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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大師錢穆:如何研究中國通史?
國學大師錢穆:如何研究中國通史?
事實上,歷史學本身的博大精深,并非只在于汗牛充棟的史料,同樣得益于歷代史家竭盡心智的思辨。
錢穆     阅读简体中文版

編者按:在許多人看來,歷史學并非什么神秘繁雜的學問,門檻之低,令許多學識尚不及自己的“專家”、“學者”側身其間,很多簡單的人情道理,偏要寫得矯情無比,久而久之,便覺得歷史根本算不得學問,自己只要稍動動腦子,那些人,那些事,便一目了然,并不需那許多人聒噪。

誠然,歷史學的特性決定了他不可能像自然科學一樣,一是一,二是二,但它也有學科本身的規律乃至尊嚴。我們可以批評一部分人毫無根據的胡說,也可以斥責一些人缺乏邏輯的胡亂推理,但若將歷史學本身等而下之地理解為“戲說”,那只能說,我們并不比那些害群之馬明白到哪里去了。

事實上,歷史學本身的博大精深,并非只在于汗牛充棟的史料,同樣得益于歷代史家竭盡心智的思辨。有基于此,鳳凰網歷史頻道將陸續推出一些史學大家的經典著作選摘,為大眾提供一些戲說、猜想之外的正經歷史研究。讓人們知道,象牙塔中居住的研究者們,并非像我們平日耳熟能詳的“走穴者”一般不堪。

錢穆先生字賓四,生于清光緒二十一年(民國前十七年)六月初九日(陽歷七月三十日)。先生自幼天資聰穎,刻學苦讀,十八歲出任鄉村小學教師。三十六歲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以辯駁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之誤言,震驚北京學術界。同年任燕京大學講師,講授國文。民國二十六年轉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為先生講授史學之始。民國三十八年先生赴港創辦新亞書院。四十四年應美國耶魯大學東方學系之邀,在該校講學半年,并獲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學位。五十六年秋,先生與夫人返國定居于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五十七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七十五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民國七十九年,錢先生遷出素書樓,是年八月卒于臺北市杭州南路自宅,享年九十六歲。八十一年,夫人奉先生靈骨,歸葬太湖之濱。

中國歷史研究法之序

近人治學,都知注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則所采用之材料與其運用材料之方法,亦將隨而不同。即如歷史,材料無窮,若使治史者沒有先決定一番意義,專一注重在方法上,專用一套方法來駕馭此無窮之材料,將使歷史研究漫無止境,而亦更無意義可言。黃茅白葦,一望皆是,雖是材料不同,而實使人不免有陳陳相因之感。

此書乃匯集八次講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學術機構,邀我去作講演。歷史研究法之大總題,乃由此機構所決定。我則在此講題下,先決定一研究歷史之意義,然后再從此一意義來講研究方法。故我此書,實可另賦一名曰中國歷史文化大義。研究歷史,所最應注意者,乃為在此歷史背后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歷史乃其外表,文化則是其內容。

本此主要意義而分本講演為八題。最先是講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講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實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則最好應以文化為其主要內容。其間更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人物與地理之六分題,每一分題,各有其主要內容,而以文化為其共通對象與共通骨干。

每一分題,在其共通對象文化大體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應著重之材料與其研究方法亦隨而不同。讀者勿忘我此八番講演之主要意義所在,自將可見我此所講,語語有本源來處,亦語語有歸宿去處。

此一講演集,先由我一學生葉龍君記錄講辭,再由我整理潤飾。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臺之第一版,內容一如初版,只在不關緊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動。因初版并為有序,此版特為增入,以稔讀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錢穆自識于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附識:

此書多年絕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潤。并附錄早年兩文:《略論治史方法》、《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于后。

第一講 如何研究通史

本書總講題是如何研究中國史。這是第一講,講題《如何研究中國通史》。但講這一題目,容易流于空泛膚淺。請諸位原諒。

讓我首先問為何要研究中國史?簡單回答:“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這是一項極普通極基本的道理,我們應當承認。昨天報載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發表談話,主張美國青年應多知道些美國史。同樣,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于他們自己本國的歷史,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歷,我們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良性。我們也可說,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我們各自的自己。譬如我們認識一位朋友,總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認識,當然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歷史,如他的姓名、籍貫、學歷、性情、才干等,我們才算是知道認識了此朋友。我們是中國人,只有在中國史里來認識我們自己。不僅要認識我們的以往,并要認識我們的將來。若非研究歷史,即無從得此認識。

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研究歷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們以往的傳統,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成為歷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國家民族,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更不須,也不能,再有各國國別史之分。

其次,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歷史。我們讀小說,常見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所謂有事即是有變。無變就不見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么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歷史之必具變異性,正與其必具特殊性。我們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歷史之傳統性。我們研究歷史,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

現在再講中國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據我個人意見,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歷史上每一個時期劃斷。如希臘史和羅馬史,兩者間就顯可劃分。以下是他們的中古時期,這又是一個全新的時期,與以前不同。此下則是他們的近代史,現代國家興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劃分開來,各有起訖。而中國史則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貫下來,永遠是一部中國史,通體是一部中國史。戰國以后有秦漢,決不能和西方之希臘以后有羅馬相比。這顯然見得雙方歷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歷史之特殊性。但此處當注意者,我們只可說,西洋史可分割,中國史不可分割,卻不能說中國歷史沒有變動性。我們只能說,西方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中國歷史的變動,卻隱而在內,使人不易覺察。我常說,西洋歷史如一本劇,中國歷史像一首詩。詩之銜接,一句句地連續下去,中間并非沒有變,但一首詩總是渾涵一氣,和戲劇有不同。

諸位研究歷史,首當注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簡言之,這一時期的歷史和前一時期不同,其前后之相異處即是變。因此乃有所謂歷史時代。歷史時代之劃分,即劃分在其變上。如果沒有變,便無時代可分。我們當知,并非先有了各個時代,才有這各個時代的歷史。乃是先有了這一段歷史,才照此歷史來劃分為各時代。時代只是歷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時代。無時代之變,便無歷史可寫。如在先史以前,人類存在,已不知其經過了幾十萬年。但其間變動少,便亦無許多時代可分,亦無詳細歷史可寫。于是便成為我們對這一時段歷史之所知少。實因這一段歷史自身之變動少,人類進步遲緩,故無事變可言時代可分。淺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溫飽度日。在其人生過程中,無特殊性,無變異性,其人之一生,便亦無歷史可言。

西洋史總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臘和羅馬時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時期,近代史指的是現代國家興起以后。但中國人講歷史常據朝代分,稱之為斷代史。如先秦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遼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說中國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譜,乃把王朝興亡來劃分時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稱明史,此說實甚不然。一個統一王朝之興起,其政府規模可以維持數百年之久,在這一時期中變動比較少。突然這一王朝崩潰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當然在這兩朝代之間歷史會起大變動,所以把斷代史來劃分時期,就中國歷史言,可以說是一種自然劃分,并無很大不妥當處。

若我們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則中國的上古史當斷在戰國末年。秦以下,郡縣政治大一統局面開始,便該是中國的中古史了。但這與西方的中古時期不同。大體說來,西方中古時期是一段黑暗時期,而中國漢唐時代,政治社會各方面甚多進步。不僅不比我們的上古史遜色,又且有許多處駕而上之。我們也可將秦代起至清末止,兩千年來一氣相承,稱之為中國歷史之中古期,不當在中國再加劃分。若定要劃分,亦可分做兩期。五代以前為一期,我們不放稱五代以前為中國的中古史,這一段歷史,因離我們比較遠,由我們現代人讀來,有許多事情也比較地難了解難明白。宋以下的歷史,和我們時代相接近,讀來較易了解易明白。我們也可說,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即開始了。

如此說來,可以說中國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國的中古時期,宋代已是中國的近代時期了。如此便發生了一問題,即中國史為何似比西方歷史先進,這是否可稱為中國歷史之早熟?但現代史上的中國,卻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歷史本不是齊軌并進的,把一部中國史比起西方史來,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飛猛進,近代中國何以如此滯遲不前?這里面便見出有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與解答。

其次,我們研究歷史之變,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小。例如從春秋到戰國是一變,但這尚是小變。從戰國到秦卻是一大變。自東漢到三國魏晉時代卻又為一大變。歷史進程,一步步地不斷在變。從此不斷之變中,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變向哪里去。正如一個人走路,我們可以察看他的行蹤和路線,來推測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樣情形,治史者亦可從歷史進程各時期之變動中,來尋求歷史之大趨勢和大動向。固然在歷史進程中,也不斷有頓挫與曲折,甚至于逆轉與倒退。但此等大多又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種頓挫曲折逆轉與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趨勢與大動向可見。此等長期歷史之大趨勢與大動向,卻正表現出每一民族之歷史個性有不同。我們學歷史,政要根據歷史來找出其動向,看它在何處變,變向何處去。要尋出歷史趨勢中之內在向往,內在要求。我們要能把握到此歷史個性,才算知道了歷史,才能來指導歷史,使其更前進。使其前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今試粗略言之。中國史的趨勢,似乎總向團結融和的方向走。雖然其間也有如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時代。但中國歷史的大趨向,則總是向往于團結與融和。西方史則總像易趨于分裂與斗爭。中國史上有造反與作亂,但和西洋史上所謂革命不同。中國史上也有向外擴展,但與西洋史上之帝國征服又不同。此項所謂歷史的大趨勢大動向,我們無法在短時期中看清楚。但經歷了歷史上的長時期演變,自能見出所謂各自的歷史個性,亦可說即是在歷史背后之國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現。剛才已說過,中國史即是中國人之來歷與其真實性之表現。因此,歷史個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說是文化傳統的不同。一個民族及其文化之有無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從此處即歷史往跡去看。這是研究歷史之大意義大價值所在。

我們該自歷史演變中,尋出其動向與趨勢,就可看出歷史傳統。我此所謂歷史傳統,乃指其在歷史演進中有其如希臘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說是各自歷史之生命,或說是各自歷史的個性。這一股力量與個性,亦可謂是他們的歷史精神。能使歷史在無形中,在不知不覺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線而前進。若那些在歷史進程中沉淀下來的,或僵化而變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隨著歷史生命而俱來的一種歷史病,卻不當誤看為歷史傳統。

現在我們再重述前面所講的意義。如何研究歷史,貴能從異求變,從變見性。從外到內,期有深入的了解。我們研究歷史,其入手處也可有三種途徑:

第一種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著時代先后來作通體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點,然后由此以達彼。此起點,即是從入之途。我們研究歷史要先有一知識據點,然后再由此據點推尋到其他另一點。例如這講臺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時即知道旁的東西非茶杯。我雖未知此許多東西是何物,但起碼已知道了它決不是一茶杯。如我們讀《左傳》,先明白了春秋時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們讀到戰國史時,便見戰國與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謂從異明變。普通自該從古到今,從先而后地順次讀下。但現代人似乎覺得這樣學歷史太麻煩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也有人以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遠,和我們現時代太隔別了,似乎不太相干。再來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實際。此說若或有理。讓我試講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

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現代史上任何一點一方面,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屠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實一問題,都可據我們眼前的實際問題循序上推,尋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這一事變之所以然來。

另外又有一種研究途徑,便是純看自己的興趣,或是依隨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例如聽人談到宋史,說起王荊公新法如何,司馬溫公反對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興趣,便不妨從此一處起,來作宋史之鉆研。只求在一處能深入有體悟,自然會欲罷不能,便推及到其他處去。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尋,愈推愈遠,這就是一種歷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師友的影響,或偶然讀得一本新書,而得了某一項啟示,因而引起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和動機,也盡從此入手。總之,要學歷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為據點,來開始前進作研究。例如漢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但我們不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個是紅面,一個是黑面就算。要能從容不迫,沉潛深入,自然漸漸能窮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來。

但如上述第三種,根據某一問題來研究歷史,實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問題:“中國何以會有共產黨?”若循此作研究,經過一番推溯,在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前,中國并無共產黨,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無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問題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斷了。你將認為上面歷史和此無關,如是的心習,會使你走上許多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仍從歷史本身的通體來作研究,如此才能對你原有問題得出一正當的結論。我們當知,從研究歷史用心,可以解決問題。若僅從解決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了解歷史。這等于說,明體可以達用,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

故此,我們若真要研究歷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著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回頭來接著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另研究一斷代。如此循環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遠可大,才能真明白歷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之大全。

我們更當明白,在同一時代中,此一事件與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處,及其互相影響處。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們若能熟悉于某一時代之橫剖面,自見在此時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形態、經濟情狀、學術大端、人物風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綜合起來互相會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時代。切莫一一各自分開,只作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項來看。我們又當知各事項之相互影響,又有主從之別。如三國時代,政治變了,社會變了,學術也變了。我們當研究此種種變,主要究自何處發動開始,究竟是由何一項來影響了其他別一項。又如自清代咸同中興以迄今天,一部中國現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變動,每一變動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為中國有希望了。但事實上,卻是每下愈況,愈變愈壞。我們當問,這些變究自何處來?究竟是要變向何處去?為什么總是變不好?我們須從逐件事上會通起來看。此中實是大可研究。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大問題,要人具備大見識,才能對此問題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這一部現代史,試問何從妄生揣測,或空下斷語來評判現代?即此一例,諸位可知史學之重要。治史要能總攬全局,又要能深入機微。初看好像說故事,到家卻需大見解。

如此說來,事若甚難,但我們只須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題、分類,各就才性所近,各擇方便所宜,乘興量力,只莫以為自己便是史學正宗,只此一家,別無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鉆研下去,也就夠了。

中國人向來講史學,常說要有史才史識與史德。

一、史才: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須能將一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面去看。如漢末黃巾之亂,可以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達到六通四解,犁然曲當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綜合的本領,由外面看來,像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或兩件以上的事,要能將它合起來看,能窺見其大源,能看成其為一事之多面,這種才智即便是史才。

二、史識: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歷史是一全體性的,并非真個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只是我們分來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塊石的堅與白,并不能分,只是我們自己的看法與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們能如是來看歷史,每件事便都能見其大。而且歷史只是通體渾然而下,無間斷、無停止地在向前。我們若能如是來看歷史,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面看,須能深入看。這樣的見識即便是史識。

要之,果尚專業,務近利,則其人決不足以治史。能崇公業,圖遠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國人自上古即發明史學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學亦在此。

三、史德:有了史才與史識,又更須有史德。所謂德,也只是一種心智修養,即從上面所講之才與識來。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這些心理修養便成了史德。

我們如能兼備上述三條件,自可研究歷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們從事研究歷史,正可訓練我們分析和綜合的頭腦,正可增長我們的心智修養,正可提高和加深我們的見識和智慧。

最后我須指出,研究歷史也隨著時代而不同。時代變了,治學的種種也會隨而變。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歷史知識,與從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們需要獲得適合于我們自己時代所要求的知識。古人對歷史誠然有許多研究,但有些我們已用不著。我們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們須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來撰寫新歷史,來貢獻我們自己這個新社會。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史學。當知歷史誠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時歷史也可以隨時翻新。有了《史記》、《漢書》和《東漢書》、《三國志》等等斷代史,到宋代司馬溫公,仍可以從頭來寫一部《資治通鑒》,這是重新撰寫舊歷史。我們今天又和司馬溫公當時的宋代遠不同,我們又該來把舊歷史重新撰寫才是。

寫歷史有兩種分別。一種是隨時增新地寫。例如中華民國開國后,我們就該添寫一部中華民國史。這也不必定由一人寫,盡可由許多人同時來寫。又如在此期間,有許多大事,亦該分別寫。如國民革命軍北伐,如對日抗戰,這些大事件,都可分頭寫。在一個時代,必須有了一本本的小歷史,才可由后人來匯集成一部大歷史。現在大家都束手不寫,將來變成一筆糊涂賬,試問叫后人再如何下筆。所以歷史該隨著時代而增寫。譬如過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著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說中國歷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斷了。諸位研究歷史,最大責任,就在此增寫新史上,如此才好讓這部通史直通下去。

另一種是舊史新寫。我們今天仍可再寫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戰國史,或是秦漢史,乃至其他各種的舊史翻新。時代變了,我們所要求的歷史知識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該重來寫新歷史。這不是說舊歷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謂舊史翻新,第一條件自該根據舊史,不違背舊史原來之真實性。舊史翻新了,舊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項舊史翻新的工作,我們也沒有人認真去做。我們前一輩的未盡責任,將這些任務都卸給我們。我們如再不盡責,這也是一時代悲劇,總該有人來負起此責任的。

總之,歷史是可以隨時翻新改寫的,而且也需要隨時翻新改寫的。我們自己不能翻新改寫,卻埋怨舊歷史不適用。那是把自己的不盡責來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們,真是不該。試問孔子寫《春秋》,司馬遷寫《史記》,豈是為著我們而寫的?諸位若真研究一些歷史,便不致隨便埋怨歷史。本人曾寫了一部《國史大綱》,也是屬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參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寫了不要本中國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現在研究歷史的人少,連看歷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這一門學問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識貨人也多,就會有個比較,有真行情出現,此下便可有進步。目下由于寫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學變成獨家冷門貨,無可選擇,也無從評價。這須要有人多寫,多比較,自然可望不斷有更好的新貨新花樣出來。

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志愿來寫中國通史的,預定花二十年時間自可下筆。以歷史時間論,二十年并不長。如一人要能對歷史有貢獻,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寫通史,也可有各種各樣寫法。譬如寫一部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為成年人看的,為中學生看的,為兒童看的,為研究歷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寫,就決不會嫌多。

怎樣著手寫呢?不妨先看近人寫的,作初學入門。再正式看舊歷史,看得多了,逐漸自己有了見解,再著手寫。你也寫一本,我也寫一本,寫的人多,公平意見也可從此產生,這就成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定論。如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他們不可能隨便做翻案文章,因為他們對歷史意見多已有了定論。此一時代有此一時代之定論,要翻也翻不多。舉其大者,如耶穌在西方歷史上是有其確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國歷史,從現代人看來,似乎一切無可有定論。有人可以輕易否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煩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責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臘,總是稱贊希臘文化之偉大,這也已是一定論。但我們中國呢?春秋戰國時代是好是壞,誰也可以隨便說。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權,所以有多數意見可憑。但我們此刻大家都放棄了這權利,只做一個旁觀者,只憑少數人甚至是獨家的判斷,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見,有定論了。若果研究這門學問的人多了,其間便可看出一個行情,得出一個定論,這是國人之共見,當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幾人把它輕易隨便推翻。

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諸位中,有一位或三兩位或更多位,能貢獻出他一生精力來研究中國歷史,來為中國新史學號召起一批自告奮勇的義勇軍出現才行。今天我們確實是在需要有新的歷史的時代中。但諸位在發愿寫新歷史以前,當先細心讀舊歷史,不能憑空創新。我希望在這八次空泛的講演中,能得幾位后起青年,激起他們志愿,使他們肯獻出一生精力,來致力于中國歷史的研究。這便是我這番講演的莫大收獲了。(摘自錢穆先生著《中國歷史研究法》)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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