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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落日:中國二十王朝覆亡全景》文盛武衰:北宋覆亡真相
《天朝落日:中國二十王朝覆亡全景》文盛武衰:北宋覆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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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未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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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盛武衰:北宋覆亡真相

  公元27年四月初一日,是春末夏初北方最宜人的季节,阡陌纵横,绿浪翻滚。偶尔的叫天子从草间直冲入云霄。山河秀丽,引无数英雄纵横驰骋。在这片北中国辽阔的平原上,此刻却行进着一支长长的队伍,虽华服玉衣,却是疲惫不堪,一个个面露惊恐之色。有谁会想到,组成这支队伍的,却是大宋王朝的两个皇帝——当了一年多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大儿子、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宋钦宗赵桓,以及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还有数不尽的用大车装载的金银宝货、文玩古物、仪仗图籍。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北宋初年几代皇帝曾经梦想踏上的土地——燕云十六州。只是这次行军的性质却与他们祖先的梦想完全不一样。北宋初年的皇帝们梦想着作为征服者踏上这片土地,而他们,却成了异族的囚徒,这片土地也最终成为亡国之君的栖息地。这一年,北宋覆灭,南宋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在这兴亡之间,已距离一代明主宋太祖赵匡胤开创的大宋王朝,过去了整整167年。梦想是怎样失去的?曾经的豪情又是怎样沉沦的?一个经济文化异常繁荣的世界大国为什么会被百年的风雨侵蚀而轰然倒下?让我们倒转时光,从后周大将赵匡胤披上龙袍的时候开始去寻找答案吧!

  出师未捷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开封城的皇宫里洋溢着新年的喜庆气氛。这时,从北方边陲的镇、定二州传来紧急军情,报告北汉勾结契丹入寇。小皇帝和年轻的太后惊慌失措,仓促派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统帅禁军前去抵御。一场改朝换代的阴谋开始浮出水面。正月初三,大军出征,当晚驻扎于开封东北的陈桥驿。赵匡胤、他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赵普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改元建隆,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封后周小皇帝柴宗训为郑王。雄心勃勃的赵匡胤决心完成生命中辉煌的三部曲,以便让后人把自己的名字与历史上汉武帝、唐太宗等伟大君主铭刻在一起。这就是:第一步,控制原后周地区;第二步,统一全国,主要是历史上的汉族聚居地区;三,夺回燕云(又称幽云)十六州,北逐契丹,建立万世基业。

  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赵匡胤特别注意严肃军纪。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各级官员基本上得以保留原有官职,社会形势比较安定——人心迅速向新的朝廷凝聚。在经济上,赵匡胤继续推行后周世宗的改革措施,鼓励垦荒、减轻租税、兴修水利,起到了稳定人心,稳固统治的作用。军事上,陈桥兵变发生前夕,赵匡胤就命令大将韩令坤、慕容延钊等人分兵控制了黄河以北各路战略要地。接下来的半年,赵匡胤又亲率大军先后平定了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李筠和李重进的叛乱,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只得表示屈服。这样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定了局势。接下来,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完成后周世宗统一中国的事业。

  这个时候在宋的周边,北有劲敌契丹和契丹扶植的北汉,东南有南唐、吴越,南方有荆南、南汉,西南有后蜀等地方割据政权。这样的形势,使赵匡胤深深感觉到卧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和晋王赵光义走访宰相赵普共商国策。赵普听了宋太祖试探他的话“欲收太原”之后,沉吟良久然后说,先打太原等于直接面对契丹的威胁,不如先削平南方诸国之后再攻打北汉,到那时北汉这样的弹丸小国,还能逃到哪去?听了赵普的分析,赵匡胤哈哈大笑:“正合我意!”一个先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方略就这样确定了。

  按照这个方略,赵匡胤从公元963年开始,用了13年的时间,先后灭掉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其中南唐是比较强大的一个,为求自保,长期以臣事北宋,屈膝依附。公元974年,赵匡胤为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要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到开封朝拜。李煜害怕被宋朝扣留,推辞不就,赵匡胤遂派大将曹彬率10万大军进攻南唐。李煜在被围困了近一年后才被迫出降。平定南唐不久,976年10月,赵匡胤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赵光义继承了赵匡胤的未竟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归附。979年初,他亲率大军北征北汉,并击败了契丹的援兵,北汉国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时期混乱争斗的局面,使得中原地区进入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百姓从频繁的战火中解脱出来,开始正常的生产生活,为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赵匡胤兄弟对历史做出的贡献。

  完成了赵匡胤的第二步宏愿,赵光义开始积极筹备对契丹的战争。契丹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早在北宋建立之前的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就在统一契丹各部后,建立了政权。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继立,改国号为辽。在阿保机建立政权日益强大时,就常常向南侵扰五代的北部边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代后唐自立,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及约为父子之国为条件引契丹为援。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使长城以南一直到当时的国都开封,八百公里的辽阔平原,没有任何一个险关要地能够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

  北宋刚刚建立时,总兵力不到20万人,以步兵为主;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辽国军队总数为30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为此,赵匡胤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椿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不准挪作别用,全部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赵匡胤本人亲自掌握。只可惜天不假年,钱是攒了不少,英雄却已不在。直到北汉投降后,在统一战争中经历了洗礼的北宋军队总数达到了将近40万人,太祖皇帝多年的积蓄也足以保证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后勤供应。赵光义于是组织了两次大规模北伐,试图收复燕云,但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979年,赵光义以刚刚平定北汉的疲惫之师在毫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攻幽州。高粱河一战,宋军大败,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了性命。986年,一心想报仇雪恨的赵光义不顾粮草、军械缺乏等不利条件,再次盲目开战,结果又招致了失败。其中陈家谷一战,号称“杨无敌”的北宋名将杨业被俘后壮烈殉国,成就了一段流芳千古的“杨家将”故事。辽军在再次挫败宋军的进攻后,转而采取攻势。1004年,双方再战于澶州,宋真宗在占有优势的情势下决意议和。十二月,宋辽讲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承认边界现状,宋每年给予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澶渊之盟”。

  自此以后,宋辽关系趋于缓和。赵匡胤的后人们失去了“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豪情和霸气,不但没能继承他的宏愿,反而不得不在那不容他人酣睡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个无法驱赶的噩梦——极其无奈地接受了相继与辽、西夏、金和蒙古族等政权同床共枕的尴尬局面。这个噩梦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左右了北宋的基本国策。直到100多年后,随着辽国的灭亡,这个噩梦醒了,整个大宋帝国却也到了脆弱得难以承受任何风吹雨打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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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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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图强

  对辽战争的软弱无力,似乎使北宋的统治者患上了对战争的某种恐惧症,刺激他们重新思考国家的基本政策。宋太宗在991年时对大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段话表明宋太宗对于内外之防,孰轻孰重,已经做出了新的判断。澶渊之盟的签订则标志着大宋皇帝放弃了太祖皇帝的万丈雄心,政策重心由宋初的积极扩张转为集中精力巩固国内的统治。赵匡胤曾经在951年参与拥立后汉节度使郭威建立后周的政治活动,10年之后自己也被下属拥立,黄袍加身。如何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呢?赵匡胤登基不久,就同赵普商议:“从唐朝以来五十多年,当皇帝的换了八个姓,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平息天下的战乱,制定国运长久的方针,应当怎么做呢?”赵普回答道:“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罢了。现在要想解决它,也没什么别的取巧方法,只要削弱藩镇权力,控制他们的财政权,剥夺他们的兵权,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赵匡胤表示赞同。这次谈话后不久,赵匡胤就导演了一出成为千古佳话的“杯酒释兵权”,用赎买的办法,把大将们统统请回了家。如何确保皇权的稳固,成为北宋封建政权的第一要略。

  为了加强皇权,宋初统治者设置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把行政司法权、军权和财政权分离,相互牵制。在中央,中书省掌行政司法权,枢密院掌军权,三司使掌财政权,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宰相体制。地方设三级行政区划,第一级为“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在一路内分设了经略安抚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转运使司,分别负责军事、司法、赈灾专卖和财赋,互不统属,直接对中央负责,以达到分权目的。地方行政第二级的府、州等,在知府、知州外另设通判等官职以牵制。北宋统治者还经常设置一些临时机构和临时职务,把各种常设职务和相关事务相分离,形成有职无权、职事分离的情况。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臣下的每一项重大决定,都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牵制,不能独断专行。然而,分权必然导致机构臃肿,官俸支出大大增加,潜伏着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而众多官员的相互推诿也使行政效率相应低下,甚至到了影响中央的决策执行,以及下情不能顺利上达的地步。

  在加强皇权的措施中,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把军事方面的分权、集权措施放在整个国策的最核心地位。在军事部署上,中央与地方驻兵各半,使“内外相制”,降低兵变成功的可能。同时实行“守内虚外”,在京城周围屯驻数十万甲兵,以防内患,而在与辽、西夏的边境则实行消极防御。对于军队的招募和常备军的维持,赵匡胤使出荒年募兵制和更戍法两招,他说:“荒年人民会叛乱,军队不会叛乱;万一丰年变乱,军队会叛乱,人民却不会叛乱。” 招募饥民入伍,用军队纪律加以束缚,使其不能铤而走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但结果是军队数量大幅度增长,战斗力却大幅度下降,且为新的财政危机埋下了隐患,社会矛盾在实质上并未得到缓和。中央禁军则实行三年一轮换派到外地的制度,使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防止兵将合一。皇帝更是直接干预军队的作战指挥权,将领临战才知自己所率何部,到了战场上不但要巴结奉承皇帝派来的监军(通常都是宦官),甚至连打仗都要按照战前皇帝下发的阵图排兵布阵。上述做法虽然使北宋发生第二次“黄袍加身”失去了可能,但也使对外战争胜利的天平倒向北宋一边也失去了可能。冗官、冗兵,必然导致冗费。为了加强皇权而增加的开支,从宋初开始就呈现出链式增长的趋势。到北宋中期,大约4000万的人口养了200多万军队,范仲淹的老朋友富弼就估算过:“一直以来全国的财政收入,十之八九都花在军队身上了。”不仅是军队,冗官也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支出。以科举制为例,北宋有两大变化,一是举子一旦考取,不需再经过吏部的考试选拔,直接可以委任官职;二是扩大录取名额,甚至规定按考生总额十比一的比率加以录取,并成为定制。吃皇粮的官员队伍迅速壮大。宋朝皇帝的统治基础扩大了,腰包却也瘪了下去。

  如此巨大的支出,假使没有同样巨大的收入支持,财政就会紧张。而在以农业立国的古代社会,自作聪明的赵匡胤却制定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他白日梦般地幻想着富户占有大量土地其实是为国家守财,有人民起义或边患边境扰动,大地主们为了维护统治,会自发地向朝廷提供财物。事实证明,这种牺牲人民利益以巩固统治的片面做法与每一个统一王朝初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通常作法背道而驰,换来的只能阶级矛盾激化。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土地兼并带来的繁重剥削压迫导致人民不断反抗,直接威胁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官府控制的土地剧减使得赋税收入随之剧减,庞大的官俸、军费及皇室奢侈的排场难以维持的情况。增加税额,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虽然可以暂时缓和矛盾,但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使阶级关系更加恶化。旧有的统治手段迫切需要改变。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针对当时的社会危机,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个方面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新政的核心是整顿吏治,因此举触犯了官僚、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反对者制造各种谣言,对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员进行恶意中伤。新政实行仅一年,范仲淹等就被迫离开朝廷担任外官,新政的各项法令也相继取消。

  庆历新政的失败不仅没有使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对变法改革失去信心,反而由于庆历新政失败后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新的变法改革活动呼之欲出。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用为参知政事,再次高举起变法的大旗。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宁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是针对北宋统治危机所进行的较全面的改革,试图全面改革,挽救统治危机,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为了给自己的变法制造道德上的合理性,王安石编纂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同当时流行的理学思想斗争,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

  熙宁变法取得一定成就,北宋政府的财务危机暂时得以缓解,但最终结果仍然是失败了。新法的实行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受到一定限制,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这些人撺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施加压力,迫使宋神宗两次把王安石罢相。

  但是与其说王安石变法断送于守旧派之手,毋宁说变法断送于王安石自己之手。诚然,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措施,都是相当高明的。正如黄仁宇的评论:“令人惊异的是,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但是王安石的失误之处恰恰在于他太追求手段,而忘记了他的根本目标。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解决财政困难只是巩固统治的必要条件。但由于宋神宗在守旧派压力下的决心动摇,王安石亟须拿出成绩来显示变法的正确性,稳定改革派的军心,因此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为了增加税收而增加税收。王安石变法中对人民有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的落实程度,远远比不上免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均输法等能马上来钱的政策落实得坚决。王安石还高兴地吹嘘自己的新法一出,国家迅速增加了多少的收入,而忽视了百姓真正得到了多少的利益。他的措施不仅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也使一般小商人因为国家的垄断导致的市场萧条而破产。变法十几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财政困难,但是阶级矛盾却更为尖锐了。

  用人不当也成为王安石变法被后人诟病的软肋。变法的顺利推行需要大量理解变法内容,又具有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才。但是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急功近利的目标,使王安石不得不降低标准选拔人才,结果选拔出了一些利用变法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甚至企图利用变法名义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从而给哲宗、徽宗两朝留下的另一个恶劣政治遗产——党争。宋神宗死后,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以司马光为相,新法被全盘废除,把新党驱逐出朝廷。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以章为首的新党,又开始了对守旧人士的残酷迫害。北宋的朝廷从此陷入党争的泥沼,不能自拔。从此,整个国家完全进入了失去理想主义、政治道德沦丧的时代,沐猴而冠的腐败分子高坐于庙堂之上,虎视眈眈的敌国陈兵于边境磨刀霍霍。北宋政权丧失了自我拯救的机会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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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亡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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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亡宣和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让北宋统治者错失了自我挽救自身的机会。哲宗朝起用的所谓新党,已经不再是像王安石那样真正具有理想主义的正直廉洁的改革家。曾经是王安石改革最重要的支持者吕惠卿、章、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最终都沦为声名狼藉的大奸臣。其中厚颜无耻如邓绾者,还在人们的嘲笑中留下一句名言:“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你爱骂就骂吧,反正我官当得舒服就行。官场上的伦理道德沦丧一至于此矣!没有操守的官场是一个烂掉的官场,亡国的迹象已经出现,挽救危亡的机会已经错失,总有一个皇帝要成为亡国之君,把他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与整个国家一起埋葬。于北宋而言,这样一个角色是由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具有艺术家气质、绘画成就至今得到盛誉的宋徽宗赵佶。治明史的有一句话:“明实亡于万历。”同样,总结北宋历史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北宋实亡于宣和(

  9—26年,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宋徽宗赵佶生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据说宋神宗有一天在观看一幅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时,对这位亡国之君的风度大为赞赏,不久宋徽宗就降生了。据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神宗曾经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此时的人们普遍相信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并且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只为是李煜转世托生,所以赵佶断送了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就是为李煜报了亡国之仇。当然,刚刚诞生不久的赵佶,显然还不具备犯断送江山这样“卓越”的能力,因为按照北宋的皇位继承制度,作为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的赵佶,他离皇帝的宝座是相当的遥远!

  当赵佶知道自己不能够以政治成名的时候,他便依着自己的兴趣,把精力都用在他喜好的艺术事业上来。假如没有以后的风云际会,他极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甚至可能用“伟大”这个词来形容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800多年来,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除了极富个人特色的瘦金体,他的楷书和草书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楷书作品《芳依翠萼诗帖》被后世评论家称为“神品”,他的《草书千字文》被人拿来与盛唐时期的草圣张旭与怀素和尚相提并论。在绘画领域,赵佶更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作品讲求意境,绘画技巧堪称登峰造极。据说,龙德宫建成后,赵佶召来各路名家作画。欣赏过其它作品后,赵佶无一句夸赞之辞,却偏偏对一位名气不大的年轻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别赐给他当时只有六品官才能穿的绯色袍服。他人不明所以,赵佶指出: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众人无不叹服。从这个故事,我们可见赵佶对待艺术的基本态度和观点。

  正当赵佶认为自己将会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留名青史的时候,上苍却在

  00年给了他一个转机——他年仅23岁的哥哥宋哲宗赵煦因为荒淫纵欲而在没有子嗣,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死掉了。皇位由谁来坐只能由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朝中重臣进行“朝议”来决定。由于缺乏确切史料,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赵佶本人或者其下属事先做了哪些工作,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朝议”时向太后似乎认准了赵佶的仁孝端正和福寿之相,坚决主张由赵佶继位。而当时的宰相章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君临天下。但章的意见,遭到了与会的其他大臣的反对。于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后来的宋徽宗。不幸的是,事实证明,后来被称为大奸臣的章看得非常准确。

  通常情况下,像宋徽宗这样真正的艺术家(其艺术成就表明他绝不是一般的美术爱好者)一般都会拥有风流浪漫的气质,性格中往往具有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的因素。他们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为人处事容易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宋徽宗正是如此。当一个情绪化的艺术家长出了没有人可以约束的权力翅膀,这种错位导致的是一出悲剧。号称“极盛”的北宋王朝尽管百弊丛生,但毕竟还能苟延残喘,这种局面之所以急转直下,北宋迅疾覆灭,不能不说是跟宋徽宗在帝王和艺术家两个角色上的错位,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赵佶的艺术家身份,使一些投机分子找到了终南捷径,他们纷纷亮出各式各样的书画作品,用以求得加官晋爵,其中收获最大的是蔡京。蔡京的书法造诣很高,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北宋四大家。据说有一次,蔡京曾经在两个下级官吏的扇子上,为他们题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阔绰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蔡京题过的扇子,被当时还未登上皇位的端王赵佶花两万钱买走了。由此可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

  00年,在新旧党争中蔡京被贬黜到杭州居住,次年年底,蔡京还是待罪之身,而到第三年夏天,蔡京已经扶摇而上出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大宋帝国的副宰相了。这段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固然是朝廷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蔡京的艺术才华也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蔡京的书法,宋徽宗还酷爱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头。为了搜索奇石,

  05年,宋徽宗下令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他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向京都运送奇花异石的船每十艘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宋徽宗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在功名利禄的刺激下,“花石纲”迅速演变成全国骚乱的大行动。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奇花异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仅运送“花石纲”的运费要从当地老百姓身上搜刮,同时像这样的“御用之物”又为官吏们敲诈勒索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机会。史书记载,“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20多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宣和二年(

  20年),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而最初负责此事的朱,因为搜刮有功,一路加官晋爵,爬到了能与蔡京平起平坐的地位。蔡京、王黼,与童贯、朱、梁师成、李彦等四人,都是靠给宋徽宗逢迎拍马得到位极人臣的地位,时人称之为“六贼”。他们好皇帝所好,在宫中开市。令宫女扮作胡姬商女,皇帝扮乞儿,逗乐取笑。王黼更是引诱徽宗微服出游,夜宿娼门。又怕人知道,君臣曾翻墙出宫。宫垣高耸,徽宗一时下不来,呼王黼做垫脚石,笑着说:“王安石(一说司马光),背耸过来。”王黼接口:“神宗皇帝,脚伸下来。”神宗在位勤政,王安石力主变法,大宋朝呈中兴之像,却遭徽宗君臣笑谑,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们操纵朝政,公开出卖官爵,明码标价,所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宋徽宗即位十年,官员名额增加了十倍,官俸开支也相应的增加了三倍。李彦还奉宋徽宗之命主持“西城括田所”,抢夺民田,强迫自耕农充当佃农,向政府交租。他们除了帮助宋徽宗敛财,还利用职权填满了自己的腰包。朱借在苏州主持应奉局之便,霸占民田达30万亩。蔡京霸占的更多,超过了50万亩。几个厚颜无耻的小人,在宋徽宗的庇佑下,把大宋朝搞得天怒人怨,离亡国更近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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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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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康之难

  正当北宋国内政局进一步恶化的时候,12世纪初,居住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崛起于辽国的内部。这时的辽国统治已极为腐败,其政治昏暗不堪的程度,比起北宋不相上下。宋徽宗认为:金的崛起,削弱了辽的实力,给宋提供了一个“恢复燕云”的机会。宋徽宗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了,他不但没有选择更好的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反而于

  20年与金订立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双方约定:金出兵攻辽中都,宋出兵攻燕京;灭辽之后,燕云诸州归宋,宋则将原来向辽交纳的银、绢照数给金。

  宋徽宗做着马上能够实现太祖都没能完成的伟大事业的迷梦,无奈宋朝军事的虚弱却让他大为丢脸。此时的宋军已是腐败不堪,在童贯的率领之下,连败于辽国的残兵败将之手。最后,还是金兵攻下燕云数州,抢掠一空后还要北宋政府再交纳一笔“代役钱”才能赎回。也正因看清了宋的腐败无能,宣和七年(25年),金灭辽之后,兵不卸甲,马不停蹄,要继续灭宋。宋徽宗才驱一狼,又引一虎,急忙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逃往南方。赵桓即位,改元靖康,这就是北宋亡国之君宋钦宗。宋钦宗登基伊始,下令处治奸臣,起用抵抗派领袖李纲指挥军队,一时人心大振,取得了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胜利。宋钦宗见形势大好,认为祸患已除,在投降派的撺掇下,把李纲贬到外地。靖康元年(26年)冬,当金兵再次兵临开封城下的时候,北宋虽有良将忠臣,但不能为所用。腐败的北宋统治者竟然听信市井无赖的吹嘘,在上演了一出7779个“神兵”守东京的闹剧后,东京城被金兵攻破。大肆搜刮四个月后,金军押着被俘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和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满载着搜刮去的财物,回到北方去。从赵匡胤称帝开始的北宋王朝在统治了167年之后,宣告灭亡。

  自从钱穆先生提出宋代“积贫积弱”之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但多年来的历史研究表明,抛开南宋不谈,仅北宋经济就比很多朝代发达,财政收入更是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信用。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也在北宋,火药和火器在北宋时开始大规模使用,指南针在北宋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大量出现,开封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四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富庶的朝代就这样被轻易地灭掉了,从此被扣上“积贫积弱”的帽子呢?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北宋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一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从赵匡胤以来就一直左右着北宋九帝的治国方略。为了分散大臣之权,集中皇帝之权,北宋统治者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效率低下、流弊丛生的制度,给各种腐败堕落的行为提供了温床,导致了军队战斗力低下,决策失误,执行时相互推诿,行政效率低下,虽“富”而不“强”。这是北宋亡国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蒙古弯刀:西夏覆亡真相

  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乏英明的君主。像西夏这样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都强盛一时的民族国家,在立国几个世纪以后,忽然于一夜之间,国破族灭,神秘地消失了。历来读史者,莫不扼腕长叹!西夏是公元

  世纪至13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封建政权。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拥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西夏王朝先后有10位帝王登基。如果从881年拓跋思恭建立夏州政权算起,至1227年被成吉思汗灭亡止,夏王国曾有347年的悠久历史;如果从1038年元昊称帝正式建立西夏王朝算起,也有189年的历史。在漫长岁月里,西夏先后与北宋、辽鼎立,和南宋、金对峙。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盛一时的民族政权,在其灭亡后的数百年里,它的神秘失踪就像一阵风一样拂过水面,人们竟难以在历史的册页里寻觅到它的涟漪……

  西夏王朝何以能自立成国?是什么力量使它在周边政权林立及朝代更替中立于不败之地?又是什么力量使顽强的党项民族和他们辉煌一时的灿烂文化悄无声息地湮灭于历史的长河?让我们穿过时光隧道,回到“党项时代”,去追寻西夏猎猎招展的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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逶迤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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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逶迤雄心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隋朝时,部分党项羌开始内附,追随中原政权。唐朝时,经过两次内迁,党项逐渐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包括灵州、庆州、夏州、银州、绥州、延州、胜州等诸州,仍以分散的部落为主。他们与室韦、内迁的土谷浑及汉族杂居相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党项马”在当时名噪一时。唐中央多在党项民族聚集地设立羁縻州进行管理,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被任命为州刺史或其它官职。

  唐末黄巢起义时,唐僖宗传檄天下勤王。党项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出兵,联合其他力量共同击败起义军。战斗中,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战死。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后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至此,党项拓跋氏集团有了领地,辖境包括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等五州之地,握有兵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拓跋氏集团随后不断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唐朝末年,拓跋氏成为雄踞一方的实力派藩镇。在五代的更替和战乱中,拓跋氏集团俨然成一独立王国,逐一依附、臣服于中原政权,连续被诏封,数次被恩赐,多次度过政权危机,使夏州政权得以逐步壮大。960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发动军事政变,在汴京(今开封)称帝,史称北宋。北宋立国之初即着手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其势不可挡。夏州政权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的夏州地方政权虽经营80年(881—960年),但在强大的中原政权面前却显得相当孱弱。夏州地方政权在宋朝建立之初采取依附政策,企图自保自存。但在宋太祖恩威并施的压力下,李继捧不得不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举族进京,被迫献出夏州节度使所属五州之地,并接受宋朝所赐赵姓。夏政权由此失去独立性。

  到李继迁时,党项族实力逐渐恢复,逐步走向了抗争的道路。李继迁,人称“射虎英雄”,乃当年镇压黄巢起义而阵亡的拓跋思忠之后,银州防御使李光俨之子。幼年的李继迁曾因善骑射而闻名。他凭一己之力射死猛虎,在党项族部家喻户晓,被视为民族英雄。年长之后,居住在银州的李继迁得知先人拥有的“五州之地”尽失于宋朝,悲愤异常。与弟弟李继冲、谋士张浦筹划了“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的战略。他成功地逃脱了宋军的监视,率数十人直奔夏州东北三百余里的地斤泽。在那里举起反宋大旗,着力进行恢复“故土”的斗争。

  李继迁通过姻亲关系获得党项上层人士,诸如野利等大族的支持。故队伍发展很快,声势日益壮大。宋雍熙二年(985年),李继迁设计攻占银州(今陕西米脂)。党项部众见李继迁得胜,纷纷归附,兵势大振。他先设官授职,确定尊卑等级,并且“预支”一些还被宋朝占领的州郡的官职分封给各位酋长,使他们各自为之奋战。他尊崇“汉法”,仿唐、宋官制建置军事、行政官职。他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张浦、李仁谦等加入其统治集团。李继迁逐步确立了领袖地位。

  宋雍熙三年(986年),他向契丹辽国称臣,以图借辽抗宋。有辽国撑腰,继迁此后不断袭击宋西北边境。宋咸平元年(998年),宋真宗继位。已被西夏骚扰得疲惫不堪的宋朝廷采纳赵普“以夷制夷”的建议,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把夏、银、绥、宥等州领土归李继迁管理。李继迁实现了恢复“故土”的第一步。通过这一事件,李继迁也感觉到了宋朝统治者的软弱无能。他已经不肯满足于“故土”的恢复,为进一步扩张势力,他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关键的灵州。

  灵州(今宁夏灵武)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这里土地肥沃,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水草肥美,农牧两宜。灵州又位于夏州的西侧,倚重贺兰山,带引黄河,地位冲要,是唐、宋时代西北边疆的著名重镇。在灵州的西面,是我国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当时这一地区主要散居着回鹘部落。灵州的西南,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因而,灵州成为汉、回鹘、吐蕃和党项各族争夺的焦点。经过4年的斗智斗勇,反复争夺,咸平五年(1002年)初,李继迁一举功占灵州。

  攻占灵州后,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并于次年定都于此,西夏建国迎来了新的时机。在这里,李继迁一方面学习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使灵州一带逐渐成为半农半牧区,并发展为西夏政权的政治中心。另一方面又极力向西扩展领土,以期征服吐蕃、回鹘诸部落。咸平六年(1003年),李继迁率兵攻占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但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设计击败李继迁。继迁被流矢射中,次年去世,年仅42岁。

  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承袭其位。李德明承其父遗训,“倾心内属”,以待时机。他对外采取“依辽和宋”方针,同时向辽、宋称臣,接受两国封号。与宋达成“景德和约”,双方朝贡贸易不绝,西夏获得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李德明在稳定北线和东线之后,着手实施其“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战略计划。经过20多年的战争,甘州城、凉州被攻克,吐蕃六部被瓦解。回鹘瓜州王曹贤顺也降服称臣。节节胜利助长了德明称帝的欲望。他役使数万民夫在延州西北修建豪华宫室。又在灵州西北、黄河对岸靠近怀远镇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兴州。但不幸的是,李德明在完成了其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后,于宋明道元年(1032年)死去,享年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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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猎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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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猎旌旗

  历史发展需要英雄人物,也造就了英雄人物。元昊,就是在党项政权发展的关键时刻造就的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主政17年,称帝

  年;没有死在敌人的刀下,却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中;短暂的一生,却有着辉煌的历史。

  元昊,字嵬埋,生于宋景德元年(1004年)。其母为惠慈敦爱皇后卫慕氏。少年元昊,身长五尺有余,面圆鼻高,豪气逼人;平时白衣黑冠,骑马佩弓。百余骑兵,前呼后拥。他通晓蕃汉语言,研究佛学法典,对兵书手不释卷、潜心研读。他志存高远、雄心勃勃。还是太子时就表现出与其父不同的志向,要其父背宋自立,同宋辽争霸,走一条独立发展道路。被否定后,他争辩道,“穿兽皮衣服,放牧牲畜,这是我们民族的本性。英雄豪杰,就应该称王图霸,何必锦衣玉食,文质彬彬?!”

  李德明死后,元昊继承了夏国王位。为达到“为帝图皇”的目的,他确立了“尚武重法”的战略方针。他主要从三个方面付出努力:强化刑罚;兵马为先;以功利之心教化民众,培养党项族的“虎狼之心”。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强党项族的民族意识。他恢复西夏姓氏,摒弃原唐、宋政权赐给的李姓、赵姓,改为嵬名氏;自建年号开运(后改为广运);下达“秃发令”,要求部众三天内必须秃发,否则杀头;命令大臣野利仁荣搜集整理西夏文字,并使之系统化、规范化(后编撰12卷);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负责对外文书交流;创建蕃学,选拔子弟入学读书,考试选才;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原则,改革唐宋缛节繁文,把礼仪的九拜改为三拜,把音乐的五音改为一音。国人如不照此实行,以灭族罪论;在官民服饰上体现等级关系。严格规定身份与衣服的样式、颜色的匹配等,统一社会等级秩序等等。升兴州为兴庆府,在城内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广营殿宇。

  他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元昊于宋明道二年(1033年)设官分职,遂逐步废除世袭制。当时其中央中枢机构有五个:中书掌管行政,枢密掌管军事,三司掌管财政,御史台掌管谏察弹劾,开封府(又称“兴庆府”)掌管京城事务,相当于唐、宋的“三省六部”。大庆二年(1037年),元昊为准备登基,又将各主管机构增至十六司,名称与前朝相异,与北宋的官制名称也不尽相同。此外,蕃名官号又增设了昴聂、昴星、阿尼、厂驽等十多个。这样,就使西夏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蕃汉合一、两制并存的格局。元昊还完善军事制度,以提高军事作战能力。元昊在由党项羌组成的“族内兵”之外,另设“族外兵”,族外兵由战俘中的勇士担任,供作战时冲锋陷阵作先锋;仿照宋朝军事建制,在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并设十二个监军司,各规定驻地和军名;增加兵种,如,专门负责宿卫的卫戍军、专门掠夺人口的擒生军,炮兵部队泼喜军等。对军队的驻扎也作了精心的部署。

  一切准备就绪后,元昊于夏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在兴庆府登上皇位,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竖起了一代王朝的猎猎旌旗。元昊称帝后,尊母亲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元昊称帝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其统治。首先,进一步调整中央官制,增设尚书省,设尚书令,尚书省下设十六司;其次,确立朝廷礼仪,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朝廷礼仪。如朝贺,规定群臣“常参”为六日,入见起居为“九日”。朝贺时,宰相领班,百官依次排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行为不符合规矩的,要受到处罚。元昊还花重金购买宋朝从宫中跑出来的丫环、宦官,学习参考宋朝的宫廷礼仪和规章制度;第三,培养和网罗人才。为了巩固统治,元昊大力兴办“蕃学”,培养人才。他还重金招揽社会各界精英,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宋朝知识分子,被宋遗弃的文臣武将。这些措施,对完善元昊的蕃汉联合统治政权和加速西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具有重要作用。

  元昊称帝后,宋夏战争难以避免。元昊称帝后,上表要求宋朝廷承认其称帝的合法性,承认其皇帝称号,但遭到宋朝的严词拒绝。宋朝断然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互市,并在边关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元昊首级。朝贡贸易和边地互市的断绝,沉重打击了西夏的经济,双方的交恶逐步升级。从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到五年(1043年),经过三川口战役、好水川战役、定川砦战役三大战役,元昊皆大获全胜。元昊踌躇满志,得意洋洋。然而,连年征战,耗费了西夏大量的国力财力,破坏了农业的正常生产和牲畜的征用,使畜牧业受到打击;朝贡的停止、榷场的关闭、贸易的断绝,使得西夏急需的日用品如茶叶、布匹、粮食等物价飞涨,人怨沸腾;作为中原政权的宋朝,虽国力大不如前,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元昊想战胜宋朝也绝非易事。此时,夏与辽的关系也逐步恶化,西夏希望与北宋停战议和。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签订了宋夏和约,西夏再向宋朝称臣,双方又回到原来的朝贡与互市的关系。同年,西夏与辽之间的战争爆发。元昊采用诱敌深入之计,在河曲大破辽军,双方通过议和,战事暂停。

  夏与宋、辽的关系趋缓,内政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元昊性格多疑、猜忌,滥杀无辜。开运元年(1034年),元昊生母卫慕氏一族的首领山喜密谋杀害元昊篡权。机密泄漏后,元昊一怒之下把他沉到河底淹死了。元昊还把他的生母卫慕氏、妃子卫慕氏,以及和妃子生的儿子一起残忍地斩杀。大庆二年(1037年),大臣山遇惟亮因与他在处理和宋朝的关系方面持不同意见,也被元昊设计杀害。从此,朝野上下,噤若寒蝉,惟元昊之行是行。晚年的元昊逐渐从一个令人敬仰的英雄堕落成为沉湎酒色、不问政治的荒淫暴君。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他在儿子宁令哥的成婚大典上见儿媳妇年轻貌美,楚楚动人,按捺不住,竟然将儿媳妇强行纳为小妾!父子从此反目成仇。不仅如此,他还与被其杀害的大臣野利遇乞的妻子没藏氏勾搭成奸,并被没藏氏兄妹设计玩弄。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元昊命丧亲生儿子之手,儿子也以“轼父”之名被杀害。元昊死时,年仅只有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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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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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雨腥风

  元昊死后,西夏这艘航船驶进了曲曲弯弯的航道:其内部,皇族与外戚的斗争、君权与相权的争夺、“蕃礼”与“汉礼”的较量、党项贵族和汉族官僚的矛盾等从未停息;其外部,与北宋、辽、金、南宋、吐蕃的战争如火如荼……元昊死后,权臣没藏讹庞拥立元昊与没藏氏所生子谅祚为帝,尊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他自任国相,总揽军政大权。西夏开始了没藏氏专权之祸的时期,福圣承道四年(1056年),没藏氏因与多人通奸,被情夫所杀。没藏讹庞恐大权旁落,遂将女儿嫁于谅祚为后,自己也由国舅升格为国丈,仍总揽朝政。臣民无不敬畏有加。佑都三年(1059年),已满12岁的谅祚开始参与国事。他对没藏讹庞的独霸朝政、飞扬跋扈、胡作非为颇为不满。于是设计捕杀没藏讹庞全家,清除了在朝廷专权达12年(1048-1059年)的没藏氏家族。

  谅祚亲政后,迎其情妇梁氏入宫,立为皇后,并任用梁后弟梁乙埋为家相,共理朝政。谅祚是一位稍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亲政当年就解决了夏辽多年存在的边界争端问题。他喜好收藏图书,研习中原文化,仿宋制完备官制体系;上表要求恢复李姓,要求恢复边界榷场互市。因为他的巧于周旋,与辽、宋、吐蕃的关系大体平稳,西夏也获得短期的发展。拱化五年(1067年),年轻的谅祚突然身亡,其八岁的长子秉常继位,梁太后垂帘听政。梁太后擢升弟弟梁乙埋为国相,重用党项贵族都罗尾集团,逐渐形成以梁太后为首的母党集团。他们控制朝政后,倒行逆施。首先,她们上表宋廷,要求废除谅祚时期改行的“汉礼”,恢复“蕃礼”,竟得逞。其次,排斥异己,打击皇族,提拔亲信。元昊的弟弟、都统军嵬名浪遇,精通兵法,是谅祚时的国相,也难以幸免。大力提拔梁乙埋的亲信,加强后党集团势力。再次,为提高威信,勒索厚赐,竟然穷兵黩武,向宋朝发动长达十年的战争,给双方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大安二年(1076年),秉常开始亲政。他试图取消“蕃礼”,恢复“汉礼”,此举影响到梁氏集团的利益。大安六年(1080年),双方矛盾激化,梁氏集团发动政变,囚禁秉常,导致西夏政局陷入混乱。皇族新党、秉常亲信和各地部族首领拥兵自重,与梁氏集团进行对抗。宋朝主战派亦“兴师问罪”,动用50万大军分五路直扑西夏。西夏国内“岁赐”、和市断绝,经济混乱,财用匮乏,物价暴涨,官民怨恨,民不聊生,处于混乱之中。迫于压力,大安九年(1083年),在梁氏集团的操持下,秉常复位。

  但梁氏集团恶性不改,一方面以秉常的名义向宋朝遣使称臣纳贡,求得“岁赐”——每年的赏赐,另一方面又寻机在宋朝边境骚扰、抢掠。大安十一年(1085年)二月,梁乙埋死,梁太后立梁乙埋之子梁乞逋为国相,梁氏姑侄把持朝政。十月,梁太后死去。梁氏集团势力大减。夏国分管左右厢兵的统帅、皇族仁多保忠公开与梁乞逋对抗,皇族与后族的矛盾再次尖锐。而忧心如焚、自感无用的秉常在这场斗争的煎熬中愤而死去。天安礼定元年(1086年),秉常的长子、年仅三岁的乾顺帝继位。由母后梁氏和梁乞逋共同辅政。乾顺的母亲乃国相梁乞逋的妹妹。因此,夏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梁氏集团,为区别起见,这个集团称为“小梁氏”集团。小梁氏集团当政时,夏朝内乱外战更加剧烈。梁氏集团依仗“一门二后”的国戚关系,控制朝政,打击旧臣,巩固势力。其倒行逆施引起朝野震怒,部族豪酋与之同床异梦,离心离德。

  前梁氏集团内部,梁乙埋一生亦步亦趋、俯首听命其姐梁太后,姐弟一心,“团结合作”。小梁氏兄妹矛盾重重。梁乞逋野心勃勃,不甘于相位,阴谋篡权。他多次假传圣旨,聚揽兵权,甚至在公开场合指责小梁太后,目中无人,刑赏自专。小梁太后也不是省油的灯,想方设法遏制、削弱他的力量。天佑民安三年(1092年),宋夏环(州)庆(州)战役,小梁太后亲自领兵作战,冷落梁乞逋。梁乞逋极其不满,矛盾白热化,遂加紧篡权活动。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十月,梁乞逋叛乱的迹象愈加明显。在小梁太后的授意下,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率兵诛杀梁乞逋及其全家。小梁太后从此大权独揽。梁氏兄妹依然奉行对外战争的政策,连年征战。从大安十一年(1085年)至永安二年(1099年)小梁太后被鸩杀的13年里,他们对宋发动战争前后达五十次以上,有时一年竟达六七次!宋夏战争中,夏军多有危机,多次向辽请求援助,都未成功。小梁太后大为不满,在对辽表章中言语侮慢以表不满,引起辽道宗憎恶。永安二年(1099年),辽道宗派使者到夏国鸩杀小梁太后。梁祸始除。

  乾顺亲政后,改变了自元昊以来推行的“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转而实行“尚文重法”的策略。外交方面,前期采取“依辽抗宋”之策,后期采取“附金侵宋”之计,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理顺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具体包括:一是加强皇权。他吸取教训,找借口剥夺嵬名氏、仁多氏、梁氏等大族的兵权,削夺后党势力;分封宗室,巩固皇权。二是提倡汉学,促进“汉礼”的推广普及,优先使用汉学培养的人才。在“蕃学”之外,他增设“国学”,以“汉学”培养人才。尊儒崇佛,吟诗作对,并于甘州修建卧佛寺,为母祈福。三是依法治军,颁行《贞观玉镜统》,对军事制度、军律军纪作了务实的说明。四是多次上书辽朝,谢罪求婚,用联姻的方式巩固夏辽关系。在对宋关系处理上,乾顺帝亲政后多次向宋上表谢罪,宋也因此恢复“岁赐”。稍后,则借机通过战争、外交等途径侵占辽、北宋、南宋领土。正当西夏王朝的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任得敬裂国之祸却给西夏政权造成恶劣的影响,甚至推向覆亡的边缘。任得敬原是宋西安州州判,乾顺破西安州时投降夏国。他为了得到乾顺的重用,于元德三年(37年)四月,将17岁的女儿送给乾顺,被提升为静州防御使。后任氏立为王后,又擢升他任静州都统军。仁孝初即位,任得敬以镇压部落起义有功,授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王。人庆四年(47年)五月,任得敬上表请求入朝议事。因众大臣的疑忌和反对未果。天盛元年(49年)七月,任得敬贿赂晋王察哥向仁孝进言而得以入朝为尚书令,后又相继被提升为中书令、国相。至天盛十二年(60年)三月,任得敬晋爵为楚王,出入威仪不逊仁孝。对夏王权构成极大的威胁。

  其实,早在天盛八年(56年)任得敬任国相后,他就开始精心布局,为夺取夏国的王位做准备。任得敬提拔了大量的部族子弟,网罗党羽,培植势力。天盛九年(57年)六月,任得敬以其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尹。以后又以侄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族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徽使。天盛十二年(60年)十月,任得敬屡请仁孝废除学校,废弃科举取士,以便任意擢用亲信,仁孝不予采纳。天盛十七年(65年)五月,征发民夫十万,大筑灵州城,在他所驻的翔庆军司,修建宫殿,企图把仁孝置于瓜、沙诸州,自己窃据灵、兴地区,使夏国一分为二。任得敬还利用仁孝重文轻武、自己领兵二十多年的机会,逐渐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事武装,准备实现其篡权的野心。乾元年(70年)五月,任得敬要挟国主仁孝分国,并欺凌宗亲、诛锄异己。仁孝无力制止,被迫将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分归任得敬,让他另立为国。为得到合法承认,任得敬又胁迫仁孝派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去金国,请求册封。金世宗出于多方考虑,拒绝了他的册封要求。八月,任得敬因遭到金国的反对,竟然与南宋秘密联络谋约合攻金朝。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派人以密书回报,被夏兵俘获,任得敬阴谋大白。仁孝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诛杀了任得敬,灭任氏党族,一举粉碎了任得敬篡权分国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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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风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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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风悲歌

  西夏正走下坡路的时候,蒙古族在北方辽阔大草原悄然崛起。与西夏民族一样,蒙古族也是过着游牧生活,骑马射箭,居无定所。与西夏不同的是,北方茫茫大草原使得蒙古族的崛起势头更加迅猛。崛起的蒙古铁骑如劲冷的北风,扫向周边秋叶一样的国家,残酷无情,势不可挡。夏国自然也是其剑锋所指。西夏王朝与汉族交往的百余年,也是逐步汉化的百余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间,它虽然取得了封建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但同时也削弱了其尚武剽悍的社会风气,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政治松弛,社会尚文、奢靡之风盛行。国家的虚弱,蒙古的入侵,战略的失误,皇帝频繁更替等等,这一切都加速了西夏灭亡的进程,直至其最后烟消云散……从天庆十二年(1205年)到宝义二年(1227年),前后的23年里,是西夏逐步被消耗、蚕食和灭亡的23年。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一是夏金战争阶段,一是夏蒙战争阶段。自元德六年(

  24年)乾顺上表依附金朝到皇建元年(1210年)夏金关系破裂,双方维持了86年的宗主关系。两国关系虽偶有冲突,但基本保持着守望相助的友好关系。夏金关系的破裂的导火索源于蒙古族的入侵。皇建元年以前,蒙古兵三侵西夏。在第三次蒙古族入侵西夏的时候,西夏曾遣使赴金求援,但遭金卫绍王拒绝。最后,中兴城被水淹浸,夏襄宗不得不与成吉思汗面约和好,献子女给成吉思汗,才解除危机。夏王气急败坏,将失利迁怒于金。皇建元年(1210年)八月,夏国发兵万余骑,攻打金葭州(今陕西佳县境),大肆烧杀抢劫,两国关系正式破裂。第二年,靠宫廷政变上台的夏王遵顼又趁蒙军北面进攻金国之机,攻打金国,掳掠财物,扩张领土。同时,夏国采取“附蒙攻金”的政策,从光定元年(12

  年)到光定七年(1217年)的七年间,年年派兵侵入金朝的领域,攻城略地,但总是胜少败多,不但没能占到多大便宜,而且消耗大量的国力,得不偿失。在附蒙攻金期间,蒙古贵族不断向西夏征兵,西夏不胜其烦,稍加抗拒便引来战火,中兴府几度告急遵顼开始意识到蒙古军才是最大威胁。于是,光定八年(1218年)三月遵顼写信给金朝,想重新和好,恢复边境贸易,商讨联金抗蒙之计。金宣宗责以遵顼反复无常、毫无信誉,对遵顼的建议不予理睬。遵顼大怒,立即引蒙古军进攻金国。但被金国接连打败。遵顼又萌生“联宋攻金”之意。光定九年(1219年),他两次派特使到四川,约南宋出兵夹攻金国。南宋利州路安抚使丁复信表示同意,但都未能如约出兵。次年,宋夏相约出兵攻金,夏军野战,宋军攻城。九月,攻金巩州,大败,军士死伤万计。撤退途中遇金伏击,遵顼由此恐惧不已。

  对金战争非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再次沦为蒙古贵族的“走狗”。光定十一年,蒙古军木华黎率部渡过黄河,浩浩荡荡进入夏国,河西诸城守将望风披靡,纷纷投降。遵顼不仅不抵抗,而且设宴款待,并拨出五万人马供木华黎指挥,随蒙古军进攻金国。他又回到了附蒙攻金的老路上了。此后两年,他积极配合蒙古大军攻击金国。自夏国与金国关系破裂的13年里,大小战事25场,耗费了两国的国力,又为蒙古灭亡两国创造了条件。当两国都筋疲力尽之时,蒙古大军发动了全力灭亡西夏的战事。夏蒙战争全面爆发。光定十三年(1223年),刚愎自用、懦弱、反复无常的遵顼也失去了蒙古的信任,在朝中一片怨愤之声中退位,做了夏国唯一的太上皇。遵顼的次子德旺继位。德旺转变附蒙攻金的策略,开始联金,共同抵抗蒙古族的侵扰。乾定二年(1224年)二月,德旺趁成吉思汗率军西征之际,遣使联络未被蒙古征服的漠北蒙古部落,意图结为外援,共同抗击蒙古,以固西夏。五月,成吉思汗从西域回师途中得知西夏有“异图”,遂率兵由河外攻沙州(今甘肃敦煌)。由于实力不济,夏献宗德旺遣使至蒙古军中请降,许以子为人质,蒙古军退走,沙州解围。

  蒙古大军撤走只是暂时的。蒙古找个借口,于第二年又开始攻城掠地,先后攻陷肃、甘、凉等州。其中最为惨烈的要数攻守灵州的冰河大战。十一月,成吉思汗大军直扑中兴府的北方重镇灵州城。灵州乃当年李继迁的根据地,西夏国的第一都城。末主嵬名遣西夏名将嵬名令公守城。嵬名令公率10万大军在灵州城西黄河沿岸层层设防。蒙古大军围攻灵州必先渡河。此时,千里黄河,朔风成冰。蒙古军是一支百战百胜的虎狼之师,而西夏灵州守军则是一支精锐的王牌部队。两军在冰封的黄河上布阵列战。坚硬的冰面上,蒙古骑兵发动多次攻击。尽管西夏缺乏能与之对抗的骑兵,但此战关系到整个西夏的生死存亡,因此,西夏军队众志成城、以一当十,奋勇拼杀。蒙古军队在草原上可以驰骋自如,但是在光滑的冰面上,骑兵优势不显。双方在冰上的战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随着时间的推进,蒙古骑兵的优势开始显现。西夏步兵终于支撑不住,阵型开始出现了缺口,最后队形混乱,兵士溃散,10万大军被蒙古军斩杀殆尽,灵州由此失守。而蒙古人为了这场胜利,也付出了数万人的代价。此战对蒙古大军亦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中兴府之战是西夏最后的战争。乾定四年(1227年)一月,末主李被蒙古军围困在中兴府内,一筹莫展。右丞相高良惠领兵抵抗,日夜拒守,积劳成疾,最后劳累过度而死。祸不单行,六月,中兴府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被蒙古军队围困达半年之久的中兴府粮尽援绝,军民多患病,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末主李走投无路,只得派遣使节向成吉思汗请求宽限一个月献城投降。七月,避暑六盘山的成吉思汗病重。成吉思汗考虑到历代西夏国主的狡诈反复,恐其死后生变,遗嘱死后秘不发丧,待夏主献城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的军民全部杀掉。不久,末主李率李仲谔、嵬名令公等投降蒙古。蒙古军队带着末主等行至萨里川,成吉思汗病死。蒙古军队遂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将尚在投降途中的末主李等尽数杀死。

  蒙古军队随即冲向中兴府,屠杀城内西夏军民,无论老幼,不留遗。毁掉城池、宫殿、文牒,夷灭中兴府。后又率军踏平贺兰山上的行宫和西夏王陵,企图将西夏从文化上消灭于无形。建国189年的西夏王朝终于灭亡。西夏亡国时,由于蒙古军的征服和无情杀戮,多数党项族人举族而亡,少数党项人被迫四处逃亡,隐名埋姓,改族易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党项人,作为自成一体的西夏文化,从此,从历史的长河中彻底消失了,再也听不到党项族的任何消息。


2017-05-13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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