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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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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曉聲:當今中國青年階層分析
梁曉聲:當今中國青年階層分析
梁曉聲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不差錢的“富二代”
    
    報載,當下中國有一萬余位資產在2 億以上的富豪們,“二世祖”是南方民間對他們兒女的叫法。關于他們的事情民間談資頗多,人們常津津樂道。
    某些報刊亦熱衷于兜售他們的種種事情,以財富帶給他們的“瀟灑”為主,羨慕意識流淌于字里行間。竊以為,一萬多相對于十三億幾千萬人口,相對于四億幾千萬中國當代青年,實在是少得并沒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為他們是某家族財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傳媒特別關注之意義。故應對他們本著這樣一種報道原則——若他們做了對社會影響惡劣之事,譴責與批判;若他們做了對社會有益之事,予以表揚與支持。否則,可當他們并不存在。在中國,值得給予關注的群體很多,非是不報道“二世祖”們開什么名車,養什么寵物,第幾次談對象便會閑得無事可做。傳媒是社會的“復眼”,過分追捧明星已夠討嫌,倘再經常無端地盯向“二世祖”們,這樣的“復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謂“富二代”的界定難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們,“富二代”通常被認為是這樣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實現起來非常容易,比如出國留學,比如買車購房,比如談婚論嫁。他們的消費現象,往往也傾向于高檔甚至奢侈。和“二世祖”們一樣,他們往往也擁有名車。他們的家庭資產分為有形和隱形兩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觀,隱形的究竟多少,他們大抵并不清楚,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對我說:“老師,人比人真是得死。我們這種學生,畢業后即使回省城謀生,房價也還是會讓我們望洋興嘆。可我認識的另一類大學生,剛談戀愛,雙方父母就都出錢在北京給他們買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結婚,就會給他們添輛好車。北京房價再高,人家也沒有嫌高的感覺!”——那么,“另一類”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還知道這樣一件事——女孩在國外讀書,忽生明星夢,非要當影視演員。于是母親帶女兒專程回國,到處托關系,終于認識了某一劇組的導演,聲明只要讓女兒在劇中飾一個小角色,一分錢不要,還愿意反過來給劇組幾十萬。導演說您女兒也不太具有成為演員的條件啊,當母親的則說,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兒,讓她過把癮啊!——那女兒,也當屬“富二代”無疑了。
    如此這般的“富二代”,他們的人生詞典中,通常沒有“差錢”二字。
    他們的家長尤其是父親們,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國企高管,要么是操實權握財柄的官員。倘是官員,其家庭的隱形財富有多少,他們確乎難以了解。他們往往一邊享受著“不差錢”的人生,一邊將眼瞥向“二世祖”們,對后者比自己還“不差錢”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每不服氣,故常在社會上弄出些與后者比賽“不差錢”的響動來。
    我認為,對于父母是國企高管或實權派官員的他們,社會應予必要的關注。因為這類父母中不乏現行弊端分明的體制的最大利益獲得者及最本能的捍衛者。這些身為父母的人,對于推動社會民主、公平、正義是不安且反感的。有這樣的父母的“富二代”,當他們步入中年,具有優勢甚至強勢話語權后,是會站在一向依賴并倍覺親密的利益集團一方,發揮本能的維護作用,還是會比較無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團,站在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立場,發符合社會良知之聲,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們成為后一種中年人,則必須從現在起,運用公平、正義之自覺的文化使他們受到人文影響。而談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響力,依我看來,在中國,不僅對于他們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對最廣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喪的。故我看未來的“富二代”的眼,總體上是憂郁的。不排除他們中會產生足以秉持社會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計不會太多。
    在中國,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數,大致不會少于一兩千萬。這還沒有包括同樣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娛藝術界超級成功人士的子女。不過他們的子女人數畢竟有限,沒有特別加以評說的意義。
    
    中產階層家庭的兒女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幾乎必然是該國中產階層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則占1/3,多則占一半。中國國情特殊,20 世紀80 年代以前,除少數高級知識分子,一般大學教授的生活水平雖比城市平民階層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實高不到哪兒去。20 世紀80 年代后,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謂不大,他們成為改革開放的直接受惠群體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不論從居住條件還是收入情況看,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階層。另一批,正有希望躋身于中產階層。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過所謂小康。
    然而2009 年以來的房價大飆升,使中產階層生活狀態頓受威脅,他們的心理也受到重創,帶有明顯的挫敗感。僅以我語言大學的同事為例,有人為了資助兒子結婚買房,耗盡二三十年的積蓄不說,兒子也還需貸款一百余萬,淪為“房奴”,所買卻只不過八九十平方米面積的住房而已。還有人,夫妻雙方都是五十來歲的大學教授,從教都已二十幾年,手攥著百余萬存款,兒子也到了結婚年齡,眼睜睜看著房價升勢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喚奈何。他們的兒女,皆是當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學學歷甚至是碩士、博士學歷。這些青年成家立業后,原本最有可能奮斗成為中產階層人士,但現在看來,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極為遙遠了。他們順利地謀到“白領”職業是不成問題的,然“白領”終究不等于中產階層。中產階層也終究得有那么點兒“產”可言,起碼人生到頭來該有產權屬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萬元,要買下一套兩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購房款,也還得自己貸款一百幾十萬。按每年可償還10 萬,亦需十幾年方能還清。又,他們從參加工作到實現月薪萬元,即使工資隔年一升估計至少也需10 年。那么,前后加起來可就是二十幾年了,他們也奔50 了。人生到了50 歲時,才終于擁有產權屬于自己的兩居室,盡管總算有份“物業”了,恐怕也還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產”。何況,他們自己也總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兒女,那一份支出就大為可觀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閑視之。于是,擁有產權屬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標,便離他們比遙遠更遙遠了。倘若雙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兩位同時或先后患了難以治療的疾病,他們小家庭的生活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據我了解,這樣一些青年,因為終究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識出身”這一良好形象為心理的盾,抵擋住貧富差距巨大的社會現實的猛烈擊打。所以,他們在精神狀態方面一般還是比較樂觀的。他們普遍的人生主張是活在當下,抓住當下,享受當下;更在乎的是于當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覺。這一種拒瞻將來,拒想將來,多少有點兒及時行樂主義的人生態度,雖然每令父母輩搖頭嘆息,對他們自己卻未嘗不是一種明智。并且,他們大抵是當下青年中的晚婚主義者。內心潛持獨身主義者,在他們中也為數不少。1/3 左右按正常年齡結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在中國當下青年中,他們是格外重視精神享受的。他們也青睞時尚,但追求比較精致的東西,每自標品位高雅。他們是都市文化消費的主力軍,并且對文化標準的要求往往顯得苛刻,有時近于尖刻。他們中一些人極有可能一生清貧,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淪為“草根”或弱勢。成為物質生活方面的富人對于他們既已不易,他們便似乎都想做中國之精神貴族了。事實上,他們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確乎同時具有精神貴族的特征。
    一個國家是不可以沒有一些精神貴族的。絕然沒有,這個國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們的文化精品為快事的 “精神貴族”。
    他們中有不少人將成為中國未來高品質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說這類守望者只能出在他們中間,而是說由他們之間產生更必然些,也會更多些。
    
    城市平民階層的兒女
    
    出身于這個階層的當下青年,尤其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相當一部分內心是很凄涼悲苦的。因為他們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此類父母的人生大抵歷經坎坷,青年時過好生活的愿景強烈,但這愿景后來終于被社會和時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還保存在內心深處,并且時常也還是要發一下光的,所謂未泯。設身處地想一想確實令人心疼。中國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從前肯定比農村人家強,也是被農民所向往和羨慕的。
    但現在是否還比農民強,那則不一定了。現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會反過來羨慕農村富裕的農民,起碼農村里那些別墅般的二三層小樓,便是他們每一看見便會自嘆弗如的。但若有農民愿與他們換,他們又是肯定搖頭的。他們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幾代了,不論對于植物還是人,移根是冒險的,會水土不服。對于人,水土不服卻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謂日子,過的還不是兒女的日子!”這是城市平民父母們之間常說的一句話,意指兒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過上好日子的依賴,更是使整個家庭脫胎換骨的希望。故他們與兒女的關系,很像是體育教練與運動員的關系,甚至是拳擊教練與拳手的關系。在他們看來,社會正是一個大賽場,而這也基本是事實,起碼目前在中國是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所以他們常心事重重、表情嚴肅地對兒女們說:“孩子,咱家過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
    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從小到大,有幾個沒聽過父母那樣的話呢?
    可那樣的話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區別?話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須考上名牌大學;只有畢業于名牌大學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機會出人頭地;只有出人頭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驕傲,并過上幸福又有尊嚴的生活;只有那樣,你才算對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這么說,心里也是這么想的。
    于是,兒女領會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會這個大賽場上過五關斬六將,奪取金牌金腰帶的。于是對于他們,從小學到大學都成了賽場或拳臺。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學已需終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學更是談何容易!并且,通常規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學,先得擠入重點小學。對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點小學簡直和考入名牌大學同樣難,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學還難。名牌大學僅僅以高分為王,進入重點小學卻是要交贊助費的,那非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錢交,也找不到門路。故背負著改換門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兒女們,只有從小就將靈魂交換給中國的教育制度,變自己為善于考試的機器。但即使進了重點初中、重點高中、重點大學,終于躍過了龍門,卻發現在龍門那邊,自己仍不過是一條小魚。而一邁入社會,找工作雖比普通大學的畢業生容易點兒,工資卻也高不到哪兒去。本科如此,碩士博士,情況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學的,高考一結束就覺得對不起父母了,大學一畢業就更覺得對不起父母了。那點兒工資,月月給父母,自己花起來更是拮據。不月月給父母,不但良心上過不去,連面子上也過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談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賴家而居。天天吃著父母的,別人不說“啃老”,實際上也等于“啃老”。家在外地的,當然不愿讓父母了解到自己變成了“蝸居”的“蟻族”。和農村貧困人家的兒女們一樣,他們是中國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國以后少爭辦些動輒“大手筆”地耗費幾千億的“國際形象工程”,省下錢來,更多地花在苦孩子們身上——這才是正事!
    他們中考上大學者,幾乎都可視為堅卓毅忍之青年。
    他們中有人最易出現心理問題,倘缺乏關愛與集體溫暖,每釀自殺自殘的悲劇,或傷害他人的慘案。然他們總體上絕非危險一族,而是內心最郁悶、最迷惘的一族,是糾結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掙扎且最覺寡助的一族。
    他們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為人處世每顯冷感。對于幫助他們的人,他們心里也是懷有感激的,卻又往往倍覺自尊受傷的刺痛,結果常將感激封住不露,飾以淡漠的假象。而這又每使他們給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這種時候,他們的內心就又多了一種糾結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們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和善相待,他們更需要真誠的友誼。
    誰若果與他們結下了真誠的友誼,誰的心里也就擁有了一份大信賴,他們往往會像狗忠實于主人那般忠實于那份友誼。他們那樣的朋友是最難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是一輩子的朋友。一般情況下,他們不會輕易或首先背叛友誼。
    他們像極了于連。與于連的區別僅僅是,他們不至于有于連那么大的野心。事實上他們的人生愿望極現實,極易滿足,也極尋常。但對于他們,連那樣的愿望實現起來也需不尋常的機會。“給我一次機會吧!”——這是他們默默在心里不知說了多少遍的心語。但又一個問題是——此話有時真的有必要對掌握機會的人大聲地說出來,而他們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說之前的心理負担。
    他們中之堅卓毅忍者,或可成將來靠百折不撓的個人奮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將來足以向社會貢獻人文思想力的優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與錦衣玉食者無緣。托爾斯泰、雨果們是例外,并且考察他們的人生,雖出身貴族,卻不曾以錦衣玉食為榮。
    
    農家兒女
    
    家在農村的大學生,或已經參加工作的他們,倘若家鄉居然較富,如南方那種綠水青山、環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農村,則他們身處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這是因為,他們的農民父母其實對他們并無太高的要求。倘他們能在大都市里站穩腳跟,安家落戶,父母自然高興;倘他們自己覺得在大都市里難過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樣高興,照樣認為他們并沒有白上大學;即使他們回到了就近的縣城謀到了一份工作,父母雖會感到有點兒遺憾,但不久那點兒遺憾就會過去的。
    很少有農民對他們考上大學的兒女們說:“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結束咱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的命運!”他們明白,那絕不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兒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們供兒女讀完大學,想法相對單純:只要兒女們以后比他們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國農民大多是些不求兒女回報什么的父母。他們對土地的指望和依賴甚至要比對兒女們還多一些。
    故不少幸運地在較富裕的農村以及小鎮小縣城有家的、就讀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學子和青年,心態比城市平民(或貧民)之家的學子、青年還要達觀幾分。因為他們的人生永遠有一條退路——他們的家園。如果家庭和睦,家園的門便永遠為他們敞開,家人永遠歡迎他們回去。所以,即使他們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裝箱——南方已有將空置的集裝箱租給他們住的現象——他們往往也能咬緊牙關挺過去。他們留在大都市艱苦奮斗,甚至年復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們個人心甘情愿的選擇,與家庭寄托之壓力沒什么關系。如果他們實在打拼累了,往往會回到家園休養、調整一段時日。
    同樣命運的城市平民或貧民人家的兒女,卻斷無一處“稚子就花拈蛺蝶,人家依樹系秋千”,“羅漢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錯雨中欞”的家園可以回歸。坐在那樣的家門口,回憶兒時“爭騎一竿竹,偷折四鄰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療養。即使并沒回去,想一想那樣的家園,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論他們是就讀學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總有一種達觀在支撐著。是的,那只不過是種達觀,算不上是樂觀。但是能夠達觀,也已很值得為他們高興了。
    不論一個當下青年是大學校園里的學子、大都市里的臨時就業者或季節性打工者,若他們的家不但在農村,還在偏僻之地的貧窮農村,則他們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類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樣的家園,即使是年節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憂愁的溫情有,快樂的心情無。打工青年們最終卻總是要回去的。
    大學畢業生回去了毫無意義——不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的家庭。他們連省城和縣里也難以回去,因為省城也罷,縣里也罷,適合于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根本不會有他們的份兒。而農村,通常也不會直接招聘什么大學畢業生“村官”的。
    所以,當他們用“不放棄!絕不放棄!”之類的話語表達留在大都市的決心時,大都市應該予以理解,全社會也應該予以理解。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以上兩句話,是狄更斯小說《雙城記》的開篇語。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此不贅述。狄氏將“好”寫在前,將“壞”寫在后,意味著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樣一個時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來說: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足以令中國寄托希望的青年。
    說他們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來,他們身上有太多毛病。諸毛病中,以獨生子女的嬌驕二氣、“自我中心”的壞習性、逐娛樂鄙修養的玩世不恭最為討嫌。
    說他們足以令中國寄托希望,乃因他們是自1949 年以后最真實地表現為人的一代,也可以說是忠順意識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義上脫胎換骨的一代。在他們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們的思想的底里,對民主、自由、人道主義、社會公平正義的尊重和訴求,也比1949 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強烈……
    只不過,現在還沒輪到他們充分呈現影響力,而他們一旦整體發聲,十之七八都會是進步思想的認同者和光大者。
    
    來源: 摘自《郁悶的中國人》 

2012-04-26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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