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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北歸(全景再現20世紀中國最后一批大師命運)
南渡北歸:北歸(全景再現20世紀中國最后一批大師命運)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全景再現20世紀中國最后一批大師命運

 

作者:岳南
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1-01-01
ISBN:9787540447601
開本:16開
頁數:426
字數:540000
裝訂:平裝
印刷:黑白

作者:岳南


岳南

山東諸城賈悅鎮人,1962年生,先后畢業于諸城五中、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北京師范大學?魯迅文學院文藝學研究生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華考古文學協會副會長,現居北京。 

著有《復活的軍團》《日暮東陵》《天賜王國》《風雪定陵》(合著)等考古紀實文學作品十二部。另著有以自由知識分子學術精神與情感命運為主體脈絡的《陳寅恪與傅斯年》《從蔡元培到胡適》《李莊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們那一代文化名人》等十部,其中《風雪定陵》《西漢亡魂》《遭遇兵圣》《千古學案》《萬世法門》(合著)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譯為英、法、德、意、日、韓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銷量已達數百萬冊,為中國最具全球影響的當代著名作家之一。

書的由來、內容、形式與風格:


首部全景再現20世紀中國最后一批大師命運變遷的史詩巨著
臺灣時報十大年度好書《陳寅恪與傅斯年》《風雪定陵》作者岳南巔峰力作
茅于軾、何亮亮、李國慶、余世存、解璽璋、張頤武、李存葆、莫言、朱向前、張志忠、徐貴祥、王久辛…… 聯袂推薦

CCTV中央電視臺和北京大學聯合投資拍攝由本書改編成的大型電視劇
本書作者耗費8年心血,三下江南與西南邊陲實地采訪與考察,搜閱近千萬字珍貴資料,第一次全面描述了關于20世紀最后一批大師群體命運的劇烈變遷
所謂“南渡北歸”,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識分子冒著抗戰的炮火由中原遷往西南之地,爾后再回歸中原的故事。

整部作品的時間跨度近一個世紀,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紀人文科學領域的大部分大師級人物,如蔡元培、王國維、梁啟超、梅貽琦、陳寅恪、錢鍾書等。作品對這些知識分子群體命運作了細致的探查與披露,對各種因緣際會和埋藏于歷史深處的人事糾葛、愛恨情仇進行了有理有據的釋解,讀來令人心胸豁然開朗的同時,又不勝唏噓,扼腕浩嘆。

本著是《南渡北歸》第二部,著重描述了抗戰勝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的學術追求、思想變化與不同的人生遭際,時間跨度約為抗戰中后期至1948年末,國民政府搶運國寶與“搶救學人”計劃,連同選舉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為止。突出地再現了董作賓、李約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蔣夢麟、聞一多、劉文典、羅庸、鄭天挺、吳晗等中外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艱難歲月里,顛沛流離,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從不同的角度還原了西南聯大學潮與聞一多被刺案真相,對自由知識分子群體于時代大潮中的分化與演變,作了深入細致的探究,被蓄意掩蓋的歷史隱秘得到了充分揭示。

翻翻目錄:


第一章 穿越歷史之門
研究烏龜殼的人
郭沫若賜給的教訓
抗戰八年第一書

第二章 聞道在蜀郡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
結緣在山中
一代名媛沈性仁

第三章 小鎮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憶
由決裂到言和
李約瑟難題的癥結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號作戰計劃
一寸山河一寸血
江水無語東流去

第五章 勝利的前夜
延安訪問
毛澤東與傅斯年夜談往事
梁思成:日本京都、奈良的恩人
天降喜訊
日月重光

第六章 北大春秋
棄北大入內閣
蔣夢麟辭別北大之謎
周作人罵傅斯年“驢鳴”

第七章 血染紅土地
“獨眼龍”被困五華山
李宗黃入主云南
“一二·一”慘案

第八章 大角逐
關司令痛毆李宗黃
神秘人物暗中操縱學潮
學潮洶涌中的傅斯年

第九章 大幕在黃昏中落下
梅貽琦夾縫中突圍
聞一多與傅斯年叫板爭勝
聯大悲情錄
南雁北歸春迎客

第十章 獨宿春城燭炬殘
“國寶”劉文典
鐵蹄下的書生骨氣
劉文典月下講“紅樓”
神秘的磨黑之行
聞一多對劉文典一劍封喉

第十一章 血性男兒
站在革命對立面的聞一多
青島大學的“驅聞宣言”
聞一多與“二家”

第十二章 從學者到“斗士”
陳夢家與吳晗
專業不同心同仇
十字街頭異鄉客

第十三章 聞一多之死
“斗士”是如何煉成的
誰締宣和海上盟
子彈穿過頭顱

第十四章 殘陽如血
胡適歸國
誰知明月照溝渠
馬神廟旁,一片神鴉社鼓

第十五章 還都南京
山坳里躁動的靈魂
英辭未擬,惜此離思
有情人終成眷屬
沖出夔門
81名院士出籠

編輯絮語

看看書評:

本著是《南渡北歸》第一部,描述了抗戰爆發前后,中國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從敵占區流亡西南的故事。時間從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始,繼之平津淪陷,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南渡西遷,先長沙后昆明、蒙自辦學的歲月,同時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同濟大學、中國營造學社在抗戰烽火中艱難跋涉的歷程。突出地描寫了蔡元培、胡適、陳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濟、林徽因、金岳霖、梅貽琦、馮友蘭等大知識分子的生活、學術、精神與情操,搜羅宏富,規模宏大,意旨宏遠。堪稱中國知識分子抗戰時期的群雕。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日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愿。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東城老父機先燭。

南渡殘生夢獨多。衰淚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陳寅恪《余季豫先生挽詞二首》

但如今,突然面對著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亙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冥想》

讀讀書摘:


第一章 穿越歷史之門

研究烏龜殼的人


陳寅恪與李莊失之交臂,標志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由盛轉衰。當年史語所的主將趙元任,早在昆明時期就棄所而去,跑到美國任教于夏威夷大學,后轉耶魯與哈佛大學任教,從此再也沒有與戰火熊熊的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史語所在李莊的另外幾員大將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濟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方桂也已離開李莊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凌純聲不久即到重慶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長,只有董作賓、吳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幾位元老還在李莊板栗坳這座孤獨的“山寨”里艱難度日。面對日漸冷清且有些悲涼的境際,大家仍苦撐待變。正如石璋如所說:“留下的幾個人不管如何,依舊規矩工作。”[1]

面對日漸衰退的學術陣營,傅斯年決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員特別是青年學子入所,除充實所內實力,還有一個更長遠的目的,就是“培養學術研究的種子”,以為國家學術事業延續香火。恰在此時,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攜弟子屈萬里來到李莊。

王氏以學識淵博名冠一時,當年在他的協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不僅在濟南郊外成功地發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還成立了山東古跡研究會,史語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該會委員。正是由于這一連串的關系,作為山東籍的傅斯年與王獻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抗戰爆發后,濟南淪陷,王獻唐得到某機構的資助,攜弟子屈萬里來到李莊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繼續學術研究。王氏不遠千里來到此地,除與史語所幾位主要人員有故交,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此處有戰時后方最大的圖書館——幾十萬冊藏書可供參考。

與王獻唐一同前來的屈萬里,1907年出生于山東魚臺縣,啟蒙后由取得生員功名的父親屈鴻生親自授讀古文,打下了深厚的舊學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屈萬里自郁文學院輟學返鄉,由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欒調甫推薦給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從圖書館館員一直做到編藏部主任。其間屈氏開始閱讀館藏文字學書籍,并隨王獻唐學習古文字,學業大進,后決心治甲骨學。抗戰爆發,在濟南淪陷的前夜,屈萬里主持將館藏書籍先運往曲阜,再運至四川樂山秘藏,隨后遷往重慶。1940年任職中央圖書館,1942年辭職,隨王獻唐輾轉來到李莊板栗坳深山蟄居。由于屈氏此前已有較厚的甲骨學功底,傅斯年決定讓其補到史語所三組,跟隨董作賓整理甲骨文。

自1943年殷墟第9次發掘之后,董作賓把主要精力用在前9次發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與研究中。據統計,前9次發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經過墨拓、登記、編號,選出3942片,于1935年編輯完成《殷墟文字甲編》(以下簡稱《甲編》)圖版部分。按照計劃,與圖版相對應的還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編釋文》(以下簡稱《釋文》),即對圖版加以考證和解釋的文字說明。《釋文》由董作賓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負責撰寫,但胡氏在昆明龍頭村時期不辭而別,轉而跟隨顧頡剛、錢穆等在成都齊魯大學另起爐灶,搞甲骨文研究,并招兵買馬,開山扎寨,公然與史語所抗衡。此舉在給董作賓造成心靈創痛的同時,也給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動,胡福林在昆明負責的《釋文》工作隨之流產。

當史語所遷到李莊后,董作賓曾設想找一個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寫《釋文》。1941年10月16日,李濟赴重慶公干,梁思永在致李濟的信中提到“彥堂兄請兄覓聘一頂替胡厚宣的人物,囑弟轉告”[2]即指此事。當時,學界中人特別是青年學子大多已無心搞學術研究,紛紛思走,想方設法到條件好的城市和利祿厚實的機關做事謀生,根本無法找到適當的人來這偏僻貧窮的李莊,研究在許多人看來百無一用的烏龜殼。無奈之下,董作賓只好請李莊士紳張官周薦介,把正在李莊憲群中學(南按:由張官周母親王憲群以養老田的收入出資創建,故命名為憲群中學)讀書的本地青年學生劉淵臨找來培養實習,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項工作。屈萬里的適時到來,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職位,與劉淵臨一道協助董作賓完成未竟之業。盡管如此,由于胡厚宣中途撂了挑子,屈萬里接手后用了很大力氣才理出了頭緒。當1948年《甲編》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時,屈萬里的《釋文》卻遲遲趕不出來,直到1961年6月才得已出版——這時的出版地點已不是大陸而是臺灣了。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大陸學者所能夠看到的,就是一部由烏龜殼墨拓成形、未經考釋和注文的黑糊糊的《甲編》——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國甲骨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事業的不幸。

與董作賓同在李莊板栗坳的研究員、著名漢簡研究專家勞榦曾說過:“彥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學刻字,因此對篆文早就很熟悉,這對于學甲骨文是很有幫助的。彥堂先生曾經告訴我,他鑒定甲骨真偽的一種方法,是從原來刻時的刀法看,而這種心得,就是從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3]當時與勞榦同在李莊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繼愈,許多年后以北京圖書館館長兼著名學者的身份,談到個人與社會潮流的關系時,曾列舉董作賓的成才事例說:“一個學者的成功,個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會里,都是社會里的一個成員,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總是拗不過這個社會的大潮。只有在這個大潮里面,你個人的作用才有可能顯現出來……再大的英雄也是這樣。(如)搞甲骨文的像董作賓先生,我認識的,他原來在集市上擺小攤,賣那個毛巾呀、雪花膏呀、發卡子呀這類的東西。顧客有時候來,有時候不來,趕集嘛。他就拿著《漢書》在那里看,結果被一個專家看見了,就說你這個年輕人不要擺攤了,跟我念書去吧。后來他就成了個甲骨文專家。這也是個自學成才的(例子)了。”[4]

任繼愈此言,可能是在李莊時曾聽董作賓親自講述所得,未免加入了一些傳奇色彩。但董作賓事業得益于風云際會的大潮流、大趨勢,加之自己敏銳的學術眼光和不懈奮斗而終于成其大器,則是合乎事實的。

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陽董陽門村的董作賓5歲時,甲骨文被當時的國子監祭酒王懿榮認出并開始探究——這是世人認識甲骨文之始。次年,董氏在家鄉入私塾就讀經史,后進當地學堂學習,與后來成為著名考古學家的郭寶鈞同窗。因家境貧寒,自14歲始,董作賓幫助父親“作手工業,印衣袖。臘月春聯鬻之。為人刻印章,每字取銅元四枚”,[5]但仍未放棄學業。1912年,董氏于小學畢業后赴南陽一面經商,一面與他人共同設館授徒。也就在這一年,著名甲骨學家羅振玉經過多次明查暗訪,終于找到了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安陽小屯村,并搜求甲骨1.2萬片開始研究,同時根據甲骨卜辭考釋出小屯村就是殷商時代的都城,這一劃時代的發現,引起了中外學術界震動和關注。1918年,24歲的董作賓于南陽師范學校畢業,接著考入河南育才館,師從古文字學家時經訓學習商簡,自此得知天下還有一種刻在烏龜殼上的古老文字——時距甲骨文發現已過去19年矣!這位名叫時經訓的老先生,可能就是任繼愈講述的所謂發現董作賓的“專家”。但從董的經歷看,跟隨時老先生學習的收獲并不太大。1923年董作賓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成為研究生,仍一直沿著方言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同樣沒有要成為一名甲骨學家的跡象。直到有一天夜里忽發奇想,靈感突現,才有了使他成為一代甲骨學大師的預兆。

據董作賓北大同學、后押運古物赴臺灣并出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莊尚嚴回憶:1925年夏天,莊與董作賓于北大國學門畢業后,分別留校任助教,實際上是研究人員。董當時致力于歌謠方言的研究,莊則在考古學上用力。在莊看來,董作賓應當上山唱歌,自己則當下田挖土。由于是暑假,天氣悶熱,二人便搬到校中一間空閑的大辦公室打地鋪住宿,以避酷暑。有一天晚上,董作賓忽然從地鋪上坐起來,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鄭重其事地說道:“老莊,你看咱們長此下去,如何是了?”

莊尚嚴一聽,不知對方發什么神經,漫然答道:“不如此下去,難道讓我們去搶銀行綁票,上山當土匪,殺人越貨嗎?”

董作賓并不理會莊的黑色幽默,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有點激動和神秘地說:“我有一個主意,你如同意,咱們一同到我家鄉安陽去發掘甲骨如何?你學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強項。我是河南人,對地方關系可以搞得好。這是一條有廣大發展的道路,比局促在這里有前途得多了!”

董的一席話引起了莊的極大興趣。此時羅振玉、王國維等人正由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名聲大噪,備受世人矚目。除羅、王之外,當時研究此學問者寥寥無幾,而甲骨文很明顯是一個尚未開辟的充滿神秘誘惑的寶藏。莊尚嚴頭腦一熱,立即坐起來道:“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個搞歌謠,一個學考古,對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學識如小學訓詁文字學都無根基,如何辦得了?”

董作賓聽罷,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道:“若等你在課堂或書本中學好文字學,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書店里發賣了,哪還有咱們的機會?為今之計,只有占先,一面發掘,一面讀書,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問題,這個問題就逼著你非讀金文、小學去細心細考,自然會有新局面、新結論。舊路已為人家占滿,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們年輕人的出頭之日?”

莊尚嚴在回憶中說:“大約從這時起,他就打定了這個主意,不久我就聽人家說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陽挖龍骨去了。我則為學校派往日本東京帝大從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兩個人就此各自東西了。”[6]

莊氏所說的“不久”,其實是三年之后的事了,當時董對自己的學術前途尚茫然無知。任繼愈的“社會大潮說”有一定道理,倘若沒有當時社會大潮的推助,董作賓再精明老練,也不可能在這門學問事業中取得后來如日中天的大成就。事實是,1927年董作賓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任副教授,結識了與他人生命運緊密相連的“了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之一傅斯年”。[7]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廣州宣布成立。此時董因母親病重,請假回鄉照顧母親,并在南陽中學當了一名國文教師。就是在這一節骨眼上,傅念舊情,先聘董為史語所通信研究員,后改為編輯員。史語所剛一成立,傅斯年就急于想在學術界大展身手,便有了到安陽挖烏龜殼的主意。不過這個時候的傅斯年尚是一光桿司令,手下無將無兵可派,情急之中,想起了在南陽中學任教的董作賓,便打電話令其赴小屯主持甲骨調查和發掘。頭腦并不糊涂且早有意要借挖烏龜殼以鳴天下的董作賓,在這股驟然興起的社會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立即趕赴小屯行動起來。命運之神似對他格外惠顧,第一次試掘,竟獲取有字甲骨774片,古物10余種,且從調查情況判斷,地下的甲骨并未窮盡,埋藏頗豐。有了這一非凡的收獲和發掘前景,董作賓的人生之路也就從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來了。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1375158401

2012-04-18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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