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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鳴:新政與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發革命?
張鳴:新政與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發革命?
轉載自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
张鸣     阅读简体中文版


 自打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問世以來,舊制度在變革中更易引發革命,在近年的學界,成了一種流行論點。美國政治學者斯考切波(Skocpol,T)的有關俄國、中國革命的宏觀論述,更是強化了這種觀點。中國的辛亥革命,已經成了一個改革引發革命的典型案例。[①]似乎改革成了舊體制迫在眉睫的催命符,不改還好,一改,死得更快。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就是,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寧肯等死,不要找死。的確,辛亥革命似乎很能印證這個觀點,這場革命,的確發生在清朝最后,也是最認真的一場改革過程中,打響第一槍的新軍士兵,本身也是改革的產物。多少年來,對于中外的研究者而言,一個流行的觀點就是,新政的改革,激化了原有的社會矛盾,破壞了原有的社會政治結構,因而引發了革命。客氣一點的說是操作不當,不客氣的干脆等于就是說,當時的中國,根本不具備改革的條件,一改必死。其中,新政諸項改革中,最令人爭議的就是廢科舉,在許多學者看來,這項改掉了中國實行了1300多年制度的改革,不僅打掉了士子們上升的渠道,而且切斷了民間精英跟朝廷的聯系。也導致了大批士子沒有出路,傾向革命。所以說,革命發生,土崩瓦解,勢所必然。
 然而,新政真的造成了清朝統治的危機,造成了革命的形勢嗎?如果真的是改革激成了革命,那么,清末新政有那一項改革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彈,造成了大規模的社會危機呢?新政期間,所有跟新政有關的民變,比如抗捐抗稅,抵制清查戶口丈量土地,都是零星的,小規模的。連廢科舉,都波瀾不驚。以至于當時泰晤士報駐北京的記者莫理循樂觀地說:“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舉制度(1905年9月2日皇帝敕令從1906年開始廢科舉——注釋),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么激烈的變革。”[②]原來一直認為是專門針對廢科舉的民間騷動,山西的干草會的所謂“燒先生,打學堂”之舉,現在發現其實好些只是平常的吃大戶行為。跟新政沒有任何關系。所謂的打燒學堂,只是揭帖傳單上的宣傳。[③]這一時期發生在江蘇宜興和浙江慈溪,上虞和余姚等地打砸學堂事件,根據當時的報道,大抵由于經濟糾紛。[④]按道理,改革舉措,涉及哪個人群,哪個人群受損,就容易引發沖突。軍事改革,面臨被裁撤、降等威脅的舊軍,出現過嘩變和騷亂嗎?沒有。行政改革,那些被裁并的機構人員鬧過事嗎?也沒有。廢科舉,事關千萬士子的前程,真正起來鬧事的人,也是鳳毛麟角。嚴格來講,新政舉措中,真正引發激烈的民間反彈和抵制的,其實是禁煙。當時的朝廷,下決心在幾年內讓中國禁絕鴉片,從鏟罌粟,到禁絕交易,多頭入手,力度很大。跟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禁煙舉措一樣,中國的禁煙,也在很多地方都引發了民變。1910年春,山西山西文水、交城民眾抵制鏟煙苗,跟官府發生沖突。后來山西巡撫派新軍鎮壓,死傷過百,成為轟動一時的“文交慘案”。[⑤]1911年春天,在溫州也發生了鏟煙委員下鄉鏟煙,連委員并隨從七八人一同被鄉民打死的事件。溫州事件跟文交事件一樣,下鄉鏟煙的專員,都帶有武裝,配置新式洋槍,但是,卻都遭遇鄉民激烈的武裝抵抗,規模達到成百上千人。[⑥]這樣的騷亂和民變,在整個新政期間,算是規模最大了。然而,這樣的民眾騷動,其實跟新政的改革并沒有直接的關系。無論什么時代,只要禁煙,就會有這樣的反抗和抵制。在外國學者看來,中國那一時期的禁煙,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到了民國之后,才使得清政府的努力前功盡棄。[⑦]
 如果說新政的改革,把人們的胃口吊了起來,形成欲壑難填的求新欲望,倒也不能說一點沒有。但新政到1911年,滿打滿算,不足9年,開民智的效果,還不明顯。西方的觀念,即使在比較開放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也只是有限的流行。士紳們比較急切的改革呼聲,無非是趕快立憲。他們連模仿日本和德國的欽定憲法大綱,都沒有進一步修改的欲望。在武昌起義之前,立憲和革命,一直是在兩個軌道上行走。如果不是新上臺的滿人少年親貴肆無忌憚地收權得罪了人,主張立憲的人,并沒有革命的沖動。
 雖然報紙上時常可見文人們對新政的譏諷,披露新政出的諸如食洋不化的笑話。但總體上,新政的面貌給人印象還是不錯的。上面提到的莫理循在給朋友的信中提到,新政給北京帶來了新的面貌。“北京有了碎石子鋪的馬路,有幾好的警察,有良好的秩序,有馬車,有外國式的住房,有電話和電燈,今天的北京已經不是僅僅幾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而且,新辦的警政,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理循稱贊道:“他們控制的街頭交通令人贊佩。各城門不再出現堵塞現象,人人都必須循序而行不準許向前猛沖猛撞。即便是由德國兵駕著的笨重四輪運貨馬車也不準破壞馬路規章。有一個討厭的士兵裝腔作勢不肯服從指揮并且拔除他的刺刀來,維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這個兵逮了起來,押到附近的警察所處。那個兵在當天晚些時候才由一名德國軍官從那里營救出去。”[⑧]得到同樣印象還有來自蘇格蘭的傳教士醫生杜格爾德·克里斯蒂,他多年一直在奉天行醫,在他的眼里,新政期間,奉天一片陽光,鴉片在禁絕,學校在興辦,幾位總督都擠出錢來支持他開辦醫院。雨天泥濘不堪,旱天塵土飛揚的奉天(新政前的北京也是一樣。——筆者注),現在興建起了碎石子路。街上開始出現了路燈,幾年后,路燈變成了電燈。隨著道路的改善,“在大街上出現了數百輛黃包車,俄式無蓋四輪馬車已經非常普遍,官員們出行則乘坐國外封閉的四輪馬車。”警察也來了,“小小的藍色崗亭出現在街角”,警察開始指揮交通。奉天甚至組建了衛生委員會,頒布了歷史上第一個有關城市衛生方面的法律。[⑨]不僅城市有了新面貌,開展了地方自治的鄉村,治安狀況也得到了改善。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研究,都不能否認,跟新政前后相比,新政時期是社會秩序最好的一段。
 這一時期的統計數據,也很說明問題。新政時期,是一個民族資本投資的小高潮。從1903年到1911年,1903年,新增企業9家,資本599280元。1904年,企業23家,資本5222970元,1905年,企業54家,資本14813391元,1906年,企業64家,資本21278449元,1907年,企業50家,資本14573047元,1908年,企業52家,資本22527338元。1909年,企業29家,資本9947254元,1910年,企業25家,資本4944740元,1911年,企業14家,資本2290500元。[⑩]就此可以看出,在1903年到1909年這個新政比較健康發展的時間區段內,企業和資本的增加是相當快的。與此同時,國家的財政狀況,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應該說,在支付4·5億兩白銀的庚子賠款的前提下,作為國家主要收入的關稅和鹽稅,已經被抵押掉了,清政府的財政狀況十分困窘。但是,在1903年國家歲入1億的基礎上,1908年,國家年財政收入已經到達2·6321億兩,如果加上中央各衙門的收入0·3801億,全國的財政收入則達到3·0122億。[11]不錯,在此期間,國家財政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赤字,尤其最后三年赤字比例比較高,但也沒有超過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成立資政院之后,國家有了預算,預算需要經資政院審議通過。1911年(宣統三年)的預算,原來歲入為296961909兩,歲出381357175兩,赤字84395266兩。但經資政院的審議,歲入增加為301910294兩,歲出降為298444360兩,從赤字,變成略有盈余。[12]不僅中央財政狀況大有好轉,地方財政也相當寬裕,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結余。多的達到上千萬兩,少的也有幾百萬兩。辛亥革命后民軍的擴充,大部分用的是這個錢。
 這一時期財政收入的增加,固然有加稅的因素。新政期間,的確開征了一些跟新政有關的捐稅,比如警務和教育的附加。但也有現代方法的財務整頓的功勞,比如肅親王善耆兼任北京崇文門稅監,采用現代會計制度,嚴禁關員勒索,但增加部分,年終提獎。最后在短時間內,稅收增加了兩倍。[13]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吏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往稅收過程中的跑冒滴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觀。而我們知道,傳統稅收最大的漏洞,恰在于中途的損耗,經手人的貪瀆。雖然說,到了清末,清朝的官僚機器,已經銹蝕,吏治的腐敗依然根深蒂固,但是,由于新政及大地激發了漢人士紳和紳商的積極性,各地的士紳和紳商,通過地方自治以及辦學,興辦各種社會團體的途徑,以極大的熱忱參與了新政。對于地方官員的不法行為,他們不僅可以通過傳統的途徑走御史門路彈劾,更可以通過斥諸媒體,全國通電,示威請愿等形式表達抗議。新政時期抵制美貨,收回利權和立憲請愿等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顯示了士紳紳商的實力和威力。新政時期推行的地方自治,以及預備立憲,給了士紳和紳商參與改革的正式通道,也反過來極大地制約了政府和政府官員的行為。與此同時,自1903年蘇報案之后,朝廷的媒體政策逐漸開放,大量的民營報紙問世。少數具有革命傾向的報紙自不必說,就是一般的民營報紙,也多半以與官府為難為事業。凡是嗅到官員的貪腐和不法,一定大張韃伐,毫不容情。在這種特別的情形下,一方面是官員落馬的多了。據統計,僅1909和1910兩年,經攝政王載灃批準革職的大小官員,就達千人以上。[14]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說,這一時期的吏治狀況,是有所好轉的。在媒體和士紳天天盯著,痛加批評的情況下,至少不可能變壞。吏治好轉,官員貪腐減少,民眾的負担就輕,所以,盡管新政增加了許多新稅,但民眾的反彈卻不強烈。后來的革命,實際上是社會中上層對統治者不滿的爆發,而非民眾活不下去的造反。革命,跟廣大的農民基本沒有關系。由始至終,農民連響應革命都興趣缺缺。
 當然,廢科舉的確很有問題。科舉制度,本質上是一種選官制度。以考試選官,原本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就目前來看,依然是最佳的制度選擇。但是,在古代的中國,這個制度不幸地跟教育制度捆綁在了一起,使得學校教育,基本上以科舉為導向,到了明清兩代,官學系統,居然成了科舉的一個臺階,基本上喪失了作為教育機構的功能。而且連帶著把民間的私學體系,也跟科舉聯系起來。雖然說進私塾讀書的人,未必都要考科舉,但其中學的好的,肯定是以科舉為目標的。這樣一來,整個學校體系,所教的內容,基本上被科舉左右了。顯然,這種現象,是導致中國社會其他的技能教育缺失,只能師徒相傳,口傳心授的一個重要原因。間接地,也跟近代科學技術難以在中國發端,不無關系。
 一直以來,對科舉的詬病就沒斷過,而近代則更是把中國之弱歸結于這個制度。似乎只有廢除了科舉,西方的科技才能在中國落地。在廢科舉的時候,實際上人們是把科舉看成了教育制度。所以,廢科舉,才跟興學堂相對應。事實上,當時興辦的新式學堂,是面對社會的,目的是給社會輸送各類的人才。而科舉考試,則是面對官場的,為官場選拔人才。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把科舉和學校制度剝離開來,保留科舉,但降低位置,取消附在上面的種種榮譽和特權,僅僅作為選官之用。而同時廢舊學,興新學。但是,當時的改革,卻把這兩者捆在一起,一并扔掉了。
 不用說,這樣的改革,的確會引發一些社會問題,比如會導致民間私學的動蕩,私學市場萎縮,一些不發達地區以教書為業的人,生計會出現問題。山西的一些地方,就出現了秀才上街抗議游行的現象。這一時期,山西個別地區打先生,燒學堂的風波,多少跟廢科舉有點關系。傳統的士紳金字塔結構,也會因此而出現麻煩,新學堂的學生,從小學到大學或者留學生,到底要擺放在哪個位置,有點混亂。但是,這種改革并沒有導致大批的士子失業,沒有奔頭。當時學堂一興,大批的士子都奔學堂去了。當時傳說是小學相當于秀才,中學相當于舉人,大學相當于進士。當年考一個秀才相當難,但進個小學卻容易得多,進中學,難度也不太大。各地都在興辦學堂,名額比當初的秀才的學額,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人們實際上是把學堂當便宜科舉看的,蜂擁而至,可以理解。到辛亥革命發生前夜,這些學堂學生多數還沒畢業,出路問題,并不嚴重。同時,由于改革,新事業也在出現。1905年之后,是中國民營企業的高峰,報館也在紛紛興辦,比起從前,新的就業機會,還是多了起來。據統計,新政時期也是一個民營資本投資的高峰,加上朝廷因新政而出現各種新事業,士人的機會從另一個方面也在增加。隨著朝廷軍事改革的推進,投身待遇優厚的新軍,也是一種不錯的出路。況且,即使新學堂興辦了,但舊式私塾教育,一時半會兒也不可能消亡,整個民國時期,私塾都在頑強地生存。我們不能斷定,在新政時期,教舊書的人,就沒飯吃了。迄今為止,我們也沒看到有關士人失業的確切資料。
 那么,士子跟朝廷,或者說政府的聯系是否中斷了呢?顯然也不是。科舉廢了,民間與朝廷,以科舉作為階梯的聯系方式是斷掉了。但當時的改革,又創造了其他的聯系方式,比如地方自治組織,預備立憲期間的準議會諮議局,以及這些機構背后的各種社會組織,學會、商會、農會等等。我們知道,科舉作為一種士子跟朝廷的聯系,是無聲的。一般來說,除非出現明顯的科舉舞弊,或者特別的政治事件,士子無法通過科舉這個形式,對朝廷發聲。但各種地方自治組織,各種商會、學會之類的社會組織,卻有這樣的發聲渠道,更不要說作為士大夫的議政平臺諮議局和資政院了。事實證明,自廢科舉之后,士紳與清政府的溝通和對話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高。在野士紳和紳商不僅跟地方當局溝通密切,跟中央政府直接對話,也有了管道。即使1908年之后上臺的滿族親貴政府,也不能完全忽視民間的聲音,立憲請愿雖說失敗,但也不是沒有一點成果——畢竟預備期縮短了3年。沒有了選官制度,但不能說士子們就沒了進入官場的渠道,很多受過新教育的知識分子,比如回國的留學生,有不少都通過一種特別的留學生考試,進入了官場。在改革后的各種新式機構中,洋學生的比例相當的高。進入新軍的士人,由于有文化,晉升的機會也多,從士兵變成了士官和軍官,也算是入仕了。
 至于新政的軍事改革,產生的新軍成為清廷掘墓人的問題,其實也不能單從表面上看。的確,軍事的改革是導致了新軍和舊軍的矛盾。不僅原來的綠營面臨被淘汰,或者轉為警察的命運,就是曾經叱咤風云的湘淮軍,甚至由部分由淮軍改編的練軍,也不得不退為巡防營(相當于地方部隊或者武警)。面對裝備好,待遇優厚的新軍,原本應該感到不滿的是他們才對。但是,反倒是新軍容易出事,這里有緣故。改革中,由于南方新軍比較注重文化水平,因此士兵思想比較新,這樣的新,也曾讓一部分地方官產生畏懼,覺得這些新軍的軍官和士兵,有思想上的異動。好些地方都出現了限制新軍的舉措,平時不發子彈,演習時限制子彈數量,關鍵時刻甚至連槍栓都卸了。但是,明顯作為次等軍隊的巡防營,卻從沒有這方面的限制。更過分的是,有的地方官還用巡防營監視新軍,造成了跟改革初衷截然相反的歧視。在各個國家,各個不同軍種之間,軍人和警察之間,都免不了有沖突。試想,在大街上,一旦出現口角,有槍有彈和有槍沒彈的人之間,肯定前者氣更粗,膽更壯。原本是天之驕子的新軍,忽然成了受氣包,心氣如何能平?其實,當時的思想趨新,是社會的潮流,不見得一定跟革命有關系。把這種新視為洪水猛獸,其實是一些官員的神經過敏,或者,是因為他們自身的思想太舊了。其實,北洋軍也是新軍,為何北洋軍就比較穩定?北洋軍里也有不少學堂學生,甚至留學生,為何他們傾向革命的人很少?[15]很簡單,當時沒有落到北洋軍頭上的歧視。
 在改革中,新事物和舊事物難免出現捍格和沖突,如果一些官員思想比較舊,喜舊厭新,捍格和沖突就會更加嚴重。但解決之道在于不斷推進改革,讓舊的事物得到改造,以新事物取代舊事物。軍事改革,目的就是用新軍取代舊軍,因為只有這樣,中國的國防才有出路。改革,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為這些矛盾和沖突,就質疑新事物的“忠誠”。北洋軍也是新軍,在當時就沒有人懷疑他們的忠誠。即使在南方新軍中,不穩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思想習染的新軍士兵,即使在被革命黨人大規模滲透的湖北新軍中,也是少數。就算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到時候能不能革命,也不一定。武昌起義時,湖北的一鎮一協新軍,在武漢的,差不多有一萬人,參加起義的不過三千,而且基本上沒有軍官參與,其中也難說沒有被裹挾進去的。即使按事后革命的人夸張的估計,湖北新軍一鎮一協一萬五千人中,革命黨人也不過將近兩千,同情革命的人約四千。[16]事實上,如果不是革命黨據點提前暴露,黨人花名冊落到湖廣總督瑞澂手里,而且瑞澂又處置嚴重失當,殺人示威,導致謠傳滿天,說瑞澂要按圖索驥,大開殺戒,等于反向為革命做了動員,形成了舉事死,不舉事亦死,而且必死的態勢,起義能否如期發動,能否有那么多人參加,都是未知之數。很多地方新軍的不穩,實際上跟地方官的反向歧視有關,這樣的歧視,激起了新軍的怨望之情。即便如此,新軍的不穩,也不是全局性的。
 至于新政任用的大批留學生的革命傾向,更是可疑。革命之后,很多的人回憶都說,他們自回國那日起,就在準備革命。參加留學生科舉,積極投身仕途都是為了爭得日后革命的本錢。但是,當年留日學生占據了新軍的半壁江山,國內的軍事學堂,基本上是留日學生在控制。[17]但當日他們的思想傾向,到底是趨于革命還是立憲?誰能說得清楚。如果不是革命已成燎原之勢,他們能否投身革命,真還不好說。武昌首義,那么多學堂學生和留學生出身的軍官,何以只有一個吳兆麟參加了革命?即使有些人在日本留學時參加過同盟會,也不見得回國后一定會堅持革命立場。后來的回憶,往往是靠不住的。比如閻錫山說他和趙戴文兩個回國的時候,每人帶了一顆炸彈,供發動革命之用。[18]誰都知道,那時候的炸彈非常不穩定,稍有顛簸,就可能爆炸。革命黨人一般都是在日本學會了制作,在國內制造然后使用。誰能坐幾天的船,從日本帶回去?萬一風浪顛簸,在船上爆炸,豈不自己害自己?不管事后說得怎么好聽,山西辛亥起義,率先發動的不是身為標統(團長)的閻錫山,而是管帶(營長)姚以價,而姚恰恰是個所謂的保皇黨人。
 當然,新政走下去,尤其是以立憲為標志的政治改革走下去,滿人的統治,滿人皇帝的統治,是不是像呼吁立憲的官紳們說的那樣,皇權永固或者“世襲罔替”?我看不會。當時的王朝,畢竟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這層窗戶紙,早就被革命黨人捅破,滿漢一體的神話,早已破滅。而且經革命黨的宣傳,滿人在入關之初的暴行,也為世人所知,極大地削弱了滿人統治的合法性。盡管新政預備立憲時期制定的欽定憲法大綱,皇帝權力還相當的大,但畢竟已經開始厘定皇權的界限,有界限,就意味著有了限制。立憲是要有選舉的,按選舉的路子走下去,在漢人的汪洋大海中,居于人口極少數的滿人特權肯定會越來越受到限制。滿人的統治,走向名存實亡或者消亡是遲早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1908年之后,新上臺的滿人少年親貴一邊推行預備立憲,一邊回收權力,集中資源,力求把大部分的權力和資源抓在自己手里。其實從他們自身考慮,也不是沒有道理——把軍權,財權以及全國的大部分資源都抓在手里,漢人就是想翻天,不也翻不成了嗎?然而他們忘記了,這樣做,勢必會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得罪當時最有實力的漢人士紳,立憲派人士。一旦革命黨來放火,就沒有人幫著救火了。掌握海陸軍大權的旗人,從載灃、載濤到蔭昌和薩鎮冰,權力是有,但卻指揮不了軍隊。不止是軍隊不聽話,他們自己的威信,能力和膽略也有限。事實上,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那個家族,那個統治集團可以江山永固的。是體面地退休,還是被人趕下臺,是兩個必然的選項。
 革命的發生以及迅速擴散,的確因為朝廷的政策引發了怨望之情,情緒還相當大。但這不是新政改革所致,而是當時當家的滿族親貴,逆改革的潮流而動所致。政治改革的趨勢,就是使更多的人分享更多的權力,在當時而言,就是讓漢人士紳和紳商,進一步分享權力。可是,把持朝政的滿人親貴,不僅拒絕分權,反而大肆收權,推行鐵路國有(收回資源),收回軍權,搞皇族內閣(收回并集中行政權),因而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代表士紳和紳商的立憲派,也開罪了地方實力派甚至部分地方官僚。此情此景,讓這些人造反,到未必能做,但有人造反,他們就能加入。革命黨人,恰在此時,扮演了一個放火者的角色,于是,革命之火就成燎原之勢了。這期間,1908年最高領導人換馬,絕對是一個時局轉換的樞紐。正如費納克(Vinacke, Harold Monk)所說:盡管新政期間每年都可以看到若干改革,九年預備立憲的方案也切實可行。“然而,由于1908年以后局勢混亂,或許也由于清政府對于改革缺乏真正的興趣,這個方案的許多措施僅僅停留在紙面上。”[19]不肯選擇體面下臺的滿人親貴,最后實際是被逼下臺。雖然小皇帝沒有上斷頭臺,但滿人整體的命運,卻相當悲慘,很多人不得不選擇偽裝漢人,才能活下去。雖然說,革命的發生,革命黨之所以有機會,是當家人少不經事,嚴重缺乏政治經驗惹得禍。但是,改革也的確存在某種政治陷阱,即所謂的“合法性陷阱”。越是合法性不足的統治者,越是容易傾向于以收權來穩固統治,借助強權威懾反對者。人們很容易直線式地想到,抓權在手,總是要保險一點。從而忽略了這樣的抓權,會開罪什么人。忘記了所謂的權力和資源,實際上是要由人來掌控的,能力不濟,掌握在手里的東西,一樣會丟掉。當時的滿人,的確處于某種困境之中,少數民族政權,同時入關時又有“歷史問題”,經過將近260年的養尊處優,整體素質又在下降。試想,如果當時的皇帝,是漢人,而且沒有過去的“歷史問題”,這樣的陷阱,就未必起作用。
  可以說,辛亥革命的發生,不是改革引發了革命,而是改革進入了自己的陷阱,當家人身陷其中沒能及時自拔。所以說,清王朝不是被改革葬送的,而是被當家人自己一不留神步入陷阱埋葬的。
 
 [①] 參見,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中譯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二章第二節和第四節。
 [②] 駱慧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冊,第473頁。北京,知識出版社,1986。
 [③] 參見李天德、李明吾:《長治、高平的干草會》,《山西文史資料》第四輯。長治市文史研究館:《上黨干草會運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五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3。
 [④] 《辛亥革命》(三)第389、454、455頁。
 [⑤] 王用賓:《記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幾件事》,《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五集,第118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張之芯等:《“文交慘案”資料四則》,《山西文史資料》1991年第4、5期。
 [⑥] 林損:《林損集》中冊,第1031—1033頁。合肥,黃山書社,2010。
 [⑦] Francis CliffordJones,ChinaLondon, Arrowsmith, (1937)pp148.
 [⑧] 《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冊,第473、431頁。
 [⑨] (英)杜格爾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167—170頁。中譯本,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⑩] 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93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11] 周志初:《晚清財政經濟研究》,第140頁。濟南,齊魯書社,2002。
 [12] 《前清宣統三年歲入歲出預算表》,賈士毅:《民國財政史》上冊,第25—32頁。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年。
 [13]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第31—32頁。臺灣,傳紀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4] 侯宜杰:《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56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 北洋軍至少有日本士官生30多人。尚小明:《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第94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16] 羅爾綱:《晚清兵志》第四卷,陸軍志,第251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
 [17]尚小明:《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第93—101頁。
 [18] 《閻錫山早年回憶錄》,《山西文史資料》1991年第4、5期。
 [19] Vinacke, Harold Monk . 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times. New York: A.A. Knopf, 1928.pp210.
2012-04-27 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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