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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告別"十月"人文與社會
王炎:告別"十月"人文與社會
王炎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
    
    曾幾何時,一部蘇聯電影比任何一部國產片更深入人心。至少兩代中國人觀賞《列寧在十月》的經驗,改變了他們一個時代的記憶。1970年代崢嶸歲月,中蘇交惡,但大人、孩子口頭語還提起這部蘇聯電影的臺詞:"面包會有的"、"讓列寧同志先走"、"小人鬧事真可怕",不一而足。孩子們玩"打仗"時,最愛模仿的電影場面是叛徒出賣列寧,衛士瓦西里護送領袖最后一分鐘脫險。姜文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也有這場戲,部隊大院嘯聚一彪"野孩子",歇斯底里地喊:"地址!地址!"。主人公馬小軍躺在沙堆上假裝叛徒,斷氣前哽吃地說出列寧的住址。一部電影充斥了孩子們的整個想象空間,不知因為它意趣盎然呢,還是循環放映的次數太多,讓本已匱乏的文化生活更顯偏執、重復、沉滯。
    我問過60年代出生的朋友,他們記不清電影情節了,三十多年沒看了,但有些臺詞仍朗朗上口。一部電影也是一個時代流行文化的元素,臺詞滲透到流行語匯里,像如今網上不知所云的"浮云"、"神馬",已沉淀到社會集體無意識之中。有意思的是,朋友們不約而同記得同一場景--占領冬宮。一旦勾起懷舊情緒,大家不能自已,將破碎的記憶一片片編織起來,似修復蝕損的老膠片,已模糊的影像復現了:幾個俄國工人、士兵,先遣爬上冬宮森冷的鐵柵欄門,本想翻過去打開它,可后面潮水般的大軍已經沖上來,門被撞開了,爬上去的人伶仃無告地騎在門扇上,就那么隨人潮涌動來回蕩著。
    
    二、
    
    去俄羅斯,我最想看的第一是紅場,第二是冬宮。心里明白兩個地方是文化符號,懷舊情結的殘余而已,但畢竟是想象俄羅斯的要素。我的俄羅斯之行便遵循這個路線圖,先浮光掠影參觀紅場、紅場上的列寧墓、邊上的克林姆林宮。然后乘高鐵去圣彼得堡,直奔冬宮,路上才四個半小時。原來的印象,莫斯科與彼得堡之間路途遙遠。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里,皮埃爾與幾個青年貴族荒唐無稽,把彼得堡警察局長捆在狗熊背上,扔進莫伊卡河。他被驅逐出境,小說場景一轉,皮埃爾又出現在莫斯科社交場。故事發生在19世紀初拿破侖戰爭期間,俄國沒通鐵路,莫斯科與彼得堡之間靠馬車交通。700公里漫漫長路讓雙城的命運判若天淵,一城焚毀,一城紙醉。《安娜·卡列尼娜》發生在1870年代,托爾斯泰寫的同時代的故事。莫斯科與彼得堡通了火車,安娜從彼得堡趕來莫斯科只需一個通宵。剛到莫斯科站臺,便碰上風流倜儻的弗龍斯基伯爵。莫斯科城的舞會少不了賢媛名士、風花雪月,安娜初情萌動,倉皇逃離,弗龍斯基尾隨其后,偷偷登上彼得堡的列車。一夜快車成全一段傾城之戀,也釀下一場曠世悲情。
    高鐵列車緩緩駛入彼得堡車站,我領略了托爾斯泰筆下的白夜。從車窗望出去,站臺上飄著太陽雨,天那邊艷陽高照,這邊煙雨茫茫,此刻已是晚上十點多。本應八月酷暑,彼得堡最高氣溫還不到20攝氏度,恍惚間時光倒錯。關于這個城市,我的知識是蕪雜的。讀到過"圣彼得堡"的沙皇改革,聽說過"彼得格勒"推翻沙皇的革命,又知道"列寧格勒戰役",支離破碎,其實都發生在這同一地方。圣彼得堡在人口過百萬的城市中緯度最高,地處芬蘭灣。彼得大帝1703年從瑞典人手上搶過這個要塞,他很西化,不喜歡莫斯科的保守,便遷都向西到此,給新都起了個德國情調的名字"圣彼得堡"(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Saint Petersburg)。一次世界大戰,俄、德分處兩大陣營,刀兵相向。正廝殺酣戰之際,沙皇尼古拉二世嫌圣彼得堡名字太德國化,與同仇敵愾的反德情緒不搭調,遂更名為"彼得格勒"(Петроград, Petrograd),地道的本土地名。乍看意思沒變,涵義卻不同,原本為"圣徒彼得的城市",改名后似"彼得大帝的城市"。"一戰"沒結束,1917年俄國相繼發生兩場革命,"二月"和"十月"革命,新名稱還沒叫順口呢,城市又更名為"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 Leningrad)。原因是列寧1924年離世,悲痛的蘇維埃緬懷國父在此革命,稱圣地為"列寧的城市",首都卻遷回莫斯科。幾十年后,蘇聯解體,為表達新俄羅斯告別老蘇聯之決絕,愛在地名上做文章的俄國人又行動起來,1991年復辟該城最初的名字--圣彼得堡。
    
    三、
    
    也許下意識地模仿在十月的列寧,我風風火火地搞到一張彼得堡(旅游)地圖,找冬宮的方位。冬宮是愛爾米塔什國家博物館建筑群中的一座,旅游指南首推的景點,與盧浮宮、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齊名,為世上最古老、收藏規模最大的藝術館之一。至于攻打冬宮,指南上只字未提。博物館前有寬廣恢弘的廣場,身著18世紀宮廷盛裝的紅男綠女,眉花眼笑,爭與游客合影斂錢。背景尖頂拱門,瓊樓玉宇,氣象不凡。在《列寧在十月》粗劣的黑白舊膠片上,欣賞不到如此美奐勝景。進入宮里,更嘆為觀止。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浪擲錢財,搜刮世上珍奇異寶,皇宮里堆金砌銀,競奢耀豪之極。
    藝術迷宮雖讓人目眩,兒時的記憶卻讓我的興致帶著意向性。電影里被撞開的那扇鐵門一下吸去我的目光,現場實物與片中的影像不大一樣。電影里槍林彈雨、血雨腥風,漆黑的鐵門在硝煙中陰森冰冷,是暴政與鎮壓的象征,臨時政府負隅頑抗的最后防線。當它被攻破時,故事高潮,狂歡式的群眾大場面,布爾什維克革命從此走向勝利。而眼前這門,富麗堂皇、偉岸凝重,門扇閉合處豎立一鍍金雙頭鷹,騰空展翅之勢,是沙皇權力的象征,森森然有帝王霸氣,似夸耀沙俄昔日之輝煌。拍電影的大門是同一個嗎?會不會時隔百年冬宮改換門庭了?
    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翻出老碟片,重放"占領冬宮"。找到兩部蘇聯片子,一部紀念十月革命10周年的獻禮片《十月》,另一部是20周年獻禮片《列寧在十月》。愛森斯坦導演的《十月》,不厭其煩地拍攝冬宮大門,遠、中、近景不斷切換,還有門上那雙頭鷹的特寫,與我看到的實物分毫不差,只是傳遞出的信息不同,我的印象才出現偏差。愛森斯坦是蒙太奇的鼻祖,運用剪輯,將鐵門與臨時政府調部隊鎮壓的鏡頭拼接,產生象征的意義:臨時政府從革命者蛻變為新皇權,與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樣鎮壓革命。如今藝術博物館營造的氣氛卻是另一樣,這調調我在"俄羅斯中央當代歷史博物館"找到了最貼切的詮釋。在莫斯科原高爾基大街上,我一進當代史館,門口的第一展柜鄭重聲明:雙頭鷹乃俄羅斯聯邦的國家標志,自古以來一直象征俄羅斯民族的神圣不可侵犯。
    
    四、
    
    一座鐵門傳達了什么不同的意義,細究起來,須"閃回"到1927年。28歲風華正茂的愛森斯坦剛拍完《戰艦波將金號》,名聲鵲起,被奉為電影蒙太奇的世界級大師,對歐洲和好萊塢電影有深遠的影響。是年,蘇聯政府慶祝十月革命十周年,計劃影像再現"開創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鑒于愛森斯坦的聲望,主管電影制作與發行的"蘇聯影業"委托他拍獻禮片。時間緊、任務急,導演把情節限定在從"二月革命"走向"十月革命"。愛森斯坦是兩場革命的親歷者,十年前在彼得格勒,他懵懂遭遇推翻沙皇和布爾什維克奪權的歷史關頭。一個17歲的文藝青年,心不旁騖,仍專注于繪畫和戲劇研修,他至多僅充當了革命的旁觀者。[1] 十年后接獻禮片任務時,他對革命已有了一整套理論。一篇叫《電影形式的辯證觀》(A Dialectic Approach to Film Form)的文章中,他說一切新事物均產生于對立矛盾的斗爭之中,十月革命是改變世界歷史、創生新制度的時代拐點,蒙太奇能生動地揭示革命的斗爭性。[2] 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本質不同,前者為資產階級革命,后者則是無產階級的,"辯證蒙太奇"(dialectic montage)可以在銀幕上表現這兩者之間的斷裂。
    影片《十月》一開頭,沙皇的雕像被激憤的民眾拉倒,羅曼諾夫王朝結束,二月革命勝利。觀眾以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雕像在彼得格勒被毀,其實導演偷梁換柱了,銀幕上的石像是遠在莫斯科的老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3] 愛氏的影像是象征性的。接著,辯證蒙太奇演繹一系列"矛盾與斗爭":領導二月革命的臨時政府蛻變,繼續不義的戰爭;總理克倫斯基想當拿破侖,七月屠城、鎮壓人民;列寧出現在彼得格勒車站,號召工人起義。一個個沖突,鋪陳并積蓄著最后的戲劇性轉折。導演懂無聲影像講故事的方略,一點點拉起懸念,緩緩加碼,沉住氣,慢慢推向高潮,最后觀眾才宣泄、狂喜、升華。接著,士兵挖壕修壘、扛槍架炮,緊張備戰。守衛冬宮的婦女敢死隊面目猙獰,死心塌地捍衛臨時政府。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像個黑色幽靈,在涅瓦河上游弋,炮口指向冬宮。在斯莫爾尼宮,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辯論的熱火朝天,武裝起義還是政治斗爭?漫漫長夜,愛森斯坦的懸疑拉得太長了,觀眾已昏昏欲睡。突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阿芙樂爾的主炮開火了,敘事的洪水也決堤了。
    我推開冬宮后面一扇黑漆小門,細雨霏微,散進空氣中,似煙似灰。跨過一條小馬路,站在涅瓦河畔,遠望水面,尋著阿芙樂爾開炮的方位。這艘年逾百歲的老船依然健在,遠遠停泊在河道拐彎處,頗費周折,才覓見蹤跡。熟悉的船體,依舊如電影里雄姿威武。可憐耄耋之年,戰場上不中用了,充作博物館掙游客的門票錢,晚景凄慘。船邊無數小攤販兜售十月革命紀念品。據當地報上說,蘇聯的"紅色遺物"都是中國邊貿生產。蘇聯一度向中國輸出革命,現在返銷回來,在這兒消費"革命符號"的,又多是"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游客,記憶循環的意淫,歷史開了個國際玩笑。史學家不肯放過這條船,莫斯科中央當代史館陳列的歷史圖片上說,阿芙樂爾號當年一炮未發,艦上未配備彈藥,只打了一響空炮,權作起事的信號。俄國修正史家存心讓"給中國帶來馬克思主義的一聲炮響"落空,其心歹毒。
    電影《十月》里,阿芙樂爾雄風尚在,一炮揭開歷史篇章。大場面的"武戲"上演了,冬宮門前萬炮齊發,起義大軍風卷殘云。死守的女敢死隊被刺刀穿心,鏡頭特寫一張因痛苦而扭曲的丑臉。臨時政府的辦公桌顫抖了,部長們魂飛魄散。愛森斯坦釋開懸疑,一瀉千里,烽火狼煙中革命推向高潮,他的斗爭哲學也升華為"矛盾的合題"--無產階級鑄就歷史主體,革命激情化作階級意識。蒙太奇不僅圖解了官方意識形態,也詮釋了導演鐘情的唯物史觀。
    后冷戰俄國史家又出來辨偽,存心掃興。他們稱攻打冬宮純系子虛烏有,俄歷1917年10月25日那天,克倫斯基已棄冬宮而去,無需占領。有一小股散兵游勇,大模大樣接管皇宮。曲折回廊里他們迷了路,誤闖早餐室,碰上幾名部長,順手逮了正著。這關乎幾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難道攻打是事后排演的不成?據修正史家考證,1920年,蘇政府為慶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確實在冬宮廣場前排演一場大規模"街頭行為藝術"。政府征用數千名紅軍和八千多市民,配備裝甲車、卡車、機槍大炮,還有戲劇導演、舞蹈演員、大合唱團、以及龐大的樂隊,聲勢浩大地"攻打"起冬宮來。音樂奏起,國際歌嘹亮,爆竹煙火齊鳴。據稱,列寧領導的不流血的革命才過去三年,宣傳機構覺得沒有武裝斗爭總是個遺憾,體現不了歷史新紀元,便模仿法國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獄,搞了場十萬人觀摩的大戲。也就是說,愛森斯坦再現的不是歷史,而是"行為藝術"。當年有個笑話,愛森斯坦拍電影動用的槍炮比史實的規模還大,傷亡的演員比革命的代價還多。[4] 修正史家怕矯枉過正,失信于人,又擺出嚴謹姿態,說笑話的前半句千真萬確,后半句有點夸張,十月革命實際逮捕了18人,死了2人。
    《十月》在蘇聯公映,愛氏美學無人喝彩。官方批評他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觀眾抱怨影片冗長、乏味,像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只有西方學院盛贊,稱其為視覺盛宴,影像與形式頗多創新。該片到如今還是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可大眾文化中早了無痕跡。愛森斯坦費力不討好,還另有原因。《十月》淡化了領袖的作用,給列寧的鏡頭匆匆掠過,反角克倫斯基卻大占篇幅。其實這是導演的歷史觀:臨時政府惑世誣民,激起人民自發革命;歷史的必然選擇這一刻,人民創造歷史,并成為主體;布爾什維克并非先知,不可能歷史關頭到來之前策劃并領導革命。[5] 如此唯物史觀不合時宜了。1924年列寧逝世,斯大林掌權,加強文藝控制,為黨的喉舌。1932年蘇共中央下發《關于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定》,1934年作協成立,要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文藝創作的方針,突出英雄形象,強調黨的領導,宣傳領袖的鋼鐵意志。而《十月》突出人民革命的集體群像,淡化了黨的領導,政治上不正確。盧卡奇譏諷公式化的藝術觀為"官僚的自然主義"。
    
    五、
    
    蘇聯迎來十月革命20周年時,新獻禮片又緊鑼密鼓籌備起來。1937年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黨內大清洗開始了,報紙上也捷報頻傳,第二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蘇聯一躍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美國對紅色威脅憂心忡忡,既拉拢又嫌惡。好萊塢拍起蘇聯題材影片,歪曲五年計劃成就,將斯大林與上臺的納粹相提并論。與好萊塢合作密切的愛森斯坦失寵了,獻禮片的任務落到學生輩的米哈依爾·伊里奇·羅姆身上。十年倏忽,政治環境變幻莫測,電影技術也日新月異,蘇聯電影從默片進入有聲時代。年輕氣盛的羅姆深諳聲、畫同步的潛力,別具手眼地運用新技術,迎合新政策的口徑。同是十月革命題材,他不蹈前輩覆轍,不拍社會全景,省略掉二月革命、臨時政府鎮壓和議會斗爭等歷史背景交代,只鋪陳一條線索,聚焦一位超人般主人公,列寧的歷險記,片名叫《列寧在十月》。故事乃"通俗情節劇"(melodramatic)風格,酷似好萊塢動作片中的英雄傳奇。列寧神出鬼沒、運籌帷幄、力挽狂瀾。周旋于斯大林和衛士瓦西里之間,有情有義、噓寒問暖。不失偉人氣度,又俏皮幽默,集大賢大能于一身。羅姆最懂好萊塢的經典敘事,最后一分鐘營救、心理動因定義的情節、幸福結局等技巧,爛熟于心,信手拈來。片子拍得起伏跌宕、引人入勝。從1950年引入中國以來,該片在祖國各地、機關廠礦,部隊學校,內、外部影院,幾十年放映不衰,國人百看不厭。將革命演繹成大眾娛樂,愛森斯坦望塵莫及。當然默片時代,愛氏為電影形式所限,沒有對白、獨白,只靠影像與剪輯象征性地刻畫心理與個性,缺乏有聲片的現實感。而十年后羅姆如虎添翼,以好萊塢敘事給意識形態編碼,贏得數不清的榮譽:列寧勛章、勞動紅旗勛章、蘇聯人民藝術家。
    然而,攻打冬宮是愛森斯坦的一座影像豐碑,羅姆無力超越,只亦步亦趨的模仿。重要的是這場戲的意識形態美學,十月無產階級與二月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要靠一場武戲清算了斷,只有武力大對決才能標識歷史性轉折,觀念濫套卻喜聞樂見。羅姆除了給槍林彈雨、炮聲隆隆、人潮洶涌同步配音之外,幾乎重復《十月》的場面調度。這才有我輩刻骨銘心的視覺記憶:俄國工人爭先攀上漫長的"大使階梯",運動長鏡頭隨人流穿行一間間珍品點綴的宮廷內室,吶喊、交火、雕像崩碎。最后,包圍政府部長,悉數逮捕,大團圓式結局。從此,也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十月"深入我們的集體無意識,給中國革命的歷史書寫涂上底色。對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期,我們不是步蘇聯官方史學的后塵?阿芙樂爾號的那響空炮,不也成為區分中國新、舊兩場革命的符號嗎?但70年后,俄國影人一心要顛覆這個神話。
    
    六、
    
    1991年蘇聯解體,十月革命題材冷落了。2008年俄政府卻資助出品了一部耐人尋味的影片《海軍上將高爾察克》(安德烈·克拉夫庫克導演)。俄羅斯電影史上,這幾乎是投入最大的片子(合2千多萬美元)。它顛倒蘇聯時期的歷史價值觀,讓"反革命頭領"、白軍最高統帥高爾察克做正面英雄,而革命工人和士兵卻是反角,兇殘的暴民。兩場革命便成了亙古未有之浩劫。影片以高爾察克的視角貫穿敘事,時間框架設在二月和十月革命的前后,是部愛國將領忠心沙皇、為俄羅斯民族存亡獻身的英雄史詩。但經典電影史詩時代已經過去,《高爾察克》與這個時代其他歷史片一樣,不興以歷史做主線。歷史太沉重,只配做羅曼史的背景,主人公與美女安娜的生死戀才在故事的前景。戰爭場面、革命起義、權力角逐、暴虐屠戮都襯托愛情的偉大與崇高。市場化社會里,歷史、民族,甚至個人的成長,只在與消費邏輯契合時才得以言說,而愛情才是商業文化中唯一超越性的神祗。電影結尾處,高爾察克被蘇聯契卡槍決,安娜孤身生活在暴政的恐怖之中。鏡頭切換到1964年,老邁的安娜參觀莫斯科電影制片廠,正趕上排演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一場斗脂競粉的宮廷舞會戲,喚起安娜的往事回憶。瀟灑英俊的海軍上將,慷慨赴死前也不忘記他莊嚴的承諾,與她跳上一曲華爾茲,舞會是盛裝華麗的那種。但下層暴動葬送了高雅的貴族生活,嗜血叛亂破滅了癡男怨女的海誓山盟。一段肝腸寸斷的未了情,便是我們時代的悲劇意識。愛情宇宙洪荒,革命乖戾無常。
    在前蘇聯的殘垣斷壁上誕生的俄羅斯,為尋找新的身份認同,否定革命,追認沙俄的昔日輝煌,來填充民族主義的歷史想象。新的歷史敘述強調俄民族自古綿延不斷的獨特傳統,雖一度被革命中斷,但新俄羅斯能再次接續歷史,重塑民族之魂。所以,影片《高爾察克》恢復了沙皇的正面形象,尼古拉二世悲憫仁厚,贈予海軍上將一本鑲金圣經,作為托付使命的信物。高爾察克為民族的榮耀,像堂吉訶德沖向風車,與布爾什維克殊死決斗,毀滅在時代與命運的車輪之下。語境不同了,再現出來的"十月"也與愛森斯坦或羅姆的天差地別。非但沒有占領冬宮,以便劃分新、舊革命,就連布爾什維克起事也沒給一個鏡頭。只有"無恥的"二月嘩變逼退沙皇,十月之變是小插曲而已。大對決發生在代表俄羅斯的皇室與不信教的暴民之間,而不在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與臨時政府之間,因為他們乃一丘之貉,同為無長幼尊卑的冒險家、牟利小人,不睦也是內部分歧,兩場革命被算在一筆帳下。
    這不僅是一部電影的歷史觀,也是俄國意識形態的鏡像。俄中央當代歷史館的表述雖貌似公允,實與該片互為表里。電影再現十月革命這80多年的風風雨雨,讓人感嘆歷史百變千面,電影像面哈哈鏡,反射的不是歷史的原貌,而是扭曲的鏡像,其"扭度"便是作者的欲望,即苦心孤詣說服大眾的權力意志。在哈哈鏡里找歷史真相雖然徒勞無功,但可對不同時代的意識形態洞若觀火。比如,愛森斯坦主張自下而上的革命--群眾為革命主體,羅姆則宣傳自上而下的模式--布爾什維克領導革命走向勝利,后冷戰的俄羅斯為告別革命,推出暴民亂政的艱難時世,每個模式都是時代政治氣候的風向標。如視野再展開一點,還發現西方的俄國史學恰與之形成"倒置"的鏡像。如美國鷹派史學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Edgar Pipes)的觀點,便呼應羅姆自上而下的模式,只是價值判斷顛倒一下。派普斯認為,十月革命乃一小撮知識分子組織政黨,操縱并愚弄民眾的篡位政變,是極少數黑手策劃的社會災難。批評派普斯陰謀論的,是美國修正史家亞歷山大·拉賓諾維奇(Alexander Rabinowitch)。在《布爾什維克通向權力之路》(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1976年)一書中,他認為俄共在革命前并非鐵板一塊的政黨,而是主張不同、爭論不休、毫無權威可言的一群知識分子組成的松散組織。1917年10月的事變碰巧順應了民意,大眾把他們推向風口浪尖,才成了弄潮兒。既非歷史必然,也不是陰謀政變。冷戰后,俄國與西方史學終于殊途同歸。英國史家奧蘭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在《一個民族的悲劇》(A People's Tragedy)(1996年)中,追溯革命的起源到彼得大帝時代,不怨激進思想濫觴,卻痛惜貴族文化衰落,致使俄國底層農民殘暴的野性失控。所以,民眾絕非革命的受害者,相反,因為他們暴力成性才敗壞了社會變革,讓理想主義蛻變成嗜血專斷的革命。電影《海軍上將高爾察克》恰為菲格斯做了影像腳注。
    
    七、
    
    冬宮寬闊曲折的"大使階梯"上熙熙攘攘,旅行團一隊隊摩肩接踵,上下穿梭,想拍張清靜的照片也難。導游操著各種語言,但都講著同樣的故事:外國使節衣冠濟楚,斂手低眉,緩緩登上臺階。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居高俯瞰,君恩臣節,好不堂皇。我眼前卻浮現起義工人呼嘯沖上漢白玉階梯的鏡頭,知道很不合時宜,更何況子虛烏有。想來國內趁"辛亥"熱也掀起一波修正史潮,電影、電視劇一哄而上,重述歷史的調調有"大使階梯"的氣象,有的嘆息清帝立憲未果,辛亥革命始亂終棄,無端割斷中華文明一脈相傳,耽誤了一個世紀的和平發展。也有主張大國崛起在改良的,無論新、舊民主革命,還是階級斗爭,皆為取亂之道。私下感慨,中俄兩國確有心契魂交,不期然再次遙相呼應起來。
    
    --------------------------------------------------------------------------------
    [1] Robert A Rosenstone, "October as History," Rethinking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5 (Summer 2001), p. 264.
    [2] Sergei Eisenstein, Film Form (New York: Harcou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49). P. 45-6.
    [3] Murray Sperber, "Eisenstein's October," Jump Cut: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Media, no. 14, 1977. p. 17.
    [4] Rosenstone, P. 273.
    [5] Ibid., P. 265.                                                    

2012-04-26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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