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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克利:偉大的人和偉大的制度——傅高義《鄧小平時代》譯后感言
馮克利:偉大的人和偉大的制度——傅高義《鄧小平時代》譯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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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
 
 在座的各位中間,有些人可能已經知道,哈佛大學出版社在去年10月出了一本寫鄧小平的書,作者是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已經榮休的著名東亞研究專家傅高義先生。此書出版后不久,各位所在的北京大學的出版社,據說是有杜維明教授的大力推薦,也很想出這本書的中譯本。有一位編輯,也是我的山東老鄉岳秀坤先生,知道我在翻譯這本書,曾奉他的領導之命與我聯系。其實,不止是北大出版社,據我所知,這半年多來國內有20多家出版社都表示有意出版此書,因為傅教授這本書應當算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和記述鄧小平政治生涯的著作。當前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在世界上影響力的不斷擴大,與鄧小平顯然有著絕大的關系,這使更多人對他有了解的愿望,所以此書上市后在歐美市場上一直很走紅,前些日子曾與《喬布斯傳》一起多日名列《紐約時報書評》的暢銷榜前列。
 
 但是,盡管此書很熱賣,盡管傅高義對鄧小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國內也有很多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此書,至少就我目前所了解的情況看,它能否在中國大陸出版,或出版之后會變成一個什么樣子,至今仍沒有定論。它在中國出版如此困難,并非因為書中對中國有多少詆毀污蔑之辭,主要原因大概是其中包含著大量與1989年那場所謂的“六四風波”有關的內容。我以為傅高義先生對這事說得很客觀,很平實,大體上也符合我的看法,甚至我揣摩著它應當可以被當局所接受。但至少就目前的情況來說,談論1989年發生的這件大事,不必說對它給予贊揚,就是搞嚴肅的學術研究,甚至對它進行深入分析和批評,在中國仍是官方的大忌,這與我們一向不太敢面對自己不太光彩的歷史記錄有關,結果很多事情到了后來都是一筆糊涂賬。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借此機會,給各位談談與傅高義先生這本書有關的話題,我將集中在四個話題上。一是簡單說明一下我翻譯傅高義這本書的動機和過程,二是對這本書的內容做一個扼要介紹,三是結合我從這本書中對鄧小平得到的了解,談一談有關他的執政風格的一點感想。最后一個話題是,我們應當如何對鄧小平這樣一個重要人物進行評價。
 
 對于鄧小平其人,搞經濟的,搞政治的或搞歷史的,當然還可以分出黨內的黨外的、國內的國外的,必然會有很不同的解釋與評價。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從時間上說鄧小平離我們還是太近了,與他有關的很多事情,他在歷史上到底發揮了什么作用,今后還會有什么樣的影響,其功過是非也許只能等到時間再久一點才會逐漸變得更加清晰。我們作為同代的人,有著太多的個人利益和恩怨,太多與個人切身經歷相關的情感,大概誰的評價都不敢說多么公允,更何況任何一個時代或一個人的作為,都是各種復雜因素形成的一個復合體,想找出某些簡單的因素來解釋一切,幾乎是不可能的。我這里只是提供自己的一點想法,給大家增加一些看問題的視角。如果傅高義先生這本書以后能在內地出版,這可以為大家提供一些閱讀和進一步思考的線索;如果不能出版,也使各位對它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二
 
 先來說第一件事。一年多以前的2010年秋天,傅高義先生這本書還沒有最后定稿時,我就開始著手翻譯他的初稿。當時接手這份差事,自己有這么幾點考慮。一是有香港中文大學的朋友盛情相托,開出的報酬還算誘人,我一向不申請各種科研項目經費,干這個活也可以自食其力掙點兒錢,這總比拿一些假大空的項目去騙科研經費強吧。當然了,假如只有錢上的考慮,沒有一點兒興致去做,那也是極其無聊的事,所以我還有另外幾個考慮。
 
 傅高義先生是哈佛大學的名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曾寫過一本譽滿全球的《日本第一》,當時正是“日本要賣下美國”的時代,日本的經濟騰飛一度讓美國人一片驚恐,因此他這本書對美國的政界和商業商界重新認識日本發揮過重要影響。我又見到傅教授在事先發來的前言中說,他早在2000年在韓國濟州島休假時,就動了寫一寫鄧小平的念頭,從動筆到大體完成,總共耗費了他十年光陰。一個年屆耄耋的老人,能夠不辭辛苦,用自己晚年的寶貴時光去研究鄧小平,讀來不能不為之動容,這也是我愿意翻譯它的理由之一。
 
 但是,光有這些理由,也不足以讓我接下這個50多萬字的差事。除了以上考慮之外,我還有個最重要的一個想法:我這個年齡的人,前半輩子在毛澤東的紅旗下長大,后半輩子則從鄧小平時代走來。過去自己的興趣愛好并不在中國當代政治上,但這個時代卻給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自己作為一個過來人,確有必要仔細了解我親身經歷過的這個時代和鄧小平這個政治家,具體看一看在我們現實的政治生態中,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如何發生,表現為什么形式。我深知一般搞理論研究的人,假如常年埋首于所謂的學術著作之中,久而久之往往會失去現實感,言論流于紙上談兵。當年埃德蒙·柏克稱這種人有不會解決問題、只會“吹毛求疵”的毛病;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三卷也曾對不諳世事的文人的習氣大力嘲諷,按他的說法,如果你從來不參與現實政治,卻熱衷于討論政治觀念,這對社會有可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后來韋伯更加刻薄,把它叫做“貧瘠的(或無生育能力的)亢奮”(sterile Aufgeregtheit)。患上這種病的人,談起政治來感到很自信,但往往讓政治的實踐者莫名其妙,甚至覺得十分可笑。
 
 從另一方面說,我們看一些今天被奉為經典的著作,當年作者寫它的時候,其實都與現實有著很貼近的關系,甚至有著時論的性質。比如有一些政治學名著,像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等人的《聯邦黨人文集》、剛才我提到的柏克的《論法國革命》或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等等,都是針對作者當時一些很現實的政治問題而發。甚至我覺得,像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這樣的神學著作,其中很多內容也是對公元4世紀羅馬社會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尖銳批判;柏拉圖講修辭學的《高爾吉亞篇》中的不少內容,則可看作對他身處其中的希臘城邦政治生活中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的針砭,就像今天我們這里一些知識分子干的事情一樣。這些著作現在被人奉為經典,不但是因為其中包含著深刻的理論問題,也因為它們是作者對身邊的事情做出的強有力回應,與當時發生的政治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作者可能并沒有把它們作為經典理論來寫,當時的讀者大概也沒有把它們當作經典看待。所以我在讀這一類經典時時常有一個想法,不了解眼前政治的人,政治理論怕是也做不好,因此便有一句話愿意與大家分享:政治學經典未必一定是從思考現實政治中產生,但現實政治絕無可能僅用經典著作去設計。政治學確實需要處理一些重大的觀念和理論問題及其相互關系,但用一個恰當的比喻說,這些觀念或價值就像一張張空白支票,你只有根據自己當前的現實需要,在上面填上一定的數額,簽上自己的名字,它才能真正生效,你一旦不慎填錯了,它也會報廢。我們思考政治問題的人,弄明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們現所面對的政治現實是什么呢?鄧小平雖然已經去世十五年了,但是我想在座的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其實從很大程度上說,我們仍然生活在鄧小平時代。不但他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沒有多大變化,甚至他的權力的直接影響也仍在繼續。上一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是鄧小平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現任胡錦鑄總書記也是當年他和一批老干部選定并著意培養出來的領導人。僅以這種治國路線和人事上的延續性而論,如想認識這個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時代,也不能不去了解鄧小平。
 
 有了以上這些考慮,我才把這份翻譯的差事接了下來,而且也確實如自己所愿,從這本書中,我對整個鄧小平以及在他領導下發生的大事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過去自己對鄧小平素無研究,但不管是喜歡他還是不喜歡他的人,對于他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作用,大概無人可以否認。鄧小平在他的執政過程中,深刻改變了中國社會,他給我們這個國家帶來的最顯著的變化,就是這三十多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使中國從一個大多數人不得溫飽的社會,迅速變成了一個大多數人衣食無虞的社會。這個變化是無論如何不能低估的。傅高義先生為此甚至對鄧小平給予了更高的評價,認為他領導中國走過的改革路程,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也是20世紀人類社會最了不起的成就,這是他要寫一寫鄧小平時代的基本動機。
 
 三
 
 下面我先介紹一下傅高義這本書的大致內容。我看到有不少媒體報道說,他寫了一本鄧小平傳,這個說法是不太準確的。他這本書的正式名稱是《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全書雖然是從鄧小平1904年出身于四川廣安說起,但從鄧小平的童年到他在文革期間下放這六十多年的時間,只用了短短3萬多字,在洋洋50余萬言的全書中僅占整個篇幅的二十分之一。他首先對鄧小平前期的經歷做了一個概括的描述,總結出鄧小平在這個時期養成的一些性格特點,如堅毅果敢、講求實際,出色的判斷力和全局性視野,戰略眼光以及1949年以后在毛澤東手下領導國家所積累的治國經驗。當然,對鄧小平影響很大的另外兩件事,一是“文革”這場巨大的浩劫,二是鄧小平在下放江西的三年期間對中國未來的思考,這對于他在1977年重新復出后的政治表現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傅教授通過講述鄧小平過去60多年的這些經歷,為我們理解后來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心和執政風格做了一個很好的鋪墊。從第三章開始,全書就進入了從鄧小平1974年恢復工作到1992年南巡這近二十年的時間。可見他這本書的敘述重點是放在改革開放時期,嚴格地講不是一本“鄧小平傳”,香港的中文版將它改為《鄧小平時代》,是很恰當的。
 
 另外,傅教授為了寫這本書,在近十年的時間里采訪了很多人,包括多次來到中國采訪了一些重要當事人,其中也有鄧小平的一些親屬和曾與鄧小平共過事的人,這些時間累計起來總共有一年多。傅高義先生的中國話說得很好,所以每次采訪他都親自提問和記錄,留下大量的錄音和筆記。也許你們會想,有這個廣泛的采訪過程,傅教授在書中一定透露了不少鮮為外人所知的內幕。在我們這種高層內幕總是密不透風的政治環境里,有這樣的想法也很正常。但我的感覺是,這本書并沒有透露多少內幕,也許是因為顧忌到給當事人帶來麻煩,或是這些當事人與傅高義教授之間有一些約定,即使他們在采訪中有所透露,傅教授也不方便寫在書里,或者是我對這種事情不夠敏感。總之我的感覺是,傅教授在他書中并不想刻意透露多少重大的內幕消息,他不是個喜歡獵奇的政治八卦作家,而是一位嚴肅的學者。
 
 那么,傅高義這本書中有關鄧小平說了哪些最有價值的東西呢?我以為他這本書中寫的最精彩的部分,應當是和鄧小平的外事活動有關的內容,尤其是鄧小平在上世紀70年代為數不多的幾次重要出訪——日本、美國和東南亞四國之行,這大概與材料的豐富性有關。傅高義利用西方媒體的大量報道、個人訪談、研究著作和政府檔案,生動講述了鄧小平為中國爭取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做出的種種努力。但是,鄧小平畢竟不是外交家,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他的所有外交活動也都是服務于他的國內目標,對這部分內容相對而言我們不像對國內政治那樣關切,由于今天時間很有限,我姑且略過不提。
 
 在中國的內政方面,由于受到材料來源的限制,使傅高義難以將故事講得像外交活動那樣細致生動,但他還是盡量利用了一些官方文獻和有限的研究資料,著力把握鄧小平執政風格的一些重要特點。例如我認為很可圈點之處,是他對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集團內部的運作方式,以及鄧小平在其中的處事風格,有一個很切實、很準確把握。他反復向我們解釋了什么是黨內高層的“氣氛”,鄧小平在做出重要決策的關頭,必須對這種氣氛加以判斷,才能決定下一步的政策。每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就能體會到政治現實的微妙之處,不是任何理論所能解釋的,理論也許能為我們提供某種方向感,但具體到如何向前邁步,什么時候邁步,什么時候需要停下,判斷的依據就是這種“氣氛”,對此理論不能為我們提供任何有效的指導。
 
 其次,傅高義先生十分深入地講述了鄧小平在黨內政治中逐漸取得成功的過程,以及他在這個過程表現出一些十分可貴的品質,例如他一向不計較個人恩怨和親疏(除了軍隊以外),與人交往只以工作為重,在用人上首先考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利益。其次是鄧小平的大局觀,他善于抓大放小,不像周恩來那樣事必恭親。大方向確定之后,具體事情他會讓手下人放手去做。就是鄧小平的意志力,一旦拿定主意,他會堅持不懈地做下去。傅高義先生多次提到毛澤東對鄧小平有兩個形容,一是“鋼鐵公司”,一是“棉里藏針”,這兩個觀察都是很到位的。鄧小平做事一貫堅忍不拔,今天我們把這種品質叫做執行力,但他并不是一個處處鋒芒外露的人,用他女兒的話形容,他是個“不愛說話”的人,他一向沉著冷靜,很講究做事的分寸。從傅高義的敘述中,我們可以不時感到鄧小平這種既頑固又收斂、既執著又狡猾的性格。知道如何在正確的時候,用正確的方式做正確的事情。大概是一個政治家最可貴的品質了。這也是你從書本里絕對學不到這樣的本領,它只能與個人的性格和經歷聯系在一起,是一種高度人格化的經驗智慧與眼光。
 
 鄧小平今天被人譽為偉大的改革家,但我從閱讀傅高義的書中得出一個感覺,鄧小平的第一考慮并不是改革。那么他首先考慮的是什么呢?他的第一考慮,是在毛澤東給他留下的爛攤子上,為中國社會做一點實事。也就是說,他不是一個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愿望為他提供了行動的動力,而是行動的愿望為他提供了改革的動力。在這一點上他與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年戈氏搞改革打出的旗號是“公開性”,基本內容是開放言論自由和蘇共黨內斗爭的透明化,結果使蘇共對整個社會失去了控制,先不講我們是否喜歡這種事,它是導致蘇聯體制垮臺的直接原因,是沒有人懷疑的。用黃仁宇先生的一句話說,這叫“理想高遠,技術低劣”。鄧小平顯然與此相反,他的理想很低,但技術高超。對于他這種不為改革而改革的作風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我以為是很有必要的。傅高義先生像很多人一樣,在書中經常把鄧小平稱為“實用主義者”或“實干家”(pragmatic),只有這樣來認識鄧小平,你才能理解鄧小平時代的許多特點。這種務實精神,這種不為改革而改革的立場,我以為既是鄧小平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關鍵,也是現在中國存在的許多制度性問題的原因。
 
 鄧小平既然有這種不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干一番實事的愿望,因此他必須利用中國共產黨這個高度制度化和組織化的資源。鄧小平反復強調,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因此這個東西千萬丟不得。傅高義對鄧小平的這種想法也看得異常清楚,所以他嘲笑當年的很多西方人,他們以為鄧小平的務實的精神會使他把中國帶上西方式的道路,其實鄧小平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著非常固執的排斥態度,所以他們在這一點上是大錯而特錯了。由此我也覺得,傅高義用來形容鄧小平“pragmatic”這個詞,也可以理解為有著雙關的意味,它的另外一層不太常用的含義是“剛愎自用”或“獨斷專行”(dogmatic,dictatorial)。“pragmatics”的這兩層含義,再好不過地反映著鄧小平的雙重性:他不需要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但他要堅定維護中共的領導地位;他要維護這個組織,并不是因為它思想上多么正確,而是因為鄧小平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不借助于這個組織體制,他什么事也干不成。
 
 四
 
 傅高義先生說,鄧小平堅信“共產黨必須從根本上轉變它的目標和工作方式。”這也就是說,雖然鄧小平不想改革中共的基本體制,但他的目標與建立這種體制的毛澤東大不相同。在毛澤東時代,政治和經濟兩者之間充滿了意識形態的對抗,非白即黑,甚至你死我活。但在鄧小平時代,雖然政治迫害不能說沒有,但數量和殘酷程度上已完全不能跟毛澤時代相比。毛澤東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政治路線定下來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鄧小平不接受毛的治國路線,但他并沒有背離毛澤東這種組織思想,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鄧小平與毛澤東時代的繼承關系。他為了實現自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治國路線,不是給這個體制動大手術,而是要讓它換一換腦筋。所以我以為,他所帶來的最大變化,也可以說是他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通過改變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業績的標準,使整個中共干部隊伍的觀念和行為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當然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其中也有不少曲折和反復;他不斷強調不能再閉關自守,堅持擴大對外開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讓干部有更多機會了解外部世界,開闊他們的視野,這對于改變其思想觀念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他對各級領導干部的素質多么重視,我們翻一翻《鄧小平文選》便可知道。他講干部問題、講組織工作或接班人的言論很多,大多都是在要求黨的各級領導要改變思想觀念,甚至一些提到政治改革的地方,講的其實仍是干部素質問題而不是體制問題。
 
 經過這些人事上和政策上的不斷努力,自鄧小平執政以來,我們的官員逐漸從一個嚴重受到意識形態禁錮的隊伍,變成了一支更加開明務實、以追求經濟發展作為首要目標的組織。對整個領導階層在組織上的這種有效控制和推動其觀念變化所做的努力,使治理的目標和方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不斷為經濟發展提供著強大的動力。所以張五常先生在前兩年曾說,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現在實行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我們國內經濟學界的一些有聯邦主義傾向的經濟學家,也在討論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對他們的這種判斷不管有何爭議,它是建立在一個事實之上:今天的中共的各級領導干部都知道,無論自己的工作在其他方面有何表現,無論你是貪污腐敗也好,還是廉潔為官也罷,你治理的那一方水土如果經濟上不去,你的仕途也肯定沒有多大戲。這是鄧小平在維持中共這個統治集團的同時,給它帶來的意義最為深遠的變化。
 
 鄧小平知道維護中共這種組織體系的重要性,而這個體制能夠有效運行,關鍵又在于它的領導人是否有權威。有這樣一種考慮,使他的領導風格中有了另外一個鮮明特點,即他幾乎從來不在基本政策上主動率先搞改革。有朋友曾對我說,鄧小平并不像官方宣傳的那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不過是改革的“總批準師”,我覺得這個話是很有道理的。確實,我們回顧改革開放前十年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始于1978年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后來的農村包產到戶政策,鄉鎮企業,再后來的價格雙軌制的實行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重大政策的轉向,這些事情在中國擺脫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的束縛,向市場經濟轉型中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它們幾乎全都不是鄧小平本人提出和發動的。甚至建立經濟特區這一突破計劃經濟最重要的創舉,按傅高義先生的分析,也是最先由華國鋒和谷牧等人提出,鄧小平的功勞只是給它起了一個“特區”的名字,因為他記得過去自己領導過晉冀魯豫就叫“特區”。鄧小平不但不是所有這些事情的首倡者,有些事情他最初甚至沒有注意到它們的發生(如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和鄉鎮企業);在有些情況下,如果成效尚不明朗(如包產到戶和個體經濟),或是政策的落實出現了一些問題(如經濟特區早期出現的嚴重腐敗和走私問題),鄧小平也遲遲不愿公開表態給予支持。對于這些事情,傅高義先生在書中都有很詳細的記述。
 
 --------此處略去-----
 
 五
 
 
 你們不要以為我這是在貶低鄧小平。恰恰相反,我覺得這反映著鄧小平最高明的一面。有不少自由派人士說,從包產到戶和個體戶,再到鄉鎮企業和城市市場化改革的逐漸鋪開,這些在改革開放早期對中國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變化,都不是鄧小平的功勞,他不過是個被動的接受者而已。這樣說是不客觀的。傅高義先生在書中一再強調,在鄧小平搞改革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在經濟改革上都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因此鄧小平缺少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他在改革的政策上不親自出擊,這非但不能證明他的無能,反而證明了他的智慧。如果說“無為而治”不是指無所作為,而是不過于積極主動地去設計社會,只以順勢而為的方式進行治理,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可以算作一個“無為而治”的典范。
 
 此外,為了理解鄧小平這種執政風格的價值,我們也必須明白這種制度的一個特點,它承受不了最高領導人犯下大錯誤的代價,而這種制度對權力的約束力不足,又易于讓當權者犯下大錯誤。在這種體制下,如果一號人物出了大錯,是會讓整個國家和社會傷筋動骨的。假如掌握最高權力的人如同毛澤東那樣總是積極有為,鑄成大躍進和文革這樣的大錯,而他自己又不甘心從此失勢,便只好置黨內游戲規則于不顧,到體制外邊去尋找鞏固自己權力的力量。于是毛澤東便動員年幼無知的紅衛兵替他打擊自己的政治對手,結果把整個國家搞得一團糟。
 
 有些人認為,鄧小平的謹慎態度可能與他本人有三起三落的經歷這一背景有關,此外他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陳云等一些比較保守的黨內元老,并不能放開手腳為所欲為。傅高義特別強調的另一件事是,雖然鄧小平領導現代世界最為意義深遠的變革,可是他卻從未正式担任過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這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按他的分析,這主要是因為鄧小平在三中全會時還沒有配備好自己的班子,實力有所不足,他不想為了爭奪權力破壞黨內團結,損害國家建設的大局。我認為,這些說法雖然有一定道理,卻不足以深入解釋鄧小平在領導改革中那種收斂的風格。即使80年代他在黨內黨外聲譽最高的時候,他也仍然強調對一些缺乏經驗的重大改革措施一定要保持謹慎的態度。他一方面深知毛澤東利用中共體制給國家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在這種體制中,必須讓人們對最高領導人保持一定的敬畏,用傅高義先生的話來說,要讓人們“對膽敢蔑視權威可能給個人和家庭帶來的后果要有所懼怕。”(傅高義語)在中共領導集團內部,為了保證紀律得到遵守,仍然嚴重依靠個人權威,因此維護這種權威就成了至關重要的事情。
 
 所以,對于鄧小平這種一直甘心于不要正式名分的做法,我們不妨做另一種理解。他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地位,保證自己不犯大的錯誤,必須與一些容易惹上麻煩的事情、容易引起爭議甚至黨內分裂的事情,保持一定的距離。由此來看,鄧小平這種不要正式名分的做法,使他能夠在當老大和老二這兩種角色之間游刃有余:他既可以在引領發展的大方向上當老大,使國家不至偏離改革開放的路線,又可以在承担直接責任上只當老二,使自己避開親自參與政策的制定和落實所包含的風險,從而維持自己的權威地位。處在這種地位上,即使政策出現了大問題,他也可以丟卒保帥,讓手下的領導人為決策失誤導致的問題承担罪責,由他們去充當自己的替罪羊。于是便有了胡耀邦和趙紫陽的下場。
 
 但是,正像我前面說過的,鄧小平作為一實干家,并不是一個毫無原則,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者。就像“pragmatic”這個雙關詞所表明的,他也有其頑固的一面。他深知中國的出路只能在于打破一些舊框框,所以愿意讓手下人在政策上大膽進行嘗試。只要他看準的事情,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他都會意志堅定地做下去。這方面一個最為人們所熟知的例子,也是傅高義在書中反復提及的事情,就是鄧小平在七十年代末提出讓國民經濟翻兩番的目標。這個在八九十年代不斷被宣傳機器重復的目標,是因為鄧小平當年訪問日本時聽到,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在60年代制定出在10年內讓國民“收入倍增”的計劃,從而大大刺激了日本經濟在70年代的高速增長。鄧小平訪日時這個目標已經成為現實,這讓他對日本的經濟振興計劃印象深刻,念念不忘。他在征求了中國和世界銀行專家的意見后,確信中國在20年內,即從1980年到2000年,經濟翻兩番是一個現實可行的目標。于是他開始堅持不懈地鼓吹“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口號。在此后十幾年里,不管遇到什么麻煩,他從未放棄這個想法,這也是他在1992年看到經濟有可能大滑坡,通過南巡再次發動新一輪改革浪潮的原動力之一。這當然也是因為他很清楚,在徹底拋棄了毛澤東那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意識形態之后,他只能用“發展就是硬道理”這樣的口號來維護中共統治的正當性。他這種頑固性人所共知的另一種表現是,對于他為之奮斗了一生的中共這個組織,他一向不能容忍其受到威脅,他在早年就處理過白樺創作的電影《苦戀》、在“民主墻”上貼大字報的魏京生,后來又將王若水、劉賓雁、方勵之等一些著名知識分子開除出黨,其理由都是因為這些人對中共統治的正當性發起了挑戰。在處理1989年學生示威的方式上,他這種絕不讓步的性格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正是由于鄧小平的這種堅持,今天我們回頭來看,他所發動的改革開放雖然經歷了一些波折,至少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總體上是非常成功的,如果用翻兩番這個目標來衡量,甚至大大超額完成了任務。他在這個變化過程中的功績,有各種各樣的評價和贊揚。以我這個不可救藥的主觀主義者來看,鄧小平最大的功績,正如前面所說,就是他通過引領改革開放不斷取得進展的過程,誘導中共干部改變了對世界的看法。他保留了毛澤東為他留下的中共這個組織系統,但他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它所提供的制度平臺,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發展就是硬道理”這一觀念革新的自選動作。
 
 這種觀念的變化到底有多大,我不妨舉一個前不久剛發生的現成例子。常有人說中國不接受普世價值,我以為這話只是部分正確,如果“自由貿易”也算是一條普世原則,那么它確實被中共接受了。在前不久剛結束的人大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商務部長陳德銘針對美國國會通過了對中國貨物的反補貼法案,批評美國破壞自由貿易的規則。這樣的話我們今天聽來很正常,但是如果放到30年以前,你聽到一個共產黨干部教訓美國人不遵守自由貿易原則,那會成為天下最大的奇聞。鄧小平并沒有大力推動中共的干部隊伍接受現代社會的法治、公民權利和自由觀念,但他確實使他們完全認同了市場、效率和致富的觀念。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至少在這一點上,今天的中國官員與30年前的干部在經濟觀念上的差別,要遠遠大于今天的奧巴馬和30年前的里根總統。
 
 基于這樣一個背景,我們也許可以重新理解人們時常提到的鄧小平的一句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鄧小平在這里所說的“左”和“右”主要是指行政意義上的政策取向,并沒有制度層面的意義。假如它涉及到基本的制度變革,我想鄧小平是不會說這種話的,因為轉換到制度的層面,“右”將意味著改變中共統治地位,這是鄧小平完全無法接受的,甚至他會反過來說“要警惕左,但主要是防右”了,因為“左”的傾向只會干擾政策方向,對這種體制本身并不構成直接威脅。對于鄧小平來說,只要堅持中共領導地位這個前提,甚至鼓吹“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或“自由貿易”這種經濟上很右的政策,也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在多年前曾把這種政策上的“右”稱為“行政自由主義”,現在不少人則把它稱為中國式的“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前不久我看到香港前總督彭定康在為傅高義這本書所寫的書評中,甚至把它稱為“列寧主義的市場主義”,雖然稱呼不同,但說的大概都是同一個意思。
 
 六
 
 傅高義先生回顧中國歷史,認為近代以來中國的所有政治領袖,從同治年間的洋務派到清末的變法派,從中華民國的開創者孫中山到后來的蔣介石,再到領導中共奪取政權的毛澤東,都有一個想讓中國富強的心愿,但只有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這個追求富強的百年大夢才真正變成了現實。很多人看今天的中國,覺得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個共產黨政權居然能夠成功引領一場規模浩大的“經濟奇跡”,這也是近年來不斷有人談到“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的原因。由于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中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但深刻改變了中國,也大大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傅高義先生甚至認為,中國成為“世界唯一大國”的前景也已經依稀可見。他在后來專門為香港的中文版所寫的前言中說,面對這樣一個崛起的超級強國,西方人必須加深對中國的理解,不然對雙方都不利。更深入地認識鄧小平這位締造了這一奇跡的偉人,則是取得這種理解的關鍵。傅高義先生并沒有表示他認同“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之類的說法,他僅僅希望他的讀者能夠通過對鄧小平的了解,去認識中國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內在機制。從這個角度看,傅高義給予鄧小平極高的評價,我認為是沒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就給鄧小平的歷史地位蓋棺定論,似乎還為時尚早。這不僅是因為我前面所說,鄧小平在時間上離我們太近,對他還不易得出一個客觀公允的判斷,而且即使僅以他所取得的經濟成果而論,其中并非只有正面的東西,同樣也包含著各種問題,現在常有人說中國面臨著陷入“拉美陷阱”的危險,反映的就是這些問題引起的担憂。傅高義在全書的最后一章,簡單羅列出了鄧小平留給中國政府的種種問題。也許是為了突出鄧小平的成就,但他對此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我相信,很多讀者對于他這樣一位歷史學家能夠對此做出更加深入細致的分析是有所期盼的,但我覺得這卻是全書中寫得最草率的一部分。傅高義似乎沒有認識到,鄧小平取得的經濟成就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將會繼續發生何種影響,與他的成功相伴隨的各種問題將會造成什么后果,對于我們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也許比鄧小平取得的成就更重要。
 
 應當如何看待鄧小平呢?我這里提供一點自己的視角,未必正確,只供大家參考。鄧小平是中國現代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這一點大概沒有太大疑問。但不加限制地把他稱為一個偉人,未免過于籠統。歷史上的偉人有很多,但他們偉大的原因卻各有不同,如果我們對這些偉人進行分類,鄧小平屬于哪一類偉人呢?
 
 正如傅高義先生所言,以經濟上取得的成就而論,中國近代以來的統治者確實都不能與鄧小平相比。如果看看中國的歷代君主,可以分為開國者,守成者和喪國者。鄧小平似乎這三種人都不是,如果非要拿他們來比,鄧小平或許算是一個“中興之君”,就像漢代的文景皇帝、唐太宗、宋太宗或康熙和乾隆等等,這些人都不是開國之君,但都在前人開創的基業上大有所成。但是這樣來評價鄧小平,未必是一個很高的褒獎,這不但是因為那些中興之君面對的問題與鄧小平的現代化任務有著完全不同的性質,而且這種比較可能意味著我們仍未擺脫中國歷史上治亂興衰的循環,這大概是大家都不樂意接受的。
 
 在現代世界,經濟現代化搞得比較成功的強權人物,我們也可以舉出一大堆。最早的人當屬德國的宰相俾斯麥,他也是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不但統一了德國,而且使其成為經濟實力排名第二的世界強國。現代亞洲和拉美也有一些帶有威權主義色彩的統治者,如韓國的樸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臺灣的蔣家父子和智利的皮諾切特等人,他們在促進國內經濟發展上都有出色的表現;甚至名聲不太好的西班牙前獨裁者佛朗哥,也創造過西班牙人所公認的“經濟奇跡”(西班牙語中叫“西班牙奇跡”:el milagro espantil)。印尼前總統蘇哈托和菲律賓的馬科斯,如果單以發展經濟而論,應該說也都干得不錯。鄧小平與他們的最大區別是,中國的經濟和人口規模要大得多,所以他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功對世界的影響自然也要大得多,但是僅以成功的性質而論,鄧小平和他們并無太大差別。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可以稱為他們中間最了不起的一位。但是對于這些著名的威權主義政治家,我想尤其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他們的經濟成就給各自國家造成的影響也大為不同。其中有一些地方,在他們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基礎上,比較順利地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轉型,例如西班牙、韓國和臺灣地區;還有一些國家,這種政治轉型則經歷了十分痛苦的社會動亂,例如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不言而喻,這種轉型方式的不同,肯定會影響到后人對這些政治人物歷史地位的評價。這是我們在評價鄧小平的歷史作用時應當給予考慮的。
 
 另外,在西方歷史上,偉人的先賢祠里還有一類偉人,是我們中國不太多見的,即所謂的“立法者”(lawmakers)。以古典世界而論,有斯巴達的呂庫古,雅典的梭倫或羅馬的羅穆路,還有為猶太人立法的先知摩西和后來編訂法典的查士丁尼;近代社會則有逼英王約翰簽下《大憲章》的貴族、“光榮革命”的參與者和美國的憲法之父。他們之所以能夠青史留名,對后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并不是因為在經濟上取得了多大成就,而是因為他們制定的規則形成了一種悠久的制度傳統,使權力的運作逐漸變得有章可循,為后人提供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制度框架,為政治的良性演進和社會繁榮奠定了基礎。
 
 鄧小平是不是這個意義上的“立法者”呢?從一定意義上說,鄧小平也可以稱為這樣一個立法者。我們不妨拿一件事為例來說明他方面的貢獻。雖然他沒有改變中共的統治體制,但是他在1997年去世時,無論國內國外,整個世界風平浪靜,對他只有緬懷和紀念,當然也有一些批評和檢討,但基本上沒有任何政治上的担憂。各位千萬不能小看這件事情,在所有的共產黨國家,最高領導的病重或去世,是會讓整個世界神經緊繃的,唯獨鄧小平這樣平靜地離開了我們。他以此事證明了自己確實以身作則廢除了中共的終身制。他使中國權力層的游戲規則相對而言變得比較穩定,有了更多的可預見性,此后中共的權力交接雖然依舊內幕重重,流言不斷,但畢竟不再有殘酷無情的權力斗爭,一人獨大的局面也變成了現在這種類似寡頭制的格局。如果我們舍棄一些外在的標準,只從這個體制本身來考慮,能有這樣的表現,已經是十分出色了。
 
 但同樣真實的是,今天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如財富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特權當道,官場腐敗,以及公民各項自由權利的保護與社會控制之間持續存在的緊張關系,你若是尋找它們的根源,跟鄧小平生前引起民憤的原因并沒有太大差別。今天人們希望能夠維護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成果,同時消除改革帶來的弊端,在這一點上似乎比較容易取得共識。但是如果分析今天存在的各種問題,又會發現它們與鄧小平的改革成果有著密切的內在關系,因此一具體到如何進行改革,人們的分歧仍然很大。這些問題在鄧小平生前就存在,由于經濟發展的,使它們看上去還不那么急迫,但是今天在很多人看來,它們已經變得難以容忍了。
 
 應當說,鄧小平所推動的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成果,至少為后人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平臺,使順利的制度轉型具有潛在的可能,但它將如何發生,仍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考慮,我認為現在為鄧小平蓋棺定論仍然為時尚早。他的后人如何解決他留下的問題,同樣關系到對他的歷史評價。如果因為體制問題而引起大亂子,鄧小平取得經濟成就而在歷史上享有的美名就會大打折扣,人們對他的看法也會與今天不同。當年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俾斯麥就一例,他把德國帶入超強經濟國家的行列,但是由于政治轉型沒有跟上,德國后來卻陷入了軍國主義泥潭,這使今天的人們對他的評價大為降低。相反,如果能夠在鄧小平的經濟成果基礎上,比較順利地完成制度轉型,鄧小平的歷史地位肯定會更上一層樓。
 
 今天我這一講的題目中有個“偉大的制度”的說法。我們中國歷史上不缺偉人,但在現代中國,真正能夠稱得上“偉大的制度”建設者的人,即剛才我所說的那種“立法者”,卻是極為罕見的。我們有出偉人傳統,卻沒有建設偉大制度的傳統,但是正如布萊希特所言,一個需要英雄的國家是不幸的。鄧小平本人確曾意識到制度建設的重要性,他早在1980年就說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這句話一向被人津津樂道,但鄧小平除了有限恢復“黨內民主集中制”這個中共的老傳統外,他對于如何進一步落實這種想法,并沒有提供多少具體的經驗。就像鄧小平有關政治改革的另一些言論一樣,他這句話從未真正形成制度上的約束力,不同背景的人,出于不同的動機,完全可以對其含義進行大不相同的解讀,有人甚至可以不拿它當回事。
 
 那么,他留給我們的經濟發展成果,能否幫助我們去建立一種不再那么需要偉人的“偉大的制度”?這個話題不但敏感,而且過于復雜,我不好在這里過多地展開,而且即使能夠展開說,恐怕我也說不清楚,預測歷史畢竟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當今中國,對于下一步的制度演變應該采取什么方向,議論者甚眾,從左到右,光譜復雜。不久前我看到“博源文庫”出版了馬立誠先生的《當代中國的八種思潮》一書,列舉出中國近年來有關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各種主張和辯論,并且認為現在中國的思想界已經進入了“春秋時代”。這些議論不管有什么分歧,都包含著為“中國向何處去”這個病癥開出的藥方。藥方各不相同,主要不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有沒有制度問題存在分歧,他們都認為中國在這方面存在著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他們的區別僅僅在于他們看到的問題不同,或者對不同問題的嚴重程度給予了不同的權重。他們之間的爭論,反映著人們對中國的制度前景仍存有很大疑問,而這無疑也是鄧小平留給我們的遺產的一部分。
 
 現在大概無人敢于大言不慚地為中國政治的下一步走向下一個定論。不過,我在前面特別強調鄧小平在轉變中共領導干部思想觀念上的功績,是因為我相信我們如何認識這個世界,決定著我們如何用行動去塑造這個世界,在政策和路線調整上是這樣,在制度建設上同樣如此。如何讓未來的政治發展從不確定變得比較確定,讓更多的人對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環境及其前景抱有信心,就像鄧小平通過不懈的努力讓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產生了信心一樣,這取決于我們對制度所持的想法。現在政府不斷強調要維護社會穩定,但是單純依靠增加“維穩”經費和技術手段,顯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偉大的人不管因為取得什么成就而成為偉人,他一定是個一向令人信服的人。同樣,偉大的制度也應當是一種能夠長久令人信服的制度。這就我所說的“偉大的制度”一詞的基本含義,我相信大家是能夠理解的。
 
 謝謝各位。
2012-04-27 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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