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銀河:“萬惡淫為首”與性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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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有人問我:為什么要研究性?
 答案是:在中國搞性的研究有一點冒險犯難的挑戰感覺;有一點越軌犯規的淘氣感覺;外加一點先鋒前衛的叛逆感覺。然而真正的原因還要追溯到我生長的環境。我屬于50年代出生、60年代進入青春期、70年代談婚論嫁的一代人。那30年,"性"這個東西在中國是一個怪物。在所有公開的場合,它從不在場;可是在各種隱秘的地方,它無所不在。用王小波的話來說,當時的社會有"陽"的一面,還有"陰"的一面。人們在"陽"的一面是一副面孔;在"陰"的一面是另一副面孔;在"陽"的場合說一種話;在"陰"的場合說另一種話。而"性"這個話題絕對屬于"陰"的世界。
 在那30年間,由于性處于社會的陰面,整個社會的性觀念相當扭曲、變態。門內飲酒門外勸水者有之;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者有之;要不就是天真、純潔、羞澀到幼稚的程度。直到如今,人身體的這部分器官還是被賦予遠遠不同于腦、心、手、足這些器官的意義、價值和重要性。對于與性有關的一切,要特別地加以防范,似乎它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所謂"萬惡淫為首"。這種反常的現象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搞清楚:我們中國人為什么在性的問題上會如此的扭曲、如此的變態、如此的壓抑。
 中國人很少會想到,在性的領域,許多事與人的基本權利有關,比如人可不可以自慰?女性可不可以主動提出性要求?同性戀伴侶可不可以結婚?虐戀愛好者可不可以組織自己的俱樂部?人可不可以合法地購買和享用性的文字、圖象和影視產品?人可不可以出賣自己的身體?人可不可以參與三人以上的性活動?……
 中國文化一向強調義務,忽視權利。人們習慣于為了盡義務而犧牲自己的權利。在我們的文化中,個人的權利常常以社會和國家的名義受到壓制。弗羅姆在講到歐洲中世紀時說:那時,"個人"尚未形成。在當代中國,人們還在以社會、國家和文化的名義壓抑性的表達,原因恰恰在于在我們這?quot;個人"尚未形成。因此,義務是好的,權利是壞的;盡義務是美德,要權利是邪惡;盡義務受褒賞,要權利遭貶抑。如果說當代中國人對于經濟、政治、人身安全之類的個人權利已經有了一點要求,那么在性的領域個人可以擁有哪些權利卻完全沒有概念。在伸張個人的性權利方面,人們還遠遠做不到理直氣壯,反倒是心虛氣短得很。
 長期以來,由于在文化革命中達到荒謬程度的道德純凈氣氛的影響,中國一直處于"談性色變"的社會氛圍當中。道德保守派一直沒有放棄純凈社會道德使之盡量趨向于禁欲主義的目標。他們順應(或者說利用)社會中一部分人的保守道德觀念,壓制另一部分人的權利。 在中國一部分人群進入現代化的都市生活之后,個人主義漸漸得到應有的地位,也漸漸在人們的觀念中與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區分開來。人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一些"準群體"也漸漸形成為"利益群體"(達倫多夫語),他們希望運用自己的權利,實現自己的利益,爭取和保護自己作為一個人的一般權利和作為某個利益群體的成員的特殊權利。在這一斗爭當中,與性有關的權利正在進入中國人的視野。
 

李银河 2012-04-27 03: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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