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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要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
錢穆:要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
“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這才是錢穆的理想和志業所在,它既是錢氏人生理想的真實流露,又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擔當精神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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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晚年居臺,其著述講演,始終圍繞著闡釋中國歷史文化精神和復興中華文化、重建儒學傳統而展開。有關文化方面的著作有《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叢談》、《文化與生活》、《中國文化精神》、《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歷史與文化論叢》、《晚學盲言》等,有關歷史方面的文字,也“皆以文化為中心”。

錢穆晚年對他一生著述曾做過這樣的總結: “我一輩子寫書寫文章,大體內容,主要不外乎三項原則。一是文化傳統;二是國民性,亦即民族性;三是歷史實證。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的民族性,可以拿中國歷史來看,歷史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11〕可見,錢穆一生學貫四部,著述達千萬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學問的最後歸旨則落在文化問題上,他學問的宗主和人生的終極關懷是關心中國文化的傳承,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強烈震蕩、衝擊下,中國傳統文化究竟何去何從的問題。所以,他毫不掩飾他一生傳道授業,目的就是要為中國文化招魂,為中國文化招義勇兵。有一次,他在素書樓家中為學生授課,講課將畢,他環顧學生,脫口說道: “其實我授課的目的並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義勇兵,看看有沒有人自願犧牲要為中國文化獻身!”學生聽後,如受電擊,頓時胸熱目潤,氣涌頂門,心中喊道: “天啊,也有這樣的老師。”學生明白了,老師上課不是在講書,而是在作戰。作戰是要拼命的,要把所有的力量全部拿出來才行。難怪錢穆講學,直到望九之齡,仍然那麼不厭不倦,那麼富有生命力。

20世紀是中國文化遭受西方物質文明衝擊最嚴重的時期,在西方強力文化的震蕩、衝擊下,國人出現了認同危機,包括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在內。在社會巨變的時代中,人們急於想知道他們是誰,屬於何處,將走向何處去?台灣學者胡昌智在《怎樣看〈國史大綱〉》一文中對此做了形象的說明:

歐陽鋒在金庸的小說《大漠英雄傳》裏,有一次忽然忘記了自己是誰,像得失心瘋一樣不住打轉,不久就跌到萬仞崖下。近代中國的歷史文化與這段故事有相似之處。近代史的人們並不是忘了自己是誰,而是想去忘掉是誰,努力地去否定自己的過去及過去中大家所熟悉的習慣、價值。可是,因為過去的一切是那麼不知不覺地融入了我們的舉止及行為中,因此,對“過去”的否定,無形中就是對活生生的自我的否定。與歐陽鋒比起來,人們得的雖然不是失心瘋,但極度自虐自恨帶來的痛苦又有甚于彼。

錢穆正是處在這樣一個認同危機十分嚴重的時代中。如何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又保留民族自身傳統特徵,利用傳統文化資源保護民族根基和元氣,這是他畢生都在為之思索的大問題。錢穆對近現代中國產生的“文化迷失”深感痛心,認為除了挺身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無以挽狂瀾于既倒,所以他畢生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對中華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氣大加闡揚和維護,始終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在生命力抱有堅定的信心。瑞典學者馬悅然(Goram Malmqvist)說: “錢穆在本世紀(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在錢穆看來,只有做到以下兩件事才能保證中國的未來,即中國人不但具有民族認同的胸襟,並且具有為之奮鬥的意願。”〔12〕胡昌智說錢穆的著述,為中國文化提供了認同。余英時也說他老師一生中的工作,在追求中國文化的認同,併為後人提供許多傳統文化內部資源,以供國人選擇,他甚至用“一生為故國招魂”來詮釋其師的志業,可謂一語中的。

錢穆畢生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在文化認同危機十分嚴重的時代裏,在全盤反傳統的西化潮流中,他孜孜不倦地向國人闡述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為民族文化的生命培植元氣,目的在於想為現代中國的發展尋找一條路徑。錢穆所提出的解決現代中國問題的方案,其實就是所謂的“文化救國”。他曾多次指出,中國人要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中國的文化,中國民族之前途,其唯一得救之希望,“應在其自己文化之復興”。因此他把歷史文化與民族精神視為一個時代的元氣和靈魂,希望用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來為民族文化的生命培植元氣,為中國文化的復興指明一條路徑。他說: “歷史文化與民族意識、民族精神,是我們這一代的元氣,是我們這一代的生命,是我們這一代的靈魂。我們必得有元氣、有生命、有靈魂,始得解決我們當前的一切問題。元氣斷了,生命絕了,靈魂散了,一切也完了。我們要根據歷史文化與民族精神來打開當前一條出路,來尋求我們此後的新生。”

按照錢穆的理解,“文化自救”有兩條路徑:

其一,在一般社會裏,全中國人來一個廣泛的運動,努力學做一個中國人,學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錢穆認為中國文化以人本為中心,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樣做一個人”,而每一個人對自己的文化都應負一份責任。所以他一再強調中國文化體現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中國文化就在我們中國人心裏。復興文化應“從我們每個人的心上開始”,因為“心的凝聚與團結,就成為一種時代精神,也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化精神”。所以,“我們今天來提倡中國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學做人,做一理想的中國人”,“此理想的一個一個的人,配合起來,就構成一個理想的社會”。

其二,把文化復興的主要力量寄託在知識分子身上。錢穆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由士、農、工、商組成的“四民社會”,其中心力量就是知識分子“士”。因為“士志於道”,故常能“以道存心”。這裡錢穆所說的“道”,即指中國的歷史文化大統。既然“士”是“道”的承擔者和實踐者,他就應為中國文化承擔道義和責任。

錢穆晚年十分關注知識分子問題,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就寫有《中國的知識分子》,80年代初,他又連續發表《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再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等論文,在92歲告別杏壇的最後一堂課中,他也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為講題,以王安石、司馬光為例,來闡述弘“道”的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錢穆一再強調說: “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內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可說中國的士,應是一個人文宗教的宣教師。他們常要不忘記自己是半個和尚,或是雙料和尚,而不僅是一個有知識的讀書人。”〔13〕在錢穆看來,一個知識分子必須要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業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懷感。只有具備了類似“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否則的話,只能算得上是“一個擁有知識的讀書人”。

錢穆認為,傳統的士人精神,在當今功利主義思潮和個人主義思潮惡性膨脹中失落了。他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只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於是“四民中少了一民——士,社會驟然失了中心”,變成了一個沒有重心、失去了靈魂的社會。所以他大聲疾呼,在當今的社會裏,應重新恢復 “士”的精神來做社會中心的主持與領導,應弘揚“士”的精神來重建民族文化之“道”。

錢穆的“士”是文化承擔者的觀點為他的學生余英時所繼承。余英時把“士”與中國文化結合起來考察,寫成《士與中國文化》,對中國歷史上“士”階層的發展和演變做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和分析。余英時指出,中國有一個延綿不絕、近乎“一種宗教承擔精神”的知識分子傳統,從孔子“士尚志”、“士志於道”,曾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李膺“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到明末東林黨人“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中國“士”階層都承擔著“知識”和“社會良知”的雙重角色。因此,中國傳統中的“士”,作為一個承擔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自始至終都在中國歷史上發揮著類似于西方近代“知識分子”的作用。所以余英時宣稱,“文化和思想的傳承和創新自始至終都是士的中心任務”,在今天的文化重建中,作為文化傳承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繼續承擔這一重任。這些見解,直接是對他老師錢穆的觀點的繼承。

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研究,對“士”精神的論證和弘揚,是錢穆晚年關心和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有一次,他在家中為學生講中國知識分子問題,講什麼是“讀書人”,什麼是“士”,講“士尚志”,“士志於道”,士不恥“惡衣惡食”,“士任重而道遠”,講范仲淹的“先憂後樂”,講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天下興之,匹夫有責”,講中國文化的韌性與生機,突然口鋒一轉,略帶激動地說: “外邊有人說我是什麼史學大師,又是什麼國學大師。我哪只是研究史學,其實我最喜愛的是文學。我哪是要當什麼大師,其實我心裏真正想做是要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

“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這才是錢穆的理想和志業所在,它既是錢氏人生理想的真實流露,又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擔當精神的真實寫照。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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