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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關于“十月革命”的瑣碎回想
戴煌:關于“十月革命”的瑣碎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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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     阅读简体中文版


 當年在蘇北游擊區新四軍的一些戰友們,每當提起“十月革命”節,就和“五一”、“七一”、“八一”及新年春節一樣,都是大家特別喜慶的節日。那時盡管面對殘暴無比的日本強盜,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部隊也不時制造事端,使得大家的日常生活異常艱辛,但是每年將近十一月七日,只要沒有戰事,大家也都眼巴巴地望著這一天早日到來。因為只有在這樣的節日及其以后的幾頓飯,大伙才能美滋滋地吃到一斤肉。有時候甚至在節日當天,各個所在單位還會和所在地方的黨政軍民舉行一個隆重盛大的慶祝會,同時還會有文藝團體的精彩演出。
 后來在解放戰爭、朝鮮戰爭中,大體上也是如此。直到1956年春天,在新華社總社的一個小型會議上,聽到朱總司令參加蘇共二十大帶回來的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才恍然大悟,痛感“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斯大林,原來是個殘暴無比的獨裁專制的暴君!從而對以往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情愫才有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同時對原來喜氣洋洋的“十月革命”節,也突然產生了一連串的疑竇。
 比如建國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強調要“一邊倒”。自從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雖然毛老人家再三強調決不能丟棄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而且還要大肆揮舞這兩把刀子。但是在大家的心目中,這“十月革命”已黯然失色了。在中蘇分裂以后,這個“盛大”節日更越來越靠邊站了,甚至一去嗚呼了;到蘇聯瓦解,它更蹤跡全無。
 在如此重大變化的過程中,我個人的感念十分龐雜。
 當年在“十月革命”的強有力的蠱惑下,本人也曾是個狂烈的崇信者,恨不能剎那間就打敗日本強盜。1945年春天,我與蘇北游擊區射陽文工團的二十多位男男女女,深夜穿越溝墩北面四里多地的曾家祠堂敵偽據點附近的一條河流封鎖線,在這個據點西邊幾里地的廢黃河堤上的幾座草屋中鋪的柴草鋪上剛睡下,就聽到屋外的槍聲大作。原來這據點里的鬼子和偽軍追殺過來了。文工團的男女同志來不及打背包的,只好披頂著被子向堤西匆忙轉移。幸好,堤東有一條小河溝,河溝上架著五六十公分寬的小橋。日本鬼子和偽軍雖然有機槍掩護,但必須通過這小橋才能到達這十幾米高的廢黃河堤上。當地的民兵就嚴守在幾座草屋后面。每當日本鬼子嚎叫著想沖過這座小橋時,民兵們叭叭一陣槍響,一個鬼子就倒在東邊的橋頭,或從橋上掉在寒冷的河溝里,其他鬼子和偽軍只好趴在河東岸的溝坎上,向我們這邊猛掃機關槍。那時,我已有十七歲,入黨也已有八九個月,担任文工團的一個行政分隊長,在業務上又是音樂組長,隨身帶有一支排戲或演出用的左輪手槍。槍內有四發子彈,其中兩發還是“屁股”眼上各沖過一個“雞眼”的啞彈。我將一顆完好的子彈上了膛,準備和一座草屋后的民兵們共同阻擊敵人過橋。但被這座屋后的民兵隊長再三勸阻,要我趕快隨頂著被子西去的男女同志一道轉移。經他再三勸說,我才背起自己的小背包和掛包趕快去追趕文工團稀稀拉拉的隊伍。
 1947年夏天,既受到魯南沂蒙山上全殲國民黨主力74師的巨大勝利的鼓舞,同時也是為了殲滅敵人的生力軍,不讓蔣介石抽調武裝力量,去黃河南岸阻擾剛剛強渡黃河的劉鄧大軍向大別山地區開展運動戰建立基地,堅持在長江北岸到隴海路東段的華東野戰軍第十一縱隊兼蘇中軍區(司令員為菅文蔚、政委是陳丕顯)、第十二縱隊兼蘇北軍區(司令員是陳慶先、政委是曹荻秋)準備聯合攻打守敵有一個師和十幾個縣反動武裝力量的鹽城。為了更好地反映戰爭實際,新華社蘇北前線支社應運而生。我從蘇北文工團(也叫十二縱文工團)的創作組長(也叫文學組長)的任上,被調任這個支社的一名記者。當時我已19歲,比我大的有胡捷(約廿三四歲)和陳清倫(廿二歲)。
 那時,我們對蔣介石的一黨專政、獨裁專制都恨之入骨,恨不得一夜之間,就能徹底消滅這幫反動勢力,像俄國“十月革命”一樣,打出個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共產主義天下。我們約定,一定要深入到最前線,看看我們的戰士,特別是共產黨員們,是如何英勇頑強實踐自己的入黨誓言——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而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乃至生命的。
 當年八月十日夜,總攻鹽城。胡捷同志緊跟攻打西門的謝振華旅,與突擊隊的同志們一起向城墻上的碉堡沖鋒前進。他身中一排子彈,還沒有被抬到前線包扎所,就因流血過多而犧牲在担架上。我和陳清倫分別隨著廖成美旅的突擊隊,攻打北門和城墻東北角的碉堡。我本人隨攻打北門的戰士們與守衛北門土圩子里的敵人拼了刺刀,僥幸而還。
 這一仗,全殲守敵七千多人,但我們自己的傷亡也很慘重。單是北門那土圩子外面的壕溝中,在傷亡同志的身體被運走以后,溝中淺淺的積水與傷亡者流淌的鮮血和腦髓,混成一片粉紅色的血漿。
 建國前后,謝振華當過縱隊司令、軍長,也曾兼任過中共山西省委書記,“文革”后担任過昆明軍區司令員和北京軍區司令員。廖成美在建國后幾次晉升,離休前是二炮的負責人之一。
 在新華社“社史展覽室”里,也有胡捷同志的照片和簡歷。建國后,陳清倫一度調到中宣部工作,后因肺病轉業,現在是合肥工業大學的離休干部,仍健在。
 1950年6月,發生了朝鮮戰爭。金日成軍隊直趨南下,秋風掃落葉似地直逼南朝鮮的最后防線釜山一隅之地。沒想到麥克阿瑟部隊悄悄繞到西海岸中部的仁川突然登陸,并收復了接近三八線的漢城,南進的朝鮮人民軍只得飛速后撤。美軍和南朝鮮軍直撲鴨綠江邊。為了保衛祖國和援助金日成,更為了保衛以“偉大”的“十月革命”故鄉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部分解放軍以“抗美援朝”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名義,立即渡江作戰,并很快就攻破了漢城。1951年春,新華社總社也準備從新華社第三野戰軍總分社把我調往朝鮮前線充實記者隊伍,因我當時正在上海、杭州采訪廣大青年踴躍參軍等新聞而趕不回南京,總社又催得急,三野總分社只得由旁人頂替。到了當年八月,總社又讓三野總分社社長鄧崗帶著我和王殊、姜慶肇一齊前往總社,我和王殊、姜慶肇先在軍事組投入采訪活動,直到十月底,才讓我們這三人前往朝鮮新華社志愿軍總分社。那時敵我雙方基本上都膠著在三八線左右。我每到火線和東西海岸線采訪,都危險重重,并爬山越嶺,路途遙遠;每采寫一篇稿件,往往都要費時十天八日。有一次去采訪東海岸,曾幾次面對海岸線外的波濤中來回穿梭的美國海軍艦艇向岸上打炮。我還在橫躺在海灘上的大肥豬似的、已被拆除了引信的巨型啞彈上歇過腳。在寫了羅盛教舍己救人的通訊《不朽的國際主義戰士》之后,也曾在以金日成亡故的妻子金正淑(即金正日之母)名字命名的“金正淑女子學校”采訪過,并在該校師生面前講過話——要牢記“十月革命”的輝煌。
 1953年3月初,志愿軍總分社派我到許世友為司令員的三兵團采訪。不日,突聞斯大林逝世,我和三兵團司政機會的一些同志還站在斯大林的巨幅遺像前痛哭流涕,不知道到哪里去才能找到如此偉大的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和導師”,繼續高舉“偉大的十月革命”的旗幟,帶領大家前進。
 朝鮮停戰后不久,我又被派往越南,主要是采訪越法雙方正在奠邊府的決戰。1954年3月初,到了廣西邊陲憑祥,還率領隨行人員參加了當地紀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大會。這說明我和很多同志對斯大林和“十月革命”的情結一度是“牢不可破”的。直到,1956年春天聽到了赫魯曉夫的那個“秘密報告”,它還是被破碎了。接著不僅是中蘇分裂,特別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相繼衰亡,這情結才在我的腦海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現在回過頭來看,到底誰是“修正主義”?是第二國際的伯恩斯坦、考茨基們是修正主義,還是“十月革命”后的共產國際?1985年,胡耀邦曾派遣中共中央常委胡啟立率領原中共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和中聯部的那位女部長成立代表團,帶著一位翻譯和一位隨行人員,前往西德,訪問西德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想取參考經。當時隔離東、西德的柏林墻還存在,西德政府還在波恩。波恩有的報紙頭版頭條的通欄大標題是:胡耀邦的接班人胡啟立率團訪問我國。勃蘭特宴請胡啟立等人,不像我們在人民大會堂里那樣隆重豪華地宴請外賓,而是只在波恩大街上隨便找了一家普普通通的飯店,而且還是圍著一張餐桌等這桌顧客散去,等飯店服務人員撤去滿桌的杯盤碗盞,剛剛鋪上了一張干凈的桌布,主客雙方才圍著桌子坐下。客人是五個人,主方也是五個人,連中國駐西德的大使也不請。餐桌上除了面包、水果、飲料、酒水之外,每人先喝了一小盆湯,各人再要一個自己喜歡吃的菜。菜上來以后,各吃各,互不干擾。席間,勃蘭特說,他們當時雖然不是執政黨,但黨內有的是錢,可是堅決不能揮霍浪費,否則人民看在眼里,肯定會影響日后的選舉。
 第二天,在臺上執政的屬于基督教民主黨的總理科爾,也請胡啟立等人共進早餐。除了牛奶、面包、水果、飲料之外,主客雙方每人只有兩個荷包蛋。吃蛋時,科爾不小心碰破了自己盤中的荷包蛋,流出了很多蛋黃,他舍不得把盤子推向一旁,而是撕開一片面包擦了又擦往嘴里塞。盤子沒擦凈,他當著中國客人的面,端起盤子用舌頭舔,直到盤子被舔得干干凈凈才作罷。
 胡啟立等人回國后,我的老熟人項南到我的住處,向我一五一十地道了個詳盡。我并由此先后寫了兩篇雜感,發表在《半月談》上,曾引起許多讀者的熱議。的確,不論是“十月革命”故鄉的領袖人物,還是我們曾經“一邊倒”向“十月革命”的核心人物,能當著高貴外賓的面舔盤子么?
 那時,勃蘭特還是第二國際的繼承人——社會民主黨國際的主席,這個國際在全世界有八十三個成員黨。“共產國際”消亡后,“十月革命”的宗主國蘇聯也消亡了,而社會民主黨國際的成員黨已上升到一百多個。這樣,到底誰是馬克思主義的叛逆者,不是更一目了然了么?
 本來,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時已收回了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暴力革命主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修正了《資本論》第一卷中的有關論點。今年《炎黃春秋》第二期上的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同志的文章,力主發揚民主社會主義的精神而批判暴力社會主義,就是純正澄清了馬克思主義。對此,我十分贊同。雖然我在年青時也一度傾向于“十月革命”式的暴力革命,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到朝鮮戰爭,直到奠邊府的越法決戰,我經歷過的大大小小的槍林彈雨不下數十次,目睹過的“血流成溝”也不止一次兩次,但人情尚存,再也不愿看到那極為慘痛的場景,堅決與“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軍閥暴君式的狂欲劃清界線。
 這幾年,我看到了根據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讓歷史來審判》、同年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出版的《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198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黨治制的由來》、1986年群眾出版社出版的《受害的一代》、1989年求實出版社出版的《圖哈切夫斯基的妹妹的辛酸回憶》、1990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勝利與悲劇》、1997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政治評傳》、同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世紀大災變》、同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秘聞》、1998年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的《尋墓者說》、2001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2003年譯林出版社出版的《俄國思想家》等書寫成的《革命的良心》一文,才痛知斯大林當年殺人如麻的滔天罪行。這更使我認清了“十月革命”促成的法西斯式專橫獨裁的真面目。
 而早在1843年,即早在與恩格斯共同發表《共產黨宣言》的前五年,在《萊茵報》被查封之后與友人合辦《德法年鑒》的年僅25歲的馬克思,外出巡訪時到達科仁時,給《德法年鑒》中的一位友人寫的信中說:“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并且與人性是不相容的。獸的關系只能靠獸性來維持。”(詳見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頁)他這雖然說的是普魯士的專制制度,但我認為這用之于現在的所有專制專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我和所有“兩頭真”的同志都不愿再在這種獸性的圈子里打轉轉,而與“十月革命”堅決一刀兩斷。這一斷絕對不是“拜拜”,而是《別了,斯大林》書中所說的那樣:是干凈、徹底地永別!
 
2012-04-27 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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