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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俠精神:清末革命黨人的人格支柱
游俠精神:清末革命黨人的人格支柱
在革命黨內部,以任俠敢死的精神勇于實踐的,更是幾乎成為普遍風氣。1903年,壯游以山海、軍人、游俠、社會、魔鬼五魂寫成《國民新靈魂》一文說:“共和主義、革命主義、流血主義、暗殺主義,非有游俠主義不能担負之。”以游俠精神為其他一切革命手段的人格支柱。
《百家講壇》雜志     阅读简体中文版

每到歷史的大轉折時期,游俠都踴躍參與著革故鼎新的主流政治活動。唐高祖李淵起兵反隋,就曾經頒布檄文,征召“俠少良家之子弟”共襄盛舉。李淵的兒子李建成、李世民,女兒平陽公主,女婿柴紹,都是當時的俠少首領。清朝末年,孫中山宣傳民族主義,也曾在《建國方略》里專門談到江湖俠客,他說:“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游子之需要也。而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

而在革命黨內部,以任俠敢死的精神勇于實踐的,更是幾乎成為普遍風氣。1903年,壯游以山海、軍人、游俠、社會、魔鬼五魂寫成《國民新靈魂》一文說:“共和主義、革命主義、流血主義、暗殺主義,非有游俠主義不能担負之。”以游俠精神為其他一切革命手段的人格支柱。許多革命黨人,正是以這樣的精神參與到摧毀清王朝的斗爭之中。

這時,西漢中期游俠盛行的刺殺手段成為革命黨人的一種重要手段。首先是人們熱衷于宣傳暗殺手段,如蔡元培“覺得革命止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在革命派主辦的《民報》上,游俠和暗殺主題一度占到五分之一強,幾乎滿篇都是。戊戌變法失敗后,人們認識到要變革必須推翻清王朝,暗殺成為普遍風氣。1900年,史堅如暗殺兩廣總督德壽,未遂遇害。1903年,黃興、龔寶銓、陳天華等人在留日學生的軍國民教育會中,組織了秘密暗殺團。1904年,龔寶銓回國組織上海暗殺團,楊篤生、吳樾等人組織北方暗殺團。1905年,同盟會暗殺部門成立。到1910年,汪精衛等謀刺攝政王載灃未遂被捕,十年之間,革命黨人的暗殺有50余起。

其中頗為壯烈的,比如極力主張“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的吳樾,1905年9月24日攜帶炸彈潛入北京正陽門車站,謀炸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結果因為人群擁擠,炸彈意外爆炸,27歲的吳樾腸穿肢斷,壯烈犧牲。秋瑾聞訊,作長詩《吊吳烈士樾》表示要繼承遺志:“前仆后繼人應在,如君不愧軒轅孫。”而最為慘烈的,則是1907年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的事件。當時,徐錫麟以安徽巡警學堂會辦的職務為掩護,積極準備聯絡新軍起義。7月6日,學校舉行畢業典禮,徐錫麟上前向恩銘舉手行禮,大聲報告說:“回大帥,今日有革命黨起事。”趁恩銘驚愕之際,陳伯平向恩銘投擲炸彈,但未爆炸。徐錫麟隨即從靴筒內抽出雙槍,因為眼睛近視,只能連發,恩銘身中七彈,在抬回衙署后死去。徐錫麟帶領學員奔向安慶軍械所與清軍激戰,受傷被俘,當晚被斬首剖心。革命黨人之所以如此壯烈敢死,其文化淵源正是古代刺客游俠的必死信念和殉道精神。

那么,什么是刺客游俠呢?

上文談到游俠在漢代有著獨特的地位,到漢武帝大開殺戒之后,西漢游俠進入第二階段,即輕俠階段。

歷史總是在一張一弛中循環,經歷了漢武帝、昭帝、宣帝的鐵腕之后,漢元帝一改祖風,“柔仁好儒”,而游俠也因此得到再度發展。這時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就是專業刺客殺手集團的出現,尤其是以京師為中心,他們以正當的工商業為掩護,收人錢財,替人消災,稱為“會任”或“合任”。據王符的《潛夫論·述赦》記載,“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他們的利潤極高,收取客戶十萬,而只付給一般殺手幾千的報酬。他們手眼通天,和官府勾結,打探消息,特別是利用漢代朝廷頻繁發布的大赦令,大鉆法律空子,形成了一個極為“繁榮”的市場,多的時候有幾十個殺手集團,蕭條期也有四五個。上至公卿顯貴,下至市井百姓,都興起了一股“借客報仇”之風。如西漢后期的一代大儒朱云,也曾“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

刺客集團高度繁榮,甚至出現了體制化的嚴密分工。長安出現了一個集團,他們制做了三色彈丸,每次出發前,摸到紅色彈丸的就去刺殺武官,黑色的殺文官,白色的為失手而死者治喪。每到傍晚,搶劫行人,刺殺官吏,長安城里,一時之間報警的鼓聲不絕,官民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這些刺客游俠都有著必死的信念和殉道精神,而這種精神不僅激勵著革命黨人暗處的刺殺,更使他們在公開的層面,以游俠精神自勵并鼓舞民眾,策劃暴動。正如秋瑾之女王燦芝在《先烈鑒湖女俠遺集序》開頭所說:“清政不綱,豪俠四起,北有吳祿貞,南有徐錫麟,要皆身列戎行,義憤填胸,為革命之先導。”而在這些革命黨人中,秋瑾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例子。

秋瑾十多歲時就喜歡讀劍俠傳,尤其傾慕西漢大俠朱家、郭解的為人。但她在20歲時卻嫁了一個紈绔子弟王廷鈞,常有所嫁非人之嘆。1903年,王廷鈞以捐官任戶部主事,27歲的秋瑾隨夫入京。到北京后,秋瑾更加關心國事,接受革命思想,與丈夫產生沖突。1904年,秋瑾時常以男裝出現,并作《寶刀歌》感嘆“寶刀俠骨誰與儔”。與丈夫公開決裂,于是東渡日本,在橫濱加入反清幫會三合會,受封為“白紙扇”(軍師),位列“洪門三及第”之一。1905年曾回國,并在上海加入光復會,從此改字為競雄,號鑒湖女俠。此時,秋瑾俠義情結更盛,這一年開始創作彈詞自傳體《精衛石》,署名為“漢俠女兒”;年底回國后,第二年正月在紹興照了一張男裝照片,《自題小照》(男裝)說:“儼然在此望何人?俠骨前生悔寄身。”1907年正月,秋瑾開始主持紹興大通學堂校務,以此作為革命據點,秘密組織光復軍,并作為同盟會浙江分會的負責人,準備聯合各派革命力量,在舊歷六月初十起義,不幸走漏消息,于六月初四被捕,六月初六凌晨被殺于紹興古軒亭口,年僅32歲。

如果說在譚嗣同的思想和行為中,俠義只是一種重要的輔助而非核心;那么,俠義精神在秋瑾等革命黨人那里,則已成為主流精神層面。徐自華《秋女士歷史》說:“其生平喜讀游俠傳,慕朱家、郭解者流,任俠好義,揮金如土,廣交游,誠女界之豪杰。”不僅秋瑾自稱女俠,“秋俠”、“秋女俠”、“秋瑾女俠”等更加成為天下通稱。她和同道中人通信,如徐錫麟寫信給秋瑾,開頭即稱“競雄同志俠覽”,末尾“即請俠安”。

游俠精神成為秋瑾等革命黨人的傳統資源,其仗義疏財的精神成為革命黨人拯救天下的抱負,其不畏死難的精神成為革命黨人勇于犧牲的品質。和譚嗣同一樣,在起義消息泄漏之后,已有人到紹興通知秋瑾并勸她前往上海,秋瑾毅然拒絕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如滿奴能將我綁赴斷頭臺,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犧牲我一人,可以減少后來千百人的犧牲,不是我革命失敗,而是我革命成功。我決不離開紹興,愿與男女兩校共存亡。你回去同我們婦女同志說,要求男女平權,首先要做到男女平等的義務。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正是在這種精神支撐下,秋瑾毅然走向了紹興古軒亭口的刑場。而她的義氣俠風,確實也鼓舞著后來者一往無前地進行革命。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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