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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鳴:近代史上的失語癥考察
張鳴:近代史上的失語癥考察
轉載自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
张鸣     阅读简体中文版


 失語癥也許是一種生理上的病,但是類似這樣的病癥,一個民族一個集團也可能有,一旦有了這樣的病,其實更加可怕。
 近代中國,失語癥,是不愿意變革者患的。我們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發變革之意,始于19世紀的60年代。幫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國的地方實力派,在內戰過程中領教了由太平天國采用的洋槍洋炮的厲害,也嘗到了洋槍洋炮的甜頭,開始將魏源“師夷之長技”的設想落到實處。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為當家人之一的奕和文祥,在跟占領了北京的英國人法國人打交道過程中,也多少開了點竅。1860年之后,一些強勢的地方督撫開始洋務運動,而北京,不僅有了一個被洋人逼出來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了承包給洋人的總稅務司,甚至奕還想設立一個專門學習西方文化的學校,同文館。這樣的學校,不消說,是請洋人來教的。
 不過,這個時候的中國,不想變革,不正視西方存在的士大夫還是相當多,盡管接二連三打了敗仗,但是他們總覺得中國文化上的優勢依然不可動搖,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來了嗎?就算不吐出來,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來,早晚也得跟滿人一樣,學習漢人,尊孔讀經,開科取士。每次洋人進來的時候,總有傳說出來,說洋人在占領地開科取士,考的居然還是四書五經,八股文章。所以,當變革到來之際,頑固守舊的人沒有失語,他們發聲抗議了。抗議聲一邊是流言蜚語,街頭巷議,諷刺嘲罵,一邊是一個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軍八旗的底子,科舉高第,從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學士,同治皇帝的老師,朝中有名的理學家,跟曾國藩齊名。為人清正,學問也不錯,弟子門生滿天下。
 這樣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出來抗議,所依仗的武器,卻是理學的陳年舊貨,連詞句都沒更新。在他看來,中國完全沒有必要學習西方,只要發揮固有的道德,固有文化,中國就可以在戰爭中獲勝,仁義忠信可以為干戈舟楫。而中國近來一連串的失敗,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沒有發揮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學天文歷算,中國之大,不愁沒有本土人才,何必從外面聘請?
 當年垂簾聽證的西太后,雖然沒有上過學,更不知道西學是什么東西。但卻親身經歷了中國軍隊在洋人面前的慘敗,伴隨自己的夫君咸豐皇帝逃到了熱河,過了好一陣衣食不周,連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義忠信為干戈舟楫的大話,說說可以,當真則成了笑話。不過,倭仁說中國自己有西學人才的說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費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趕緊推薦這方面的人才。沒想到反倒將了倭仁一軍,他老先生不過隨口一說,哪里找人去,理學家的帽子戴著,又不好撒謊,于是只好承認自己也不知道哪兒有這樣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師的份上,也沒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讓他隨時留心,如果發現了,趕緊推薦上來。但是,不知是奕有心惡作劇,還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牽制奕,突然之間,倭仁發現自己得了一項新的官銜,總理衙門事務大臣。有這樣頭銜的人,在朝中還有幾個,都是熱心洋務之人。此時,把一個反對洋務,極不喜歡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為這樣一個專門辦洋務,跟洋人辦交涉的衙門的大臣,看起來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認真的倭仁,卻受不了這樣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來牽制奕的話,她找錯人了。因為一想到要和洋人辦交涉,倭仁的頭要變大頭娃娃了。結果任命下來不久,倭仁差點沒從馬上栽下來,從此之后得了痰厥之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風。后來雖然經過治療,好了一點,但兩年之后,還是因此而翹了辮子。現在史家流行的說法,是倭仁故意從馬上摔下來,好借此推掉總理衙門大臣的職務,這是不對的,倭仁的確是一個真正的理學家,不會玩這樣的詐術。
 倭仁之死,標志著中國相當一部分思想頑固的士大夫,開始患上了失語癥。
 初患失語癥的人,還是能發聲的,聲音最大的,是一個名叫劉錫鴻的人。不過,此人僅僅是位做過留洋副使的光祿寺少卿。人品和學問,都比倭仁矮了不止一個檔次。他做過郭嵩燾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來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卻跟郭嵩燾反目成仇,非常無聊地拼命攻擊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對洋務的借口,則是所謂的風水迷信。比如說,在中國修建鐵路,是敗壞中國的風水,會惹怒山神水怪。這樣的說法,顯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義忠信,要低了一個檔次,不過是民間底層文化怪力亂神的陳詞濫調。可以說,到此為止,頑固保守的聲音,已經因病而嘶啞了。
 只是,在當時,不管什么樣的陳詞濫調,都有市場,也都能給改革制造麻煩。由于中國真正的危機還沒有到來,八股取士還在吸引著全國士子的注意力,頑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勢眾,李鴻章和郭嵩燾所謂的不明事理之人,仗著人多的優勢,在話語權逐漸喪失的情況下,依然充分地活躍。而頑固派的失語,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當時中國政府的失語,因為政府也并沒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處于三心二意的狀態。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對改革叫停。讓中國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變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戰爭的到來,兩個同時在學習西方的東方大國的較量,學的好優等生,以大比分戰勝了中等生。戰勝的日本,不僅掠取了2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兩塊中國的領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國的野心。當然,西方列強不可能容忍東方崛起一個吞掉了中國,變得如此龐大的新日本,它們遏制日本的辦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國。所以,甲午之后,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大規模的邊疆危機,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強租港口,劃分勢力范圍。這樣,已經跟西方打了將近60年交道的中國,第一次這樣明晰地面臨被瓜分豆剖的危險。
 這種時候,中國的整個中上層,不管政治態度如何,有沒有政治態度,都知道變革不可避免,不變沒有出路。但是,即使在這樣嚴峻的情形下,中國不想變革的人依舊人數眾多,一些內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滿人階層,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點變化。對他們來說,變革就意味著失去,而他們特別懼怕失去,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了任何迎接挑戰的意志和能力。此時的守舊,是完全意義上的因循守舊,害怕改變往昔的生活軌道,置國家民族的未來于不顧。只是,在嚴峻的國難危機面前,他們已經徹底失語,連劉錫鴻那種陳詞濫調,也已經說不出口了。不過,他們并沒有放棄努力,對于朝廷發動的改革戊戌變法,從公開的反對,轉為暗中的權術杯葛,私底下的竊竊私語。然而,這樣的杯葛和私語,恰好趕上變法期間獨特的帝后二元權力結構,担心改革而失去權力的西太后,在權欲的驅使下,變成了頑固派的“首領”,在變法100天后,尋了一個借口,以完全沒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變之后,保守勢力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維持政權的法寶,居然只是所謂的“民氣可用”,而所謂民氣可用的民粹訴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義和團的法術刀槍不入。即使是刀槍不入的法術,最終讓西太后相信,也是義和團與頑固派合作的陰謀。因為他們講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詐和權術。義和團運動,實際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種暴民的狂歡。而這種暴民,恰好被所頑固勢力利用,充當了他們抗阻變革的最后一根稻草。這根稻草,由于有當時最有權勢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變成了一場徹底滅洋的瘋狂反撲,中國的頑固勢力,妄圖借助一種莫須有的民間巫術,徹底消解他們對于變革的憂慮。
 不愿變革者的最后瘋狂,帶來的是民族和國家的巨大災難。災難過后,改革話語舊話重提,但革命話語也隨之而起。雖然說,孫中山以推翻清朝為宗旨的興中會,號稱在1894年就已經在海外成立,但這個革命的小組織,真正進入國人視線,還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慘痛的教訓下,朝廷開始接受改革話語,重新開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著頑固保守勢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過程中,懷疑,裹亂,破壞都存在。最初科舉改革的經濟特科考試,就是頑固派利用西太后對康梁的敵視,制造流言給毀了。在開放報禁過程中,也有過蘇報案和杖斃沈藎事件的反復。甚至軍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撫對于新軍的歧視。只是,這些反改革的舉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這個角度中出現的。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不僅有了日益增強的革命話語,而且改革話語也出現了歧義,由于西太后個人的原因,盡管她贊成改革,重啟戊戌的話題,但卻固執地不肯給康有為和梁啟超平反。所以,改革話語也因此分成海外激進主張和國內親政府的緩進主張,而且隨著時局的演進,激進主張越來越有市場。應該說,在這一時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語的狀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實行預備立憲,著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識界的廣泛擁護。孫中山的革命黨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脅,甚至一度力圖全力狙擊清廷的立憲,吳樾刺殺出國考察立憲的五大臣,就是這種狙擊的表現。
 然而,好景不長,革命黨人的暗示和起義,雖然沒能撼動清朝統治,但革命黨的宣傳,刻意強調清朝政府的異族身份,提醒人們,滿人當年在征服中原時犯有殺戮漢人的原罪,這樣的宣傳,不僅對部分知識人起到了動員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響到了滿人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同時,隨著立憲的推進,選舉的舉行,以及報禁開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紳權和民權意識都在勃發中。積極參與改革的紳商和士紳,實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各種商會、學會和農會之類的社會團體,各地的自治組織,以及開放的媒體,使得他們的發言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到了咨議局和資政院的成立,他們的意愿表達,有了體制內的正式平臺。無論在社會組織、媒體還是在準議會的平臺上,同樣的改革話語,運用的嫻熟程度,政府永遠都不及民間的精英。也就是說,隨著政治改革的進行,滿人特權勢必日益減少,這對于已經習慣了過優越和悠閑日子的滿人統治階層來說,當然不是福音。
 當時的滿人統治者面對挑戰,卻選擇了錯誤的應對。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當家人西太后和光緒皇帝相繼死去,接任者少不經事,這些少年權貴,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機,也感到了自身特權喪失的危險。但是,他們不是通過加快改革進程,放棄自身的中世紀特權來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說用正面回應改革的方式給自己積累福蔭。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權力和資源的方式,確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權,兵權和財權,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權力和資源收歸滿人,也就是收歸滿人權貴,一方面把權力和資源收歸中央政府。力圖用蠻力,一舉打破自太平天國以來,中國權力結構內(中央)輕外(地方)重,滿輕漢重的格局。這樣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內閣出臺,達到了頂點。這樣的舉措,不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實力派和立憲派紳商和士紳。讓自己喪失了改革的話語權,淪為當時最有實力的紳商和士紳的敵人。這個時候,原本并不彰顯的革命話語,就發出了強音,當立憲派也倒向革命的時候,清朝就壽終正寢了。
 其實,近代中國的命運,自從西方列強開始叩門之際,就已經確定了。只要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亞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運也已經定了。或遲或早都會被拖入它們的體系。或者變成它們的殖民地,或者變成它們的小伙計。由于中國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對發達的政府,對于以商立國的西方列強而言,將中國拉入自己的體系,比征服之使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經濟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西方對中國的戰爭,看起來就是讓中國進一步對它們開放,并跟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雖然中國自己也有自己的世界體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國的天下敵不過人家的世界,我們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們的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所有的東方國家,自強的唯一途徑,就是面對現實,學習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尋求自新自強之路。中國如此,奧斯曼帝國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這些國家中,只有日本通過自身的變法維新,讓改革話語始終成為政府的主流話語,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學習西方的改革,一躍成為東方強國。而其他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話語權,一會兒失語,一會兒說話,始終在進步還是保守,改革還是因循之間徘徊,最終導致舊政權的更迭,社會的動蕩,遲遲不能完成自身的轉型。而這個轉型,在今天看來,是遲早都要完成的,甲統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對,乙不行,丙得接著面對。拖的越久,付出的代價就越大。不管誰來統治,只要意圖保守,意圖向后轉,就注定失語,一旦失語,統治行為就必然變形,處處被動挨打,在國際上如是,在國內也如是。最終,會連自己本來有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都喪失殆盡,最終會敗得非常難看。
2012-04-27 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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