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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克利:以古典情懷針砭現代性的困局——評布魯姆《美國精神的沒落》
馮克利:以古典情懷針砭現代性的困局——評布魯姆《美國精神的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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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     阅读简体中文版


 按我的經驗,若是一個政治哲學教授能大談尼采、海德格爾、弗洛伊德甚至福樓拜,不管他說的是否在理,一定比那些只會跟著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或洛克學舌的先生更受追捧。原因自不待言,他能戳到人的靈魂,而在霍布斯或洛克等人看來,現代政治是不應擺弄靈魂的,這是個很麻煩的東西,稍有不慎就會惹火燒身。
 所以,1988年的美國文化界發生過一件怪事。在北卡羅萊納大學一次討論大學文科教育前景的學術會議上,衣冠楚楚的學者們一反平日這種場合應有的禮數,個個怒氣沖天,就像到麥加朝圣的人踏上了驅邪橋,一起把石頭扔向惡魔。那個成了眾矢之的人,便是在芝加哥大學多年講授政治經典的艾蘭·布魯姆,他頭年出了一本叫做《美國精神的衰落》(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書,專門討論當代美國人的“靈魂”。他端起火力十足的排槍,對美國文化的主流人群喜愛的東西,幾乎一個也沒放過。好在天真的美國人很愿意聽聽高人如何罵自己,所以這本并不太通俗書面世后,居然能創下銷售75萬冊的佳績,榮登《紐約時報》非小說類的排行榜。
 看一下被布教授納入火力范圍的東西,就不難理解他為何會觸犯眾怒了:文化多元化,政治世俗化和權利化,女權運動,價值選擇和自我肯定,樂觀主義,平等精神、性解放和搖滾樂,講求理性以及促進種族和諧的努力等等,甚至包括寬容。布魯姆對這些東西擺出的姿態就像京戲里的臉譜,讓人一眼即可看出屬于哪個行當;原因似乎也很簡單:他本人喜歡的東西,在那些勞什子里一概闕如。我們外人眼里活力四射的美國文化,在他看來簡直已經病入膏肓。至于他到底喜歡什么,卻絕非三言兩語能夠說的清楚。
 
 古典品味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布魯姆的古典素養十分了得。我們這里一些提倡“讀經”者想必樂意把他引為同道。不過,他雖然對希臘羅馬和啟蒙運動前后的經典文獻爛熟于心,卻不是個不知魏晉的學究。此書能夠風靡一時,端賴他還有著不為一般大學者具備的特殊本領。他能用一只眼瞅著經籍,另一只眼緊盯身邊的文化潮流,所以我們可以把他稱為一個目光敏銳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他講述的很多內容雖屬老舊,卻都是在為現時代把脈,與眼下的文化生態緊緊鉤連在一起。不消說,他也最易犯下這一路保守派常有的毛病:喜歡拿古人最好的東西來跟現時代的烏七八糟加以比照。
 在談到現代性的癥結時,布魯姆的立場是很明確的。洛克把權利觀教給了美國人,斯密讓他們知道了如何利用權利積攢財富,但彼時的“權利”(rights)中蘊含的“自然正義”(Natural Right)卻被遺忘了。西諺有云,“能力不濟,談何義務”(ultra posse nemo obligatur),既然自然沒有賦予人達于至善的能力,我們便常以此開脫自己。可是在布魯姆看來“自然”有著全然不同的面貌,它是本然為善的,貫穿于人生的方方面面,只是世人不再想傾聽它的教誨了;我們并非沒有能力,而是喪失了培養這種能力的勇氣。于是便有了對羅爾斯的苛評:他不過是個價值相對論的應聲蟲,《正義論》“促請人們不要蔑視任何人,物理學家或詩人不可輕看一生蠅營狗茍或從事輕薄下賤活動的人。”這種蠢話意味著不應“尋找本然之善,就算找到了也不應推崇”。能從羅爾斯讀出這種結論,未免有些意氣用事。實際上,對于大法官霍姆斯、杜威、貝克爾和羅爾斯等人,布魯姆一概嗤之以鼻,因為他們都想把整全的美德趕出政治和法律大賣場。這不免使人對于應否嚴肅看待作者打個問號。為了理解布魯姆何以有如此偏執的立場,你必須猜測他還有更深層的理由,而那是現代人一向拙于應付的。
 正是由于這個更深層的理由,我們可以理解,他為何會對他所推崇的那些思想家受到的批判只字不提,渾然不覺地暢游于古典文獻的內在緊張之中。柏拉圖玩的是烏托邦這把火,但他也比當代大學生更清楚何為性愛,甚至講起孌童癖也比今天的同性戀更高明。阿里斯托芬嘲笑蘇格拉底,但他也譏諷對肛門的理性研究。盧梭、尼采和韋伯既是現代性的大宗師,又是它的顛覆者,因為他們知道問題出在哪兒,只是改起來力不從心。蘇聯的制度是邪惡的,但“古希臘的新鮮空氣”散發著“強健的道德和美學”氣息,為建立公社提供著不竭的動力。建國之父們為美國人確立了宏大高遠的立國原則,但他們對人性中陰暗一面的警悚在布魯姆筆下卻消失得無影無蹤。通觀全書,布魯姆始終表現出一種營造“嚴肅生活”的高超能力,但常讓人搞不準他是贊成還是反對一個作者。這種曖昧的態度,在對德國哲學的描述中(見卷二“虛無主義”)表現得尤其明顯。當然,我們也不必苛責于布魯姆,畢竟他所討論的很多思想,本來就是在是是非非之間犬牙交錯的。但我還是覺得,他似乎執意要把那些賢哲放在另一個善惡平臺上,他們就算犯錯,就算放蕩,就算荒唐,就算游戲人生,也不跟我們在一個層次上。不守婦道的包法利夫人是不能跟克萊默的老婆同日而語的,前者能從一個糟老頭臉上看出舊制度的輝煌,后者只是想逃出去爽一把而已。以此推測,布魯姆厭惡現代社會的那個更深層的理由,也許可以歸結為:膚淺的當代自由失去了古典品味。
 但是,你千萬別以為他對現代人的指責全是意氣用事的發泄。他這樣說是有相當多的實景觀察作依據的。他雖然戴著古典的有色眼鏡,對美國當代文化,尤其是大學生的“生活方式”,卻有細致入微的觀察,所以他才會躊躇滿志,自詡此書為“發自前線的報道”。
 
 大學精神
 
 基于這種敏銳的觀察,他成了敢于痛斥大學生的極少數教授之一(見卷一“大學生”)。在他看來,這些年輕人追求“個性”或“獨立”,但在信仰缺失的敗壞下,他們之間的差異“不比沒發情的牲畜強多少”。隨隨便便的性事,見面熟的風氣,使男女不必為對方付出多少努力和關心,兩性關系也隨之失去了生物學之外的全部意義。“行為發生了,卻不會使一對男女脫離人群,他們會立即回到其中,毫無改變。”傳統信仰在他們中間蛻化為私人化的“担當”,即“空虛中做出的選擇”。如此一來,幸福也變成了速食面一類的東西。搖滾樂便是用一時的快感取代幸福的最生動寫照,它訴諸于當下的欲望,煞有介事地訴說少男少女幼稚的性萌動。以往的情竇初開被用于塑造“高尚品質”和“升華精神”,使之與音樂、繪畫和小說聯系在一起,為履行人的義務、享受人性提供一種過渡。搖滾樂卻像毒品一樣提供廉價的迷狂,人為地誘發興奮,毀掉了青年人的想象力,使他們難以同藝術和思考建立起情感聯系。所以,布魯姆極為担心青年人正在變成“金發碧眼的野獸”。
 與學生的這種狀況相對應,教師們也熱衷于開設各種文化或文學比較課程,尤其是與非西方有關的課程,只講形式,不重內容,目的是培養“沒有偏見的人”。但這種做法其實也是實踐著一種西方偏見:對異域文化的研究幾乎是西方獨有的現象,其他民族都沒有這種欲望。從源頭上說,它顯然跟尋求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或至少希望證明“我們的文化”是一種較好的方式。由于由于忘記了這個源頭,使教授們陷入十分尷尬的處境。他們抨擊民族中心論,這等于斷言自己不知西方科學理解的優越,不承認另一些否定這種優勢性的文化的低級,同時卻又在實踐著這種優勢。所以他們“對自己科學的優越性是既肯定又否定”,他們像帕斯卡一樣面對理性與神啟的選擇,卻缺少放棄科學轉向信仰的自覺。因這種思想作祟,大學的“開放性”便淪為“隨波逐流”,它不分青紅皂白地對現狀開放,忘記了確實存在著一些“受蔑視的選擇”,一些“令人懷疑的知識”。在布魯姆看來,真正的開放是指把那些讓我們安于現狀的迷惑拒之門外,然而“現在的教學體制只受市場需求的左右,全然不能分辨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這種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秉持獨立精神的古典教育的衰敗造成的,它始于60年代的學生運動和民權運動。與此相比,麥卡錫時代的學術反而成果頗豐,因為那時它還保持著蘇格拉底——西方學術最偉大的楷模——的精神。在他的筆下(見卷三“大學”),蘇格拉底不但智慧絕頂,而且十分圓滑。他不講什么“知識的誠實”,他的獨立性不是表現為與俗人爭辯是非,而是知道如何與他們周旋;他很清楚跟權貴結盟的必要,但這只是為了讓自己活得明白。凡是不能或不必向世人說破的事,他善于保持沉默,因為俗人的世界是靠神話而不是理性維系的。姑不論這種描述是否符合(我感覺很不符合)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它讓我想起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他們不久前發現,經濟轉型中的腐敗也許無礙于甚至有益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可是他們把這種真相一說出來,卻幾乎被口水淹死。此時他們應當最能體會蘇格拉底式沉默的含義,最愿意接受布魯姆的立場,必要的技巧是把大學精神轉化為與藝術家高貴的“感傷”相類,它為了維持自身的獨立存在,必須把行動拒之門外,成為威廉·詹姆士所說的那位貴夫人,她為舞臺上女主角的遭遇青淚漣漣,卻忘記了自己的馬車夫正在劇院外凍得半死。
 的確,啟蒙運動與古典時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求真的古典學者只想獨善其身,而啟蒙思想家卻相信人人都有理性,通過教誨都能把握自然奧秘,提升人類整體的品質。布魯姆說的不錯,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蘇格拉底的可貴之處,乃在于他始終跟大眾保持距離,而不像我們那樣整天嚷嚷“公共關懷”。孟德斯鳩和吉朋曾一再申明,共和政體不但是以“美德”為基礎,而且易于腐敗,現代性的隱憂似乎早在西賽羅的羅馬或十人團的威尼斯就已存在了。所以,不是思想的參與,而是這種蘇格拉底式的思想間距,構成了西方大學獨立精神的內核(與我們所說的“唐吉訶德精神”異趣)。這大概也是近來在名師點撥下“重新閱讀西方”帶來的最大收獲之一。忘卻這種精神,草率地作一名“公共知識分子”,有可能像《格列弗游記》中的勒皮他那樣,使科學變成政治的幫兇、真理的背叛者,因為民眾的權利或利益常與求真的美德格格不入——吾聞窮巷多怪事,彼處哪有境界可言。
 說實在話,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自己十分不幸,能跟布魯姆發生很多共鳴。與他有共鳴,是因為我也珍視大學在科學精神上的獨立;說自己不幸,則是對政治學不時要背棄公民社會亦深有感觸,這時它易于變成純粹理念搭起的紙牌樓,巍峨歸巍峨,血肉之軀卻沒有一個敢住進去,這與政治思考只能在有著高度實踐性和強迫性的時間中,而不是在鎖定價值于永恒的乾坤中運行是不相容的。布魯姆說,海德格爾錯就錯在他脫離心靈的執守而加入了時代,話中透著強烈的惺惺相惜。想想蘇格拉底吧——民主會斬殺智慧呢,到這樣的實踐和時間之流中尋找真理,可能意味著背叛真理呢。
 
 又一曲老歌翻唱
 
 其實,啟蒙運動的現代命運,不光是它沒有贏得理性的勝利,反而只能在“無靈魂”狀態下享樂,并且還要不斷經受古老靈魂的譴責。這種現象由來已久了。布魯姆擺出的姿態也許不像他本人以為的那樣新穎,他只是碎片化的現代性診斷者的漫長行列中最新的一員。他喜歡引用的盧梭早就預言,文明導致的個人主義將使社會因缺乏共同目標而分裂為孤立的意志,使自私從道德缺陷一變而為合乎人性的美德。伯克當年說過,崇尚進步的人生硬而粗暴,既魯莽又不義,與人性和人類禮制的整體發展規律完全背離。伯克的保守派同道、更敢放狠話的邁斯特則認為,背棄神的人類必陷于血泊之中。及至現代性真正進入危機時代,施賓格勒或韋伯不但對文化做出了令布魯姆扼腕長嘆的“相對化”處理,而且預見到了基督教改造西方(韋伯)或西方改造基督教(施氏)的種種惡果。這里不妨再舉一個我們不太熟悉的例子:今年美國再版了一本老書——德國醫生馬克斯·諾道寫于一百多年前的《退化》(1892年。新版見Max Nordau, Degenera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6)。該書當年曾被譯成多種語言,在歐洲風靡一時。這位諾道的火力覆蓋面絲毫不亞于布魯姆,他宣稱時代精神已經衰竭了,它的特點是歇斯底里、自我中心和缺乏行動能力,文化人或藝術家就像罪犯、娼妓、無政府主義者和瘋子一樣墮落,舉凡拉斐爾前派、象征主義、托爾斯泰主義、瓦格納派和巴那斯派、相信魔法者、頹廢派和唯美主義者,以及當時正走紅的易卜生派、尼采派或左拉派,統統都是文明“退化”的明證。這位精神病學專家利用臨床資料,把藝術反映并促進社會衰敗的景象描繪得活龍活現,認為藝術的道德和社會含義越來越與社會敵對。他呼吁思想健康的人抵制“藝術的影響”——其作用與布魯姆筆下的搖滾樂或性解放大體相當。再看看下面這段話吧:“一個產生了美好藝術的崇高時代正在走向死亡。有人可能會用贊歌來頌揚新發現的方便和自然規律。我注意到的卻是這個衰落世紀的種種罪惡。它們使我悲哀,使我憤怒。多大的遺憾,多大的恥辱,令我不堪回首!”你別以為這是出自布魯姆之口,它是教皇利奧十三世的布道,時間是1901年1月。歷史的延續性本可教會我們平和一些,但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布魯姆似乎不擅此道。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舊曲翻唱亦感人,雖然這需要翻唱者的本領。布魯姆一向“高貴”和“嚴肅生活”不離口,本領當然不可小看。就像浸淫于古典文獻中不能自拔的大多數人一樣,他不喜歡那些為世俗化、理性化或文化相對化出力最多的人,好處在于他對他們的思想熟悉得很,撇開觀點不論,所述內容基本上也都靠譜。為了修復現代人或“最后的人”的靈魂,他缺不了這些人的參照。這也是在民族國家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中針砭現代性問題的人必然面對的困局,凡是自以為擺脫了它的人,布魯姆所言甚是,肯定是膚淺的。美國文化之所以泛起虛無主義,就是因它缺少自己的文化傳統,它不得不依賴從德國轉口的歐洲思想,并在接受過程中使之庸俗化;它也沒有法國人那樣的“民族作家”——笛卡爾、帕斯卡、蒙田、拉伯雷、孟德斯鳩或盧梭,為了配得上教養二字,人們必須閱讀這些作家的著作。所以布魯姆一再強調,經典文獻是文明生活的解釋者,是它們所塑造的傳統,賦予了包括基督教在內的西方古典文化一個最大的特點,即敢于肯定“自然”或“本質”,敢于因信稱義。這種變相的文化相對主義未免有些讓人絕望。布魯姆同意海德格爾的“語言乃存在的家園”,故語言不能翻譯之說。換言之,無論西塞羅或色諾芬在人生和政治上表現出多么卓越的睿智,幾乎不可能像四書五經那樣進入我們耳熟能詳的經典引語。即使“改造國民性”是可取的,它也永遠洗不掉黃河泥沙在我們身上留下的累累斑痕。
 
 用“心”閱讀
 
 借此說點兒題外話吧。從思想傾向上說,布魯姆顯然屬于近年來風頭甚健的“新保守主義”中的一員。如今,美國共和黨中的新保守派為了給自己正名,需要“流氓國家”、“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或“邪惡軸心”這些說辭,這體現著一種布魯姆所說的信念上的“決斷”精神,一種“敢于選擇的能力”,雖然它是痛苦的,但布魯姆說,高貴的選擇都是痛苦的。更重要的是,這種選擇是與事實無關的,譬如說某個地方是否在發展核武器,所以也就談不上說謊的問題。我猶記得,共和黨保守派的老前輩尼克松說過,美國在同世界各國打交道時最常犯的毛病,就是把自己的好惡作為標準;逼迫中東國家實行民主,只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所以美國人一定得“學會少管閑事”。自不待言,對“價值無涉”極不耐煩的布魯姆,討厭的正是這種“少管閑事”的態度。這種新保守主義與英美傳統保守主義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于它不喜歡思想的分寸感和因時制宜的智慧。無論民主和自由的具體內容為何,它只能在時間的磨礪中徐徐展開。從這個角度看,新保守主義如果愚蠢地忘掉西方“高雅文明”中的另一項基本美德——“復仇者的風度”,也不就足為怪。
 讀罷全書,留下的大體印象是,從學理上說這是一盤出自名廚之手的思想大雜燴。他以古典拯救人文,恢復“知識整體性”的用心如朗朗明月,但這也決定了烹制手法的不倫不類。大體上說,全書的思想脈絡德國味十足,英法味偏淡,這與作者有列奧·施特勞斯的師承當然有絕大的關系。好在盤子里全是山珍海味,吃起來依然相當可口,無論你持何種思想立場。但有件事也許得事先提醒一下。巴爾贊亦是個對西方文明日漸飄零一唱三嘆的大學者,但他拙于蘇格拉底式的反諷,也沒有布魯姆那種急于對我們耳提面命的焦燥。在《從黎明到衰落》一書中,他曾羨艷中國話里有個“心”字,能把人的全部精神現象一網打盡。但我總覺得,中國人這顆“心”是好是壞且不去管它,大體說來都是比較樸素的,以這樣的心去識讀布魯姆講述的spirit或mind或soul或psycho或heart,往往倍感困難,它們的內容曲折繁瑣不說,而且像一頭巨大的章魚,喜歡用既長又多的觸角四處亂摸,顏色還會隨周邊環境不斷變幻。所以,讀布教授這本書,需要事先調整一下我們的“心”,讓它的靈敏度或“感傷性”比平日提高一點兒。
 
 (布魯姆:《美國精神的沒落》,戰旭英譯,譯林出版社即出)
 (原載《南方周末》2007年2月1日,刊載時有刪節)
2012-04-27 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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