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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業:我們為什么沒有脊梁?
戴建業:我們為什么沒有脊梁?
轉載自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
戴建业     阅读简体中文版


 清初顧炎武曾經沉痛地說過:亡國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當于現代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僅代表國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國家的精神高度。我們之所以不敢小瞧英國,是因為它產生了許多莎士比亞、牛頓這樣的文學和科學巨匠,它擁有一批牛津、劍橋這樣的頂尖學府,它培養了許多卓然挺立傲然不群的杰出人士。我們之所以稱頌唐代,是因為它產生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李白,產生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杜甫,產生了“若世無孔子,不當入弟子之列”的韓愈,產生了敢寫《賣炭翁》的白居易。回顧前輩,如在天際;反觀自身,不勝噓唏。前不久“倪萍們”的“共和國脊梁獎”,已經成為世界級的笑話,用錢去買“共和國脊梁獎”,恰恰證明自己早已沒有脊梁!
 倪萍們“共和國脊梁獎”曝光后,我連續寫了三篇《倪萍印象》(之一、二、三),批評倪萍后接著又反躬自問:“我”有脊梁嗎?“我們”有脊梁嗎?誰敢說自己比倪萍更有道德優越感?如今,知識分子已經從人們尊敬的對象變成了人們嘲諷的靶子,“專家”已被大家譏諷為“磚家”,“教授”更被人們罵為“叫獸”。要是能看到大學里評職稱時,教書先生們的卑微態度;要是了解每年評獎時,教授們到處求人的樣子;要是得知為了爭取到重大課題,很多斯文教授到處行賄的丑態;要是清楚教授和專家的許多論文,常常只是在為長官意志進行論證和辯護,我想社會大眾更要向專家們臉上吐口水,更要朝教授們頭上撒尿。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很多“教授”“專家”,真的不值得社會大眾尊敬,甚至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不過,中國知識分子絕非從來如此。很多知識分子在1949以前大都有款有形有血有肉有棱有角,為人風骨凜然,說話擲地有聲。想想劉文典面折蔣介石的傲氣,想想張奚若在國民參政會上詈罵蔣介石獨裁的剛烈,想想章太炎、黃侃師弟的狂傲,想想傅斯年罵倒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的勇敢,比起當年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民國范兒”真讓讀書人氣暢神旺!可是,絕大部分人1949年后,突然好像全都一夜抽去了脊梁,郭沫若先生的丑惡表演就不用說了,連潘光旦先生這樣的硬漢也低下了高貴的頭,連馮友蘭先生這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也對儒家創始人孔子破口大罵。
 1951年全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其實就是讓所有讀書人自己當眾打自己的耳光,自己當眾吃下自己拉的屎喝掉自己撒的尿。潘光旦先生接二連三地寫了十二次檢討,還在報紙上發表了上萬字的長篇自我批判文章——《為什么仇美仇不起來》,把自己的父母、師長、同學、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完全是在當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想當年,潘光旦是民國時期的獨腿硬漢,歷任清華和西南聯大教務長,從來不向權貴低頭,從來不向命運服軟,可是1949年后徹底否定自己,不斷自輕自賤,不斷自打嘴巴,那一幅卑微、順從的模樣讓人不敢相信這就是昔日的潘光旦。潘光旦先生還只是求自己蒙混過關,更有不少人甘當當局的“密探”,不少人出賣自己的師長,很多人以為虎作倀為榮,這六七十年整個知識界真是斯文掃地,滿地雞毛!比起那些賣友求榮賣師求官的小丑,潘光旦先生算是一位求饒但不害人的君子,可是,他當眾掌嘴還是無人領情,1957年照樣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照樣被打成“牛鬼蛇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對好友葉篤義介紹了自己的 “三S”求生經驗——“Surrender(投降)、Submit(屈從)、Survive(生存)”,最后發現想做屈從的奴隸也沒法活命的時候,他又補上“一個S”——“Succumb(毀滅)”。晚年以“三S”作為自己的生存策略,哪知道“投降”“屈從”還沒有人接受,真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求當奴隸而不可得”,“Survive(生存)”無望,就不得不走向“Succumb(毀滅)”。當奴隸的資格也被剝奪,潘先生死得沒有半點尊嚴。
 是什么原因讓民國時期的硬漢,變成甘愿“Submit(屈從)”以求“Survive(生存)”的軟蛋?為什么當年敢當面大罵蔣介石獨裁,49年以后卻“樂于”唾面自干?為什么過去把面子看得比生命還重的知識精英,后來卻活得如豬如狗沒有一點“人”樣?
 從1951年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一直延續了幾十年的社會運動,第一步是讓所有知識分子覺得自己毫無價值可言,過去學的知識全部是人類垃圾,而且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他們都承認自己既“骯臟”又“無能”,對那個被神化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心悅誠服;第二步就是摧毀知識分子的意志,讓他們都以長官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第三步就是羞辱知識分子的人格,讓他們不斷自我檢討自我批判,自己把自己整得灰頭土臉;第四步是對他們誘以利餌,用官用錢用職稱用課題來籠絡他們,讓他們像狗一樣吃嗟來之食,于是就出現了目前這種“重賞之下必有懦夫”的局面。任何一個人要是自己也覺得自己百無一能——既沒有價值,又沒有意志,更沒有人格,一定會自己極度鄙視自己。像潘光旦先生這樣的硬漢,最后以“投降”、“屈從”為手段,以“生存”為人生目標,在這六七十年中肯定不是一個個案和特例。他們活得非常屈辱,死得也非常窩囊,還談什么氣度,還談什么風骨,還談什么高傲?
 讀書人畢竟也是人,誰都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大多數人在面臨死亡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如何活命,想到的是如何保護家人的安全,比起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人格、風骨和尊嚴都不值一提。從公認的“硬漢”到公開的“投降”,潘光旦完全像換了一個人似的,由此我想到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由此我想到了教育學中所說的成長環境。在一個極不健全家庭中長大的孩子,他們的人格也會極不健全。養成知識分子錚錚鐵骨需要特殊的外部條件,如果有風骨的人被剝奪了生存權利,如果說真話的人會掉腦袋,誰還有什么風骨?誰還敢說真話?我決沒有嘲笑潘光旦先生的意思,更沒有嘲笑潘光旦先生的資格,如果我處在潘光旦先生同樣的環境中,我肯定比潘光旦先生更早地舉起了白旗。
 別提什么“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警句,別說什么“寧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的格言,當你自己可能坐牢掉腦袋,當你的家人可能被牽連,這些格言統統都會拋向九霄云外,除了極少數人可能寧折不彎,大多數人的第一需求就是生存需求。在文化大革命那種殘酷荒唐的歲月,潘光旦先生以“Submit(屈從)”來求“Survive(生存)”,并不奇怪,更不丟人。民國時期之所以那么多人敢罵蔣介石,是因為多數人罵了蔣介石沒有多大的風險——由于能罵,所以敢罵。
 把潘光旦這樣的一條硬漢,活活給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不知道這是國家的勝利,還是我們民族的悲哀。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容忍一條硬漢,舉世全是阿諛奉承吹牛拍馬的嘍羅,怎么能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呢?
 摧毀一條硬漢的人格和尊嚴,可能就摧毀了一個民族的人格和尊嚴,這是極端的無恥和可怕的犯罪!
 如果一個國家把所有人的脊梁全都抽掉,如果一個國家里大部分人都是奴才,如果一個國家所有人只懂得“聽話”,如果一個國家所有人只知道磕頭謝恩,我不明白這是什么“盛世”?我更看不出這算什么“英明”?
 
 2011年9月12日中秋節
 
2012-04-27 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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