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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清末政治改革失敗的歷史教訓
丁咚:清末政治改革失敗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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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     阅读简体中文版


 戊戌變法以及八國亂華之后,滿清朝廷氣數將近,內則“群體性事件”風起云涌,外則列強環伺、強取豪奪,在內外交困之下,社會賢達紛紛探索中國發展新路。一派以孫中山、黃興為中堅,認為現政府無改良之可能,唯有將其推翻,并在各地掀起革命浪潮,一派初以梁啟超為首、繼而則以袁世凱為棟梁,主張君主立憲是救國強國的特效藥,到了辛亥年,立憲派于一片革命槍聲中再次試圖振作余緒,要求速開國會,實行責任內閣。
 兩派均有自己的輿論陣地,革命派依托《民報》,立憲派仰仗《新民叢報》,它們的論爭在清末政壇堪稱蔚為大觀,其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不亞于今人。革命的一派不僅高人云集,而且言行如一,很快從聲勢上壓倒了獨力難支的梁啟超,占領了當時輿論的上風。
 而無論是革命派還是立憲派,大都是漢人,因此深具排滿情結,由此形成合力,對朝廷的壓力日甚一日。
 在這一情勢下,慈禧當局既深感危機,不得不改變姿態,做改弦更張之狀,欲仿效日本行君主立憲,但又恐懼實質性改革,動搖滿清統治根基,淪為虛位君主,大權旁落給漢人。由是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詔,并繼之以預備立憲詔,然而實際上慈禧玩的不過是搪塞術,將關鍵問題留諸將來,而唯獨名義上 弄些花樣。
 其時掌握軍政實權的袁世凱利用立憲派和后黨矛盾,企圖既推動清廷實行內閣制,又排擠康梁兩黨,從中收漁翁之利,從而使梁啟超幕后領導的政聞社遭慈禧當局取締。
 但袁世凱排擠梁啟超并非為了清廷,而是私欲,因此并未停止君主立憲的主張,因此,慈禧當局一方面查禁政聞社,一方面又不得不再次擺出虛偽的姿態,刊發憲法綱要、議員選舉法綱要,定議院未開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于九年內辦齊,屆時即頒布憲法,召集議會。
 在這部憲法綱要里,規定永遠尊戴大清皇帝,君上神圣尊嚴,不可侵犯,有制定法律權,有召集關閉解散議院權,有設官、黜陟權,有統率海陸軍及編制軍制權,有宣戰、戒嚴權,有總攬司法權;臣民在法律范圍內,得為官吏、議員,有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有納稅、當兵義務。
 一句話,除畫了個議會政治和民主自由的餅子之外,君主專制制度并無一絲一毫改變。可笑的是,如此“政改”仍然要等到九年之后才能實行。
 俗話說,形勢比人強。這句話用在末季的清廷身上再合適不過。雖然這個即將傾倒的大廈沒有任何意愿進行政治改革,但歷史的發展卻由不得他。慈禧死后,不僅革命運動此起彼伏,革命力量高漲,大有風卷殘云之勢,民眾反抗強權的意志和行動力愈來愈強,并最終在一次偶然觸發的起義后得到了有力的印證,而且立憲派的聲勢也日益壯大,議會民主的實踐由下而上,省級諮議局的成立為這股勢力的集聚創造了條件。在張騫的暗中串聯推動下,十六省諮議局代表組成請愿團,連續三次對清廷請愿,從要求速開國會,到要求組織責任內閣,這股風潮受到了地方實力派的鼓動和支持,而其中最用力者莫過于袁系人馬。
 起初,幼主當國的清廷對請愿者采取鎮壓手段,將東三省“上訪”代表押送回籍,他省由督撫彈壓,到了辛亥年元月,又將號召學生罷學的“全國學聯主席”溫世霖發配新疆。在此情形之下,就連一向“對于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對于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的梁任公老先生也忍不住牢騷滿腹,抗辯稱“現今之政治組織不改,不及三年,國必大亂,以至于亡,而宣統八年(1916,即前指九年后)召集國會為將來歷史上必無之事。”“誠能并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
 梁任公觀念的轉變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信號,這表明當時的知識分子逐漸形成共識,革命和立憲兩派觀點開始合流,認為對于缺乏政治改革意愿的清王朝已無任何挽救之余地,由此使革命成為當時人們的主流意識,這也是在武昌起義后清王朝如同秋風掃落葉再也不能起死回生具有重大關聯。概因封建時代中國知識分子亦是士紳和官僚階層的主體,二者實際上是合二為一的,得罪了知識分子,就等同于失去了執政的根基,這也難怪隆裕太后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淚求自己的臣子放自己一馬,并施舍養尊處優之生活了。
 話說回來,重重壓力下的清朝在覆亡前夕曾經回光返照實行了一把“責任內閣”,即使是最后一次機會,也依然毫無誠意,內閣設總理大臣1人,協理大臣2人,各部大臣10人,其中滿人8名,漢人4名,蒙古1名,而皇族又占5名,因此人稱皇族內閣。
 在這個陳腐生蛆的內閣成立不到半年,武昌城內的一次偶然的兵變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
 我們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很多人或許會感慨,如果當時就按照立憲派的設計實行了君主立憲制,作為一個具有悠久的專制主義歷史的國家,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定將會改寫,中國人逐漸脫離專制主義窠臼,逐步受到民主政治的訓練,享受到民主自由的好處也未可知。可惜歷史是無法改變的。經過百余年的發展,中國始終脫離不了專制主義的幽靈,從袁氏的帝制自為,到蔣介石,再到......當年的梁任公如果看到今日之局面,該當何等唏噓慨嘆:比起這個入土之人,后人的民主政治觀念尚遠遠不及。恐怕這位老先生免不了又要振臂大呼一聲了吧。
 還是回到主題。清朝政治改革之失敗,最根本的因素是滿清王朝已經病入膏肓卻又缺乏徹底手術根治頑疾的勇氣、決心和措施,無意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落后的狀況,抱殘守缺,固步自封,從而失盡天下人心,墮入滅亡之途。
 自古沒有萬世不易的制度,現存制度如果不適應現實的變化,就應當積極改變。有句話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那么我在此引申一句,永恒的權力導致永恒的腐敗。古人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把它放在政治上來說,就是任何政治制度必須經常處在革新的狀態,從而消除其腐朽敗壞的部分,以保證整個肌體的健康。
 清王朝覆亡的要害之一,就是認為自家開的百年老店可以萬世長存,因此不僅要永遠延續權力,世襲罔替,而且要讓這個權力不受一點減損。雖然表面上要實行君主立憲制,卻將皇帝的權威和權力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凌駕于議會、內閣之上,不僅不同于英式君主立憲,而且和日式君主立憲也不可同日而語。
 這就顯然讓人懷疑其實行君主立憲的誠意,由此導致失去了其關鍵的支持者,即熱衷君主立憲的康梁一派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士紳和官僚階層,然而更為關鍵的是,自作聰明的滿清統治者由此絕了“體制內”像袁世凱這樣的政治實力派進一步上升的空間,從而促使他們重新考慮對待皇帝的態度,袁世凱最終走上借革命派逼迫清帝退位的道路,是清王朝加速滅亡的致命因素。
 而清廷拒絕做出真正的改變的核心原因是在它的周圍長期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個同聲共氣的利益共同體。這個既得利益集團以主要統治者(比如慈禧)為首并受到其保護,同時其也仰賴每個共同體成員的支持。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就是以滿族為主的統治階層。到了清朝晚年,改革和革命的主張者絕大多數都是漢族人,滿族利益集團就是當時體制的堅決維護者,他們害怕革命,也害怕變化,在時代的風云激蕩中,他們逐漸成了改革和革命要清算的對象。
 清王朝滅亡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即由此而來:一個不以全民為服務對象而以既得利益集團為服務對象的政府,必然遭致另一部分人的敵對,當這種敵對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會產生革命性力量,導致政權的崩潰。這另一部分人在有清一代就是有亡國(明國)之痛的漢民族,滿漢矛盾到了清季幾致水火不容。某種程度上說,辛亥年推翻清朝是漢民族集體對抗滿族利益集團的結果。
 政治現代化不是一個靜止不變的名詞,而是時刻處在動態變化之中的。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政治現代化日程。從清朝末年來說,其政治的現代化,就是要改變原有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而以現代民主制度代替之。換言之,政治的現代化首要的因素就是政治制度的現代化。
 政治制度的現代化最大的敵人,不是所謂的“體制外”,即激進的革命者,而是那些體制內的冥頑不靈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無視大眾利益,損害大眾利益,拒絕做任何改變。大眾希望改變的,正是他們希望維持的。維持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為其利益建立保護的屏障。
 因此,政治制度的現代化的核心因素是維護大眾的利益,限制“小眾”即利益集團的利益;上升到政權的高度,則是要奉行主權在民的原則,民眾是國家、是政府的主人,應當享有一切人身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權力。
 而為了保護大眾的利益,為了維護主權在民的原則,則要在體制上保證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即建立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杜絕一切超然于制衡機制之上的化外權力存在,以此確保大眾的愿望和利益通過它們實現。
 凡是游離于制衡機制之上的權力必然是絕對的權力,凡是游離于制衡機制之上的權力也必然是永恒的權力。絕對的權力和永恒的權力,只會造就一個對立于大眾的利益集團,為了利益集團的利益,反過來他們會一直確保絕對的永恒的權力萬壽無疆,絕對地、永遠地不受到根本的、關鍵的制約,以為所欲為。
 正因如此,我們才強調,變革和變化對于確保政治制度永葆生命活力、不斷“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不僅要從體制上,而且要從制度上消除那些不適應新的形勢、新的問題的部分,確保它的肌體健康,確保它的有效運行,確保它能為多數人服務。建立了有效的制衡機制、杜絕了超然權力、以多數人利益為利益的國家,就不可能有永恒的執政者,而只會有永恒的主人——人民。
 從清王朝的覆亡歷史,我們看到了實實在在的教訓,也認識到,錯失政治現代化的后果,其實對于那些害怕改革、阻止改革者來說,更是難以承受的生命之輕。
 而政治現代化,無論是在晚清,還是在當代,它都是一道永恒的持續發生變化的課題,它絕不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自動來到,而有賴于每個人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追求。
2012-04-27 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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