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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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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業:在兼善與獨善之外
戴建業:在兼善與獨善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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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     阅读简体中文版


 前不久在書肆上看到一本美國人寫的《知識分子》,它將西方近現代一二十名知識界的泰斗都不溫不火地調侃了一番,如數落羅素把自己的每次稿費都記在一個小本子上,還不時翻開它來自我陶醉,而且他自己連咖啡也不會煮。出生貴族的羅素先是由于不必后竟至于不會煮咖啡,也許不是作者的無中生有,不過只讓人看到羅素不會煮咖啡的“低能”,并不能使人理解他何以寫出了《數學原理》那樣的劃時代巨著,只奚落知識界領袖們的“污點”,也不能使人理解西方近幾百年來科學與人文的突飛猛進。周光慶先生的《中國讀書人的理想人格》,不僅筆端不像《知識分子》一書那樣刻薄,而且從大處著墨為讀者展現了一條幾千年來中國讀書人人格風采的“長廊”:儒者“殺身成仁”的價值獻身,外現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社會關懷和人格完善;道家鄙薄“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因而要求解脫一切社會束縛而“任其性命之情”,注重精神的超越與心靈的自由;還有稷下先生那坦蕩傲兀的風骨,魏晉士人那玄遠而又瀟灑的襟懷,蘇軾那“驚起卻回頭”的“縹緲孤鴻影”,宋明理學家那崇高而又活潑的“圣人氣象”,以及清末關于人文理想的重構,當代讀書人對自身人格的反思、焦慮和對新理想人格的追尋……讀此著真如王子敬行山陰道上,使人有“應接不暇”之感。過去有不少論著評點某一個人人格的崇高與卑劣,像此著這樣系統地闡述中國讀書人人格特點及其變化的專著仍然比較少見。
 當然,更使我感興趣的是全書的最后一章《關于重建讀書人理想人格的思考》。該章所說的讀書人應“不以‘教化’為職責,而且以‘批判’為己任”,可謂觸到了我國讀書人的痛處。中國古代士人當然不能與現代西方所說的“知識分子”劃上等號,原因之一就是古代讀書人都缺乏自覺的社會批判意識。這倒不是說我國的讀書人都缺乏社會關懷,相反,他們多的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多的是“致君堯舜”的宏偉抱負,多的是“欲回天地”的濟世熱腸,只可惜他們把社會關懷等同于“治國平天下”的政治介入,又把政治介入等同于“食君爵祿報君恩”。幾千年封建社會中的歷代王朝都是家天下,國家也就是皇家,如漢朝又稱漢家,唐朝又稱李唐王朝,因而在士人眼里愛國與忠君是一回事。《論語》說“學而優則仕”,還認為士人“不仕無義”,《孟子》更認為“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就像農夫必須下田耕種一樣,士人也必須出來為皇家效力,也就是說,出仕是士人的天職。從小“學成文武藝”,長大“貨與帝王家”,連桀驁不馴的李白也說“我欲攀龍見明主”。幾乎每個士人都企望君主圣明和君臣遇合,自己也好做官得志兼善天下,而事實上“朝朝染翰侍君王”的人畢竟極少,大多數讀書人總不免時乖命蹇沉淪當代。不管是時代的幸運兒,還是社會的倒霉鬼,他們有一點是完全相同的:誰也沒有想到要進行自覺的社會批判。讀書人一旦出仕為官,便由想象中的帝王師友,變為事實上的皇家臣屬,其精神和心理都成了皇家意志的容器。一方面他們必須維護和宣傳國家(也即皇家)意識形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社會上扮演著“教化”者的角色,一方面又必須進行現實的政治操作,使國家(即皇家)機器得以正常運轉,盡一個官吏應盡的職責。臣子只對皇家負責,無須對社會負責,自然意識不到有社會批判的義務,社會批判也就無從談起了。那些沉淪不偶的倒霉鬼,既放棄了自己在政壇上出人頭地的希望,也放棄了自己的社會關懷,甚至連孔子也認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然國家就是皇家,國家的大事也就是皇家的私事;既然皇家未詔其出仕,自己也就不必為國事操心,一如沒有出嫁的姑娘,就不必操持未來夫家的家務,所以古代把未出嫁的閨女叫處女,把未出仕的讀書人叫處士。由于將國事視為國王的家事,因而孔子說士人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不管政治多么腐敗,任憑社會如何黑暗,都無妨辭官的隱士和未仕的處士們流連風月,嘯傲林泉,他們絲毫感覺不到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只覺得“無官一身輕”自在輕松。如果國君昏庸時士人都遁跡山林,如果政治險惡時士人都出言恭遜(即孔子所謂“言遜”),那政治如何清明?民族如何強盛?如果“邦無道”時士人都“隱”起來任其生靈涂炭,那讀書人的社會良心何在?在古代中國難得見到自覺的社會批判,充耳的是懷才不遇的哀吟。奇怪的是讀書人總自我感覺良好,動不動就自比管樂,口口聲聲要學究天人,一旦未被皇家征詔“出山”,就感嘆“英雄無用武之地”。處士和隱士們懷才不遇的自傷,酷似老大不嫁的處女顧影自憐。對個人仕途窮達的過分敏感,使他們對社會批判變得比較遲鈍。本世紀上半葉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產生了一批無意于安邦治國卻熱心于社會關懷的知識分子,以在野讀書人的身份對社會發言,下半葉則物換星移,這類述學又議政的讀書人幾近絕跡,因而“不以‘教化’為職責,而以‘批判’為己任”的呼吁,反映了一代讀書人痛定思痛的共識。
 作者在這一章中還提出讀書人應“不以‘俗諦’為轉移,而以文化為‘托命’”。說到這一點也許我們大多數讀書人會臉紅,作者雖舉出了王國維、陳寅恪和顧準為其楷模,但近半個世紀我國讀書人中這方面的楷模找不出幾個,否則上面三位先生就不會那樣令人肅然起敬了。先秦時的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人,對各自的學說思想及其價值都十分自信,甚至執著到了近乎固執的程度,漢以后的讀書人就不像他們那樣死心眼兒了,許多儒生既懂得了如何識“時務”,也學會了怎樣“與時變化”,如那位官運亨通的公孫弘便善于“取學阿世”。想來漢武帝窮兵黷武時肯定有不少文人論證這一政策如何英明,朱元璋登基后大殺功臣和文士時,無疑也有許多文人站出來闡述這樣做的必要性,遺憾的是當年那些密奏大多沒有留下來,不過,好在三十多年前那場浩劫中,那么多文人稱頌它“史無前例”的諛詞鬧曲還言猶在耳。一代儒宗跳出來狠批孔子,著名學者站起來揭發恩師,文壇領袖糟蹋過去的一切文化創造……一時很多讀書人成了“識時務”的“俊杰”。另外,我國讀書人總在為社會道德淪喪而痛心疾首,卻很少因自己缺乏文化創造力而緊張焦慮,也就是說,只不滿于國人的道德水平,但滿足于自己的學術貢獻。我們占了這個星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大概至今尚未取得與人口相稱的文化成就,現代學術成果中最先出自中國原創的東西少之又少,數來數去就是古代的四大發明,在老外面前說多了恐怕連我們自己也不好意思。
 總之,我國讀書人在“兼善”與“獨善”之外,似乎還應干點什么別的東西,比如自覺的社會批判,潛心于學術發明,執著于文化價值等等,這樣,我們的生命空間可能更加廣闊,我們的人格興許更為健全。眼下很多人談論諾貝爾獎、菲爾茨獎,時常還有人盼望出現學術大師,盡管言談之間有點憤憤然,盡管情緒免不了還有點浮躁,但明白自己沒有原創力,總比動不動胡吹什么“學究天人”要清醒許多,這終究是件好事。
 這些議論都是在讀《中國讀書人的理想人格》時觸發的,其中那些沉悶膚淺的部分是我的感想,稍有亮色的部分多半來自該書。任何人讀書都會有許多盲點,寫書評更有可能會買櫝還珠,讀者若想得其精萃,還是去讀周教授的原著,書中比我叨嘮的要精彩有趣得多。
 
 (《中國讀書人的理想人格》,周光慶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12-04-27 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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