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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每個人都需穿越自身的迷障
資中筠:每個人都需穿越自身的迷障
轉載自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
资中筠     阅读简体中文版


 資中筠先生為文,往往健拔大氣,褒貶論析,俊邁淋漓;偶發悲情,亦深遠厚重,無哀弱之勢,竟不像女子之文。尤其是最近幾年,她秉筆直書,痛陳當下社會種種病結,呼喚道德與正義的回歸,重新為理性與啟蒙正名,其高風跨俗,博得眾多喝彩之聲。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時代印痕,資中筠亦不例外。出生于1930年的她,恰于大學畢業時,遇到政權輪替,與當時人一樣,她對新政權充滿熱情與憧憬,興致勃勃趨身向前,曾向朝陽下的國旗宣誓,把一切獻給祖國,誓與過去的自己告別。以青春的天真與蠻勇,扎入改造自己的潮流中,不想之后幾十年皆處于“迷失我心”之狀,僥幸任職外事部門,因駐外工作,逃過反右運動。但沒有逃過“文革”政治浩劫,等歲月安穩,自我蘇醒之時,卻年近半百。
 在回歸自我的同時,她也為自己重尋傳統,彼時中西并重的民國教育,奠定了她那一代人既尊科學民主又尊傳統道德的文化底色,低頭檢視,幸甚自己年輕時承有五四遺風,歷經沉浮滄桑,底色不褪,仍有一方精神家園可守。
 當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她便義無反顧選擇學術研究之路,全因以學術研究為業,可獲最大自由,無須面對權勢強顏歡笑。然而終究有那么多年沉于思想的迷津,她感慨與前輩師長之間有不可逾越的差距,追望其身影,卻無力可及,更感慨年青一代,沒有真正的大師可以追隨仰望,繼學無門。時代帶給她的傷痛,堆砌成憂思無數,發而為文,總有一種痛感貫徹其中,故警醒刺心,令人難忘。
 
 【關于這本書】
 
 這個自選集不包括我的譯著和專著,就只是我平時寫下的散文隨筆,我從1980年開始寫隨筆,最早的隨筆集是我和陳樂民的合集《學海岸邊》,由沈昌文先生主持在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個集子是《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第三個是《斗室中的天下》。這些書現在很難買到,正是如此,出版社找我商量是否重印,我想這些集子當時出版的時候并未考慮內容的分類,只是簡單地成集出版,里面有些文章部分內容有所重復,沒有全部重版的需要。所以我就決定做一個完整的梳理,把已出版的以及尚未出版的文章,進行分類整理,最后共得五卷,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閑情記美。這不是嚴格的分類,有很多交叉之處。每卷中的篇章大體上按倒時序排列。
 這套書的名字就叫資中筠自選集,就是我自己經過篩選的,把那些我覺得也許有讀者愿意看的。被我自己刪去的有兩種文章,一種是事過境遷,當時之論已過時。還有一種是同一主題,開始寫得比較淺,后來自己又發展深化了,內容有重復,舍前者而取后者。學術性資料性比較強的,也沒選入,因為另有專著。
 
 【關于這一年】
 
 2011年,我的活動比較多,做了很多講座,也有不少采訪。之所以接受邀請,是因為我很關注年輕人的成長。其實我的讀者,開始都是老人,他們讀完我的文章給我打電話寫信,因為經歷相同,思考的內容相似,他們覺得特別有共鳴。但是,要思考,要講話、要做成事情,希望還是在年青人身上,不能老靠八十歲以上的人說真話。講座一般的聽眾,都是中青年,不管我講的內容是否為大家所接受,但總會有一些交流和好的影響,我自己也可以從中了解年青一代人的思想狀況,以及他們關心的問題,所以覺得犧牲一些時間去做這些事,也有其價值。
 這一年,我的寫作思考圍繞著這些方面展開,一個是所謂的中國發展模式,從2008年歐美的經濟危機以來,中國人突然多了很多驕虛之氣,覺得自己特別了不起,特別是布熱津斯基提出G2這樣的概念后,中國人特別高興,覺得我們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當時有媒體甚至寫“中美共治世界”,我覺得太離譜。因而我致力于“中國模式”的怯鬽,第一,對于中國現狀要有清醒的認識,中國模式不可恃。第二就是清醒認識美國以及外部世界,中國和美國的差距還是非常大的,不是短期內可以縮小的。
 自從去年關于知識分子啟蒙這個問題提出之后,很多人希望我能更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我談啟蒙就比較多。另外還有因所謂“軟實力”和“國學熱”的興起而引發的對文化復興的思考。
 還有一個領域是公益慈善事業。這部分文章沒有收在《自選集》中,而是加入一部專著《財富的歸宿》,恰好這本書第三版修訂版也剛由三聯書店出版。
 
 【關于這一代】
 
 我并不能代表一代人說話,而且我覺得自己在同代人中,并不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我比較幸運,現在還能讀書寫字,大多數人身體沒有我那么好,可能已經在頤養天年,來不及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我們這一代人,以及我的老師輩,經歷及所受教育,有相同的地方,對一些大的問題的看法,大致相同,概括起來就是先自我完成,后迷失自我,然后回歸自我。
 具體而言,49年之前,接受的是五四延續下來的宣揚“民主、科學”,還有“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然后1949年之后懷著誠摯之心接受新政權的改造,接受了階級斗爭的理論,甚至接受了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從此在政治風暴中沉浮,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然后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開發,慢慢覺醒,回歸自我,當然也有人始終沒有從迷失中走出來。
 我們這一代人,如果說有什么突出的特點,我覺得是,我們所受的基礎教育與后面幾代人不同,當時的教育是中西并重,有自由民主的熏陶,也有傳統個人道德的教養。所以我說我們有一種底色,中西交匯且兼容,有“德先生”、“賽先生”的身影,有“君子不為也”的道德正義。
 我上清華的時候,貧寒子弟很多。當時國立大學是不收學費的,大家都是憑成績入校,所以門檻較高。家境困難的還可以申請助學金,甚至全免伙食費。學校風氣很樸素,即便是富家子弟,也不敢炫富,那時在校園內穿著講究,是會招人哂笑的。雖然當時官場有腐敗之風,但還沒有彌漫到一切領域,特別是校園還是一方凈土。普通人家基本上還是籠罩在傳統的價值倫理之下,特別是知識分子,很崇尚不畏權貴的清高,不在高官面前摧眉折腰。受傳統文化的約束,那時的官員,也不得不做禮賢下士狀,對讀書人還要敬三分。我們這一代人就是在這樣的風氣之下長大,因此,在迷失之后覺醒,還有一方精神家園可以回歸,有基本的善惡是非觀念,有可以堅持的操守,是為幸事。
 
 【對話】:堅持自我啟蒙,堅守道德底線
 
 《新京報》:在1980年前后,您突然轉型,從外事機構轉入研究機構,這是醞釀已久,還是有什么事情觸動了您?
 資中筠:年近半百,我對送往迎來的工作有點厭煩了,我當時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外賓來之前做方案,來以后陪著人家參觀。我覺得如果一直這樣下去,自己將一事無成。因為性格原因,我一直希望到一個相對說來不要處處服從上級意志的地方,有時你的領導還不一定比你更加智慧,所以我很向往自我不受限的環境里,學術研究,相對而講是比較獨立的。
 有一件事情觸動我很深。大概是1979年,我生病需要動手術,在被推入手術室之前,我想假如我就此離世,連“赍志以歿”都沒有,因為我沒有未完成的事情。所以痊愈之后,我想自己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至少突然離世時還可以寫“赍志以歿”。我開始寫作時,第一篇就是寫太史公,我很欣賞他,之后,對知識分子責任和命運的討論,經常成為我的寫作主題。
 《新京報》:您年輕時所接受的是中西并重的民國教育,但為何49年之后,您也突然變得偏激,迅速接受了一套新的社會理念?
 資中筠: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在《知識分子的道統和啟蒙》里面最后一部分闡述了這個問題。49年,我十九歲,很幼稚,沒有接觸過真正的社會和社會科學。但是老一代有自己思想體系的人,也非常狂熱地愿意改造思想。這不是一個偶然的事情,大體上是在愛國情懷與強國夢想推動下的,看到新時代的希望與光輝,看到新政權的務實和清廉,就趨身向前步入其中。
 具體而言,49年之前,中國通貨膨脹非常厲害,嚴重影響了民眾的日常生活,新的執政者在經濟的調控上很成功,很得人心,像我父親這樣的銀行家,也對新政權很擁護,還有很多大師級的教授都批判自己多年的成就,這不是用一句簡單的話可以解釋的,非親身經歷不能理解。我希望你再細讀《道統》一文中的有關這部分,是我迄今為止想清楚的對主客觀原因的分析。
 也是在這樣的情緒下,大家接受了階級斗爭的理論,拋開人性論,真誠悔過自新,并自然而然將其引入家庭生活。尤其對于年輕人而言,父輩的階級身份已成定論,而我們可以改造成新人,因此充滿希望,現在看來有悖人情,當時確實符合情境與邏輯的。正因為如此,才需要全民深刻的反思,現在還遠遠不夠。
 
 在夾縫中仍需保持人格獨立
 
 《新京報》:理念對人的行為的影響,有時會超出我們的想象。
 資中筠:是的。我算是明白過來了,但是還有好多人至今沒有明白過來。我的同代人中,很多對社會的一些不好現象,比如受賄腐敗,很憤慨,但是他們還是覺得這整個體系不能輕易否定。
 我現在覺得,順從是有心理的基礎的,在特殊的年代是如此,在正常時代也是如此。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會遇到這樣的朋友,明明心里非常反感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因為大家都在做,怕被人家說,就壓制內心的反感順從著做了。也許是很小的事情,但你想在并沒有多大風險的普通事情上都有這樣的從眾心理,何況是在狂熱的年代呢。
 我由此想到社會生活中的很多層面,對于不正義不道德的事情,大家選擇合作或順從或默認,而不加以抵抗,除了權力的逼迫之外,其實也是從眾心理在作祟,在一種類似輿論的壓力下放棄抵抗,不敢特立獨行。。
 《新京報》:堅持自我,特立獨行,都不是易事,但是順從容易作惡,如何才能防之?
 資中筠:我最近在重新閱讀《論自由》,約翰 穆勒說,為了自由,需要抵制的是兩種力量,一種是專制政權的力量,而還有一種是社會輿論的力量,在正常社會,后者特別需要警惕,就是說當大家都這么做這么想的時候,就會形成一種力量,威脅到個人的自由。
 我有過這樣的思考,在日本侵略的時候,假如一個人被抓去了,哪怕嚴刑拷打,他也能頂得住,因為他堅信自己是正義的,而且如果他做了叛徒的話,全國人民都會譴責他,因此他的愛國與正義,也是在輿論的壓力下得以鞏固的。反之,如果輿論支持的是非正義的一方,人在它的壓力之下就會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因為反抗會使自己限于孤立的境地。
 所以在夾縫中保持人格的獨立很重要。而且,很多時候,抵抗的代價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都有責任逐步推動形成一種支持善、反對惡的輿論環境。
 
 人需要自我啟蒙
 
 《新京報》:在回歸自我之前,您也曾一度“迷失我心”,關于這段經歷,您至今涉筆不多?
 資中筠:我現在還沒有時間寫到自己在反右文革時的狀態,這個是一言難盡的。對于我個人而言,因為工作關系,在反右最激進的時候,我不在國內。文革期間也下干校,等等,但是時間比較短,因為趕上中美破冰的契機,國家的對外事務還是要展開,我的工作生活還算比較平靜,每天上班下班。當然,我當時是很幼稚的,對官方宣傳深信不疑。到文革中期才覺醒過來,開始有所懷疑,開始對某些做法消極抵制。。
 我有時候想,如果1957年大鳴放時,我不在國外而在國內,以我直率的性格以及對黨的信任,我肯定會說些真話,然后很難逃過被打成右派的命運。如果那時逃脫,而在反右運動高潮時回國,我很有可能變成反右積極分子,因為我當時自己并沒有獨立的思想。我現在覺得自己很幸運,兩邊都沒有沾到。特別是后者,會傷害一些人,使我現在充滿后悔,想想很可怕。
 在我自己覺醒之后,我就堅守自己的底線,遇到一些事情堅持消極不合作的姿態,不做對不起良心的事情。明白和不明白是不一樣的,有些事情其實是可以做到的,沒有想象中那么困難,所以我說人是需要自我啟蒙的。
 《新京報》:您寫的文章,雖然都有一個指向,那就是怯魅與啟蒙,但內容涉及多個領域,非博覽群書不可。
 資中筠:我寫的很多文章,都是如鯁在喉,不得不發。但至于我的閱讀,恰恰相反,我現在覺得自己讀書的時間太少了,很缺安靜連續的閱讀,總是在雜亂地閱讀,比如各種雜志、網上傳來的資料文章,資訊很靈通,但完整的閱讀反而少了。許多書是以前讀的,現在很少從頭到尾看完一本厚重的書。加上有很多文章要寫,還有比較被動地接受媒體采訪以及各種講座。我總想靜下來閉門謝客好好看書,還想寫回憶錄,現在寫了一半還沒寫完。覺得自己應該靜一靜了。
2012-04-27 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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