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法律治國,詩書化人

歷史思潮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我與自己的研究生相約讀點經典作品,每周用半天時間討論。學生十余人,吃點喝點,閑話書事與人事,偷得浮生半日閑。目前已讀完《共產黨宣言》,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論美國的民主》。除此之外,還讀了《貞觀政要》、《論語》、《老子》,現在開讀《孟子》。有人不解,以為這些與法律無關。前段時間,游南陽府衙,偶見一副對聯:吏民莫作長官看,法律要與詩書通。感覺莫逆于心,增強了自己的信心。
 法律人訓練,其一是知識和技術,其二是思想和人格。兩者孰輕孰重?近來盛行一種觀點,以為法律訓練就是技術訓練,加上司法考試的強勢引導,法科生除對法條作機械理解外,幾無歷史、文學修養,無大局觀,成了法律匠人。此弊不除,貽害必大。
 先說《老子》。老子說:人多智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盜賊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不欲而民自樸。
 老子強調返樸歸真,強調“靜”和“不欲”,反對追求身外無益之物。人們的欲望如果無限膨脹,最終必然無法滿足,盜賊因此群起,法令因此不彰。幾十年來,法治建設存在一大誤區,以為法令越多,法治越發達。結果,國家法令密如蛛網,社會糾紛多如牛毛,公民道德全面淪喪。有人歸罪于教育,有人歸罪于西化。開出的藥方是,強化道德教育,抵制西方思潮,而實際收效幾乎為零。道德教化重在躬行。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儒家是以“治人者”和“士”為對象,要他們修己然后治人,而不是治人再來修已。
 再以經濟發展而言。孟子說:“王何必曰利?”白居易也說:“上茍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茍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置力焉。雷厲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于人,人實何堪其弊?”一個國家,如果一味追求經濟發展,將經濟作為國家唯一追求的指標,從上到下,利欲熏心。仁義之徒,何以存身?不仁不義,何以治國?
 
 幾十年來,社會以財富多寡論英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不擇手段地發家致富,遂成社會共識。對此,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有明確告誡:“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會使整個民族委靡墮落。”胡錦濤同志提出“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有多少官員深省和落實了?“三公消費”至今不能公開,歲末突擊花錢已成慣例,如此奢靡之風,源自政府而流布全民,幾成大禍。
 反貪是當今難題。唐太宗在《貞觀政要》中說:“為主者貪,必喪其國;為臣者貪,必亡其身”。反對官員貪婪,并不是要求官員固守貧窮。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其間有一個度的把握。除了對官員進行反貪教化,太宗對于官員采取厚養政策。官員俸祿、品秩都很優厚。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務省官員”成為唐太宗的第一干部政策。貞觀元年,太宗對大臣說:官員貴精不貴多。濫竽充數的官員,如同畫地作餅,徒勞無益。
 反思我們的干部政策,官員多,薪水低,貪官層出不窮。為了反貪,又不斷地增加官員,步入某種惡性循環。由于工資低,為了調動官員積極性,國家設置多種官階,對其進行精神安慰。一個縣,竟有幾十個縣級干部。這又迫使官員不安于位,不安于事。官員為了升遷,對領導鞍前馬后,小心翼翼。人格既損,正義何來?
 唐太宗說:從今往后,假如搞藝術或雜務工作的人,技藝超群,可以賞點錢帛,一定不許破格授予官爵,與朝廷上的賢臣們并肩而立,同坐吃飯,使士大夫感到恥辱。按照這一政策,電視臺的主播一定當不了市長——免得賢臣良相們恥辱。處級和尚之類的事,唐太宗肯定不為。
 法律技術訓練并不難,難的是如何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大局觀,以及對這些價值觀和大局觀的堅守。這需要對歷史有深刻的關懷和洞察,對人性有深刻的理解和同情。法律治國,詩書化人——法律要與詩書通。

何兵 2012-04-27 03: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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