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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偉:臺灣印象及其思考
周大偉:臺灣印象及其思考
轉載自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
周大伟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
 
 第一次踏上臺灣島,還是在19年前的1993年,那是一個春天。我曾作為中國大陸留美學者的代表之一和季衛東先生(留日學者)、王友琴女士(留美學者)、齊海濱先生(留美學者)等一行六人應邀前往臺灣大學參加學術講座。當時,我們大概是持中國大陸護照踏上臺灣島的最早的一批大陸法律學人。
 那天,我乘坐的美國聯航航班在傍晚時分降落臺北桃園機場。當客機在臺北的夜空中盤旋時,我忍不住從飛機的舷窗向下不停地眺望,我實在對下面的這塊燈火通亮的地方好奇極了。我當時心里一直在想,我馬上就要降落的這個 —— 我從小就和大人們一起唱著歌“一定要去解放”的祖國寶島臺灣,到底是個什么樣子?
 幼年時,對臺灣的印象,主要來自于地理課本中那一片像落葉形狀的海上孤舟,也來自于歷史課本上中國人同室操戈的多舛宿命,也來自于語文課本里對阿里山、日月潭的優美描述,也來自政治課本里對海峽那一邊“暗無天日、水深火熱”的憤怒控訴。
 兩岸關系解凍后,有人曾編過一個故事:十幾年前大陸人到臺灣訪問,在臺南一家餐館吃火鍋,老板娘聽說他們來自中國大陸,驚訝得盤子幾乎掉在地上:“你們怎么跟我們長得一樣啊?”我懷疑這個故事可能是有人杜撰的。兩岸之間的確有隔膜,但還不至于荒唐到如此地步。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臺灣同胞已經可以來大陸探親、觀光以及投資經商,但大陸同胞還不能去臺灣旅行。記得1986年夏天,我還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任教。一天下午,一位名叫王朔的作家朋友打電話給我,說他認識了一個臺灣來的女學生,有意在中國學法律專業。他想把她帶到我家里一起聊聊,希望我能給她一些入學指導。見面后我發現,王朔帶來的這個臺灣女孩子大致屬于今天被稱之為“文學粉絲”的王朔小說崇拜者,顯然不太像是個能寒窗苦讀枯燥八股法律書的人。第二天,我給王朔打電話開玩笑說:“你昨天帶來的那個臺灣女孩兒,我怎么看著有點形跡可疑啊!該不會是海峽對面派過來的女特務吧”?電話另一端傳來王朔的笑聲:“自當她是一特務,估計你我也沒什么值錢的情報能賣給她吧”!后來,我發現,王朔在他后來的小說里用調侃的口吻數落著臺灣同胞們:“回去跟你們李登輝說,好好在島上過日子吧,別老想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就欠解放了你們,讓你們吃飯也用糧票!”
 上世紀90年代,大陸的經濟狀況正處于剛剛解決溫飽的階段,還遠不如現在這樣繁榮。臺灣經濟早在七十年代初就開始起飛,幾乎比大陸提前進入現代化軌道近二十年。我們在1993年看到的臺灣社會是相當富庶和繁榮的。我們一行人幾乎不由自主地得出一個共識: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渴望富庶、安樂生活的夢想,的確讓住在海峽對面這個海島上的人們最先實現了。
 無論如何,這是一塊與我們大陸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商緣相連、法緣相循的地方,或許是由于未有過大陸那般飽經“政治運動”摧殘的苦痛經歷,臺灣總體上給人們的印象是,這邊很好地保留與傳承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邊更加“中國”。 中國傳統文化習俗在臺灣已是一種生活狀態,盡管人們在電視節目里常看到政客們的“非理性表演”,但在普通民間,到處是優雅的人文環境、溫暖的人文關懷,聽著溫柔的國語,看著謙和的神色,好像回到了古老的禮儀之邦。
 不過,這個祥和富庶的海島和我們習慣的祖國大陸比起來,實在是地域太狹小了。我們在旅行期間,不論是使用何種交通工具,不一會兒就見到了海邊 —— 不能再往前走了。從臺灣島向海峽對岸眺望,兩岸隔著一灣碧藍的海峽。由于復雜的國內外政治原因,兩岸在分離后各自建立了完全不同的社會,雙方在很多方面既相符相映又隔膜疏離。臺灣這個美麗的小島承載了太多的缺憾和惆悵,歷史留下的遺恨,讓太多無辜的人們在默默承受著。
 一脈相承的文化卻因政治的緣由隔開了一條海峽,這遠比地理上的海峽阻撓來的嚴重的多。“盈盈海峽咫尺,兩岸青山守望”。這句散文詩里,卻隱藏著幾許辛酸與無奈。但正如臺北天空里淅淅瀝瀝的潮濕雨絲一樣,很多地方都能讓人感到一種淡淡的幽怨和悲情。
 后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臺灣給我留下的這種幽怨悲情氣氛總是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我隱約覺得,海峽這邊的臺灣島像是個早年離家出走的女人(所謂“離家出走”,意味著雙方曾感情破裂,但一直沒有去扯過正式的“離婚證”),大陸則像個彪悍的北方大漢。北方大漢一直希望對方能回心轉意早點回家,但另一方總是覺得“大漢”既不夠富有更不夠“溫柔”,—— 反正總是沒有足夠的魅力吸引“她”回來。這么多年,“她”也一直不敢提“扯離婚證”這碼事兒,因為“她”對“大漢”的“火爆脾氣”和“容忍底線”是心里有數的。
 未來臺海兩岸之間關系到底會遵循何種軌跡來發展?一直充滿令人憂心的懸念。值得欣慰的是,最近這些年里,隨著兩岸經濟和政治交流的加深和兩岸人員往來的日益頻繁,兩岸人民的相互認知與日俱深,兩岸交流和融合的趨勢正在形成之中。
 
 (二)
 
 1993年春季,我們一行在臺灣走馬觀花。
 我們當時奇怪地發現,從現代城市建設的角度看,臺北幾乎是一個缺乏認真規劃的陳舊城市。臺灣的“總統府”還是日據時期留下的總督府。我們見到的臺灣“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樓宇,其建筑規模幾乎還沒有大陸的一個普通縣政府氣派。臺灣朋友私下告訴我們,自從國民黨潰敗到臺灣島后,老蔣內心其實一直還懷著“反攻大陸”的“一簾幽夢”,他從踏上臺灣島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想在這里長待。所以,本來可以用來建設臺灣的大部分資金都用在了軍事方面。
 當時,臺灣已經開放了黨禁和報禁。在大街上不時能看到游行示威的隊伍,有些游行示威者還來自南部的農會組織,據說游行組織者除了向游行參加者提供免費“便當”外,還另付現金若干。但整個社會并沒有造成混亂,也沒有發生什么暴力騷亂。我們生活在華人世界的人們,長期以來一直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担憂:中國人一旦采用了西方那種政黨競爭式的政治民主,社會豈不會亂了套?臺灣朋友說,最開始他們也有類似的担心。當初黨禁報禁剛剛開放時,街頭政治活動十分混亂,隨便一個人提著一把椅子站在街頭演講,都會吸引成百上千的聽眾圍觀。不過,這種現象熱鬧了不到兩個禮拜,圍觀旁聽的人群便逐漸散去,幾乎無需政府出手,民眾就開始對這些紛繁雜亂的政治表演產生了淡漠感。其實,在一個開放、多元和自由的環境里,大家都挺忙的,最初的那陣熱鬧和新鮮過后,還有多少人閑著沒事去街上聽這些人滔滔不絕地說那些牢騷話呢?
 臺灣大學方面還專門安排我們一行在“立法院”里旁聽了一次“質詢”。我們隔著玻璃窗看到,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連戰出場時,面對不同角落的“委員們”連鞠三個大躬,顯得異常謙卑。連戰出身臺灣名門望族,還是留美博士,此人內心其實相當自負和驕傲。可是,在威權體制式微后的臺灣,他這樣的人站在“立法委員”們面前,只好恭恭敬敬地忍受著“立法委員”們的質問和訓斥。在一個打算把公權力關進“籠子”里的地方,如果你想當官,對這些屈辱,除了忍耐,實在沒有什么更好的辦法。
 當時,臺灣“立法院”里時常上演的“打斗”場面已經在世界聞名,以至于很多人都覺得臺灣的民主其實就是個“笑話”, 包括電影明星成龍前兩年還公開這么說過。只是,我們那天在“立法院”旁聽時,“很遺憾”地沒有看到這類場景。不過,我們仔細想想,其實這些“立法委員們”就是在里面往死里打,最慘也不過就是打死幾個立法委員。回顧中國千百年同族操戈的多舛命運,只要不同的黨派別帶著人們打到大街上或大山里去,大概已經算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了。
 很有趣的是,有些“立法委員”們還喜歡在發言時專門開一些我們看來“很不嚴肅”的玩笑。比如,當時臺灣為了整治大企業壟斷市場和防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特別設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有個“立法委員”對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效率表示不滿,在質詢時稱它為“公交會”,還故意開玩笑說,這個“公交會”自從成立以來,除了忙著從“濟南(妓男的諧音)路”搬到了“南昌(男娼的諧音)街”以外,一事無成,應該徹底檢討。當場搞得人們哭笑不得。
 也許當時來臺灣訪問的大陸人甚少,在參觀臺北故宮時,當時的故宮院長秦孝儀先生還(曾任蔣介石的秘書)專門在門口等候我們的到來。臺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館珍藏的寶貝,還是著實讓我們嚇了一跳。這都是些我們聞所未聞、價值連城的稀世珍寶---玉燦珠光、金鑲東珠朝冠頂、白玉錦荔枝、翡翠白玉白菜、雕塑核舟……,多為孤品、絕品,還有《清明上河圖》的真跡。館員介紹說,蔣介石當年從大陸一共帶來2972箱國寶,65萬件文物,這里展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其它的都埋在后面的山洞里,一年四季用恒溫“侍候”著這些國寶,展品每三個月輪換一次。
 我們一行后來還去了南部的花蓮縣。當地的縣長晚上專門設宴歡迎我們。這位縣長外表長得大腹便便、大頭大腦,說起話來笑容滿面。我很快聯想到早年在大陸看過的一個名叫《停戰以后》的電影,講的是1946年國共停戰談判時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故事,里面有個講一口天津話的胖子演員扮演國民黨縣長,外貌上酷似眼前這位花蓮縣縣長。我在向縣長敬酒時開玩笑地說:“您一看就像是個縣長。”在場的大陸同行們估計都看過這個電影,聽罷都笑了起來。滿臉堆笑的縣長則蒙在鼓里,無論如何他也猜不出我們笑聲中的含義。
 一個花蓮縣當地的監獄典獄長也參加了宴會。他在飯桌上發牢騷說:“每當一個案件發生后,媒體們都在追捧正在破案的警察們,恨不能馬上抓獲犯罪嫌疑人,然后重重地嚴懲他們。可是一旦嫌犯被抓獲后,媒體又開始對警方和監獄方百般挑剔,生怕這些犯人遭到不公正的對待。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啊!”他還說:“臺灣監獄里的服刑犯人,生活待遇很不錯,每天大米白面隨便吃,也經常有葷菜吃,監獄方還為他們提供四季服裝。我自己小時候家里窮,上中學前幾乎沒穿過鞋子。這些犯人倒是在里面吃得好穿的也不錯”。
 我們在高雄的一個公園里參觀時,遇到一個在公園里推三輪車買烤香腸的臺灣老兵。他告訴我們,他老家在江蘇徐州,49年隨敗軍來到臺灣。兩年前回大陸家鄉探親,回到臺灣后,一想起家鄉貧窮的樣子,心里就很覺得難過。他讓我們回大陸時一定要告訴那些掌權的“長官們”,無論如何,還是不要“共產”,應當讓老百姓擁有私有財產。我們問他:“你在臺灣這些年,有多少私有財產”。他說,他靠做小生意辛苦賺錢,在城里和鄉間都有房子,衣食早就無憂。因為身體還結實,在家里坐不住,每天喜歡推車在公園里賣烤香腸消磨時間。
 聽王朔講過一個段子:他去臺灣訪問時,也在公園里遇到一個國民黨老兵。他們問這位老兵是否回大陸探過親。老兵回答說:“不想回去”。王朔問他,為什么不回去看看?這位老兵回答說:“不好意思回去。當年那場仗沒打好,后來讓大陸同胞們受苦了”。
 據說,鳳凰衛視在一個訪談節目里曾采訪過一個被美軍釋放后回國的志愿軍戰俘。作為戰俘,他回國后遭遇到關押審查、開除軍籍黨籍、發配回鄉勞改等不公正待遇。當記者問他:“回想起自己經歷的這些,你后悔嗎?”他沉思后回答說,不后悔。記者問他:“為什么不后悔?”他回答說,因為我們去幫朝鮮金日成打仗,結果把解放臺灣的事兒給耽誤了。少死了不少中國人,留下了臺灣,還是值得的。
 我們在訪問臺灣“海基會”時,還看到海基會會長辜振甫先生正在會議室里被一群男女記者們緊緊纏著不放。我們和當時剛剛升任“海基會”秘書長的許惠佑先生的交談十分融洽。許先生早年畢業于臺灣法律系,讀博士時曾師從著名民法學者王澤鑒教授。大家都是法律界的同行,交談時十分投緣。記得我們當時問許:“大陸已經開放了臺灣同胞到大陸探親、觀光和經商,為什么臺灣到現在還不準許大陸人民來臺灣旅行?你們到底怕什么呢?”
 許苦笑著告訴我們:“說實話,因為你們大陸實在太大了!人太多了!一旦我們完全放開,這臺北市大街小巷里迎面走來的人們,誰能搞清楚他是大陸來的還是臺灣本地的?”
 仔細一想,此話也不無道理。假如真的完全放開大陸民眾對臺旅游,每天送過去幾十萬人,“解放臺灣”宏偉大業不就輕而易舉地實現了嗎!
 
  (三)
 
 2008年5月中旬,我應臺灣臺北市和臺中市律師公會的邀請,分別在臺北和臺中市舉辦講座。此時,距離我第一次訪問臺灣,整整相隔15年的時間。
 光陰似箭,斗轉星移,物是人非,中國大陸和臺灣這些年的變化之大簡直讓人難以置信。15年前來臺北的時候,我們和臺灣法律學術界的朋友探討的還是剛剛結束的“汪辜會談”后兩岸交往中的種種充滿悲觀變數的可能性問題;今天,我和臺灣法律實務界的朋友們匯聚一堂所談論的,已經是種種充滿樂觀前景的現實性問題了,比如,大陸同胞如何來臺灣觀光旅游?臺灣同胞如何去中國大陸參加司法考試?臺灣法律界人士如何在大陸從事法律業務?等等。這些事實本身,已經釋放出了太多的不言而喻的情理和結論。
 1949年,在中共完成建國大業的時刻,有相當一批法律職業人隨國民黨逃逸到臺灣孤島。那批法律人,開始在臺灣慘淡經營,但還可以殘喘為生。我這次在訪問臺灣期間,在臺北的龍山寺一家舊書店里買到一本法律舊課本,是孟劍平先生在1954年臺北出版的《民法原理》。由于印刷和裝幀簡陋粗糙,我已經不忍輕易打開翻看,因為每翻一頁,均可能嚴重破損。當年臺灣法律人的艱辛歲月,可見一斑。
 有趣的是,在蔣家父子幾十年的軍管統治下,1927-1937間建立的民國法統基本保留下來了,并成為臺灣在全球化潮流中經貿快速發展的重要砥柱。我曾和臺灣法律界朋友開玩笑說,臺灣后來經濟起飛并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得益于老蔣帶到臺灣島上三件寶貝:一批人才、一船黃金和一本六法全書。
 1949年后,大陸廢除了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舊的法統被廢除,新的法律制度(盡管少得可憐)曾被砸爛。中國的法治進程在中國大地上一直厄運不斷,其中充滿了無法言喻的宿命。今天看來,對國民黨以及西方國家的法律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給后來的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設帶來的消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六法全書”中一些民事和刑事法律規范及先進合理的訴訟程序等,主要是近代中國一批法律學者歷盡艱辛制定和積累起來的,它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類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事實上,后來內地改革開放時期的立法中,立法部門和學者們不約而同地參考了“六法全書”的有關內容。
 記得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78級校友徐建律師曾回憶說,著名民法學者佟柔老師在1982年時給他們的畢業致辭中說過一段令人難忘的話。佟先生對同學們說:“你們馬上就要畢業了,就要離開學校了。以前你們在學校里是有老師的,但畢業后就沒有老師了。在學校里,老師會告訴你們去讀什么書,畢業以后就需要你們自己去找書看了。你們應該去看什么書呢?如果可能,希望你們能去看看過去舊中國的《六法全書》,這些東西臺灣還在用。我相信,中國是早晚要搞商品經濟的”。這段話,今天聽來還是令人振聾發聵。
 在臺灣現行的法律體系中,與內地最為接近的,當屬民商法律制度。我這次在臺灣訪問時,經臺灣元照法律出版集團的萬董事長引薦,有幸見到臺灣著名的近代法律史專家黃源勝教授。記得我們在一起游覽陽明山時,黃教授認真地對我說:“說句老實話,實際上三民主義統一不了中國,但是民法能統一中國”。我當時也引申了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一句話說“大概幸福的私法(民法)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公法(比如憲法、刑法)就各有各的不幸”。此言不虛,在國內法學界,那些從事民商法研究的法學教授們,從外表上看,似乎的確比那些從事憲法、行政法和刑法的教授們要顯得幸福一些。
 我在臺灣結束講座時,正逢臺灣領導人換屆。5月20日那天上午,我在位于臺北市中心的西門町函舍酒店里幾乎足不出戶,從頭到尾在觀看馬英九和陳水扁在“總統府”內交接儀式的實況轉播。
 只見陳水扁先是在門口迎接馬英九,然后一本正經地向馬介紹“總統府”內各個房間的情況。還聽見陳細心地告訴馬,有一個房間的窗門有些問題,此前曾有可疑之人撬動過,你來了以后注意修繕一下,等等。讓人感到不同政敵間也不乏“溫情脈脈”。接著,馬英九又回過頭來送陳水扁到門口,二人握手道別。當馬英九轉身回來的一瞬間,在那些“總統府”普通公務員的人群里突然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在電視里看到,這些人的笑容和掌聲都是充滿真誠的。
 有趣的是,就在播放“總統交接儀式”的過程中,電視節目里插播了幾條新聞。一條是關于“馬大姐辭職”。馬大姐即馬英九的大姐,人稱“馬大姐”,馬英九入主“總統府”的當天,“馬大姐”宣布辭去在一家企業的董事職務。接著一條新聞是“馬英九夫人周美青”宣布辭去在一家公司里的經理職務。家里有人當了“總統”,天下的好處總不能都得,同時瓜田李下也為了避嫌。看來,在一個有制衡和監督的體制里,為了社會公平,官員們的親屬們也不得不如此。
 更有趣的是,就在陳水扁離開“總統府”半個小時后(或許他的車隊還在回家的路上),臺灣“最高警察署”特偵組馬上宣布陳水扁為被告 —— 因為此時陳水扁已經失去了“刑事豁免權。兩年前,一個70后的臺灣人廖信忠寫了一本書叫《我們臺灣這些年》。他在書中用輕松的筆調告訴大陸讀者:你們知道嗎?我們臺灣這些年變化好大哦 —— 國民黨倒臺了,臺灣人民選舉了,陳水扁上臺了。N年后,我們又把自己選出的總統送到監獄里去了,國民黨又執政了。政黨輪替而已啦,臺灣人日子過得還好啦!
 離開臺灣時,我在臺北桃園機場的禮品商店里買到了一個類似麻將牌形狀的鑰匙鏈,白色光滑的膠木上面用紅藍色分別寫著“九萬”二字 —— 代表著“馬英九和蕭萬長”二人。看到今天的臺灣人對最高領導人“如此不恭敬”,令人捧腹的同時,亦令人深思。
 
 注:此文是由作者為《法制日報-法治周末》撰寫的三篇連載專欄稿匯集而成,在愛思想網發表的是未刪節版。
2012-04-27 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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