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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啟蒙與知識分子的傳統
資中筠:啟蒙與知識分子的傳統
轉載自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
资中筠     阅读简体中文版


 資中筠在學術界和思想界,以及廣大讀者中都享有盛譽。近三十多年來,她致力思想啟蒙,發表了大量文章,傾注了自己對于整個國家前途的關注,對思想蒙昧和當下社會現狀的憂慮,并對知識分子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前不久,五卷本的“資中筠自選集”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本報記者專訪了她。
 學者資中筠多年來致力于思想啟蒙,不久前推出5卷自選集,從現實、歷史、國際關系、知識分子等各個層面討論思想啟蒙問題,在文化界引起較大反響。去年,資中筠發表《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一文,其中提出了“頌圣文化”這一獨到的觀念,反思中國知識界的歷史傳統。就此,本報記者和她展開了話題。
 
 頌圣文化與皇權專制
 
 新京報:我去年在雜志上看到了你寫的《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一文,感慨頗深。后來又看到了朱正先生對你文章的回應。你那篇文章里,我覺得最為獨特的是你提出的“頌圣文化”,在你看來,“頌圣文化”它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資中筠:我覺得,最主要是皇權專制。所有的決定,一個國家興亡,好像取決于皇帝是明君還是昏君,一切功勞都是歸于皇帝。假如一個下面的官員居功的話,就叫貪天之功——這個天就是皇帝。所以,天下所有的一切事情,假如要是有成績的話,全歸皇帝;但是要是有罪的話,他底下的人負責。所以,唐朝的韓愈作了一首《羑里操》,里面就說“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不管臣子是冤枉還是不冤枉,天王永遠是圣明,這個就是皇權專制的產物。
 這個傳統沿襲下來,導致你不再用常識來判斷問題了,時間一久,你自己就變得沒有自己的腦子了。所以我老說我們愧對先賢,好多事他們都說明白了,咱們現在又糊涂了。記得胡適沒有用啟蒙這個詞,他說的大概意思就是,我們要用自己的腦袋想問題,不要用其他的人的腦子想問題;用自己的嘴巴說話,不要用別人的嘴巴說話;用自己的腿走路,不要用別人的腿走路。胡適就說了這么三句話,針對的是什么呢?就是當時的中體西用這一類論調。說到底,我們是要追隨原來的所謂圣人之教,還是用我們現在自己的判斷來考慮問題,我覺得他這個就說得很明白了。
 
 新京報:康德就是這種觀點。
 資中筠:還有一個就是普世的問題。胡適曾經針對張之洞和梁漱溟做出回應。我覺得他也說得非常清楚:我們先把世界各國都公認的善和公認的惡列出來,把中國公認的善和惡列出來,看看哪些是大家都一樣的,還有哪些是大家公認的善,但是我們中國恰恰就認為這是惡,倒過來的。我曾經說過,我走了那么多國家,跟那么多外國人打交道,我發現不管是發達的不發達的國家,我們認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大家評價基本上是一樣的。你不會認為,一個西方人認為這個人特壞,我們認為這個人特好。我原來認為,這是我的新發現。后來我才發現,胡適老早就說過了。后來就講,如果一個國民自己在自己的國家經常受辱的話,你要求他在國際上非常揚眉吐氣很難。
 后來我也發現,梁啟超的心靈論里面專門有一章就講一個國家有奴隸民,新民,自主民,中國過去的國民就是奴隸,所以在過去受各種各樣的戕害,然后一旦外國入侵了,你叫他站起來英勇抵抗,他是辦不到的。所以,我就有這么一種感慨,其實100年前人家老早就搞清楚的問題,我們現在忽然又全糊涂了,又重新來過。
 
 新京報:你在書里面也提到,有一個人用母親打孩子的比喻,顯然,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
 資中筠:這一套體系,實際上是繼承了皇權專制的體系。但是,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歸罪于中國傳統的皇權,因為中國傳統的皇權之下,還有一定的空間。政教完全合一以后,這個空間就沒有了,這個是中國傳統沒有的。
 
 常識應該簡單說出來
 
 新京報:最核心的問題在于,天帝君親師全部被合在一塊兒,這幾乎不可避免會造成災難。
 資中筠:這個問題其實我自己也不是一下子就想通的,特別想通這個問題還是在二零零幾年游孔廟。我就覺得我忽然有兩個想法,一個就是,最尊孔的政權,在歷史上是異族統治的時候:一個是元朝,一個是清朝。孔子被定于一尊,在漢朝還沒有把他的政治地位提得那么高。不久之后的魏晉南北朝,佛教就傳進來了,魏晉南北朝的人是非孔的,也沒有覺得這么了不起。
 隋唐科舉以后又重新尊孔,把他封為文宣王,但是也還沒有尊到這個程度。到了元朝,孔子就變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把他捧得很高。到清朝的時候,康熙經常祭孔,有時候派人去,有時候自己去。孔廟里面,康熙的題字最多,萬世師表那幾個字就是康熙題的。
 另外,我在孔廟里面忽然想到,皇權專制時期還沒有政教合一,所以,康熙得借孔子的尊嚴和威望來團結籠絡知識分子,他不能說你們來學習“康熙思想”。雍正有點想這樣做,他讓大家學《大義覺迷錄》,但是沒有做到。那個時候,解釋孔孟之道的權利,在大知識分子,大儒那里,他就可以葆有一點獨立性,不是你皇帝一切都對,你要符合孔孟之道才對。這個孔孟之道誰來解釋?是我(知識分子)來解釋。
 
 新京報:也就是說,“立法權”和“解釋權”分開,思想不定于一尊。
 資中筠:我在《孔子之用,大矣哉!》里面第一次提到,導師和政治領導合二為一了。后來我慢慢想清楚了,關于知識分子道統的問題。邵燕祥說,中國知識分子脊梁骨是怎么被打斷的?為什么在有殺頭之可能性的時候,還有人能夠敢于跟皇帝辯論?我就是死了我也得說明,因為他相信自己掌握真理,他覺得我是對的,你是錯的。后來,連這個都不敢想了,覺得我永遠是錯的,你永遠是對的。就是這個過程。所以,這個蒙昧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讀書人的蒙昧。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這篇文章發表以后,我收到好久不見的老朋友,老同學的電話,不少人都表示“太好了我同意”,但是底下就接著要問有沒有人跟你找麻煩。連說這么點話,都有人說你膽子這么大,我覺得很悲哀。
 
 新京報:你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別提到了,在《孟子》里面都提到“君視民為草寇,民視君為寇仇”,后來統治者壓根兒沒有把這個當回事,他們只是利用儒家,把儒家作為一個符合他獨享權力的工具。你的“非孔”,顯然也不是要把儒家的整個思想體系全部都否定掉吧?
 資中筠:絕對不是這個意思。但是,孔子這個形象,這個符號千百年來已經被作為一種工具來用了,所以你要想啟蒙,要想沖破這個東西,非得非孔不可。我“非”的是什么東西呢?是它作為一種專制的工具來用。
 我覺得,主要問題在于,是孔子被作為一種工具。每次要革新的時候就把他拿出來,說來說去就是這些。但是,問題不在于價值觀標準的問題。
 有一位老先生跟我說,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文化基因,而且動不動就說東方。我說中國不能代表東方,印度和中國就不是一回事,就說中國吧,我說這個文化基因提出來是比較危險的,為什么?如果你這么說起來的話,中國因為漢族正好是居絕對多數,你就可以無視各個少數民族,硬說你這個文化基因是不一樣的,這樣說起來,國家就要分裂了。全世界那么多不同的族裔都跑到美國去,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都是不一樣的,它這個國家怎么團結起來?所謂常識就是這樣,你把它說明白了是挺普通的一件事。
 
 五四沒有徹底破壞傳統文化
 
 新京報:現在,一些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說,對中國文化的破壞開始于“五四運動”的時候,關于這一點,你是怎么理解的?
 資中筠:五四的口號,也不全都是說要打孔家店,胡適說,吳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這孔家店代表什么呢,代表那時候非常頑固的那種禮教,束縛人思想的桎梏。其中,在現實里頭很重要的一點是爭取婚姻自由,反對包辦婚姻,即巴金《家春秋》里面的那些東西。巴金寫了一個馮老太爺什么壞事都干,但是他是孔教會的會長,當時就是這么一個狀況,假道學很猖獗。然后,拿這個東西,將孔子作為一個工具,反對一切維新。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80年代啟蒙,完全比不上五四那個時候的啟蒙。你是基于什么樣的理由做出這樣的判斷?
 資中筠:80年代有一點是非常帶有劃時代意義的,就是反對兩個凡是,這下子就打破了精神封鎖。但是,那個時候的束縛還是很多的,走一步看一看,然后再走一步再看看……曲折非常之多。
 
 新京報:現在有些知識分子很懷念上世紀80年代,你怎么看這種懷舊心態?
 資中筠:要是真的從我們全社會的思想的活躍程度來講,現在遠遠已經超過當時,從我收到這么多雜志里面看,現在實際上從全社會的活躍的程度和打破迷信的程度是超過80年代的。
 我發現,有些媒體,熱衷于搞一些風花雪月,一些完全跟現實沒關系的東西,我覺得很可惜。這些媒體現在很賺錢。但我覺得,對于各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孟子那三句話還是非常重要的。
 
 新京報:“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資中筠:要真正做到很困難,但是它的確存在每一個人的心里。
 
 有的蒙昧是源于利害關系
 
 新京報:你是研究美國的學者,你受到的教育也好,接觸到的人也好,啟蒙對于你來說容易一些。但是,有些知識分子的觀念和你格格不入,我相信和他自己接觸到的人與環境,還有知識背景有很密切的關系,你怎么看待這種差異?
 資中筠:我覺得,啟蒙并不是萬能的。有的蒙昧是由于你沒想到,是無知的緣故;有的是利害關系。你不用腦子想有兩種原因,一種是有權勢鉗制你,(另一種)我覺得中國的成語真的是非常有智慧,有一句話叫利令智昏,就是你在利益所在的時候,就不見得用腦子去想了。或許,你以此作為一種主張,以安身立命,更加容易站在啟蒙的對立面。
 
 新京報:很多以前看來高高在上的東西,現在都已經失去了合法性,“頌圣文化”在當下還有體現嗎?
 資中筠:我覺得,現在的“頌圣”少多了。現在有兩種另外的替代的東西,一個是實際利益的問題。我覺得,現在的青年,形而下想得比較多,形而上想得比較少。從前我們在學校里頭,很少想將來出去要有一個房子之類的這種事情,在一起的時候都是討論務虛的問題,要么風花雪月,要么是哪本書怎么樣,關心時事的就討論救國之道。有的同學家庭也很貧寒,但是不是一天到晚老想怎么賺錢,出去以后我的工資是多少。除此之外,我覺得“頌圣文化”中其他的東西幾乎沒有很多號召力。
 
 【書摘】
 對研究的意義就不宜作“立竿見影”的要求。不必一篇文章提出一項具體建議為決策者所采納才算起了“智囊”作用;美國的某項經驗直接“拿來”為我所用,才算是“為四化服務”。一般說來,學術研究最終能夠發生社會效用的周期長短不一,或十年,或百年,“立竿見影”的情況是有的,但不是通例。歸根結底是面對全社會,起開發民智的作用。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如果說作“智囊”,應該是作全民族的“智囊”。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美國研究也許可以從根本上為中華民族的振興,中國走向現代化作出一些貢獻。這應當不算陳義過高。
  ——《坐觀天下》“美國研究之我見”
 
 有一天,胡主席說要邀請中國朋友到住處做客,本來隨行人員是不在邀請之列的,不過他忽然看看我說:這個女孩子也一起來吧。于是我就有了到胡主席家做客的殊榮。那“家”是在總督府大院的后面,中間經過一片綠樹掩映的小橋流水,池邊有一塊地方壘起幾方石頭。那是釣魚的地方,胡主席請客人在這里釣魚,說這是“胡公釣魚臺”。在這里流連片刻后,來到一座架在空中的小樓,樣式與傣族的吊腳竹樓差不多,不過我不記得是竹制的還是木制的。由幾根柱子搭起,柱子之間八面通風,放一張長桌和幾把椅子,大約是非正式的議事之處。沿簡單的樓梯拾級而上,四面是帶欄桿的回廊,中間只有兩間房間,大家脫鞋進去,地板光潔,一塵不染。臥室只有一張帶蚊帳的床,一書桌、一椅;另一間算起坐間,我的印象中根本沒有家具,大家席地而坐,歡談甚洽(當然我是不敢插嘴的)。胡志明提起與葉帥當年一起戰斗之事,說你是我的老上級,葉帥連忙說:“不敢當,不敢當。”他還用廣東話說:“我們說廣東話,他們聽不懂。”其實就是李富春聽不懂,廖承志也是廣東人。臨告別時,葉帥開玩笑說:“胡主席啊,這個地方真好,可惜還缺一個人。”胡主席會意,笑著說:“我在等文成公主呢!”
  ——《不盡之思》“在胡志明家做客”
 
 1956年我奉調到音樂之都維也納工作。那是一個“誰家窗口不飄樂,何處樓內無琴聲”的城市,連沿街賣藝要小錢的都夠專業水平。我的領導是李一氓同志,他是一派風流才子作風,與我遇到的“老干部”完全不同,絕不會做那種批判“封、資”(那時還沒有“修”)文化藝術的煞風景的事。他自己還收集了許多古典音樂的唱片。在那種大環境和小環境下,音樂對于我無形中合法化了,可以肆無忌憚地去欣賞、追求了。不久一氓同志奉調回國。由于局勢出現一些變化,新領導拖了一段時期沒有來,工作相當清閑。此時我偶然發現維也納的舊琴行中有鋼琴出租,租金低得出奇,就租了一架,于是又過了大約一年多的每天彈琴的日子,好不快活!在此期間,我還買了許多樂譜,都是過去想望已久的。我在中學學琴時,樂譜不大好買,倒不如解放后影印的那么方便。我學的許多樂譜都是老師借給我的,那時沒有復印技術,特別需要保留的就自己抄,所以我學會了抄譜子。有少數是托人在國外買的。現在到了維也納的書店中,琳瑯滿目,如入寶庫,那些熟悉的人名、曲名、集名和版本赫然在目,令我興奮不已。盡阮囊所能,陸陸續續買了不少。這是我生平采集到的最多最好的樂譜。不過到“文革”時,它們的歸宿也和紀念冊一樣灰飛煙滅!
  ——《閑情記美》“鋼琴與政治”
  C02-C03 版采寫/本報記者 張弘
2012-04-27 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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