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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覆亡的或然與必然:平靜表層下暗涌著“革命”潮流
清朝覆亡的或然與必然:平靜表層下暗涌著“革命”潮流
赫連勃勃大王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本文摘自《1911,革命與宿命》,赫連勃勃大王著,九州出版社,2011.3

 


  1911 年,清朝即將滅亡的那一年,在中國的政治心臟北京,從表面上看,卻顯得格外的平靜、安謐,充滿了進步、現代甚至祥和的色彩。

  在時任《泰晤士報》記者的澳大利亞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眼中,京城以及其他地方,不僅沒有風雨欲來的恐懼和不安,反而處處顯示著歡快、悠閑,包含希望:

  “在北京,我發現這個城市正在變樣。到處都在鋪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點上了電燈,街道也用電燈照明,電話通暢,郵局每天投遞八次信件。巡警簡直叫人贊揚不盡,這是一支待遇優厚、裝備精良、紀律嚴明的隊伍……自來水供應良好,我敢斷定,不需要多久,我們就能乘上電車……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正在日趨豐富,這是不成問題的。再沒有比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國無論走到哪里,都會有財富增長的跡象映入眼簾……興修鐵路正取得真正的進展……無論哪里修筑起一條鐵路,那鐵路穿過的省份就會得到難以置信的好處。”(莫里循致伊迪絲.布雷克函)

  大時代暴風驟雨的劇變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譎云詭地給人以無邊的假象。這個國家看似平靜的表層下面,涌動著一股強大的、不可逆轉的潮流:

  革命!

  這種騰騰不息的、蠢蠢欲動的、隱含殺氣的巨大歷史轉折,并非在一天之內忽然形成,而是一個沉默的、漸進的、越來越快的過程,是一種由不起眼的量變到耀眼引爆的質變的過程。龍旗之下,那些看似順民的、腦后拖著一根辮子的大清國子民,包括社會各個階層,雖然貧富有別,階級各異,但幾乎所有人對清政權都喪失了微小的

  期待。即使統治階級內部,地方以及中央的大多數成員,都對這個扶不起的“阿斗”心存貳意,他們懷著某種夾雜憂慮的幸災樂禍的惡意,心情復雜地觀望、甚至是企盼“那個時刻”的到來。

  失望、憤怒、恐懼、痛苦、憎恨,人民對現實的普遍不滿,由于困窘的生活,甚至打破了清末那種群體麻木的常態。

  在北京,1911 年的夏天,清涼的微風似乎讓攝政王載灃的團隊躊躇滿志:威權赫赫的袁世凱,已經被下旨回籍“養病”;革命黨人的“3 . 29 ”廣州起義被槍炮鎮壓下去,幸存的黨人意氣頹唐;第四次“國會請愿”煙消云散,立憲派灰溜溜回到各地的諮議局空發牢騷;軍隊中的“士官生”被有條不紊地安插到新軍各個層級“摻沙子”,雖然遭到北洋軍人的頑強抵拒,但時間和權力會消融任何阻撓——乍看上去,大清的中央集權是那么煥然一新,那樣固若金湯,國內幾乎沒有能與攝政王集團相抗衡的政治勢力。

  但是,清朝,這個垂垂老矣的政權,腐朽已經發展到它的骨子里。它的軀體遍布危機,華麗帝國的遮羞布下,滿是能致它死地的痼疾和菌群。

  自1840 年鴉片戰爭失敗以來,清政府負屈忍辱,駕駛著這艘百孔千瘡的“大清號”,戰戰兢兢地駛向莫知的未來。在維持每況愈下的勉強統治同時,西方列強,一手攬大炮,一手持“商品”,視中國如待宰之肉,紛紛前來割切。這些外洋強盜,細大不捐,巧取豪奪。被洋人們打得鼻青臉腫之余,清朝高層仍舊以“天朝”上國自居,怡然昏然,自我安慰地一直試圖用“羈縻”(送錢送地)的方法對付這些東西“蠻夷”。屋漏偏遭連夜雨,突然而起的“太平天國”所造成的巨大內亂,最終使得老大帝國招來窩心一劍,捅得它氣息奄奄。

  內憂外患交劇的情勢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變,上下同心,或許能使這艘老舊的巨輪安全靠岸。然而,帝國的運氣太壞。牝雞司晨掌國綱,陰毒老邁的慈禧太后,不僅僅是帝國的政治符號,她還是真正的決策人物。而這位太后繡金鳳袍的陰影下,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務運動”,變器不變道而已。清朝一時的船堅炮利,皆成電光泡影。鐵艦與鋼炮未及使得洋務派們躊躇滿志幾天,甲午戰爭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飽滿的希望,隨著北洋艦隊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如此,“滿大人”們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勞!悲懣之余,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高喊:“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強烈呼吁改革。但是政體改革,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談何容易!手無寸柄的光緒皇帝,書生氣的維新大臣,赤手空拳想與老邁而陰奸的慈禧及其羽翼爭斗,鋌而走險之際,勝負已判。固然譚嗣同臨死一呼“我自橫刀向天笑”,熱血汩汩聲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無奈與凄惶。

  再后,由于誤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還政于光緒帝的謠言,慈禧太后因一己之私,興昏庸無智猖狂之計,唆使義和團排洋。陰暗的動機,倉促的行動,招致的是駭人的結果——八國聯軍的馬蹄和炮火,不僅僅使得這位大腳太后倉惶逃離紫禁城,隨后,中國社會的各種危機,在洋人的槍炮聲中,也以駭人聽聞的速度進一步加深,進而使得清廷在民間的威信掃地無遺。

隨之而來《辛丑條約》的簽訂,更使中國四億國人要為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輕率唐突買單——近十萬萬兩的巨額賠款,壓得四萬萬中國人喘不過氣來。(本來是四億五千萬兩,因為清政府當時無力償付,要分39 年還清,申算為債款九億八千二百萬兩。從1901 年起,中國每年要攤付給列強二千八百余萬兩。)

  國勢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紛紛思起,革命風潮,至此蔓及各地。恰似御史葉芾棠的奏折所講:“士為四民之首,近已絕無生路。農、工終歲勤勤,難謀一飽。商賈資本缺乏,揭借者多,獲利維艱,倒閉想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無業游民,居其大半。”

  在如此社會背景下,革命,自然如野火一樣,迅速蔓延,不可止息。清朝年青的王公載澤哀嘆:“海濱洋界,會黨縱橫,甚者倡為革命之說,顧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則曰‘政體專務壓制,官皆民賊,吏皆貪人’,民為魚肉,無以聊生,故從之者眾!”

  近百年的歲月已恍如云煙,如果我們今天以一種客觀的“現場感”縱觀歷史的細節,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革命,其實并非那個時代當然無二的必然選擇。在清王朝最后慘淡經營的十年中,確實閃現過許多機會,甚至包括一個最大的機會——君主立憲。這種政體的改革如果成功,在統治階級讓出部分公民權力的前提下,有極大可能會軟化國內大眾改朝換代的決心,說不定可以驅散革命的風潮,挽狂瀾于既倒。如果能夠抓住機會,清廷或許像日本那樣,很有可能在這個東亞最大的國家保持住更廣泛的歷史連續性。

  可惜的是,在清王朝高層內部,沒人能抓住那幾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們大多數人只是粉飾涂抹,真戲假作。而且,清朝在對外戰爭中的巨大挫敗,沒能激使本身變成有效力的民族化和政治化的政府,沒能使老大帝國一蹴成為成熟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結果,滿族高層在他們自身覺得做出了非常痛苦的“讓步”的時候,國內人民心中卻充滿了輕蔑。

  面對清政府頌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中十四項“君上大權”第一條內容:“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國內外的目光靜默地審視著這樣的字樣,觀察著王公貴族們忙活終日的“結果”,換來的,僅僅是革命黨人和普通民眾這樣的評價:一切都是拙劣的欺騙!

  坐待,等來的只有革命。沒等政治裱糊匠們和油漆工們在大清國舊機器上涂抹粉飾新的油彩,就在滿大人們磨磨蹭蹭之際,武昌的槍聲脆然一響,260 多年的大清龍旗,應聲而落……

  革命看似成功,但是傳統的力量仍然強大。新政權不可能掃清一切,不可能改變一切。看似天翻地覆的革命,其實是某種“修改”而已——“皇帝”,不過是變成了“總統”。最終,民國自身,無可奈何地又被納入舊的統治形式中去。

  這種換湯不換藥的革命,遠遠遜于原本可以不流血的深刻的憲政改革。

  短跑的革命,換來的是馬拉松式的內戰和長期的混亂。

  所有的權力運作者,包括革命者,當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預言家,他們都會有意無意地犯下錯誤。而那些錯誤,會激起巨大的漣漪,且導致新的后果,并在歷史夾縫中繁衍出新的、荒誕的、讓人驚詫的枝杈。

  讓人無限嘆惋的是,歷史沒有給中國機會,激進的革命者也無視這種歷史機會。政治革命很容易去“開創”,但難以對國內外的成功案例加以模仿。正因如此,翹首企盼的苦澀,將會在辛亥革命槍響后,長久縈繞于我們的心頭。

2012-03-30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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