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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辛亥:迷信“權力”的革命怎會徹底?
反思辛亥:迷信“權力”的革命怎會徹底?
許紀霖     阅读简体中文版

“回顧從辛亥革命到民國建國的這段歷史可以看出,因為只注重權力,所以無法建立一個新的民國,可以說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

  國民黨和進步黨都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那就是過于迷信權力,只關心權力掌握在誰的手里。他們忽視了一點,若這個權力不受制度約束的話,當權的好人也有可能作惡,好人也有可能變成壞人。應該用權力來限制權力,但當時的國民黨人和進步黨人都沒有想到這一點。”許紀霖說。

  6月8日下午,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許紀霖舉行了《一場由新政引發的革命:辛亥革命百年回眸》的演講。他圍繞“一百年前怎么會發生革命”和“為什么革命以后無法建立一個共和體制”這兩個問題,對從清末新政到民初共和這段政治史進行了重返與反思。

  在一百年前春天的時候,整個中國看上去幾乎完全沒有革命的跡象,誰也沒想到在秋天會發生一場革命,而且這場革命竟然結束了兩千年的專制統治。革命是如何發生的?它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是中華民國,一個兩千年帝制的國家竟然在亞洲第一個建立了共和國,雖然這個共和國名義上是民國,但實際上最后建立的民國有名無實。不僅人民沒有當家做主,而且民國初年發生大亂,最初成為一段議會民主制的實驗,實驗失敗后,袁世凱恢復帝制。問題究竟出在哪里?為什么革命以后無法建立一個共和體制?

  晚清新政的不徹底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第一股是以孫中山(圖一)等為代表的潛伏于體制外面的革命勢力;第二股力量是在體制邊緣的地方士大夫精英,比如張謇(圖二)和湯化龍(圖三)等人;第三股力量是體制內部袁世凱(圖四)所代表的北洋勢力。

  1 新政誘發革命

  革命之前有一場晚清新政,用今天的話說,叫改革,就是統治者自身進行的制度改革。革命的遺囑總是由劊子手來執行,戊戌變法雖然被慈禧太后一個巴掌打下去了,但是到了1900年以后,八國聯軍打進來,最后簽訂了恥辱的《辛丑條約》,慈禧太后知道不改不行了。開始是清廷的自我變革,1901年開始晚清新政,到1904年以后開始加速,因為1904年發生了一場日俄戰爭,這場戰爭竟然是日本人打敗了老牌的俄國帝國——黃皮猴子打敗了老牌的北極熊。當時輿論總結說,這是立憲國打敗了專制國。日本已經開始民主維新,君主立憲,俄國還是個專制國家。于是大家說,主要因為日本的制度好,立憲是先進的,專制是落后的。1904年后,整個中國開始有了強烈呼聲,要求立憲,所以晚清新政在1904年后開始加速,特別是到了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后。

  2005年科舉廢除一百年的時候,我在《文匯報》發表過一篇文章《沒有05,何來11》,也就是說,如果沒有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很有可能沒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最早發動武昌起義的是新軍中的青年軍官。這些青年軍官本來都是要考科舉的,但科舉制度廢除后,精英們開始分化流向社會。

  這些精英各奔前程,經商的經商,搞教育的搞教育,還有一批人開始從軍。晚清輿論認為軍人很光榮,而且要振奮武力,軍事救國。大批有為的年輕人開始從軍。當時到軍事學堂讀書,是很時尚的事情。周作人晚年寫回憶錄時也很得意地寫上一筆,說早年也曾當過海軍。從軍中的一批人,后來又到日本讀士官學校等各式各樣的學校,然后帶回來滿腦子的革命思想和現代化思想。他們到了新軍之后都做了青年軍官,當然不滿意當時腐敗的體制。“沒有05何來11”,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跟科舉制廢除有關。事實上在革命發生前的十年時間里,中國在變化,社會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變。各種教育制度改革、企業制度改革,商會成立,法律改革,各種改革都已經開始,而不是一團漆黑,一片沉悶,革命也不是于無聲處聽驚雷。改革以后這個制度似乎在慢慢變好,但竟然發生了革命。這場革命是一場由新政誘發的革命。

  2 新政造就了三股政治力量

  新政是一場改革,但改革是一把雙刃劍。改革如果迅速徹底,它將是革命的替代物,萬一改得不好,改得不徹底,那就是革命的誘導劑。晚清新政由于它的不徹底,恰恰成為了一個革命的誘導劑。新政造就了幾股新力量的產生,改革是一場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政治資源、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重新分配。一些階級起來了,一些階級下去了,一些階級崛起了,一些階級消解了。新政主要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

  第一股是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潛伏于體制外面的革命勢力。這批人用傳統的話說,不叫革命者,叫游士和游民。通常到了王朝末年的時候,在體制內就會有一批人被拋出來,成為體制所不能容納的游民。會黨就是一批游民,但游民自身不能成事,要有讀書人來引導,讀書人就是游士,也是游蕩在體制外的。恰恰是這兩股力量合起來,就是會黨(游民)和革命派(游士)。革命派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是讀書人。這批游士不是傳統的游士,而是滿腦子革命思想的游士,這股力量雖然平常看不見,但潛伏在民間。

 第二股力量是在體制邊緣的地方士大夫精英。這批人就是太平天國以后出現的一股力量。明末士大夫很活躍,比如東林黨、復社,成群結隊建立各種結社,然后向朝廷提意見。這就是清議。復社當時在蘇州虎丘塔下集會,竟然有一萬多人。清朝以后就開始壓抑士大夫力量,覺得這是一股很可怕的顛覆力量。整個清朝士大夫大都是犬儒,考科舉的考科舉,要么就是做考據。但是到了太平天國以后,地方的精英開始崛起,以鎮壓太平天國為名,這批士大夫精英可以擁有湘軍、淮軍等地方軍隊,自己有稅收厘卡。太平天國運動之后,這股力量已經尾大不掉,各省的這批士大夫精英說話非常有分量。晚清以后各種各樣的改革,都是由地方自下而上開始的,而不是從中央開始,這和俄國革命、法國革命都不一樣。地方的士大夫精英就是當時從洋務開始改革的核心,在改革當中,特別是到了晚清新政,雖然也是由朝廷頒布的新政,但整個動力都在地方。

  美國學者周錫瑞對辛亥革命的經典性研究表明,晚清新政只是屬于上流社會的變革。精英階層在新政中拿足了好處,利益大大擴張,各種新政都是由精英來辦的,包括辦教育、辦實業,其中有各種新的資源、新的好處可以分享,精英在整個新政當中都是既得利益者。但新政帶來的苛捐雜稅和通貨膨脹,卻要讓底層社會來承担,廣大民眾就成為改革的犧牲品。他們普遍對新政不滿,民怨沸騰,民眾當時對新政有一股強烈的反彈力量,這股力量也就成為后來革命的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基礎和心理基礎。

  按照中國歷史的政治傳統,士大夫是惟一具有政治特權的階級。老百姓莫談國是,士大夫可以參政議政。士大夫是否和朝廷同心同德,這很重要。這場晚清新政所釋放出來的力量太強大了,在人心當中喚起的是一股前所未有的人性之惡——私欲、欲望的力量。希望占有更多物質,從而擁有更多更大的權力,所以在新政當中獲得好處的精英們,并沒有因為已經在經濟上撈足了好處而滿足。他們在立憲這樣一個新觀念的號召下,特別是看到立憲國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得了勝利,他們開始希望從一個經濟上強大的階級上升為一個政治上強大的階級,也就是說他們開始要和清帝分享權力。所以,這個時候,這些士大夫們開始政治化。而這個時候清廷由于搞新政需要地方精英參與政治。清廷從1906年開始被迫籌備立憲,準備用九年的時間籌備立憲,在立憲前首先要開始地方自治。1909年通過選舉產生了各省咨議局,過去非常分散的士大夫開始有組織了,地方士紳們的政治參與得以組織化,在體制邊緣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這些地方精英的政治胃口開始大增,不滿清廷九年后立憲的遠期承諾,發起三次請愿運動,要求立即召開國會,盡早立憲。法國大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分析法國大革命發生的原因時指出: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人們耐心地忍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被革命摧毀的政府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要好,一旦開始變革,苦難就開始變得不可忍受。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他開始改革的時刻。這個定律也完全可以用來說明晚清。

  第三股力量是體制內部袁世凱所代表的北洋勢力。在晚清,北洋代表著改革派,是正面人物。特別是袁世凱,如日中天,是國家重臣,幾乎所有晚清的新政都是他推出的,他當時代表著一個改革的形象。北洋是新政改革的有力推動者,在新政當中也是撈足了好處,通過編練新軍,整個北洋成為當時最大的實力派,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到了清朝的最后十年,他們在權力中心日益坐大,掌控了國家軍事、經濟命脈,尾大不掉,成為清廷担驚受怕的異族勢力。當慈禧去世,小皇帝溥儀即位,清廷第一件事就是將袁世凱打入冷宮,“回籍養疴”。袁世凱雖身處鄉野,卻時刻窺探著局勢變幻,準備有機會東山再起。雖然袁世凱被削下去了,但北洋這股勢力還在,還是他的人,都是他小站練兵帶出來的,這股力量具有極大的顛覆性。

  晚清清廷迫于形勢搞新政,但是改革也從潘多拉的盒子里釋放出了三個魔鬼,這三股力量釋放出來后,就再也收不回去了。用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話說,這叫做“參與爆炸”。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當中,由于社會流動的加強,就會形成參與感的加強,最后會形成“參與爆炸”,就是很大的政治參與的壓力。這個時候,它會考驗統治者的智慧。倘若統治者明智且有魄力,當順應時勢,通過立憲,將新政所釋放的動力,引入憲政的池子,讓他們到國會里面去相互競爭,從而以制度轉型的方式保持秩序的穩定。然而,氣數已盡的清朝最后一代統治者,敢于搞新政,卻沒有勇氣開放政權,面對日益高漲的參政壓力,最后來了個倒行逆施,推出了一個皇族內閣以壟斷權力。這一下激怒了所有被動員起來的政治力量,不說民間的反滿勢力,即便是溫和的士紳階級和權力中心的北洋勢力,也從此心懷異心,謀求突變。

對新政最不滿的人是各省的士大夫精英,他們本來希望朝廷能順應潮流開放政權,提前立憲,搞國會選舉,結果卻來了個皇族內閣。地方士大夫精英的領袖是南通人張謇。他在南通辦紗廠搞實業,是江南士大夫的精神領袖。張謇和湯化龍等人領導了三次請愿運動。他雖然過去和袁世凱關系一般,但竟然放下架子,在去北京的途中到河南拜訪了袁世凱。等到武昌起義一發生,清廷馬上召集袁世凱,要他率領北洋軍去討伐。袁世凱推三阻四,張謇一開始還是希望能鎮壓革命,后來發現這股勢力開始彌漫開來,決定轉向革命,張謇所代表的這股核心力量開始背棄朝廷。這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一個轉折。清廷這才如夢初醒,馬上宣布立即召開國會,實行虛君共和。

  清廷公布了“十九條信約”,宣布立即實行責任內閣、頒布憲法。原來立憲派提出的條件只是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十九條信約”索性更進一步,是英國式的虛君共和。虛君共和雖然保留了清帝為君主,但他只是一個國家的象征性權威,而且其權威性不再來自天命,而是憲法,國家的權力轉移到了議會以及由議會所選舉的責任內閣。但是,這個方案竟然沒有被接受,這個方案假若被接受,很可能就沒有民國初年的亂局。三股力量中沒有一股力量愿意接受這個方案。為什么會放棄這個方案呢?這和中國傳統的觀念有關,中國的士大夫們受到中國古代政治傳統的影響,他們太崇拜權力了,以為權力就是權威,權力與權威在中國古代是合二為一的,皇帝既有權力又有權威,但是這兩者并非同一。權力是統治者的控制能力,權威是被統治者所認同的自愿服從的統治。二者在中國古代皇帝身上合二為一,因為皇帝是天子,中國古代最大的權威是秉承天命。當然,在中國古代政治里,權威也不是只有皇帝才有。按照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權威學者張灝教授的說法,中國古代政治有雙重權威,一重在皇帝那里,另外一重在士大夫精英那里。皇帝掌握了政統,士大夫掌握了道統和學統。張謇這批人考慮的是天下不能亂,寄希望的不是制度性權威的和平演進,而依然是一個可以安定全國的權力中樞。過去他們將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見舊主大勢已去,便轉向了實力派人物袁世凱,于是在共和的名義下導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戲。 “十九條信約”如果能夠實踐的話,它是一套制度,人不重要,清廷只是個虛君而已。但立憲派這些人太短視了,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他們還是迷信人的力量,錯過了從人治轉向法治的歷史時機。

  3 恢復權力的秩序,還是權威的秩序?

  民國初年面臨的最大歷史使命是建國,要建立一個中華民國。建國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秩序的危機。新的秩序首先要恢復權力的秩序和權威的秩序,這兩個秩序都有待于盡快地恢復。

  重建權力中心和國家權威,這是兩條不同的建國道路:第一條路是迅速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權力,通過強有力的力量來控制地方、民間、社會、輿論,當然秩序就會恢復。第二條道路是重建權威,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以制度作為權威,大家服從這個制度也可以形成一種穩定的秩序。通過權力來重建秩序是最快最見效的,但是它會留下眾多后遺癥,表面上看起來一片穩定,但后面很多制度問題都沒解決。但是通過制度來重建權威,又會比較漫長。

  這兩條道路不妨理解為法國革命的道路和美國革命的道路。法國革命以后,依然圍繞著權力來建立秩序。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后,首先是立憲,圍繞制度來建立秩序。民國初年,從辛亥革命發生的形式來說,各省紛紛宣布獨立,這很像美國革命。但是民國成立后,卻偏離了立憲建國的道路,而是開始學法國,三股力量:革命黨、立憲派和袁世凱各派轉而爭奪國家最高權力。他們圍繞的核心問題,都是要爭奪最高的國家權力。民國初年各種論爭,都與此有關。第一個大的爭論是,民權至上還是國權至上?民權的背后實為地方權力,國權的背后則是中央權力,民權和國權之爭,反映的是以地方權力為中心還是以中央權力為中心來建立新的共和體制。當時同盟會已經改組為國民黨,國民黨代表著地方的民主派和實力派,它不愿意看到以袁世凱為中心的中央權力太強大,所以強調民權至上。而清末的立憲派改組為進步黨,他們希望重建中央的權威,覺得民國初年各省勢力太大了,國不成國,要迅速建立中央權威。他們要擁護國權,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

  另一個爭論是,究竟采用內閣制還是總統制?國民黨是國會內部第一大黨,宋教仁(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堅持搞責任內閣。而進步黨作為少數黨,則希望借袁世凱的勢力平衡國民黨,希望搞總統制。民國初年的黨爭非常厲害,國會里邊就是國民黨和進步黨在那里斗,爭奪的核心就是要拼命擴張自己的權力。袁世凱則以“臨時大總統”超然于黨爭之上,反而漁翁得利,上下其手。按照原來臨時約法的規定,總統任免地方官員要總理副署,沒有總理副署,總統任免是不生效的。袁世凱在雙方斗得正厲害時,不經總理副署,開始罷免省長,任用自己的人。如此明顯的違憲之舉,不僅借袁世凱自重的進步黨人沒有反應,連國民黨議員也沒有反應,居然讓袁世凱得逞了,因為他們都沒把臨時約法當回事。所以,袁世凱就一步步通過破壞制度來實現總統獨大。 

民初政治的重要轉折點是宋教仁被刺殺。宋案之后,各種證據都指向袁黨,假如通過合法的體制內抗爭和法律解決,國民黨未嘗不可贏得主動,畢竟民國之后,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袁世凱要主動出招,打壓國民黨尚缺乏合法性。然而,革命黨過于迷信革命,迷戀武力,率先破壞法治,發動二次革命,結果敵強我寡,輸了個一敗涂地,而且還在輿論之中輸掉了道義,形象大壞。因此,國民黨在國會里邊非常被動,第一大黨的位置就讓給了進步黨。袁世凱乘勢要求在尚未立憲之前,先選舉總統。國會中的兩黨竟然棄約法的程序于不顧,與袁妥協,提前通過總統選舉法,將袁世凱推上正式大總統寶座。各派政治勢力視約法如“敝屣”,議會民主制所賴以存在的法治基礎被自己拆光,無異于政治自殺。袁世凱在法治的廢墟上拿出殺手锏,先是宣布解散“亂黨”國民黨,然后索性解散國會,毀棄天壇憲法草案(又稱“天壇憲草”,即《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13年),建立了赤裸裸的強人威權政治。

  4 改革要徹底,不能倒退

  回頭再來看權威之爭。在現代民主社會里,最大的權威當然是憲法。德國社會學家韋伯認為有三種政治統治方式,一種是卡里斯瑪(神魅領袖)統治,第二種是傳統型的統治,第三種是現代政治的法理型統治。民國本來應該以制度為中心,以憲法為核心,建立現代的法治,也就是英文里說的Rule of law。但中國人講到法治,常會和法制(Rule by law)混為一談。這是一種法家式的統治,中國也有法律,在法家那里,法律不是最高的,法律只是君主統治的工具而已。中國人對法家式的法制特別熟悉,而對真正的法治卻很陌生。民國初年雖然也說要制定憲法,國會也成立了制憲委員會,但實際上每家每派都沒有特別把憲法當一回事。當時憲法雖然還沒制定出來,但臨時約法早已存在,照理說應該按照臨時約法辦事。袁世凱公然破壞臨時約法,結果居然沒人抗議。約法只是工具,是否拿來用,要看對當權者是否有利。

  中國的政治傳統里面,法家視法律為實現統治者意志的工具,而儒家則是“道德為體,法律為用”,法律同樣是第二位的。陳志讓教授在《軍紳政權》里指出,民初政治最核心的價值不是合法或非法,而是有道還是無道。民初各路軍閥打來打去,都認為自己是以有道伐無道,很少有人講“法”,民初的法律被悄悄擱置到一邊。雖然當時也在起草天壇憲法,但這個憲草卻是針對特定的人,也就是袁世凱。因為國民黨人在憲草委員會中占多數,要限制袁世凱,讓總統成為“虛設”,由國會掌握實權。制定憲法不能針對特定的某個人。這就像我們打牌,要在拿牌之前先制定好游戲規則,這樣大家才能都按照這個游戲規則來打。美國政治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里面認為,制定以實現正義為目的的制度,首先要有一個“無知之幕”,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然后來討論規則的制定。這就像打牌,如果每個人已經先捏著一把牌,再來討論游戲規則,就不太可能形成公平的游戲規則。因此,一個能夠為大家都能接受的憲法,一定不能針對某個具體的人,必須是普遍公正的。

  但是從臨時約法到天壇憲草,都預設了特定的目標人物。因此這個憲法無法為袁世凱所接受,當時的輿論對這部憲法也有批評,政治應該是“你活、我也活”的博弈,而不應該是像戰爭那樣的“你死我活”。民國初年制定“憲草”的政治家們實在太年輕了,平均年齡只有33歲,且三分之一都是學生,原來都是要考科舉的,沒有什么政治閱歷,只有一腔熱血。雖然也在日本學了一點憲政的基本知識,但是缺乏政治的歷練。相較之下,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杰斐遜、漢密爾頓、富蘭克林等制憲議員平均年齡是43歲,參加獨立革命之前,他們都有在英屬十三個殖民地長期領導地方自治的經驗,既出身草根,又經驗豐富。這樣一個政治精英群體,因為都有各自的利益,都會發生一時談判談不下去,差點崩潰的局面。這時候富蘭克林站出來說了話,“我們暫時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邊,讓我們向上帝祈禱給我們以智慧,讓我們能夠彼此理解。”最后在上帝的指引下,他們相互妥協,搞了一個大家都能接受且沿用至今的憲法。所以奧巴馬才會自豪地說,美國的歷史雖然很短,但美國的憲法卻是最長的。

  天壇憲草一出來,袁世凱根本不當一回事。大家不要以為袁世凱一上來就是想做皇帝,就想破壞憲法。袁世凱善于察言觀色,也不想逆歷史潮流而動,而是看著潮流順勢而行。民初的憲政為何不能成功,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解釋得太簡單了,都歸結為“壞人”袁世凱的所作所為,似乎“好人”當政,政治就會大好。其實,歷史的錯誤是各家各派共同造成的。袁世凱的罪惡自不必說,國民黨和進步黨都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那就是過于迷信權力,而忽視了建立憲政的權威。他們只關心權力掌握在誰的手里,似乎掌握了權力就擁有了一切,但卻忽視了,即使好人當政,若這個權力不受制度約束的話,好人也有可能作惡,好人也有可能變成壞人。當時的人很少考慮到憲政的設計,應該是用權力來限制權力。當時的國民黨人和進步黨人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進步黨黨魁梁啟超聰明一世,糊涂一時,也忽視了這一點。晚清的時候梁啟超與革命派有一場革命與改良的大論戰。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的核心之一,就是對革命的分歧。革命派這一邊的汪精衛、胡漢民都太年輕,滿腦子的法國大革命思想,認為革命一成功,一切都解決了。而梁任公飽讀歷史,從法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之中看到,革命之后若不立憲,就會產生多數人的暴政。清廷“十九條信約”出來以后,梁啟超認為這雖然不是最好的制度,卻是當時最適合中國的制度,但是沒有人聽他的。等到革命成功,回國后投身政治,他便喪失了獨立的判斷力。提出要弘揚國權,搞總統制,聯合袁世凱,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力。當他在政治里面跌打滾爬的時候,忘記了其一生追求的核心目標——憲政。立憲派養大了老虎,卻忘記把老虎趕進籠子,最后間接促成了袁氏稱帝。到這個時候,梁啟超方醒悟過來,重新回到立憲的立場,他明確宣布:“吾儕平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為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可也。”自此之后,他關心的是權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他相信,只有憲法秩序才能給予政治斗爭有序的空間。

  回顧這一段歷史,民國初年,從革命一開始發生,就注重權力,無法建立一個新的民國,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們可以從這段歷史中總結出兩條經驗。第一條就是,改革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成為革命的替代物,也可能成為革命的誘發劑,要避免改革變成革命,改革一定要徹底,改革不能倒退。第二條,新的制度轉型,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設本身。這就是辛亥百年留給我們的一個沉重的教訓,值得我們今天來反思。

  (注:本文由早報記者田波瀾 采訪整理,經作者本人審閱。)

2012-03-30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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