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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泳:從中國院士制度的變遷看國共兩黨的文化理念
謝泳:從中國院士制度的變遷看國共兩黨的文化理念
轉載自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
谢泳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和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緊張關系始終存在,中共從從一開始就對人文知識分子存有成見,也許是早已意識到那些人文知識分子由于專業的關系,很難在思想上與新時代達成平衡,所以從中共執政以后的文化理念上觀察,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得到過信任,雖然為了中國的工業化,中共不得不依賴一些舊時代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但對他們的使用,從來都是解剖有余地的,這一點,從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和一九五五年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的變化中,可以看得非常明顯。
 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共有八十一人,其中人文組二十八人,他們是:吳敬恒、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杰、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一九五五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共有六十一人,他們是丁聲樹、千家駒、于光遠、尹達、王力、王亞南、王學文、向達、艾思奇、何其芳、吳玉章、吳晗、呂淑湘、呂振羽、李亞農、李達、李儼、杜國庠、沈志遠、狄超白、周揚、季羨林、金岳霖、侯外廬、胡喬木、胡繩、范文瀾、茅盾、夏鼐、馬寅初、馬敘倫、張如心、張稼夫、許滌新、郭大力、郭沫若、陳伯達、陳垣、陳寅恪、陳望道、陳翰笙、陶孟和、湯用彤、馮友蘭、馮至、馮定、黃松齡、楊樹達、楊獻珍、劉大年、潘梓年、翦伯贊、鄧拓、鄭振鐸、黎錦熙、錢俊瑞、駱耕漠、包爾漢、薛暮橋、魏建功、羅常培。
 中央研究院士選舉,據吳大猷回憶是這樣進行的:“三十五年由評議會籌辦院士選舉,先由各大學院校、專門學會、研究機構及學術界有資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選人,約四百余人,三十六年由評議會審定候選人一百五十人。三十七年再由評議會選出院士八十一人。”[1]對于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工作,今天可以做這樣的評價,即這是一次非常慎重的選舉,從人文組當選院士的名單可以看出是以學術為唯一原則的選舉,沒有意識形態色彩,因為在這個當選的名單中沒有國民黨負責意識形態的主管人員(王世杰是以法學家身份當選的,雖然他曾做過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但在當選院士時,他已離任改就外交部長一職),相反郭沫若卻一直在這個名單上。胡適日記中曾留下了一份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組部分擬提名單。[2]
 
 哲學:吳敬恒、湯用彤、金岳霖
 中國文學:沈兼士、楊樹達、傅增湘
 史學: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
 語言學: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考古學及藝術史:董作賓、郭沫若、李濟、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學:想不出人名
 
 這個名單上沒有胡適的名字,可見是有回避的,就是推薦人不能自薦,在胡適提名的這些人選中,沈兼士、傅增湘最終沒有當選, 而郭沫若卻當選了,一九四八年郭沫若的政治態度是人所共知的,但中央研究院沒有因為他的政治傾向就把他排斥在院士以外,所以大體可以說,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沒有政治干預。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竺可楨在上海見到陳毅,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到:“渠曾閱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3]
 中央研究院是國家的最高科學(包括人文)研究機構,一個時代的學術自由和政治寬容,可以說最能在這樣體制化的行為中表現出來。對于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的評價,要看它對于學者政治選擇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說,一個時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對寬容,要看它的體制化行為,不能只看見它在執行體制化行為時具體的不寬容行為,更要看到它的體制化本身是不是一個能有寬容生長的機制,就一九四八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情況而言,應該對這個體制給出合乎歷史事實的評價。除了郭沫若之處,還有馬寅初。
 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中,馬寅初也是二十八位人文組院士中的一位,馬寅初在四十年代的政治選擇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國民黨軟禁過馬寅初,三十年代末期,他通過經濟學家沈志遠、許滌新和中共發生了聯系,以后的馬寅初就可以說完全是一個左傾知識分子了,在四十年代,他是在經濟上批評國民黨最激烈的一個經濟學家,對國民黨政權、對蔣介石、對四大家族和官僚資本,馬寅初都寫過很多文章,正因為如此,國民黨才對他恨之入骨。他也是一九四八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后到了解放區的民主人士之一,但他那些抨擊官僚資本的文章并沒有影響了他的當選。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組候選人的評語中對他的介紹是:“研究中國金融市場及財政金融等問題”。[4]當時人文組的院士候選人共有五十五人,最后當選的只有二十八人,是兩個人當中才能選一個,那次選舉原計劃選出一百人,但最后當選的只有八十一人。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我把人文組五十五名候選人的名單抄在下面(下劃線為當選者):
 吳敬恒、金岳霖、陳康、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唐蘭、張元濟、楊樹達、劉文典、李劍農、柳詒徵、徐中舒、徐炳昶、陳垣、陳寅恪、陳受頤、傅斯年、蔣廷黻、顧頡剛、王力、李方桂、趙元任、羅常培、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徐鴻寶、王世杰、王寵惠、吳經熊、李浩培、郭云觀、燕樹棠、周鯁生、張忠紱、張奚若、錢端升、蕭公權、方顯廷、何廉、巫寶三、馬寅初、陳總、楊西孟、楊端六、劉大鈞、吳景超、凌純聲、陳達、陶孟和、潘光旦。
 從上面這個名單中可以看出,這五十五人當中多數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在國民政府中做過官的人也不在少數,像蔣廷黻、吳景超、何廉等,都沒有當選。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中,胡適和傅斯年是關鍵人物,但從這個名單中可以看出和胡適、傅斯年關系好的學者當中沒有當選的也很多,如張忠紱,他是胡適做駐美大使時身邊的兩個助手之一(另一個是錢端升),還有潘光旦也沒有當選。
 對于這次院士的選舉,夏鼐在當時就說過:“這次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次院士會議,可算是近年來國內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創辦已達二十年,今年才舉行選舉院士;原擬選出八十名至一百名,聽說選舉時第一次投票僅選出六十來名。一連投了五次票,才選足八十一名,可以說相當的鄭重審慎。不管各方面對于這次院士名單的意見如何(尤其因為提名的辦法不佳,有些可以當選的學者,根本沒有被提名,以致無從選出,令人頗有遺珠之感),我們如果說‘這一個名單,相當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國學術界的情況’。這話大致不會有多大的錯誤吧。”[5]
 一九五五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的產生則是另外一種方式,據當時負責學部籌備工作并担任社會科學領域學術秘書的劉大年回憶:“第一屆學部委員的產生屬于協商性質,是協商產生的。自然科學方面的人選是科學家推薦,但推薦不是選舉。”“社會科學方面是在提出名單之前,征求了各學科主要人物的意見。我當時參加了這些活動,主要在北京地區找有關人士談。北京以外的就沒有去找,是書面征求意見的。我記得當時找了這樣幾方面的人:哲學方面有楊獻珍、艾思奇、張如心、湯用彤;語言學方面有王力、羅常培、丁聲樹、呂淑湘;歷史學方面有季羨林;經濟學方面有狄超白,等等。當然不止這幾位,還有一些我現在記不清了。在征求意見時,我們首先把科學院的精神告訴他們。當時提出的人選標準主要有這么兩條:一條是政治的標準。社會科學的的政治標準主要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另一條是學術標準,即在本學科中是否有成績。所謂成績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眾對他學術著作的評價。根據這個要求,來征求他們認為適合做學部委員的人選來。然后,黨組根據這些意見擬出名單。”[6]結合劉大年的回憶,可以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名單做一個簡單的分析,從中看出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是如何介入學術的。
 在自然科學的學部委員中,過去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凡是沒有離開的,基本都成了后來的學部委員,但是也有一個例外,就是少了生物學家胡先骕 。在離開的二十四名院士(赴美、赴臺)中,有十人是人文組的院士,也就是說,在二十八名人文組的院士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強的人離開了,或者說,當年離開的院士主要是人文組的院士。
 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中央研究院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在組成的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央研究院是以美國模式組成的,而中國科學院學部是以蘇聯模式組成的,這一點在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通過的總決議中說得很明白,就是要“進一步學習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先進科學”。[7]出席學部成立大會的就有蘇聯科學院副院長巴爾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和波蘭科學院副院長維爾茨皮斯基。這是一個政治籠罩一切的時代,科學也未能幸免,其實那時先進的科學并不在蘇聯和其它人民民主國家。中央研究人文組的院士是二十八人,過了五年時間,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學部委員就成了六十一人,是過去的近三倍,學術并沒有發展,而學部委員的人數卻在激增,但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這個學部委員名單中除了人數的增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強化了人文學科的意識形態色彩。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的構成中,除了顧及各學科的專業水平以外,一個明顯的特點是法學家在人文組院士中有較大比例,有王世杰、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四位院士。到了學部委員時,這四位法學家中,除了二王去了臺灣外,留下來的周鯁生和錢端升都沒有成為學部委員,而社會學家中也將陳達去掉了。
 一九五五年學部成立距批判胡適運動不到半年時間,過去和胡適關系較近的學者就沒有再能成為學部委員,最典型的是顧頡剛,作為一個研究古史的學者,他的專業與政治并不緊密,但因為他過去和胡適的關系,再加上在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尹達個人的關系不好,自然他就被排斥在外了,他在日記中說:“近來批判胡適歷史學、考據學的文字中,常常牽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會上說個明白。”[8]因為顧頡剛在批判胡適的考據學時,曾說了幾句公道話,他說考據學是反封建的,“聞者大嘩,對予抨擊”。
 學部委員中沒有法學家,可能隱含著中共對法學和社會學的一個基本評價,因為在此前一九五二年進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時,法學和社會學就已經被取消了,而取消這兩個學科的深層意義,就如布爾迪厄所說:“社會科學即便僅僅描述事實與效果,即使僅僅揭示某些機制(例如制造Symbolique暴力的機制),它產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會學的存在本身便是無法容忍的。任何專制政體從一開始便取締社會學。他們要求的是實用社會學,這種社會學有助于調解矛盾和沖突,有助于使統治合理化。”[9]中央研究院人文組二十八名院士的構成,從教育背景上看,留學歐美的十九人,有博士學位的十三人,碩士學位的三人,其余三人不詳。有六人沒有出國受西式教育,其中四人是前清科舉中出來的(進士、舉人、廩生各一人,一人不詳),另外二人是國立大學本科或研究所畢業的。
 在留下來的中央研究院士中,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主要是人文組的院士,如張元濟、柳詒徵、余嘉錫(一九五五年逝世)、陳達、周鯁生、錢端升、顧頡剛、梁思永(一九五四年逝世),也就是說,在留下來的十八名人文組的院士中,差不多有近一半的人沒有成為學部委員,從這些變化中,可以感受一個時代對于過去文化遺產的基本態度。
 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主體是延安知識分子,進一步說是原延安中央研究的那些知識分子,以陳伯達、胡喬木、周揚、艾思奇、胡繩、范文瀾、尹達、張如心為代表,學部委員比過去院士最大的特點就是高度的意識形態化,因為當時負責中共意識形態和文化部門的主要官員可以說都是學部委員,這些學部委員在學術上,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和過去中央研究的院士相比,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同時代人,一九四八年沒有當選院士,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態度,而是因為學術水平。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學部并不是學術的最高權力機關,學者的地位低于行政人員,竺可楨對此就很不理解,他在日記中說:“學部即有二三三專家,應為最高權力機關,為何組織章程草案第十條院務委員會最高權力機關許多統是行政人員而院務常委會中行政人員的成份更大。”[10]學部的建立,據郭沫若在學部成立大會上開幕詞中說是“為中國科學院進一步建立院士制度準備了條件”,這話不知是從何說起,因為中央研究院從蔡元培手里建立,到一九四八選出第一屆院士已經過去了二十年,從研究院的評議會到選出院士,本來已經完成了在中國建立院士制度的準備,而且第一屆中央研究院士的選舉在那樣的歷史環境中已經成功地開創了中國的院士制度,為什么還要一切都從頭做起呢?連這樣的文化遺產都不珍視,其它就更可想而知了。
 
 二
 
 一九五五年學部委員選舉中,陳寅恪的當選有一定的特殊性。陳寅恪當學部委員,是毛澤東點得頭。據担任過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的張稼夫回憶,對于學部委員的選舉“自然科學部門并不感到困難,比較難的是社會科學部門。社會科學這個部門定學位沒有個明確的標準,特別是科學院黨內的一些同志,沒有多少社會科學的著作。但他搞得工作是社會科學,他們在實際工作中能夠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能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來不及寫多少文章和不會著書立說,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這些人不進學部也不大合理。實事求是的辦吧,后來還是在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學部委員。在這個工作中,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歷史學家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也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只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11]
 這個回憶,證之后來的一些材料,應該說是準確的。在這一點上,應當說毛澤東是有氣度的,劉少奇對此也有很開明的認識。楊尚昆在他的日記中曾提到過,“對于科學院的領導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滿。對學部委員名單,少奇同志指出必須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學術上有地位的人;共產黨員的安排亦必須是有學術貢獻的,不能憑資格和地位,黨派去在科學機關服務的人則不能以學者資格出現,要老老實實為科學服務。共產黨員不能靠黨的資格作院士。”[12]從中共的知識分子歷史中,可以看出一個規律,就是在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中,因為在操作層面的是延安知識分子,這些人負責具體的工作,他們往往比中共高層的領導更要左傾,他們自己基本處理不好學術和政治的關系,如果按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意思,那些當時在政治上有問題的學者,本來是可以順利成為學部委員的,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的過程中,因為他們自己沒有獨立性,常常以寧左勿右的態度行事,最后他們自己也逃脫不了悲劇命運。
 從張稼夫的回憶中,仍可以感覺到那個時代對學者的基本評價標準,陳寅恪的當選,也算是特例。從當時的制度和文化精神上看,陳寅恪是沒有資格當選的,因為他不相信馬列,是毛澤東說了話,才有了后來的結果。中央研究院院士是選出來的,而學部委員是定出來的。當時中共負責意識形態的主要人物都是學部委員,如陳迫達、胡喬木、鄧拓、茅盾、周揚、馮定等,據說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本來也在名單上,是他主動放棄了。
 郭沫若和馬寅初成為院士,是當時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投票選出來的,《胡適的日記》中有記載,郭沫若在他的提名當中。董作賓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也明確說過在考古學院士人選中,他愿放棄,而愿提郭沫若,因為“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中央研究院士的選舉工作主要是胡適、傅斯年和陶孟和負責的。當時傅斯年給胡適寫過一封信,從他的信中,更可以看到當年中央研究院士的選舉工作是怎樣進行的。[13]
 
 適之先生:
 話說天下大亂,還要院舉院士,去年我就說,這事問題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弄垮臺,大家不聽,今天只有竭力辦得他公正、像樣,不太集中,以免為禍算了。
 日前開會商量應該在提名中不忘了外名單(不必即日舉出,此會盡力,不能包辦也),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茲將當日所寫之名單送上一看,但請千萬秘密。有涉人文組者:
 (一)人文組與社會科學平等數目,殊不公。因前者在中國比后者發達也。孟和原單標準低減后人士。我看人文方面非有二十人不可,分配如下:
 中國文學 四 史學 六 考古及美術史 四 語 三 哲 三。
 我個人覺得以上單子,可如下分配
 中國文學①吳 ②胡 以上關系文學風氣者
 ③楊樹達 經籍考定
 ④張元濟 古本流傳 □□ 不能專就百衲本定,因此者校勘記并未刊行也
 史學 ①陳 ②陳 ③傅 ④顧頡剛
 ⑤蔣廷黻 近代史尚無第二人
 ⑥余嘉錫或柳詒徽 柳不如余□□□以不如余大
 考古及美術史①李濟②董作賓③郭沫若④梁思成
 哲學 湯 金 馮
 語言 趙 李 羅
 此似乎為最少之人數,乞先生考慮,下次開會時此一總得名額不可少于二十(如此則社會科目只有十四)
 以上陳寅恪、李濟、趙元任、董作賓、傅斯年五人為本所職員,似在此不便提名,擬請北大提出如何?
 (二)其它部門我們學校人數不多(清華多得多)亦得有其理由,然我們為求公道起見,不可不注意,理學院饒、江、吳、楊、孫似不可落選,亦請先生屆時留意。
 (三)北大要提出一個名單,不能專寫名字,須照格式填,寫作原件附寄。
 (四)提名不可太少,亦不必太多。北大可先由各學院自報,最后先生審定寄此也。
 馀后陳 專頌
 
 
  道安
 
 
  六月廿日
 
 這是一九四八年傅斯年寫給胡適的信,從中可以看出一些問題。作為人文學者,傅斯年對于自己的學科有所偏愛,對于史語所的人員也較看重,還有因為他是北大出身,他很在意北大和清華之間的比較,他是希望北大至少要和清華差不多的,這些都是傅斯年的私心,這在任何選舉當中都是難免的。但傅斯年他們辦事還是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氣質的,如他在信中就說,他史語所的職員是不能由他們史語所提名的,他只好請胡適以北大名義提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并非完美無缺,那時的知識分子也不是清高到了不在意這樣的選舉,胡適在他的日記中就說過唐蘭如何想讓他提名的事。但現在看來,那次的院士選舉大體上是公正的,是說得過去的,為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開了一個好頭,可惜這樣的傳統我們沒有能夠繼承下來。
 
 三
 
 胡先骕是中國生物學的創始人,享有世界聲譽的植物學家。一九四九年以后,胡先骕沒有走,而是留下來繼續他的生物學研究,那年他五十五歲,還是一個科學家最好的年齡。
 一九五五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時,在自然科學家中,胡先骕是極少幾個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在此前幾屆評議委員會委員的基礎上選出的,就是說,評議會委員到了一九四八年選舉院士時,都當選為院士。一九三五年,胡先骕四十二歲的時候就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委員,他在中國生物學界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說是泰斗級的人物。但為什么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重選學部委員,就沒有胡先骕了呢?這可以說是最能見出一個時代意識形態對學術研究的制約了。在一個正常的學術環境里,學術有它自己的尊嚴,有他自己獨立的品質。
 胡先骕是留學美國的生物學家,對科學有他自己獨立的判斷,但就是因為他堅持自己獨立的科學思想,在一個新時代里,他最終很難和他所處的時代達成平衡,他是中國生物學界少有的享有世界聲譽的科學家,但在一個一切以政治為首要標準的時代里,科學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骕就因為反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而最終沒有成為學部委員,對胡先骕來說,這算不了什么,一個科學家的聲譽并不是靠外在的名聲,而在他自己對科學的真正貢獻,胡先骕根本沒有把這些放在心上,但他自己在乎不在乎是一方面,而這種科學體制為什么會把一個第一流的科學家排斥在外,這才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對一九五五年學部委員的選舉來說,胡先骕的落選,不是他個人的恥辱,而是這種體制的恥辱。
 一九五四年,胡先骕在寫作《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中,針對李森科的(蘇聯農科院院長)“小麥變黑麥”的論點做了嚴厲的學術批判,指出其不符合現代遺傳學的實際,是反達爾文演化學說的非科學理論,并批評李森科是靠政治力量來支持其反科學的理論的。他在書中告誡中國的生物學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類學工作者:“必須有深刻的認識,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雖然那時蘇聯也有科學家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進行了批判(如蘇卡高夫等),但在中國科學界,公開對李森科理論進行批判,胡先骕還是第一次。過去認為這是胡先骕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主要原因。但我的朋友胡宗剛先生(現在廬山植物園工作,是研究胡先骕生平的專家,曾編過胡先骕年譜)在一篇未刊的文章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說:“胡先骕批判李森科偽科學的言論,是寫于其專著《植物分類學簡編》之后,該書于一九五五年三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科學院向中央報呈學部委員名單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中央審批在五月十五日,《簡編》一書出版僅兩個多月,還沒有引起反響,兩事沒有關聯。指出《簡編》有‘嚴重政治性錯誤’的始作俑者,是北京農業大學六位講師助教于是年夏給出版社的信函,要求停止《簡編》的發行,隨后在高教部的蘇聯專家提出‘嚴重抗議’,說‘這是對蘇聯在政治上的誣蔑’。繼而中科院在紀念米丘林誕生一百周年的紀念會上,對胡先骕的觀點進行了批判,這些都在中科院學部成立之后。”胡宗剛認為胡先骕沒有成為學部委員主要是因為他過去的政治觀點。陸定一當時是中共的宣傳部長,當時學部委員的選舉工作主要是由中宣部負責的。
 從《陸定一傳》中所披露的資料看,應該說胡先骕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主要原因,確是因為他反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科學院在最初上報的一個二三八名學部委員名單中本來是有胡先骕的,但在最后確定的二三三人名單中拿掉了胡先骕等幾個人。[14]李真真認為:“他們最終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落榜”。所謂政治上的原因,具體到胡先骕,就是上面說到的那些原因。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陸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毛澤東《論十大關系》時做的一次發言,他在講話時,毛澤東、周恩來和康生都插過話。陸定一講到了胡先骕:[15]
 從前胡先骕那個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夠辨護一下,那是很難辨護的。那個時候我們給他加了幾句,就是著重他的政治問題,因為他那個時候罵蘇聯,所以我們就氣了。他講的問題是生物學界很重要的問題,這個人在生物學界很有威望(毛澤東插話:不是什么人叫我們跟他斗一斗嗎?)。后來我們把那個東西和緩了,報紙上沒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個什么米丘林的紀念會上有幾個人講話講到他,我們掌握了這一點,就是報紙上的一個名字都不講,因此沒有和他撕破臉(毛澤東插話:胡先骕的那個文章對不對?)他批評李森科的觀點很好,那是屬于學術性質的問題,我們不要去干涉比較好(康生插話:我問了一下于光遠,他覺得胡先骕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對李森科的,什么問題呢?李森科說,從松樹上長出一棵榆樹來,這是辨證法的突變,松樹可以變榆樹(笑聲),這是一種突變論。毛澤東問:能不能變?康生答:怎么能變呢?那棵松樹上常常長榆樹,那是榆樹掉下來的種子長出來的。這件事情胡先骕反對是對的。但胡先骕說李森科可以吃得開是有政治支持著的,其實,斯大林死了以后,蘇共批評了李森科,沒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這一點沒有說對。但整個的來講,胡先骕講得還是對的,他只講錯了一個例子,我們不應該去抓人家的小辮子,就說他是錯誤的)。那到不一定去向他承認錯誤(毛澤東插話:那個人是很頑固的,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年紀七八十了。他贊成文言文,反對白話文,這個人現在是學部委員嗎?)不是,沒有給(毛澤東插話:恐怕還是要給,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
 從這些材料中,可以把過去一些說不清楚的問題說清楚。
 第一,最早反對胡先骕的正是他的同行,也就是當時以樂天宇為主要代表的北京農業大學那些贊成李森科理論的人,以后就是蘇聯專家,是他們給中宣部寫信告狀。中宣部認為胡先骕在政治上是有問題的,“很生氣”,毛澤東所說的“不是什么人叫我們跟他斗一斗”,這個“什么人”,可能就是樂天宇。中宣部從策略考慮,沒有點胡先骕的名,但對他已有了很壞的印象,用陸定一的話說就是“沒有和他撕破臉”。
 第二、毛澤東對胡先骕是有印象的,但并不了解具體情況,知道他在五四時期反對過白話文,那時胡先骕是《學衡》的主要撰稿人,也是主將之一。毛澤東說胡先骕“年紀七八十了”,其實那時胡先骕只有六十三歲,只比毛澤東大兩歲。
 第三、中宣部對胡先骕產生壞印象時,正是學部委員由中宣部認定的時候,因為有那樣的印象,所以就有陸定一口氣很硬的回答:“不是,沒有給。”這一點也符合一九五七年陸定一對胡先骕的一個評價:“胡先骕是不用戴帽的右派”[16]第四、毛澤東沒有反對胡先骕成為學部委員,是那些具體管事的人對胡有很大的成見。
 第五、胡先骕批評李森科,說他靠政治來支持自己的理論,這一點雖然在時間上有一點出入,但胡先骕對李森科的批評從根本上說沒有錯,李森科就是一個靠政治吃飯的科學騙子。
 第六、在對胡先骕的問題上,雖然中共承認了他是對的,但中共最后的態度卻是:“那倒不一定向他承認錯誤。”這可以說是中共對許多問題的一個基本思路,他們什么時候都有理。
 第七、陸定一在對胡先骕的態度上,沒有表現出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寬容。
 胡先骕于1968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極大的折磨,他由原來所住的一所約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遷到了一所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圖書、資料和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盡。一代科學宗師,就在這樣的處境中離開了人世。
 從學部的建立到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學院院士的選出,過了近四十年,而且至今還沒有人文科學方面的院士,而這個制度本來是現成的,如果沒有政治上的成見,這筆文化遺產本可以自然延續下來,是新時代有意識地拋棄了。院士制度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科學和文化的最高象征,它的變化最集中地映現著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精神,從院士到學部委員的變遷,不是一個形式上的轉換,而是兩種不同文化精神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較量,院士制最終為學部制所取代,這就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的命運。
 
 注釋:
 [1]《中央研究院的回顧、現況及前瞻》,臺灣《傳記文學》第四十八卷第五期,五十六頁
 [2]《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十五冊,臺灣遠流出版公司
 [3]《竺可楨日記》第二冊第一二五七頁,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4]李揚編《國立中央研究院史》第一四三頁,中國科學出版社
 [5]《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觀察》周刊,第五卷第十四期第三頁
 [6]劉潞《劉大年憶郭沫若》,《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四期第六十一頁
 [7]《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冊》第五七二頁,大公報社
 [8]顧潮《顧頡剛年譜》第三五五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月
 [9]桂裕芳譯《自由交流》五十三頁,三聯書店
 [10]《竺可楨日記》第三冊第五六八頁,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11]《庚申憶逝》一三一頁,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
 [12]《楊尚昆日記》上冊,第一九九頁,中央文獻出版二零零一年九月
 [13]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三七冊,五二四頁,黃山書社一九九二年
 [14]參閱李真真《中國科學院學部的籌備與建立》,《自然辨證法通訊》一九九二年四期四六頁)
 [15]陳清泉、宋廣渭合作的《陸定一傳》四一五頁,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16]江西廬山植物園編印《胡先骕 秦人昌 陳封懷生平簡介匯編》第十二頁,一九九四年八月
 
2012-04-27 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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