招待蘇聯大使茶會,并應蔣介石邀請看戲。


9月6日,赴于右任午宴;隨后訪柳亞子等;晚應宋慶齡宴會;宴畢訪問蘇聯大使。9月7日,訪問陳立夫未遇;訪問英法大使;赴加拿大大使茶會。晚赴馮玉祥約宴。9月8日與周恩來招待各國援華團體;晚赴孫科宴會。


9月12日,蔣介石在官邸約毛澤東、周恩來午餐,餐后會談。9月13日赫爾利歡宴毛澤東等;毛澤東等招待在渝外國記者,對合眾社記者談話;赴戴季陶晚宴。9月14日接見日本反戰作家及各方友好;晚赴白崇禧邀宴。9月15日宴請中國青年黨在渝中央委員。9月17日蔣介石邀宴毛澤東和赫爾利午餐,三人合影;毛澤東招待產業界人士劉鴻生等茶會。9月18日在國民參政會茶會上發表演說。9月20日赴大公報社負責人宴請。


10月8日,國民黨中央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在軍委大禮堂為毛澤東舉行了盛大的餞行宴會。受邀的國民黨黨政軍和重慶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張治中和毛澤東都做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張治中甚至還樂觀地對大家說:“談判的成功已經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離,我們相信也會有方法使它逐漸接近,終于得到圓滿的解決。”全場來賓報以熱烈鼓掌。酒會一直洋溢著喜慶的氣氛。會后張治中還專門找來重慶有名的厲家班演了一出京劇《群英會》。


10月9日,蔣介石夫婦邀毛澤東午餐。10月10日,蔣介石赴毛澤東下榻處造訪;同赴慶祝招待外賓之雞尾酒會;當晚雙方長談。10月11日,毛澤東乘車來到重慶九龍坡機場,在張治中的陪同下啟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陳誠、張瀾等重慶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的同志紛紛來到機場送行。


從上述不完全統計看,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抵達重慶后,受到各方熱情接待,與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這些活動大多是公開的。包括宴會、慶典儀式、毛蔣會晤、友好故舊互訪、與媒體的見面和接受訪談、接見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會見國民政府官員以及參加外事活動等,內容極其豐富。其中一大熱點就是國共兩黨領袖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歷史性握手,這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會面,給人以豐富的聯想。


1945年8月24日《大公報》的報道這樣寫道:蔣毛兩先生于昨晚重新握手,他們兩位一定有無限的感慨。他們兩位的會面,關系目前與今后的國運極其遠大,自今日起,一定有一串的商談,我們可先不作內容的推測。毛先生能夠惠然肯來,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


而媒體對毛蔣會面寄予厚望:“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十九年的闊別,經長期內戰,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于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認真地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民所最嗜好的!”


毛澤東在抗戰勝利后在重慶與蔣介石見面,在政治意義上是國共1927年分手后的再度握手。所以媒體用了“對立達二十年之久的國共兩黨,今已因其領袖之公忠體國而共聚一堂”這一說法。毛蔣在重慶共有9次會面和會談。兩人的會面大多是禮節性的,而會談則是最高層級的,既有象征意義,又有實質意義。不管蔣介石是否真心歡迎毛澤東親臨重慶談判,雙方頻繁宴請會談的舉動還是營造了國共談判的氣氛,也帶動國民黨軍政高層對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表現出歡迎的姿態。


據王炳南回憶,在與國民黨元老陳立夫見面時,毛澤東坦言當年國民黨背信棄義,殘酷屠殺共產黨人的往事。毛澤東說:“我們上山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圣。可是,你們卻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只好扛槍上山了。”毛澤東談笑間蘊藏機鋒,讓陳立夫異常尷尬,連聲表示要對這次國共和談“盡心效力”。


毛澤東在重慶與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話,其中影響最大的還要數《沁園春·雪》的發表。到達重慶的第四天,毛澤東就會見了老朋友柳亞子。詩人相會不免要相互唱和。毛澤東將自己的一首舊作《沁園春·雪》贈予柳亞子,柳亞子隨后發表《和毛潤之先生詠雪詞》,一時引發重慶文化界的廣泛關注,毛澤東的這首詞也不脛而走,廣為傳抄。柳亞子這樣的社會賢達不僅驚嘆毛澤東的詩詞造詣之高,更對有魄力有担當的中國共產黨人寄予希望。


毛澤東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關于重慶談判》的報告中,談到在重慶與各方交流的感受:“我這次在重慶,就深深地感到廣大人民熱烈地支持我們。他們不滿意國民黨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們方面。我又看到許多外國人,其中也有美國人,對我們很熱情。”“我們在全國、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們不是孤立的。”
利用蔣介石提供的講壇,面對新聞傳媒和公眾,詳細闡述中共的政治主張


1945年,經過八年抗戰走上重慶談判桌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今非昔比,成為決定中國命運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據《新華日報》上刊登的毛澤東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問的報道,“中共現有一百二十萬黨員,在它領導下獲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現已遠超過一萬萬。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則,組織了現在人數達一百二十萬人以上的軍隊和二百二十萬人以上的民兵,他們除分布于華北各省與西北的陜甘寧邊區外,還分布于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各省。中共的黨員,則分布于全國各省。”這一強大的人民武裝力量是在抗戰時期發展起來的,具有合法性。正是這一實力讓各方對中共高度重視,也担心國共之間發生沖突。


當時在國共之間還有第三勢力即民主黨派為主的中間勢力,他們熱切盼望國共之間團結合作。早在1945年6月2日,以褚輔成為首的7名參政員就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希望國共繼續商談,從速完成團結。中共中央十分體諒褚輔成等的良苦用心,于16日復函,懇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團結,諸公熱心呼吁,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并立即實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則敝黨無不樂于商談。”電報還邀請他們前往延安參訪。


抗戰勝利前夕,中共七大從4月23日至6月11日召開,毛澤東在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提出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爭取人民的自由,實行農村改革,發展民族工業,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團結知識分子,爭取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的解放和發展,建立和平、獨立、民主的外交等,提出“民主的聯合政府”這一政治主張。這與民主黨派的政治主張具有一致性。


應邀訪問延安的黃炎培回到重慶后,與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李燭塵等共同籌備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宣稱:愿“以純潔平民的協力,不右傾,不左袒,替中國建立起來一個政治上和平奮斗的典型”。主張對美蘇采取平衡政策,對國共取調和態度,要求政治民主、經濟和思想自由。


第三黨負責人章伯鈞向記者發表談話,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民主,給人民以民主權利,并承認現有一切抗日民主黨派合法地位”。


1945年8月5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吁》,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口號,民盟政治報告認為,抗戰勝利后,是“中國建立民主國家千載一時的機會”,民盟的任務,“就是研討怎樣把握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實現中國的民主,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的民主國家”。


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這一行動本身給民主黨派和中間人士以巨大鼓舞。而毛澤東所到之處,除了禮節性和儀式性應酬,也必然將中共“和平、民主、團結”的主張廣為宣講。除此之外,毛澤東還利用蔣介石提供的講壇,面對新聞傳媒和公眾,詳細闡述中共的政治主張。毛澤東直接面對媒體和公眾的講話就有:8月28日到重慶在飛機場的談話;9月5日對《大公報》記者的談話;9月13日對合眾社記者的談話;9月18日在參政會茶會上的演說;9月27日答路透社記者問;10月8日在軍事委員會大禮堂晚會上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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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手書贈柳亞子的《沁園春·雪》


中共與媒體、在野其他黨派和廣大民眾形成“統一戰線”,形成戰后政治勢力的權勢轉移和力量重組


在談判陷入僵局之后,周恩來頻頻活動,向文化、婦女、產業、新聞各界和各黨派、國民黨內的民主派介紹談判情況,“指出導致談判陷入僵局的責任在于國民黨”。


從重慶談判期間各方發表言論的內容看,包括社論、宣言和個人的建言獻策,都是對國共談判和時局政治直接發表看法,表明自己的主張。主要訴求就是防止內戰和實行民主。他們的主張和意見與中共基本一致,所以大多直接發表在《新華日報》或由《新華日報》報道。


公共輿論的“人民主權觀”與中共“聯合政府”的理念匯通,導致輿論轉變,中共與媒體、在野其他黨派和廣大民眾形成“統一戰線”,由此形成戰后政治勢力的權勢轉移和力量重組。


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并公開發表。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雙方協議“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雙方還確定召開各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計。這是重慶談判最重要的兩項成果。此外,談判還達成迅速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實現政治民主化、黨派平等合法、釋放政治犯等協議。這為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


(作者為重慶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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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外交部4日傍晚發表聲明指出,基於兩岸雙方要求,樂於協助並成為兩岸最高領導人直接對話的地點。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新加坡外交部是回應媒體詢問有關兩岸領導人於7日會面一事,發表此項聲明。聲明中形容「馬習會」是自1949年兩岸關係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並強調,新加坡一貫秉持「一個中國」政策,支持有助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各項倡議,一直樂於擔任兩岸調解人,包括雙方直接交流,諸如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


BBC中文網報導,新加坡前外交官黎良福表示,新加坡與中國和臺灣領導人都保持良好的關係,再加上曾被選為「辜汪會談」的地點,因此在兩岸領導人心目中是一個中立的地點。

2015-11-05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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