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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落日:中國二十王朝覆亡全景》萧墙之乱:东汉覆亡真相
《天朝落日:中國二十王朝覆亡全景》萧墙之乱:东汉覆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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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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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墙之乱:东汉覆亡真相

  历史,就是一场一场的闹剧。经过西汉末年风风雨雨的王莽改制、农民起义之后,洛阳城上又重新飘扬着大汉的旗帜。历史好像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刘家的人,又挤满了这新的都城,挤满了这新的朝廷。而“苟延残喘”的农民,放下了他们的武器,垂头丧气地走回了自己的故乡,重新拿起了生锈已久的锄头,走向荒芜的田野。当他们投到新主人面前的时候,回忆昔日的场景,真像是一场噩梦。一场噩梦还没有醒过来,新的噩梦又萦绕在农民心里。不堪重负的农民,在南阳的这个豪强地主还没有坐稳皇帝位子的时候,就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

  光武更新

  光武帝刘秀初定天下,中国复归于统一,但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前朝的遗留的土地问题,哀、平二帝时,已相当严重;王莽的新朝,因为没能解决这一问题,终被推翻;新市、平林军和赤眉军先后建立政权,但也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先后覆灭。至东汉初年,土地问题依然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汉光武帝刘秀本人是个大豪强,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就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础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显示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因此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使着有限的控制。

  为了巩固东汉政权,为了恢复农村秩序,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令“度田”,清丈全国的土地。清丈土地,一是为了核实田赋的征收,检举有田而不纳税的大地主、大商人;二是没收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一些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士兵和贫苦农民。这一政策,显然侵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强烈反对,特别是洛阳附近的新贵和南阳的皇亲国戚。地方官员自然得罪不起这些豪强,只好袒护他们,把负担转嫁给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身上。

  度田不实,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不满意,大地主大商人也有意见。于是,生活基础最差、抗风险能力最差的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发生了普遍的叛乱,地方豪强大族也趁机加入。这次叛乱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曾是西汉农民起义军发源地的山东、河北、苏北等地,反抗尤为剧烈。光武帝刘秀发现问题,果断解决。当然,他同州郡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严查了大司徒欧阳歙任汝南太守时贪赃一千余万钱、查田不实的罪行,并以同样罪名处死了河南尹及郡太守等十余人,表示出对贪赃枉法官员惩处的决心;同时,他采用分化农民起义军的方法,平息了农民起义。从此以后,东汉王朝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

  像度田这样的调整土地分配关系的政策本是新朝建立之初的正常措施,隐瞒和反隐瞒两种倾向的斗争现象也长期存在。但像东汉初年引起的大规模起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它说明在东汉初期,豪强地主的势力特别强大,他们有与东汉中央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在争夺人口和土地问题上,中央与豪强地主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从一开始,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是不稳固的,这为以后中国的大分裂埋下了祸根。虽然社会矛盾问题重重,东汉政权还是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乱之后的中原,人口大量死亡,土地抛荒,农民有田可种,暂时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矛盾。名义上,光武帝统一了全国。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孤儿、寡妇和残疾人等。人口数量和质量比西汉全盛时期已相去甚远。

  自公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连续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的实行,一方面是与地方豪强争夺人口,另一方面体现出奴婢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它使大批奴婢解除了人身束缚,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这一措施最初收到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后来,豪强地主蓄养奴婢的情况又有所抬头,在许多地方,奴婢的人数有增无减。除关注土地和奴婢问题外,光武帝还采取了安定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对官吏的法律监督、限制外戚势力、削弱“三公”的权力、提高尚书令的权力等等。在光武帝的辛苦经营之下,东汉社会呈现少有的繁荣与安宁,史称为“光武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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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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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外倾轧

  光武帝之后,明帝、章帝继续执行光武帝时期的政策,东汉社会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与缓慢的发展。但是,在安定局面的背后,是地主贵族的无穷奢侈和老百姓生活的艰辛。到汉和帝时期,随着皇帝的怠政和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许多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和帝和安帝时代,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历经汉顺帝、桓帝,以至到灵帝时,东汉王朝就像一个浓血淋漓、满身烂疮的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对东汉政权运行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一书中有极其精辟入理的分析:“具体的史实,就是在东汉社会后期,往往都是母后称制,外戚专权,宦官祸国。但这只是东汉政权腐败的表现,并不是腐败的原因。因为在东汉社会前期,在皇朝之中,也有母后、外戚、宦官,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把持政权,并没有成为政坛上的要人,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没有腐败。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母后称制,就意味着英明的帝王的消失;而外戚、宦官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就表明了一个政权已经落在了皇帝的亲戚和家奴的手中。所谓英明的帝王的消失,并不是指在一个皇朝内部,无缘无故的生出了许多的傻子或者白痴,而是在选定皇位的继承人的时候,有意的选定这些人做皇帝。因为只有这样,在皇帝的背后,才可以安稳的做一个太后。而只有太后能够坐在皇帝的背后,外戚才会由于裙带关系得势,从而专权,同时那些皇宫中的男女奴才才可能成为皇帝唯一可依赖,并利用与外戚对抗的力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448页)。

  东汉后期,是多灾多难的风雨飘摇时期。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的是外族的叛乱,演绎着外戚与宦官争权的一幕幕血雨腥风的斗争,其间又夹杂着农民生死存亡的挣扎和随之而来的起义。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展起来。光武帝、明帝时皇权威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做恶。至章帝时改变光武、明帝的“严切”政治,外戚、宦官得到宽厚优待,开始作起恶来。

  章帝死,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是事实上的汉皇帝了。窦家大批徒党都得到升迁,最小的也是个县令。这些人搜刮民脂民膏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豢养大批刺客,迫害正直不肯阿附的人,引起朝野不满。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将窦宪及其徒党悉数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朝政。东汉政治更进入黑暗时期。和帝死,安帝继位,皇太后邓氏辅政,邓氏家族开始执掌实权。邓骘、邓悝、邓弘、邓闾皆为列侯。在大封外戚的同时,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与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因此,安帝的朝堂上,充斥了心理畸形变态的外戚和宦官。他们关注的不是如何把天下治理好,不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不是扶正将倾之大厦,而是皇帝的脸色,

  贿赂的数量和怎样享受、怎样鱼肉百姓,等等。安帝时,太子因阎皇后进谗言,被贬为济阴王。安帝死,阎皇后就和其兄阎显商议,拥立幼小的北乡侯为少帝,阎太后临朝,阎显辅政,尽杀安帝宠信的宦官。可惜好景不长,少帝病死,宦官孙程等19人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孙程等人因为拥立有功而相继被封为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当时有人把他们比喻为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彭越,期盼重扬大汉雄风。但是,他们同样是一群狗仗人势的奴才,压榨百姓,鱼肉乡里。

  阳嘉四年(135年),汉顺帝任命皇后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执政。梁冀,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一个无才无德的纨绔子弟,却世袭了大将军执政的高位,这又比西汉末年王氏家族的专权好到哪里去呢?三年后,顺帝死,年仅两岁的冲帝继位,于是梁太后临朝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实权。一年后,冲帝死,梁太后和梁冀共谋迎立年仅八岁的质帝,梁氏仍然把持朝政。八岁的质帝,年幼而聪明,他已经认出梁冀是一个“跋扈将军”。不到一年,质帝就一命呜呼了。当然,这是“跋扈将军”所精心导演的一场把戏。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拥立他们正准备选为妹夫的蠡吾侯,是为桓帝。桓帝继位后,就娶了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

  梁冀权势熏天,远在桓帝之上。外官任职考述,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官衙报到。吴树任县令时,曾拒绝梁冀的嘱托,秉公执法,诛杀了辖境内贪残害民的梁氏宾客。梁冀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吴树升任荆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辞行时,梁冀竟然用毒酒款待,使得他一出门就死在了车上。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在生活上奢华无度。各地贡献皇帝的珍异贡品,上等的都先送到梁府,其次的才给皇帝享用。他大肆修建豪宅,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又在都城附近开辟猎场,逶迤千里。在河南城西边设置兔苑养兔,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吏役修建了几年才得以完成。在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里,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妇女七人封君,二人出任大将军执政,三位皇后,六位贵人,把外戚专权表演到极致。

  150年,梁太后病重,不久死去;159年,梁皇后一命呜呼,这预示着梁冀的末日已为期不远。汉桓帝把握时机,利用上厕所之际悄悄与宦官唐衡商议,寻求颠覆梁氏家族之策。不久,汉桓帝和宦官单超、徐璜、具瑗等五人联手,共同铲除了梁冀和梁氏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没收了梁冀及其徒党的家产,变卖所得,竟相当于东汉政府半年的租税收入。诛杀了梁冀,单超等五人自然成为有功之臣,他们获得多方赞誉,得到各种各样的奖赏。单超被封为新丰侯,徐璜等四人也都封侯,各食邑万户,侯览、赵忠等八人被封为乡侯,他们的宗族亲戚被分派到各地做官。这些人开始在地方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同盗贼决无差别。侯览的哥哥侯参出任益州刺史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对辖区内家财富足的人诬陷罪名,抓来杀掉,然后没收其财产,装入自己的腰包。这些做法,遭到太尉杨秉的弹劾,在被

  押送到京城的途中,畏罪自杀。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于李家,被拒绝后,他就率领吏卒到李家把姑娘抢走,用箭射死,把尸体埋于县衙内。当徐宣的暴行受到黄浮惩处的时候,徐璜却找汉桓帝告状,黄浮反而被判刑服苦役。自159年梁冀死后至167年年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 

  桓帝死,十二岁的汉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其父窦武以大将军辅政。窦武联合太尉陈蕃等人,密谋诛杀宦官。窦太后却认为,宦官乃东汉旧制,不必弃而不用。在窦太后犹豫之时,宦官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软禁窦太后,杀窦武、陈蕃等人。窦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朝政归于宦官。汉灵帝比桓帝更加昏庸,竟然把宦官比作自己的父母,常常说“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到黄巾大起义爆发的时候,宦官和外戚依然在争权。综观以上史实,无论是外戚掌权,还是宦官掌权,朝政自上而下都是一片混乱。外戚与宦官的争夺,事实上就是一幕狗咬狗的事件,在相互厮咬之间,扰乱了东汉政局,把汉朝拖向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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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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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锢之祸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鸡。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却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的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下诏解除党锢。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

  黄天当立

  灵帝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在一批奸佞小人的影响下,一心求财,花样翻新。他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转为皇家私产,由宦官专门替他保管。他在河间老家买田地修住宅,似乎准备在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可以回去作个土财主,真是贪婪、可恨、愚蠢、可怜。178年,灵帝又公开张榜出卖官爵,郡守级官员二千万钱,县令级官员四百万钱,关内侯五百万钱,如果按照资历应当升迁的,就出半价或三分之一。家资富裕的先交钱,交不起的还允许赊欠,到任后加倍交纳。对于国家最高级官吏三公九卿,灵帝大概觉得不便公开标价出卖,便通过左右亲信私下交易,以掩人耳目,事实上也有价钱,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这些官吏的品级更高而价格却不高,主要是因为中央官吏实际搜刮的门路比地方官吏要少一些。定价之外,又看求官人身份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做,宦官曹腾(桓帝宦官)的养子曹嵩(曹操父)家极富饶,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买官卖官后来竟发展到所有的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讲好价钱才去上任。往往是,一个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个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便如狼似虎的搜刮,刻不容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保全一家人性命。更奇怪的是,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痛快,他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于是,他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他只好勉强答应。走在路上,他越想越气愤。于是他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

  灵帝时,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已如前述。在党锢之祸中受封的有一大批宦官,如王甫、曹节等人。这群残废之人,大都没有什么远见卓识,只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他们一旦得势,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只知道中饱私囊,只知道残害百姓,只知道阿谀奉承。在这帮奴才统治之下,社会一片黑暗。不仅如此,他们看到太学的学生不可靠,一律禁锢不用,而是另设鸿都门学,培养自己的走狗。另外,他们又窃取兵权,组织武装。从训练爪牙、训练武装来说,灵帝时期的宦官已经比他们的前辈高明了许多。也因为如此,当时的东汉已经成为匪类的天下;当时的洛阳,已经成为匪类的窟穴。

  上自皇帝,下自宦官、外戚和公卿大臣,都变成百般搜刮百姓、聚敛财富的高手。广大平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如牛如马一样悲惨、下贱的生活,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史载,在河内、河南这两个地区,发生了妇女吃自己的丈夫、丈夫吃自己的妻子的可怕现象。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准备的农民起义,这是它与秦末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起义的另一鲜明特点就是利用宗教——太平道发动组织群众。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约产生在东汉中期。从现存的《太平经》的内容看,太平道主要宣扬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和阶级调和理论,中间还夹杂了一些阴阳五行思想和巫术杂语。这些都对封建统治有利,因而传播太平道被统治者认为是合法的。不过,太平道中也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它所宣扬平等观念和对封建统治者无限制横征暴敛的指责,对劳动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这使得在无边苦海中饱受煎熬的农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和寄托。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张角,就是巧妙地利用太平道中的积极思想成分,发动组织群众,从而促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人。他与弟弟张宝、张梁通过传播太平道,向广大群众做了长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训练。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传道的手段就是治病,具体办法是,让病人在他面前跪拜,倾吐内心的烦恼,以消除郁闷,解除痛苦;然后喝经过画符念咒——可能放了某些药的神水。张角用这种近乎神秘的巫医结合的方式,成功地治愈了许多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张角治病灵验的消息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人们就从四面八方纷纷投奔张角。

  当然,我们要明白,任何时代的农民暴动都不能用一杯符水灌出来,也不能用几句咒语咒出来,只有饥饿和杀人的政治才能把它唤出来。同样,黄巾大起义也不是张角用魔术煽动起来的。如果没有饥饿的流民,如果没有杀人的政治,那么张角的符水和咒语统统都不会起任何作用。事实是,在张角组织太平教之前,即在东汉社会后期,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开始了暴动。当然这个时候的暴动都是零散的,他们各不相属,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张角明白,没有组织的农民暴动注定要被政府绞杀。因而,他派出八个得力助手,以传教为名,组织发动百姓。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张角把入教的群体进行统一编制,分为三十六方,听从他的统一指挥。

  张角认为起义的时机逐渐成熟,就宣布了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苍天”,指的是东汉政权;“黄天”,指的是农民政权;“甲子”,指的是当年的三月初五。张角巧妙地利用民间历法,在起义口号中,不但隐含了起义的时间和目的,而且比较隐晦,就连东汉政府听到之后,都没有起疑心。接着,张角到处派人在京城和州郡官府的墙壁上,书写上“甲子”两个字。为了更加稳妥起见,组织者之一马元义又常常去都城探听官府的动静,并且收买了宦官徐奉等人,让他们与农民起义军里应外合,攻打官府。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甲子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民起义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叫唐周的叛徒。他把起义的日期、一些教众的姓名和里应外合的全部秘密,作为投降的礼物,全部报告给官府。于是,官府把马元义、宫廷的卫士等张角的同党,约有1000多人捕杀。张角当即立断,迅速采取措施。在灯光之下,他一连写了36封檄文,派人快马加鞭地送到各个分部,约定于檄文到达之日立即起义。太阳出来了。巨鹿的上空,飘起了三面大旗,一面写着“天公将军”(张角),一面写着“地公将军”(张宝),一面写着“人公将军”(张梁)。号角吹起,杀声震天,黄巾大起义爆发了,并迅速推向全国。这个消息传到洛阳,京师震动,统治阶级慌了手脚,迅速调集五校、三河的骑士,募集新兵四万余人,命令皇甫嵩和朱各率一支,前去镇压农民军。朱的官军刚刚进至颖川境内,就被波才的军队杀得大败,急忙撤退到长社(今河南嵩县东北)与皇甫嵩的军队会合。由于农民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把军队扎到草丛中,被皇甫嵩纵火烧了营地。朱乘机强攻,波才的军队招架不住,转胜为败。皇甫嵩率军乘胜向汝南出发;朱的大军挥师南阳,他们一路屠杀了农民军十余万人。同时,卢植、董卓带领官军,直接扑向张角的黄巾军,围困巨鹿城达数月之久,始终未能攻破城池。其间,张角不幸病逝,黄巾军由张梁率领,与官军继续对抗。皇甫嵩也加入到攻城的行列,巨鹿城最终告破,张梁战死。不久,张宝也被他们联合镇压,无数农民军惨遭屠杀。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消灭了,但是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并没有被扑灭,许多地区的黄巾军依旧在坚持斗争,有冀州黑山军、西河白波军、青徐黄巾军、益州黄巾军、汉中起义军等等。从张角领导发动的黄巾大起义,到后期持续三十多年的各地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皇朝的统治,横扫了世家大族。黄巾大起义组织严密,口号统一,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为以后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并没有带来东汉政权的巩固,倒使地方军阀割据势力逐渐坐大,军阀与外戚、宦官展开权力争夺,皇室倒成为名存实亡的空架子。189年,汉灵帝死后,其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何太后与其兄何进掌权。此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担任上军都尉的宦官蹇硕控制着朝廷重兵,其权势在何进之上。何进非常憎恨宦官,在中军都尉袁绍的帮助下,除掉了蹇硕。趁此时机,他还想诛杀所有的宦官。可是事与愿违,想诛杀宦官的人反而被宦官所杀。听到这个消息,袁绍立即率领军队攻进皇宫,将两千余名宦官,杀得一个不留。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立汉献帝。东汉中期以来祸国殃民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虽然以双方的同归于尽告一段落,但东汉的象征中央集权的朝廷实际上已经消灭,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武装混战,割据一方,黑暗的东汉后期开始转入了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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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足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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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足三国

  董卓引兵洛阳,逐走袁绍,废汉少帝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刘协。在朝廷上,董卓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完全不顾群臣的意见,众大臣敢怒不敢言。他放纵军队,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慨。各地州牧郡守遂共同拥立袁绍为盟主,各拥兵数万人,结成关东同盟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面对同盟军的威胁,董卓感到洛阳难以继续维持,便决定迁都长安,并强迫洛阳的几十万百姓一同西迁。迁都长安以后,董卓依然不思悔过,一意孤行,引起大臣的强烈不满。192年,王允收买吕布,杀死董卓,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董卓死后,部下开始了新的权力争夺。曹操就是在这场群雄逐鹿和兼并战争中脱颖而出的。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人,父亲曹嵩是汉末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在讨伐董卓的盟军之中,就有曹操所带领的五千人的军队。盟军解体后,曹操因与袁绍不合,领兵到濮阳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192年,曹操收编了活动在这一带的黄巾军和一些豪强地主的武装,实力大增。接着,他又扫除了东面陶谦的威胁,稳定了兖州的统治。196年,两件大事改变了曹操的命运。第一件就是迎接汉献帝到许昌,曹操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生涯。第二件他在军中推行屯田制以解决军粮问题。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军粮已经成为困扰各路大军的头等大事,不少割据势力,不是被敌人打败,而是因粮食短缺而不攻自破。对此,曹操深有体会,他以军事为手段,将流民编制起来,耕种无主荒地,收获物一部分上交政府,一部分留做己用。这样,即解决了流民问题,又解决了粮食问题,可谓一举两得。从196到199这几年里,曹操的势力获得迅猛的发展。此时曹操的主要对手,西面有张秀,南面有袁术,东面有吕布。他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接受了张秀的投降,接着征讨袁术,最后消灭了吕布。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以少胜多,击败袁绍,统一了北方。

  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另外一个英雄就是刘备。刘备,字玄德,诼郡涿县人,西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备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亲一起艰难度日。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刘备率部追随官军参与镇压起义。军阀混战中,刘备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始终没有固定的地盘,没有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也没有明确的作战思想和目的,只是在混战中四处流亡,朝秦暮楚,地盘多次得而复失,军队多次聚而复散,但他始终不甘心寄人篱下,始终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建立自己的功业。他的这一愿意终于因为有了诸葛亮而得以实现。孙坚,吴郡富春人。黄巾起义爆发后,孙坚追随刽子手朱镇压农民军。在讨伐董卓的盟军之中,孙坚是最坚决的拥护者。后来,袁术派孙坚攻打刘表,被刘表部将所杀。孙坚之后,他的十余岁长子孙策,广泛结交豪杰,继承了他的事业。在袁术的手下,怀有一腔抱负的孙策却没有得到重用,因而开始有了离心倾向。占领江东之后,在众豪杰的支持下,孙策宣布正式脱离袁术的控制,拥护汉献帝,事实上也就是拥护曹操。在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之时,曹操为了避免孙策乘机渡江北上,主动与他联姻,加以笼络,因而成为官渡之战的大赢家。此时,正当孙策想要施展宏图抱负的时候,被刺客暗杀。临死前,他一再嘱托亲信,好好辅佐弟弟孙权。孙权,字仲谋,孙坚次子。此后,他在江东地区建立了完善的统治机构,平定山越,消除了江东内部的不安定因素,稳定了大后方。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之后,开始统一南方的征战,要统一江南,就必须先控制荆州进而巩固江东,以完成对江南的统一。这也是孙策、孙权的既定方针。同时的刘备投奔刘表后,利用荆州之地招募丁壮,补充军队,拉拢当地豪强,势力也逐渐壮大起来。于是,荆州成为曹、孙、刘三方争夺的焦点。208年秋,曹操率领20万大军,号称80万,南征荆州。8月,刘表病死,没有主见、软弱的刘琮袭职,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在部下的怂恿下,他立即投降了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刘备自知力量不足以抵抗曹军,于是率领自己的军队,南下逃跑。为了各自的生存,为了阻挡曹操统一全国,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于是,在赤壁,20万曹军和五万孙刘联军上演了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使得曹操一举统一江南的梦想破灭,被迫退回长江以北地区,长江成为三国鼎立的天然屏障。孙权偏安江南,刘备割据西蜀,成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时代”。它们各自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表面上承认汉献帝是天下共主,实际上是三个独立的王国,东汉王朝就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寿终正寝了。220年,曹丕称帝,国号魏,废汉献帝,东汉王朝正式灭亡。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三国鼎立最终完成。在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对豪强势力还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力。汉和帝时,朝廷向豪强让步,废除盐铁专卖,下层豪强的财力大为增加,他们要求分享权利。他们分别在朝廷中寻找代理人,来实行对朝廷的控制。这样,外戚与宦官两个集团,为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未年,以两败俱伤而告结束。豪强武装镇压了黄巾军,同时也对中央集权的依附越来越弱,进行疯狂地大混战。向来是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户口骤减,十不存一。曹操的诗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十室不余一,念之断人肠。”东汉末年的战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坏,是东汉二百年豪强统治的后果。

  名士挽歌:西晋覆亡真相

  公元316年,西晋王朝末代皇帝愍帝司马邺率领饥肠辘辘的孑遗臣民向兵临长安城下的匈奴汉国大将刘曜肉袒出降,不久即如前任怀帝司马炽一样遭受“青衣侑酒”之辱后被杀。至此,西晋灭亡。距离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辉煌时刻,不过短短37个年头,统一喜剧就迅速演变成了覆灭悲剧。亡速之快,堪比秦、隋。但秦、隋承乱世之后分启汉、唐盛世,而西晋王朝的覆灭,却使刚结束汉末近百年分裂局面始得统一的中华大地又重新陷入了比此前更为惨烈动荡的乱世深渊,中国历史也随之堕入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漫长黑暗时期。数百年间,群雄逐鹿,汉室凋零,公子王孙,贱若泥沙,流民百姓,泪尽胡尘。后世史家,众说纷纭。究竟西晋王朝的喜剧是怎样演变成悲剧的,其悲剧后果为何如此惨痛?让我们一起掀开那页沉重的历史,从前人的斑斑血泪中去寻觅历史的真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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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子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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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子成名

  东汉是依靠豪强地主而建立起来的政权,逐渐形成所谓的“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有名望的姓族,散布在各州郡。在反对宦官的斗争中,他们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宦官失败以后,士族内部的矛盾便加剧了。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大小来分配做官。魏文帝更行施九品官人法,就是对这一既成事实的法律肯定。因此取得了士族对曹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想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争取士族的支持。出身河内名门望族的司马懿起初曾因有“狼顾相”而遭多疑的曹操猜忌,直到曹丕篡汉称帝后才逐渐受到重用。明帝曹睿时,因“北平公孙、西拒诸葛”而渐掌兵权、累积战功,终成魏国重臣,也成了士族门阀阶层当然的利益代言人。他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逐渐形成司马氏集团。虽然明帝临终托孤,但因功高震主屡遭猜忌而被架空。于是老家伙装傻充楞、隐忍待时,终于等到机会,于249年发动政变,掌控了魏国大权。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曹魏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气得魏帝曹髦嚷出了那句著名口号:“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时,那个瑰丽磅礴、激情澎湃的三国时代已接近尾声,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们老的老、死的死,正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司马昭父子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完全有足够的理由顾盼自雄。魏国是寡妇孤儿、人尽可欺,自不必说;蜀国国君恰是那位连诸葛亮都“扶不起来的阿斗”,更惨的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吴国更不幸,国君孙皓是一个典型的虐待狂,一高兴或一不高兴就凿人眼睛、剥人面皮,可惜只敢虐待自己人,搞得是人神共愤、众叛亲离。

  司马昭没费多大工夫,就于263年,趁蜀国内乱,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大军三路攻蜀,把蜀汉后主刘禅俘至洛阳,优待得乐不思蜀,蜀汉遂亡。两年后,司马炎效仿曹丕故技,重演“禅让”闹剧,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于公元280年,发起统一战争,20万大军水陆并进,王浑、杜预率陆军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北,把前来迎战的吴国主力兵团就地歼灭;王统率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出长江三峡,排江而下,“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接下去传檄而定江南,割据江东近八十余年的孙吴政权灰飞烟灭。

  至此,三家归晋。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君主,又创建了一统天下的勋功伟业。

  可司马炎这纨绔子弟既乏雄才伟略,亦无宏图大志,完全靠着继承祖父辈的遗产,基本没什么悬念,就站在了历史的高起点上。只需作为当然的主角演一出早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已经写好、不久前又经过曹丕示范过的“禅让”闹剧,就成了一个新王朝的开创者。历来艰难的统一战争如今竟然一战定天下,简直太顺了。而且出身高贵的司马炎仪表非凡、聪明神武、长发委地、垂手过膝,按当时的标准绝对是可以令追星少女尖叫喷血的美男子,简直就是上天的宠儿。总之,司马炎有十足的理由踌躇满志、自我放纵,却无半分开国君主应有的危机意识与深谋远虑,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开国之君,也为西晋王朝的覆灭种下了前因。

  灭吴后,晋武帝司马炎的膏粱本色尽显无遗,他对吴宫佳丽的兴趣显然远远大于对吴国户口钱粮的兴趣。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指使军将在江南搜罗美女。除了把吴宫佳丽全数运往洛阳皇宫外,少不了顺道从民间强抢大批美女一同北上。加上先前魏、蜀两国的宫女,超过上万人。就算一天换一个也得30年才能轮遍,轮到后面的宫女见到皇帝时肯定都成老太婆了。当有了太多选择时往往倒不知如何选择了,司马炎不知从哪里得来的荒唐主意,乘着羊车,在宫里随意游逛,羊车停到哪儿,就在哪儿演绎“一夜情”。于是有些宫女就在自家宫门前插上竹叶,地面洒上盐水,好引诱皇帝的羊车前来。估计最终自然是群起效尤,于是宫内竹叶片片,盐路条条,羊儿越来越肥,司马越来越瘦……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变着法子寻开心,自然是花钱如流水,虽然天下统一后纳税人增加了一倍,可司马炎还是觉得钱不够花,卖官鬻爵就成了敛财捷径。有一次,司马炎主持祭祀典礼后,兴致高昂,随口问身边陪同的司隶校尉刘毅道:“朕与汉朝的皇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刘毅倒是个有胆色的臣子,回道:“汉桓帝、汉灵帝。”桓、灵二帝被公认是东汉的亡国罪人,正骄矜自得的司马炎当然很生气:“怎么能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呢?”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卖官的钱入了官库,陛下卖官的钱进了自己的腰包,从这方面看,您还不如桓、灵二帝呢。”司马炎气乐了,笑道:“桓、灵之世,没有谁敢说这样的真话,现在朕有你这样忠直的臣子,毕竟还是比他们强啊。”

  由此可见司马炎颇有自我解嘲的幽默感,自满而不失厚道,荒唐却绝不昏聩。但上既有荒唐的君主,下自有荒唐的臣子。

  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当时的法令规定,商贾必须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社会地位极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司徒王戎家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亦乐乎。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到市上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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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卿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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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卿误国

  自曹丕开始设立的“九品中正制”已经逐渐成为世家门阀垄断遴选用人的工具。司马氏作为世家门阀的利益代表,自然采取纵容的政策。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益宽泛,如刘友、山涛、司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熹告发。司马炎说,山涛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刘友干的事,应处死以惩邪佞,山涛等不可问罪。司马炎罚小官不罚大官,显然是宽容所谓朝士的高级士族,实际上是为高级士族保障利益。而高级士族在政治上的权利,一开始就从九品官人法中得到保障。所谓“九品官人法”事实上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吏部尚书只依据门第高低作用否的标准。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官的特权。通常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在开创之初,君臣群策群力,富有进取开拓精神,总能够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但西晋王朝却是例外,晋武帝君臣在天下一统后,不是把富余的精力用于开疆拓土、励精图治,而是一面骄奢淫逸、纵欲享受;一面崇尚虚无、清谈玄远。

  《世说新语·汰侈》中对当时达官显贵穷极奢侈的描绘,足以令当今的暴发户们瞠乎其后,最著名的莫过于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石崇在荆州太守任上指使治安部队假扮强盗,打劫富商,积累了巨额财富。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竟然无人过问,可以想见吏治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石崇又用赃款买得更高的官位,积下更多的财富。他在首都洛阳建造了豪华庄园,仅妻子就有100多个,每人头上和手上金光闪烁,穿戴的首饰价值连城。王恺是司马炎的舅父,靠与皇帝的裙带关系贪污受贿成了超级富豪。两人互不服气,各显神通,公开斗富: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在40里的路段上用绸缎作屏风,石崇就把50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落了下风。司马炎知道了,就赐给他一株高约二尺左右、价值连城的珊瑚树。王恺带着珊瑚树去石崇面前炫耀。石崇随手就用铁如意将珊瑚树砸个粉碎。王恺既觉得惋惜,又认定石崇是妒忌疯了,声色俱厉地质问石崇。石崇若无其事道:“值得生气吗?赔你好了。”于是叫家人把家藏的珊瑚树全部拿出来让王恺挑。高大的约三四尺,次等的约两三尺,像王恺那样的珊瑚树要算最次等的。石崇指着珊瑚树对王恺说:“你要赔偿,请随便挑吧。”王恺只好认输,连被击碎的珊瑚树也不要了。一个皇帝助臣下比斗奢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

  石崇富可敌国,又恣意炫耀,常大宴宾客,安排美女劝酒,有饮酒不尽兴的,当即杀掉劝酒的美女。王导(东晋宰相)和王敦(东晋大将军)两兄弟曾一起去石崇家赴宴。王导不善饮酒,因怕劝酒的美女被杀只好强饮数杯,当场醉倒;王敦酒量很大,但美女劝酒时,却故意不肯喝。接连三位美女被杀掉,王敦面不改色。王导指责他,王敦回答说:“他杀他自家的人,关你何事?”

  石崇家的厕所内也有十多个美女排列伺候客人,准备着锦衣华服、名贵香料、洗漱用品等。宾客如厕时都得脱下旧衣,出去时换上新衣。大多客人不好意思当着众美女更衣如厕。王敦却旁若无人地脱衣更衣,满脸傲色。伺候在旁的美女们窃窃私语道:“这个客人肯定适合做贼。”

  石崇不过是晋国的一个中级官僚(散骑常侍),就如此狂乱纵欲变态浪费,宰相级别的高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宰相何曾每天要吃掉上万钱,还总埋怨没有可口的菜,无处下筷子。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他儿子何劭更有出息,“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每天的餐费是他老爸的两倍。

  司马炎有次驾临驸马王济家,王济盛宴款待,用的都是琉璃器具,100多名美女穿着绫罗绸缎,手托着食物列队伺候。乳猪的味道异常鲜美,引起司马炎的好奇,询问个中秘诀。王济解释说他家的小猪是用人奶喂养大的。司马炎觉得自己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倒还不如这帮家伙会享受生活,因此心觉不忿,没吃完就走了。这还不算什么,王济喜欢遛马,就在地皮最贵的北氓山下买了一大片地方作跑马场,用编织起来的金钱铺满界沟,时人称之“金沟”。

  士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人民自然受到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因为天灾尚有时日,奢侈之风则没有止境。

  除了像王恺、石崇这一类变态行径外,还有另一种荒唐行径,就是吃饱了饭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扯些脱离实际、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是为“清谈”。竹林七贤实是首开清谈之滥觞者,但西晋初期,阮籍、嵇康等人为了逃避政治杀戮,装疯卖傻,空谈玄远,尚情有可原。而值此四海归一,政局稳定之时,本当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可这些朝廷精英们却个个变成了大哲学家和大诗人,成天手执麈尾,峨冠博带,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以政事为“俗务”,玩命地钻研老庄玄言。例如尚书令王衍“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这就是成语“信口雌黄”的出处了。要命的是,他们并非乡野隐士,崇尚清谈,纵无益于国计民生,也无什么大害;而他们多是达官权臣,“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是世人表率,学习榜样,负有济世安民之重任,却不屑综理时务而一味崇尚虚无、清谈玄远。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滋生。后人批评晋人清谈误国非是无因。连王衍自己临死前都有觉悟:“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可惜悔之晚矣。

  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各级官吏都是这副荒唐变态的德行。虽然也有个别清醒的大臣如傅咸等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对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荒唐风气采取了纵容态度,非但无意制止,有时反倒推波助澜。即使连自己都对某些过分变态的行径难以容忍时,却也不去追究。正所谓“善善而不能从,恶恶而不能去”,司马炎的这种性格缺陷,也使他在安排继承人及顾命大臣这样关乎国运的大事上犯下了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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牝鸡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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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牝鸡司晨

  晋武帝司马炎与皇后杨艳,有三子三女,惟独太子司马衷是个弱智。司马炎也知道太子有些问题,他本来光儿子就有二十六个,选择余地挺大。但因与杨后夫妻关系甚笃,而杨后很坚持“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祖训。更重要的是皇太子司马衷的儿子司马乖巧聪慧,深得司马炎赏识。有一次皇宫内半夜失火,司马炎登楼观望,司马才五岁,在一旁拽着爷爷的衣带拉入暗影之中。司马炎觉得奇怪,问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做,司马说:“暮夜苍茫,应严加提防,不应该让旁人看见皇帝在光亮中。”武帝更加称奇,曾抚着小孩的后背对大臣说:“此儿当兴吾家。”甚至在朝会上对群臣表示司马人品样貌与先祖司马懿相似,其实是对皇储安排的一种暗示。所谓“看孙不看子”,改换太子一事也就作罢。但从历史的结局看,晋武帝司马炎的这个选择很是失败,比立储的选择更失败则是他对于太子妃的选择。司马炎本想为太子司马衷迎娶卫之女。但杨皇后与权臣贾充的老婆郭氏关系很好,又私受了不少奇珍异宝,就撺掇着迎娶郭氏的女儿。郭氏和贾充生有二女:长女贾南风,奇丑无比;次女贾午,长得倒很漂亮。起初本是选贾午为太子妃,因其身材娇小,尚未长成,连太子妃的礼服都撑不起来,于是临时换了贾南风。贾午后来与父亲手下的帅哥韩寿私通,还把稀有的皇家香料赠与韩寿,“偷香窃玉”的典故即出于此。贾氏家风可窥一斑。贾南风的丑陋,倒与白痴太子司马衷堪匹配,可是却让做公公的司马炎目瞪口呆。但堂堂册立太子妃的国家大典已举行过,万无退货的道理,只好自认倒霉。后世史家每论及亡国祸乱之事,多为帝王讳,常诿过女子,然则西晋王朝的覆灭,这位“貌陋而心险”的贾南风确是罪魁祸首。贾南风生性酷虐,曾亲手杀掉左右侍女数人。有一次她发现有个宫女偷偷怀上了太子司马衷的孩子,妒怒之下,以锐戟刺入,已经成形的胎儿被剖出堕地而死。司马炎闻讯大怒,令人修了一座冷宫金墉城,要把她废掉打入冷宫。但当时的杨皇后(此杨皇后是杨艳的堂妹杨芷,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堂妹杨芷为皇后)由于贾南风系堂姐所荐,而贾、杨两家关系颇好,便联合多位大臣好言相劝,晋武帝才消了怒气。事后,杨芷告诫贾南风一定要改过自新。然而贾南风对杨芷的救命之恩视若无睹,却对这番斥责怀恨在心。

  熟悉傻太子的大臣们不时旁敲侧击。尚书和峤委婉进谏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末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话说得很客气,其实就是说您的傻儿子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天下。老臣卫也借着宫廷宴饮的酒劲儿,抚着御座对司马炎叹道:“此座可惜。”晋武帝心中也觉得不踏实,干脆找些案卷来考察一下太子处理政务的能力。太子妃贾南风忙请了个宫里的老先生当枪手,案卷批得头头是道。刚好太子身边有个机灵的太监提醒说:“太子不好学习,人所共知。现在批文上引经据典,必会被皇帝看穿,怪罪下来。不如干脆就事论事,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了。”贾南风觉得有理,便命这小太监负责起草,再由太子抄写下来。司马炎本来对太子的期望值就不高,现在一看这傻儿子总算还能把意思表达清楚,也就放了心。公元290年,司马炎病重。立诏由叔父汝南王司马亮和皇后的父亲杨骏一起辅政。司马炎临死时,只有杨骏在旁,他想独揽大权,就和女儿杨皇后串通伪造遗诏,指定杨骏单独辅政,并想除掉司马亮。司马亮的手下劝他起兵讨伐杨骏,这老王爷虽在司马氏族中口碑不错,却是庸才一个,查其领兵记录,未尝一胜。总算还有自知之名,连夜逃往封地许昌避祸去了。司马炎死后,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后世人称“白痴皇帝”。他完全是个傀儡,国家政事一件也管不了,却闹出不少笑话来。有一次,他在御花园里玩,正是初夏季节,池塘边草丛间响起阵阵蛙鸣。晋惠帝呆头呆脑地问道:“这些小东西,是为官叫呢,还是为私叫呢?”身边的太监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有个机灵的太监一本正经地说:“在官地里的为官家,在私地里的为私家。”有一年,某地闹饥荒,地方官员上报灾情,说灾区百姓饿死许多。晋惠帝就奇怪地问道:“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呢?”大臣回奏:“当地闹灾荒,没粮食吃。” 晋惠帝更奇怪了:“没有粮食,为何不吃肉粥呢?”大臣们听了,目瞪口呆、哭笑不得。西晋王朝出了这样一个活宝,周围的一群野心家自然是蠢蠢欲动、顿起问鼎之念。杨骏本是个低级小吏,十足的草包,因借了太后女儿的光位极人臣,总揽朝政,不禁得意忘形,俨然有代理皇帝的派头。对于太后杨芷以及其他人的劝说,都置若罔闻。其专横跋扈,引起了司马家族诸王的反感。皇后贾南风更是无法容忍,开始私下培植亲信,外联楚王司马玮。召楚王玮带兵进洛阳后,又操纵晋惠帝宣布杨骏谋反,夷其三族。连太后杨芷的老母亲庞氏也不肯放过,杨太后跪地苦苦哀求,表示愿做她的婢女来换母亲的性命。贾南风却毫不动心,杀了庞氏后,又废皇太后杨芷为庶人,将她关进那座当初为贾南风所建的冷宫金墉城里,最终落得活活饿死的下场。杨太后若想及曾为贾南风求情的往事定是悔不当初。贾南风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婆母杨芷尚且如此丧尽天良,对其他人自然更不在话下。因嫌汝南王亮、老臣卫碍事,便矫诏指使楚王玮将两人处死,没过几天又以“擅自处死司马亮、卫”的罪名处死了司马玮。楚王玮临刑时大叫冤枉,于事无补。

  贾后自此开始专权达七八年之久。常派人诱骗美貌男子寻欢作乐,事后杀人灭口。数以百计的男子中,仅有一名小吏得免。这名小吏年轻俊美,住在洛阳城南,失踪了一段日子,再出现时华衣美服、唤奴使婢,俨然富豪。众人都怀疑他偷了巨室的财物,抓他去见官。贾皇后有个远亲听说此事,想参与进来好索取涉案财物,遂与法官共同审案。小吏禀告说路遇一老妇,说家中主人生病,巫师占卜说要找城南少年来驱邪,便将自己装进一口箱子,运入一座豪宅中。询问到了哪里,被告知是“天上”。后来有位三十五六岁的矮胖丑妇出现,留他共宿了一段日子,然后顺原路将其送出,并赠以许多财物。贾后的亲戚听这小吏如此一说,顿时明白,溜之大吉。法官也猜知原委,便草草结案,将小吏释放。贾后之淫乱宫闱、胡作非为多如此类。

  贾后因怕太子司马年长后,自己地位难保,就设计陷害太子。先请人用太子口气起草了一封内容是逼晋惠帝退位的书信,代笔之人竟是以美貌与文采著称于世的潘安。接着寻机请太子喝酒,灌个烂醉,趁其昏昏沉沉之时,骗他把那封信抄写一遍。次日,贾后即通过晋惠帝召集群臣,操纵廷议,宣布太子谋反。贾后此举引起了众怒。公元300年,掌握禁军的赵王司马伦想趁机起兵篡位,就散播谣言说大臣们正密谋扶助太子复位。贾后果然害怕起来,立即派人毒死了太子。正好授赵王伦以柄,派禁军校尉、齐王司马带兵进宫逮捕了贾后,曾经横行朝廷、不可一世的贾南风不久被司马伦以金屑酒毒死。

  正是贾南风的专权误国,奸妇乱政,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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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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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室操戈

  赵王司马伦诛灭贾氏外戚,掌握政权,滥赏官爵,收买人心。封文武官员数千人为侯。才过了一年,又忍不住把晋惠帝软禁起来,自立为帝。又大封党徒,连奴隶走卒也给爵号。浮滥的赏赐与猛烈的杀伐互相促进,一直延续到西晋统治的消亡。当时,官帽上都用貂尾做装饰。因为封赏得太多太滥,库存的貂尾都用完了,只好用狗尾巴来凑数。民间就编了歌谣讽刺道:“貂不足,狗尾续”,此即成语“狗尾续貂”的出处。

  各地诸侯王听说连赵王伦这样的老废物都敢篡位称帝,均感不忿,争先恐后地前来抢夺皇位,遂引起一场长达16年旷日持久的内乱。先后卷入血腥战争的有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长沙王司马、东海王司马越,再加上先前被杀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共八个诸侯王,故史称“八王之乱”。

  诛灭贾氏外戚,齐王司马居功不小,却不得重用,反遭忌被外调许昌,一气之下遂与成都王颖、河间王司马共谋造反,三国联军杀向洛阳,常山王半路加入。数十万部队在朝歌(今河南安阳)到颍上(河南颍县)一带屯扎连营,赵王伦慌忙拼凑了6万多部队前去应敌,自己却躲在洛阳日夜求神拜佛。最后在洛阳城外一场决战,赵王军队被全歼,双方混战死掉10余万人。赵王伦向联军投降,被关进金墉城,在同一栋房子里被迫喝下他曾在此逼贾后喝过的金屑毒酒自杀。其心腹孙秀和名将孟观等都被族诛。

  联军取得政权,大封功臣,以齐王首功封为大司马,成都王颖为大将军,河间王为太尉,常山王为抚军大将军,改封长沙王,东海王越为中书令兼侍中,梁王肜生急病死了,追封为太宰。傻惠帝前一拨大臣还没来得及认全呢,这就又换了一拨。齐王以复辟的大英雄自居,日益骄横,遂引起其他诸侯王不满。

  长沙王便又与成都王颖、河间王密谋反叛。302年12月,河间王遣大将张方为先锋率领10万军队讨伐齐王,齐王知道长沙王与河间王关系很好,恐其为内应,故先发兵攻长沙王。在洛阳城内混战了三天三夜,齐王兵败被长沙王活捉。长沙王自然因功晋升太尉,而倒霉的齐王则被斩首,而劳师千里无功的河间王枉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心有不甘。适逢益州发生了流民叛乱,遂领命前去平叛。

  成都王颖与河间王,一在邺城,一在长安,虎视眈眈盯着洛阳城里的皇帝宝座。于303年8月,联合起兵讨伐长沙王。304年1月,成都王颖在河间王的帮助下攻克洛阳,抓住被东海王越出卖的长沙王,将其活活烤死,时年28岁。成都王颖占领洛阳后,为酬谢河间王,纵容其大将张方在城中烧杀抢掠,裹胁了一万多宫女和财物而去。在回师途中,张方的部队因粮食匮乏,就把抢来的宫女逐批杀死充作军粮,一路吃到长安。成都王颖的暴政甚过以前的任何一个。他先让部将石超率领5万兵马守住洛阳内外,然后自封为丞相兼皇太弟,带头挨门挨户进行大抢劫,把跟随过长沙王的卫士和他所讨厌的官员全部杀死。东海王越发动叛变,很快聚起10万人的部队,高兴得发起昏来,于304年7月裹胁惠帝讨伐邺城。部队走到了河南荡阴(今汤阴),没有设防就宿营了。结果被成都王颖的部将石超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一败涂地。东海王越一看形势不妙就赶紧带头逃窜回封地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去了。把光杆傻皇帝撇在了乱军之中。

  成都王颖迎惠帝到邺城。幽州的大军阀王浚不满成都王颖的作为,遂联络宗室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并邀请乌桓国的鲜卑族骑兵助战,加上自己本部,共计10万人讨伐成都王颖。成都王颖手下有一匈奴族大将名叫刘渊,就是未来匈奴汉国的创建者。他向成都王颖请求借匈奴骑兵来对付鲜卑骑兵,并建议坚守城池,等敌人粮尽退兵时再行突击,千万不要妄自出战、自取死路。成都王颖当时满口答应,但等到刘渊的铁骑兵赶来解围的时候,成都王颖大势已去。原来刘渊前脚一走,成都王颖后脚就把他的承诺忘个精光。派大将石超迎战王浚的部队,结果被打得惨败而归。成都王颖听到噩耗,赶快收拾残部一万五千人准备撤退到张方守卫的洛阳。鲜卑骑兵进军的烟尘滚滚而来,发一声喊,残军霎时作鸟兽散。成都王颖只好领着几十个亲兵牵着惠帝的牛车逃往洛阳。鲜卑骑兵贪图在邺城抢掠财物,懒得去追捕惠帝就先行返回了。王浚放他们回国的时候发现鲜卑人裹挟着许多妇女,不准她们带走,鲜卑人就在易水旁把这8000妇女全部丢入水中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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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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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间王听说张方抢到了惠帝,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张方把惠帝和成都王颖带到长安,张方得令后立即准备起程,派士兵在皇宫和洛阳城内大肆抢掠,又趁机抢掠了很多宫女做军妓。大军排成长蛇阵,在茫茫大雪中,伴随着百姓的一路嚎哭向长安进发。到了长安,河间王废除了成都王颖皇太弟的称号,立17岁的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已无权无势的成都王颖只好讨了点残兵回守洛阳去了。河间王于304年12月当上宰相,掌控了晋室大权。305年7月,东海王越以张方劫持惠帝为由,联合兖州刺史苟等人讨伐河间王。幽州都督王浚也派新招募的部将刘琨率领八百幽州铁骑前来支援。联军部队进逼荥阳,威胁长安。河间王自知不敌,搞掉张方的人头给联军送去以便媾和,却想不到联军居然拒绝和解。河间王的部队得知骁勇善战的张方被害,顿时纷纷哗变。联军部队以鲜卑骑兵为先锋,一路杀进长安,河间王只身狼狈逃跑。成都王颖听说河间王跑了,也慌忙逃亡,先往长安跑,跑到华阴觉得是自寻死路,又向南跑准备去新野,途中被东海王越的堂兄范阳王所擒,押至其从前的老巢邺城后迫其自尽。

  鲜卑骑兵率先杀入长安,下令大掠三日,共杀死两万多老百姓,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纷纷逃到终南山采摘橡子充饥,直到东海王越到达长安才停止。众大臣又用牛车把惠帝接回洛阳。这时的京城已经是残垣断壁、衰草连天,小朝廷只好在黑瓦屋里面重建宫室。306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傻惠帝已无利用价值,便派人在饼中置药将其毒死,然后立惠帝的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

  河间王起初逃到太白山不敢露面,后来又趁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之机夺回长安,困守孤城。东海王越散布消息说朝廷要赦免河间王,还要让他当司徒。河间王乍闻此等好事,便信以为真。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遂与三个儿子一起投奔洛阳而去,在半路全部被截杀。

  至此,“八王之乱”终告结束,但历时16年之久。兵连祸接、中原板荡、杀戮频仍、生灵涂炭,已经耗尽了西晋王朝的国力,使之不堪一击、虚弱到了极点。加之诸侯王相互攻讦时,引鲜卑、邀匈奴,无异于引狼入室,更加速了西晋王朝的覆灭。

  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捱到最后,似乎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其实下场更是可悲。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不臣之迹,四海皆知。永嘉四年(310年),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他率四万精军出发后,沿路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忧惧劳顿,又得悉怀帝密诏苟等人要铲除自己,更是急怒攻心,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忽发暴疾,死于当地。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封地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时任匈奴汉王刘渊部属的羯族首领石勒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官兵家眷混杂的乌合之众。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乱箭狂射,“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的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20多万,又不幸陷入刘渊另一部将王璋的包围圈,被驱入火海变作了烧烤的人肉军粮。

  石勒部下抓住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不知廉耻地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还算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总算留了全尸。

  司马越留守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逃往东海,洛阳城中百姓也紧随军队一起外逃。跑到洧仓,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48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亦被乱兵所辱,转卖为奴。3年(永嘉五年)六月,晋怀帝被匈奴刘渊汉军抓获,于313年被杀,时年30;316年,惠帝的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于318年被杀,时年18。至此,西晋灭亡。掩卷思之,西晋王朝之所以短命而亡,其直接原因正如祖逖所云“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遂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远因则在于晋武帝司马炎缺乏远见卓识,所托非人。继承人惠帝根本就是个弱智,辅政大臣一个是杨骏那样的得志小人,一个是汝南王司马亮那样的懦弱庸才,以至大权旁落、奸妇秉国,满朝公卿、尸位素餐,诸侯亲王、篡逆相残,异族外敌,乘虚而入。究其根源则在于世族门阀垄断下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表面上为其家族阶层提供了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使得出身世族门阀者哪怕弱智白痴也可占据高位,其结果则必然导致统治阶层的整体腐化堕落。垄断必将导致行业退化与产品稀缺,人才的垄断同样如此。西晋以降,迄于南朝,罕见汉人英才,虽有张宾、王猛、崔浩等帝师王佐之才,亦终为胡人所用始大放异彩。反观五胡族内却群雄并起、英才辈出,无论匈奴贵族刘渊、还是羯族奴隶石勒均是雄才大略、英武不凡,而且代有枭雄、相竞逐鹿、去芜存菁、汰弱留强。北朝日盛、南朝日弱,寒门崛起、士族衰落,由北平南,毫无悬念。直至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平民与权贵可以和平转换,始为准英雄们谋得出路,并从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拔出更多的人才,最终造就了隋唐的盛世辉煌!


2017-05-13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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