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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鐘:大丈夫與小丈夫——“國學”隨筆之一
黃鐘:大丈夫與小丈夫——“國學”隨筆之一
黃鐘     阅读简体中文版

    自信“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孟老夫子,仁呀,義呀,喜歡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而且是見了當權派就講。
    在他的心目中,仁者無敵。
    可是當時七國紛爭,相互都是亡我之心不死,面對火燒眉毛的存亡問題,對梁惠王們來說,孟子的大道理,只能是東邊耳朵進,西邊耳朵出。
    其間想實行仁政的,倒還可能會招來麻煩。
    萬章向孟子請教時,就提到這樣一件事情:宋是個小國,現在要實行仁政,齊楚兩國對此很討厭,就出兵攻擊它。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宋國如果實行仁政,自然就會對其他國家的百姓產生吸引力,或者是想偷渡到宋國,或者是想入非非,希望全盤宋化:人家宋國都能夠實行的好政策好制度,為什么我們就不能實行呢?如此一來,對齊楚的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就是無形的威脅。因此齊楚兩國試圖通過國際干預,把宋國的仁政扼殺在搖籃之中,也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怪事了。不過,這種因政治文明差異而引起沖突的事情,只是當時國際風云變幻中的小插曲而已。
    不管怎樣,反正最后定江山的,不是仁者,而是嬴政的金戈鐵馬。用一句套話講,就是實踐證明孟子的理論行不通。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理論學說也一樣。
    所以,弄的到了漢代,桑弘羊還在說孟子“不知世務”。
    其實鼓吹以德服人的孟子并不傻,他心里很清楚,不仁道也可能得到一個國家,只是他堅信霸道不能使天下心悅誠服。
    也正因為這樣,孟子經常引用這個故事:商湯征伐南方,北方不高興,征伐東方,西方不高興,都說:“為什么把我們拉在后面,而不打我們這里呀?”老百姓盼望商湯趕緊來把自己的祖國給滅了,就像大旱盼甘露一樣。簞食壺漿歡迎解放者,只不過想逃避水深火熱的苦日子罷了。在孟子看來,這沒有什么不對,因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
    不過,并不是所有的當權者都明白這樣的道理,或者愿意接受這樣的道理。
    有一年,鄒國跟魯國交火吃了大虧,光領導干部就死了三十三個。這也算是國恨了吧,可老百姓楞沒有一個出來幫忙報仇表現出點愛國主義精神來。對這事,鄒穆公忒生氣:“殺了他們吧,又殺不了那么多;不殺吧,看到他們對長官見死不救,又實在可恨。”于是他就問孟子該怎么辦。
    孟子直言不諱:平時政府不但不關心百姓疾苦,還變著法子欺負他們,現在你的百姓這樣做,也算是對政府的回報。你也不要責備他們了。如果你實行仁政的話,老百姓自然也就愛戴上級,有事的時候也愿意為他們犧牲了。
    在孟子他看來,權位首先意味著責任,而不是意味著百姓有了無條件忠誠的對象。
    孟子路過齊國的平陸時,問當地的領導孔距心:“如果你的戰士一天三次失職,你會開除他嗎?”
    “等不到三次,我就把他開了。”
    孔距心回答的很果斷,卻沒想到孟子接著不留情面地指出:“你自己失職的地方可不少啊。饑荒年成,平陸百姓有餓死的,有逃難的。”潛臺詞很清楚。
    孔距心也不傻,趕緊為自己辯解:這事可不是我孔距心力所能及的。
    孟子說:“現在有個人接受委托,給別人放牧牛羊,那就有義務去找牧場和草料。如果牧場和草料都找不到,他應該物歸原主,還是站在那里,眼睜睜地看著牛羊一個個死掉呢?”
    于是,孔距心認了錯。
    過了些時候,孟子見到齊宣王,就跟他說:你的地方領導,我認識五個,可只有孔距心一個人明白自己的罪過。
    這樣追問責任的圈套,孟子也讓齊宣王鉆過一回。
    孟子問齊宣王:假如您有一個臣子,他要去楚國,把老婆孩子托付給朋友照顧,結果回來發現,妻室兒女在挨餓受凍。您說該怎么辦?
    齊宣王說,跟他絕交。
    “如果您的司法官沒能管理好下級,那該怎么辦?”孟子的話又進了一步。
    “那就撤他的職!”齊宣王回答得一點也不含糊。
    接著,孟子又問:“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搞得很糟的話,那又該怎么辦呢?”
    齊宣王挺尷尬,東張張西望望,就把話題給岔開了。
    此后二千年多年里,居然一直未能順著這個故事追問下去,是中國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最大的不幸之一。
    當然,追問是有風險的。換到秦始皇的時代,誰要是這樣跟嬴政說話,非掉腦袋不可。
    所以孟子需要宣揚“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有一次,孟子跟縱橫家景春辯論時就說:如果覺得正義在握,就應該勇往直前,雖千萬人,吾往矣。能夠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叫大丈夫。
    孟子的這番話,很有些個人英雄主義的味道。如果國民都把孟子的話奉為座右銘,朝廷還怎么統治呢?按照法家的理論,治國靠的就是刑賞兩手,哪一手都軟不得,倘若錢也收買不了,刑罚又嚇唬不住,這樣的刺頭留著對朝廷有什么用呢?因為朝廷沒法把他們當馴服工具用呀。把那些出頭鳥給剪除了,一方面向老百姓用血淋淋的事實證明,胳膊扭不過大腿,老實聽話才能活命,另一方面,也就維持了整個社會的怯懦和散沙狀態。用法家的話來說,這就是弱民強國之術。在法家的理想國里,百姓不能有自己的標準和原則,朝廷今天說,一加一等于三,跪下呼萬歲,朝廷明天說,一加一等于五,還呼萬歲。弄得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沒有骨氣沒啥出息,是歷代王朝千方百計要做的一件大事。
    當然,孟子也明白,不可能舉國上下都是大丈夫,但他并不因此就覺得人的覺悟低,需要強制改造。當告子一本正經地說,要像把柜柳樹制成杯盤那樣,也把人的本性改造得符合仁義,平時滿口仁義道德的孟子,卻很是不贊成告子那種居高臨下的思想改造:“率領天下人損害仁義的,一定是你的這種學說!”
    所以孟子只是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個政治道德的底線,是任何人要做都能夠做得到的。雖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做大丈夫,但起碼可以做小丈夫。小丈夫不是小人,盡管沒有砍頭不要緊的膽量,偶爾為情勢所迫,也有違背良心的時候,但他始終知道自己違背良心,只要沒有人把刀架在脖子上,他就不會主動跟大丈夫劃清界限,或者主動說大丈夫是傻冒,一有機會,他就會聽從良心的召喚,也就是說,他始終有一顆向善的心。這樣,社會可能就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久而久之,這個民族就會有一股“浩然之氣”,充塞于天地之間,每個國民都會生活得有尊嚴。
    盡管孟子跟自己的弟子陳臻說過,“哪有君子可以拿錢收買的呢?”但他并不鄙視金錢,相反,他深知金錢的力量。有一次,滕文公向他請教治國的問題時,孟子為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這和管子的倉廩實而知禮節,異曲同工。
    孟子明白,如果上不足以贍養父母,下不足以撫養妻兒,年成好,過的窮困潦倒,年成不好,就死路一條,在這種生存狀態下,每個人竭力活命都怕來不及,哪里還有工夫和心思學習禮義呢?經濟不獨立,思想政治上也就難以獨立。除了萬里挑一的大丈夫,一般人沒有飯吃了,能不惶惶如也?
    孟子明白的道理,專制者也明白。自從秦始皇以后,朝廷盡可能把每個人的生計、小命,都牢牢拽在自己的手里。大概也正是因為這樣,中國的統治者就把國民的自由和生存問題對立了起來。通過控制國民的活路,使國民不敢想望自由和獨立,通過剝奪國民的獨立和自由,使國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秦以后的王朝實際上就是最大的綁匪,不聽話就撕票。所以,中國人生下來不是想給皇帝拉馬車,而是朝廷千方百計要把百姓弄得生下來不能不給皇帝拉馬車,否則就沒有活路。
    這倒使我想起了加爾布雷思自傳里一個耐人尋味的小故事: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加爾布雷思非常疲憊,想休息一會,吩咐女傭把所有的來電都給擋掉。不久,林登·約翰遜總統打來電話,讓她叫醒加爾布雷思,可這位女傭說:“那可不行,總統先生。我是為他干事而不是為你干事。”
    這個女傭并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但她卻能夠做一個中國需要大丈夫才敢做的事情。中國跟西方發達國家固然是科技和經濟方面的距離,但文明的差距恐怕更大。 

2012-03-31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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