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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德懷 碧瓊子:文革中柳鐵地區的一次冒死上書
傅德懷 碧瓊子:文革中柳鐵地區的一次冒死上書
轉載自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
傅德怀 碧琼子     阅读简体中文版


 傅德懷口述 碧瓊子記錄
 
 前言
 
 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是很難體會到廣西1968年區革委會成立及稍后的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前前后后那幾年的情景了。那是極度的恐怖,極度的壓抑,也是極度的絕望。大批的人被抓捕,被批斗,被關押,你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輪到你……工廠的車間,學校的教室,機關的辦公室,隨處可設為關押人才的監獄,批斗人的會場。和各種各樣莫名其妙的罪名相關,或者與這些相關的人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系的人,他們的親戚、朋友、鄰居,八桿子打不著的社會關系,和他們參加同一個群眾組織的人,或者,只要你是所謂“站錯了隊”(即參加“422”)的人,哪怕你只是一般群眾,哪怕你尚年幼無知,都沒有任何安全感,都被封死了任何發展的路。而且,你看不到任何有改善這種情況的希望。人人如驚弓之鳥,個個噤若寒蟬。
 但是,就在這種情況下,原柳州鐵路局的四名機關干部——柳州鐵路局監察室人民檢察員傅德懷先生,柳鐵工程處政策研究室指導員羅時明先生(已去世),柳州鐵路局原黨委書記張炎的主任秘書周繼文先生(后調任呼和浩特鐵路局任生活管理處副處長,失去聯系),柳州鐵路局白沙水泥廠的財務主管蕭貽堃先生(已去世),在一打三反運動再次對原422群眾大肆懲治的時候,憑著對苦難同胞的深切同情,憑著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以不顧個人安危的道德勇氣,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上書當時的最高權力機構,反映廣西情況。
 信的內容,除了對耳聞目睹的廣西亂殺亂捕鎮壓群眾的情況作了實事求是的反映,同時對造成這一切的直接原因——1968年的“7 .3”布告,作了確有根據的質疑。挑戰這樣一份在當時具有最高權威性的紅頭文件,需要正視事實,說出真相的極大勇氣,極強的社會責任感,和置個人安危于度外的犧牲精神。
 他們反映的情況,幾經曲折和風險后,被收入中央檔案館,后來成為胡耀邦同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主持廣西文革“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最先了解到的事實依據。
 胡耀邦同志親自主持的那場“處遺”,以大無畏的精神,排除巨大阻力,使數以百萬計的冤案得以平反,十數萬被屠殺被吃掉的冤魂得以昭雪,數百萬被打擊早期是無端打入另類的人們重新直起腰來做人,具有極其重大的人道主義意義,必將在歷史上久遠的發出奪目光輝。而傅德懷、羅時明、周繼文、蕭貽堃四先生,以布衣身份,奮力一擊,給那片如磐暗夜捅出一個窟窿,助前進的歷史一把正向推力,無數在那場浩劫中冤死的和受難的同胞定會感謝他們。明人張溥說,“匹夫之有重于社稷”,誠如是也!
 對于他們上書中的一些細節,例如在上書寄出多次石沉大海后,他們只得取道上海市革委會通過王洪文送達,等等,我想,今天的人們理當歷史的去看。正如伽利略所說,人不能抓著自己的頭發使自己離開地面,人也不能逃脫自己所處的歷史環境。
 筆者得知這一事實后,感于他們的精神,尤體會到個人的理性抗爭在歷史進程中的意義,經王反修先生和楊建平先生幫助,得以訪問當事者之一的傅德懷先生,寫下這篇筆錄。
 四人中,筆者認識的只有蕭貽堃先生。當年他對中學生的我多有關愛。但那時少不更事,總以為蕭先生“右傾”,對他的良言多不以為然。現在蕭先生已不幸早逝,謹向他的在天之靈表達我的敬意,愿他安息。
 是以記之。
 
 正文
 傅德懷口述 碧瓊子記錄
 
 一九七二年,一名被關押在鐵路運輸學校逼供審查的機務段青工跳樓自殺。這事又一次引起我的深思。1971年開始的“一打三反”,再次對原422派的所謂骨干大肆抓捕,關押,逼供。當時,我(傅德懷,中共黨員,柳州鐵路局監察室的人民檢察員),羅時明(中共黨員,柳鐵工程處政策研究室指導員,副科級),周繼文(中共黨員,柳州鐵路局原黨委書記張炎的主任秘書,后調任呼和浩特鐵路局任生活管理處副處長),蕭貽堃(柳州鐵路局白沙水泥廠的財務主管)等四人,對1968年以來,廣西全區各地發生的主要針對廣西“四二二”派的干部和群眾的大規模的駭人聽聞的血腥鎮壓,殘酷迫害,十分不解,非常義憤。許多地方出現了大規模的剿滅,隨意抓捕,殺人、強奸,甚至殺活人吃心肝、吃肉。柳鐵地區也是對一派群眾大肆迫害,到處私設牢房,對422派群眾干部抓捕,批斗,毒打,多人被無緣無故抓進拘留所,濫施酷刑,卻不判也不放。一個學生組織頭頭,是一名中學生,只因受一篇所謂反動文章牽連,被抓進衛戍區,到處殘酷游斗。我們深知受害者都是普通工人,干部,學生,響應毛主席號召參加文革,雖然在運動中可能有錯誤,但都不是壞人。這種情況,以所謂“七三布告”發布后尤為酷烈。
 我們在一起討論思考分析后認為,廣西文革兩大派,一派“支韋”一派“打韋”(“韋”指韋國清),“四二二派”是“反韋”派。對422如此血腥鎮壓,韋國清逃不了干系。他已成為廣西的土皇帝。他對群眾的鎮壓,其手段之殘酷只有奴隸主對奴隸可堪比較。而這種情況,又以所謂“七三布告”發布后最為集中和突出。尤為酷烈。打著貫徹落實“七三”布告的旗號,各地多有發生對“四二二”的聚居點的武裝剿滅,對“四二二”派觀點的干部和群眾實行抓捕屠殺。而七三布告中所陳述的情況與事實多有不符,并且完全回避前后背景。
 面對這系列問題,我們越來越覺得中央及中央文革發布的“七三”布告,是廣西的大陰謀家、大黑手為血腥鎮壓異已而刻意制造的。是欺騙要挾中央、故設陷阱、嫁禍于人的產物。于是,我們決定向毛主席、周總理上書,反映廣西殘酷鎮壓屠殺群眾的情況,以及“七三”布告所定“反革命”事件存的嚴重失實的問題。
 我們上書的主要內容的第一部分,根據我們所見所聞,反映廣西68年以來特別是七三布告之后,發生的殘酷鎮壓屠殺群眾事件。此處從略。
 第二部分,反映“七三”布告所定“反革命”事件所依據的事實的嚴重失實的問題。
 一、關于“第一,破壞鐵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復通車”:
 這一事件的真相是:1968年6月1日上午,柳鐵“工機聯”(422派)所在的柳鐵文化宮后面大樓的個別人員,與“鋼聯指”,所在的鐵路技術館的個別人員,由短時間相互射擊(這都是個別人的行為,此前從技術館往文化宮打冷槍的事也時有發生)。但槍一響,“鋼聯指”就組織所有在柳州鐵路局機關及調度所的行車調度指揮人員全部撤離生產工作崗位。當日中午,又以“保命”為由全部撤遷到柳北。由于調度所人員、所有調度主任和調度員都是清一色的“鋼聯指”成員,調度指揮人員一撤,鐵路運輸立即中斷。同時,借口防止“工機聯”過河武斗,在柳州火車站的北頭道岔處,顛復一臺機車,壓斷線路,并拆卸兩節鋼軌,鐵路交通由此破壞。事實真相如此。七三布告后,原工機聯的主要頭頭,都被抓捕入獄,經受了數十場殘酷批斗和反復審查,也未發現他們中有任何壞人有“中斷運輸”行為。“中斷鐵路運輸”與柳鐵“工機聯”毫無關系。倒是“工機聯”的頭頭們,發現鐵路運輸中斷后,組織技術人員起復機車,修復鐵路,并開通柳州南線、西線的客運專列。
  把“破壞鐵路運輸”的反革命罪行,裁在廣西“四二二”派頭上,是天大的冤枉。中斷鐵路運輸達兩個多月,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損失,但事情發生了幾年,其間經歷了對工機聯群眾疾風暴雨時代的殘酷打擊,和挖地三尺的反復審查,卻一直沒有找責任人。這表明中斷鐵路運輸的真正犯罪分子被有意包庇下來了。
 二、關于“第二、膽敢搶劫援越物資,拒不送還。”
 此一事件的真相是:搶奪的是柳州火車站十股道上已停擺140多小時的軍列,而非援越物資。
 1968年5月15日,由沈陽站發往鳳凰站(靠近柳州車站47公里,一個鐵路區間)的軍用專列,掛有兩個客車,一個裝有吉普車的平板車,5個炮彈車,8個子彈車,到柳時調度安排進入10股道,在這里停擺了6天。5月20日,柳鐵工務段的一名叫楊建平的工班長,發現該軍列后,告知柳鐵“工機聯”的頭頭王反修等人。當時的背景是:從68年以來,“聯指”在廣西各地到處圍剿“四二二”。工機聯此時基本無槍。有的少數幾支槍,均系到云南買來缺少零件的破槍,經工人修理后勉強能用。面對危機形勢,王反修等人決定搶奪軍列,以應對剿滅。由個人承担責任,以換取“工機聯”群眾的生命安全。決定后,即由柳鐵機務段的一名司機,用調車機將8個子彈的車皮掛摘,送入就近的冷凍廠。卸下8個車皮全是清一色的56-1式子彈。王反修以李向陽之名,寫下收條:“今收到沈陽軍區56-1式子彈11800箱,17000萬發。”第二日,在柳鐵軍管會的說服下,又送還了兩個車皮。
 此一事件存在兩個問題:
 一是該軍列所載,是沈陽軍區發往鳳凰倉庫的物資,王反修也向沈陽軍區寫下了收條,因此,只能說,搶奪了沈陽軍區運輸途中的軍用物資,而非“膽敢搶劫援越物資”。至于軍事領導機關,計劃安排該批物資作為援越物資,那是還在計劃中的事,當時尚未發生,搶奪者無從知曉。將尚在運輸途中的物資,說成是援越物資,其性質就嚴重多了。
 二是該軍列載有5個車皮炮彈,8個車皮56-1式子彈,有關軍運機關本應高度重視。后來又說計劃做援越物質的。那么,到達柳州后本只需再行駛一個多小時即可進庫,為什么壓下來,一天又一天地停擺在柳州火車站等著,在只有幾個押車人員看守的情況下,一直停擺了140多個小時?而且。在當時兩派對峙,武斗頻仍,槍槍頻仍的時間和地點,這豈不是等人上門搶奪?這很有故設陷阱,蓄意擴大事態的嫌疑。
 三、關于“第三:連續沖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
 此條主要指1968年5月25日在柳州鐵路地區發生的搶奪武裝收繳部隊的槍枝的事。5月25號清晨五點多鐘,從越南回國休整的高炮獨立師,奉命來柳鐵地區收繳5月21日所搶奪的56-1式子彈。部隊宣稱是收繳援越物資。收繳部隊拉開了架式,每隔20米就有一名持槍戰士形成一個包圍圈,部隊的宣傳隊在人群中宣傳:“部隊此次是來收繳援越子彈的,希望大家配合。”由于當時兩派嚴重對峙,此系單邊收繳武器,由此引發群眾辯論。很快自發地形成了反宣傳,異口同聲表示:“廣西聯指和武裝民兵對我們(四二二)實行武裝剿滅,離柳州城區十公里就進駐有武裝民兵,不知哪天就會打過來,我們搶子彈是為了保命。……”氣氛很快熾熱化,包圍圈的戰士反被人群包圍。幾乎沒有先后之分,全部持槍戰士的槍枝很快被一搶而光。搶光了。
 原來收繳部隊配帶的全是沒有壓子彈的空槍,又進入密集人群之中,毫無自衛還擊之力。這時也很蹊蹺:既然前面剛有大批子彈被搶,收繳子彈時又為何一律佩戴空槍?只要有部分士兵配有子彈,遇意外緊急情況時,至少可以對天鳴槍警示,而不致使事態惡化到后來的情景。居然調配一個師的空槍任其被奪,匪夷所思。
 1968年7月下旬,獨立師的領導在柳州支左與我交談時談到此事,我說:“當時既用‘空槍’收繳,何不干脆徒手呢?”他表示“部隊是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是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言下之意,是指揮者決策的。個中緣由,頗具想象空間。
 所列“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系68年5月底,柳鐵電務段一名學徒工陳日福,因開汽車不慎而撞傷一名6984部隊的戰士,后該戰士傷重不治而亡。這是過失,而非反革命殺傷。
 有了“七三”布告后,廣西軍區、區革委通過廣西日報連續發表了九篇社論,號召革命派向“階段敵人”發動最猛烈的堅決進攻,刮起十二級臺風。事實上將支持韋國清的廣西聯指及各縣市聯武裝民兵,作為“革命派”,將反對韋國清的廣西四二二派視為“反革命派”。他們公開調動全區部隊,公開與群眾組織聯指一起,瘋狂血腥屠殺“反韋”派,公開血腥鎮壓異已。以貫徹落實“七三”布告為由,究竟屠殺了多少“反韋”派,我們當時估計是數以萬計。(現在根據各方面公布的數字折中,約十五萬)還有一大批被關押的“反革命囚犯”,這兩批人的家屬親朋合在一起,將是一個以百萬計的人群。如此駭人聽聞的現實,以使廣西倒退為奴隸主專政。
 綜上所述,七三布告依據的所謂事實完全與實際情況不符,且疑竇甚多,貫徹七三布告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而且這種觀念后果還在繼續延續。我傅德懷、羅時明、周繼文均系中共黨員,肖貽昆是黨外積極分子,四人都是科以上干部。嚴峻的現實使我們日夜不寧、日夜不平。經過反復思考和討論,我們痛下決心,決定冒死一搏,上書黨中央和毛主席,懇請中央重新審視七三布告,重新審視廣西文化大革命。
 我們深知這樣做要冒極大的風險,甚至有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但無數冤魂的哀號日夜縈繞在我們心頭,許多無辜被捕關押,戴上反革命帽子的昔日同事戰友,他們無端成為專政對象,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恐怖結局,令我們難以熟視無睹。我們心一橫,想,反正已經死了那么多人,再死我們幾個也無所謂。
 于是我們以“廣西壯王實行奴隸主專政,揮舞“七三”布告這把殺人刀,血腥屠殺鎮壓異已”為題,寫了幾十頁材料,反映廣西情況。然后我們每個人都慎重的簽上自己的名字。但投寄出去之后,既不見退回,也不見答復——
 我們先投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石沉大海。
 又投到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又是石沉大海。
 再投到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是石沉大海……
 怎么回事呢?是渠道不暢通,沒有收到,還是中途被攔截了?但不可能每個地方都沒有收到吧……
 我想起過去給領導寫材料,因為他們都很忙等種種原因,大都不愿意看長篇大論,也許是我們的材料太長了,他們沒空細看吧?我就把材料壓縮成只有一頁的扼要,再把事實另作附錄附在后面,在正文的相關處注上“見附錄某某頁”,但仍是是石沉大海。
 怎么辦呢?情急之下,我給上海市革委會寫信,說幾年來我們多次向毛主席報告,但材料都無法上達。現在廣西殺人如麻,實行奴隸主專制,我是一個1955年入黨的老黨員,在事關國家命運、民族前途的根本問題上,現在冒著殺頭的危險,給你們寄送材料,請您們在王洪文副主席來上海時,請他轉呈毛主席。當時我為了寫材料而在家吃勞保,整天為這事殫精竭慮。考慮到領導的閱讀習慣,我反復整理、歸納,先寫了2頁扼要,再附上一個詳稿。不到半月,上海回函,說材料已面交王洪文。現得悉,“中央領導已閱批,請有關領導閱處。”(這原件在后來我挨整的時候被收走了),但一直沒有聽到怎樣處理的消息。
 “四人幫”倒臺后,自治區把我們定成“小四人幫”。安平生從云南打電話給鐵路局,說我們四個人,人數少,能量大。把我整了大半年,反復追問是否還有別人寫信。我告知以實情,目的就是為了上呈黨中央毛主席。隨后,公安人員取證我雙手十個手指的全指紋,我料到情況不妙,隨即簽注“黨員給黨的主席寫報告何罪之有?”后來他們以區黨委組織部出面,查到我寫的東西,已經進了中央檔案館存檔。我心定了,不久,才解除隔離關押。
 到了1983年胡耀邦親自領導和主持了廣西的文革“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廣西文革柳州聯合處遺小組長韋章平同志(廣西大學的)告訴我,中央最早知道廣西情況,就是通過我們的信。此外南寧也有十名大學教授聯名就廣西問題寫了投訴信。
 韋章平同志告訴我,本來準備要改組鐵路局,考慮讓我進入鐵路局。但后來鐵道部長段君毅不同意,說怕影響鐵路運輸安全。是否進入鐵路局我無所謂,那不是我的初衷。但在那個恐怖的時候,我和那幾位同志(羅時明,蕭貽堃兩同志已去世,周繼文同志調呼和浩特后失去聯系)將廣西的真實情況冒死上書,請求中央重新審視廣西文革,推動了廣西處遺,為受殘酷迫害的人們吶喊了一聲。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報告中所提到的原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曾被判了十處徒刑,“處遺”后恢復了干部職務,還担任中層領導工作。發現軍列的楊建平,關押了幾年,平反后也恢復了工作。學徒工陳日福,也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又快樂地開著汽車……看到這些,我活著很開心了。
 
 補遺:在1983年“處遺”時,據“處遺”工作組透露,關于“521”,中央查1968年被搶軍列的有關情況,發現相關的鐵路運行圖已經被毀,查不到任何資料。
 關于“525”,“處遺”時有人找到廣西軍區原司令員歐致富,問他為什么525收繳子彈的部隊只配空槍,不配子彈?歐支支吾吾地說:“他們多的是子彈嘛,還配子彈干什么?”無意中泄露了讓部隊配空槍收繳子彈,就是為了誘使工機聯群眾槍槍,以擴大事態,進行政治陷害。
2012-04-27 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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