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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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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重建精神的家園
資中筠:重建精神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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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阅读简体中文版


 2001年被聯合國定為“不同文明間對話年”。似乎伊朗是這一活動的主角之一,是“對話年”的發起國。在2000年9月的“文明對話會議”上伊朗總統哈塔米做主要發言,有一句話頗有警世的味道:“一個徹頭徹尾為政治、軍事、經濟條件所控制的世界最終不可避免地要破壞環境,摧毀一切精神和藝術的家園 使人的心靈無所依歸”。這一倡議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和意義,以及伊朗領導人的意圖,不是本文的關注點。它引發我深思的是:歐美人認同基督教文明,西亞北非許多民族以伊斯蘭文明為旗幟,作為世界公認的幾大文明體系之一的中華文明,今天究竟如何定義?真的,今天中國在世界上能自稱代表什么樣的精神文明呢?
 方今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舉世矚目,軍事也列入核大國。精神卻遇到了危機,民族自性(national identity)成了問題。作為一種主流的社會傾向,重器物輕精神之風達到高峰。從歷史上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圈:古代中國只重文。風光一時,名傳青史的率多是不事家人生產的文人,那些為建設物質文明作出偉大貢獻的被列入工匠,除個別例外,其名與學都不傳。后來在西方的“奇技淫巧”前吃了大虧,先進人士大力提倡學習聲、光、化、電,在船堅炮利方面急起直追,在這追趕過程中全社會重理工輕人文之風逐漸形成。1949年以后,由于意識形態原因,這一趨勢更走向極端。高校院系調整明顯地發展工科,壓縮文科(為方便計,本文提到“文科”包括人文與社會科學)。“文革”中,在大學幾乎停辦的關鍵時刻有“最高指示”曰:“大學還是要辦的,我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學”,文科如何,就不言而喻了。今天,知識及其“分子”理論上得到重視,事實上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告別了反對一切“物質刺激”,單憑對一個人一種思想的忠誠枵腹從公的年月,卻跳到了登峰造極的“物質主義”,一切都納入商品經濟,包括本屬于精神領域的事物,只有賺錢的功能才被承認。因此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文科表面上在發展,卻備受限制和歪曲,實際上被視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有一位史學教授朋友曾告訴筆者:他參加了一次文科教學會議,主持會議的一位教育界負責人指示:“人文要為科技發展服務,沒有用的東西少教點!”他只有苦笑。那位負責人的意見是有代表性的,“人文有什么用”是最常聽到的問話。而所謂“有用”又是最急功近利的短期物質或政治效應之用。以此衡量,大半文史哲的內容都該取消,或作牽強附會的改造。如今,國人對于器物方面的發展,瞄準“國際”,緊追快趕,全民投入,義無反顧;而在精神上卻空前迷茫,無所適從,仍然徘徊于自大與自卑之間,反對“西化”仍是重要口號。但是經歷了大張旗鼓的“與一切傳統徹底決裂”的中國文化和一代新人,用什么去抵擋“西化”(姑不論其含義是什么),又用什么載體去承載、挑選和吸收外來文化?
 與此并存的是另一極端:動輒以“五千年文明”自詡。既認為文史哲無用,又以文明古國自豪,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實際上中國人足以引以自豪的輝煌的文明主要就是先秦諸子的哲學思想。那時王權還沒有完備到能夠建立統一的意識形態,是中國歷史上真正有不受拘束的思想自由的時期。斯時也,真是群星燦爛,思想活躍而豐富,千載之下仍感到那智慧的光芒。不過,今天某些方面人士把“五千年文明”放在口邊,還是從實用主義出發,用以抵制“西化”,或在老一套政治思想工作失效后,作為一種替代。偶然在電視新聞中看到我國一位外交官在挫敗了西方國家提出的有貶損我國政府內容的“人權”決議案后,得意地對記者說,我們五千年就這么走過來的,我們還要走下去,你們有什么資格教訓我們!“五千年”在這里是最典型、最方便的用法。對此,我第一個閃過的想法是,那么,你把近150年來仁人志士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事業置于何地?特別是涉及人權,能沿著五千年的道路走下去嗎?當然,外交官的即興發言不必深究,舉此例只是說明一種對待歷史文明的實用態度。
 自20世紀90年代起,尊孔之風在中國盛行一時,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反對“西化”是其政治層面。更多的善良人士是有感于人欲橫流、見利忘義、世風日下,想從我們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夫子遺訓中找出路。誠然,載入經典的學說和倫理道德規范支撐了幾千年的中國社會,也曾經造就足為全民風范的盛德君子。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是孔夫子理想中的施教化的程序:先由“君子”以身作則,然后對老百姓產生無形的影響,就像風過處草向一個方向低頭一樣。其實這種教化的程序 由社會精英倡導某種思想和價值觀,然后傳播開來 是文明傳播的普遍規律,中外皆然。不過在中國不太成功。一是中國太大,教育又從未普及,而且歷代實行的是愚民政策,從未讓老百姓知其所以然;二是圣人之教到底不是宗教,缺乏超現實的強制力量;三是在中國君主專制、等級森嚴的社會里,知識和道德行為都是有等級的,所謂“禮不下庶人”。類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樣的禮教對經常被迫賣兒鬻女典妻的貧苦百姓來說是一種奢侈,如果遵守之只有餓死或自殺。所以作為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從來不曾如想象中那樣為一般草民所實施。更重要的是,孔老夫子心目中的“君子”是道德文章和權力合而為一的。他的理想境界是掌握治國之權的在位者同時也是載道的君子,不但以身作則,而且致力于對子民“齊之以德”。然而,在漫長的歷史中,多數情況下權勢與道德是分裂的,堅守道德規范的真君子只能一世清貧,往往還要受權勢的壓制、迫害,直至身首異處。能使小人隨之而“偃”的“風”常與圣人之道相悖。對絕大多數為文盲的中國農民來說,約束他們的行為的一是信命,安分守己,逆來順受;二是官府的強制和各種因果報應之說(可能佛教的小乘更有影響);三是以各種欺騙手段應付官府,連神也可以賄賂。在特別暴虐的統治下忍無可忍時則鋌而走險,揭竿而起。若成而為王,改朝換代,統治與“教化”脫節的情況依然如故。
 深究起來,當前流行的許多對東西文化特征的說法是經不起事實驗證的。例如,說“西方主縱欲,東方主禁欲”,“西方重物質,東方重精神”,“西方重爭斗,東方重和諧”,“西方對自然是征服,因而破壞環境,東方有 天人合一 思想,因而順應和保護自然”,等等,揆諸歷史和現實,這些都值得質疑。(實際上,融為一體的,足以與今天統稱為“西方文化”相對的“東方文化”并不存在,所謂“儒家文化圈”連整個東亞也無法涵蓋,所以這里的“東方”只指中國)應該說,對人的原始“獸性”和物欲進行一定的克制,形成道德自律的準則,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標志,并非哪個民族的特色。強制過分,則扭曲人性;縱欲無度,則社會失序。在這方面中國在兩個極端之間看不出比西方社會處理得更加成功。追求享受和縱欲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絕不亞于任何國家,只是一則比較隱蔽,沒有西方人那么坦率;二則不平等,一方有無限權利,另一方需盡無限義務。例如,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絕無平等可言。在兩性關系中,單方面要求女子保持貞操,而男子,特別是特權階級的男子,卻可以縱情聲色,還傳為佳話。古詩詞中的名篇名句相當多是描寫和美化嫖娼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悻名”,千古傳誦;宋代大詞人晏殊的“珠玉詞”幾乎都是詠宿娼生活的。同性戀也非舶來品,只不過在中國又是以不平等為特點,有一方并非自愿,而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這種不平等的權利義務,其內涵和外延也是模糊的,因勢而異,因人而異,其實帶有很大的虛偽性。所以歷代“奸臣”往往得逞而“忠臣”并沒有保障,率多下場不妙。歷代都宣揚“清官”,正因為物以稀為貴。事實上“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才是常規。總之,今天的世風日下,怪不得外人,也不是現代化的產物。至少一部分是固有的霉菌病毒在新的氣候條件下的肆虐。只要正視一下中國歷代連綿不斷的以各種名義進行的戰爭、殺戮、慘不忍睹的酷刑和兇殘的民俗、青山綠水變禿嶺黃沙的歷史,以及今天在世界各國大力保護環境、保護古跡文物之時,中國每天都在發生的,法律禁令為之束手的群眾性的自毀家園、消滅歷史的行動,就很難自我陶醉于一片田園詩般的以“和諧”為特征的“東方文化”之中。當然,“文革”時期達到高潮的徹底否定傳統文化,以極為狹隘實用的“政治”劃線代替一切是非善惡標準,以及與現實背道而馳的極端虛偽的說教,更對全民的道德素養和精神依托起了致命的摧毀作用,以致后來一旦失控,出現的是大規模無節制的不擇手段地滿足一己的貪欲。今天舉目望一望握有左右社會之“風”的手段的各色“君子”,再看看應受教化的基層“草民”的現狀,而欲從“克己復禮”中求精神文明,可乎?
 百余年來議論不休的如何對待傳統的問題,實際就是如何對待西方的沖擊和影響。從晚清以來,“西學東漸”的過程與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基本是一致的。“西學”當然應該包括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源遠流長的西方文化的產物,而且只能產生在歐洲。在這過程中,中國人對西方或主動學習,或被動接受影響,同時也不斷予以抵制,只不過不同的社會群體所迎、所拒的方面有所不同。回首前塵,走了長長的一條彎路。無數仁人志士、睿智先賢,以其真知灼見把認識一步一步向前推進,直到五四一代新人倡導建立“新文化”,提出“德先生、賽先生”的口號,一針見血地刺到了中國精神文明的要害和西方文明的精華,從舊文化脫胎到新文化似乎找到了方向,沿著這一方向走下去,揚棄和吸收的問題應該可以得到解決。但是在五四以后中國的多難而曲折的現實中,真是道路“阻且長”!今天,中國最缺什么,最需要什么,推什么陳,出什么新?筆者思前想后,不怕重復老生常談,方今欲重建我中華民族精神的家園,還是得回過頭來接著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關于五四精神,80年來海內海外已有無數論著掰開揉碎,翻來覆去討論,然而至今話題常新,因為一聯系實踐就見仁見智莫衷一是。本文要強調的是“德先生、賽先生”的口號所體現的人文精神,也是筆者認為中國文化傳統在發展到爛熟以后特別缺乏的部分。鑒于時下較多見的對科學和民主的皮相的理解,我有時想,是否五四還缺一個“人”字頭的口號 “人本”、“人道”或“人文”?這正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精髓。細想之下,又覺得這是多余的。因為如果正確地、全面地實施科學和民主,人文精神必然貫徹其中。問題恰恰在于理解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最常見的一種是把“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統稱“科技”已經約定俗成,導致今日的只見器物不見精神,而忽視了科學的本質首先是一種精神,是出自對宇宙萬物的驚奇而求真知的渴望,是不容虛飾的對事物本來面目的揭示;至于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種精神,貫穿于全民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之中。二者都是“人本”的產物,植根于每個人平等的自由意志和對這種意志的尊重,因此“個性解放”也是五四時期所大力倡導的內容。由此反觀中國歷史,表面上,古之“士”與今之“商”易位,從只重文的極端跳到只見利的極端。但究其實質,兩個極端所缺的是同樣的東西,即超越急功近利的目標的求知求真精神,以及鼓勵這種精神使思想得以盡情馳騁的社會氛圍。古之“士”之所以地位高,端在于與“仕”相通,所以科場失意的白頭童生學問再大也是沒有地位的,而且也真的無所用其學。“學問”的價值就在于“經世致用”,實際是給皇帝出謀劃策,得到采納了才會有用。古來的大知識分子一生從未做過官的極少,如后漢書“逸民傳”中那些刻意避世的隱逸之士是特例,所以才專門為之立傳,他們保持了自己一小方精神獨立的天地,也就真的“沒有用”了,對當代和后世都無貢獻。而一旦做官,則盡入彀中,當然不可能再有自己的探索和追求。在中國傳統的“士”那里,好像獨立和有用是矛盾的。幸虧古之“士”多數宦途不順,失意的時候居多,我們才有了這樣燦爛的文學藝術遺產。
 我們至今為四大發明而自豪,還有古代諸多精湛技術的創造,中國人數學也不落后,圓周率不是祖沖之最早發現的嗎?誠然,中國人如果鉆研科學,其能力絕不亞于西方人,現在仍然如此,這已無需證實。但是近古之后,在西學東漸之前,中國科學不發達也是無需證實的事實。在幾千年歷史的長河中當然可以找出閃爍的發明的火花,但是沒有成氣候,沒有突破性的發展。蓋因為沒有總結出科學理論,只是經驗的傳承。古代中國的哲人不能說沒有對宇宙奧秘的好奇和探索,只不過在百家爭鳴中能成為顯學的還是與政治文化有關的學說,主要是儒與法兩家。不用等到秦漢,就在戰國后期,先哲那種“究天人之際”的氣度已經為高度實用的“縱橫學”所掩蓋。當時走紅的知識精英是蘇秦、張儀之流。他們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戰國策》,在那雄辯的辭章中充滿了縱橫捭闔、權謀計術。其心計之深、思路之復雜,令現代人望塵莫及。這種思維的路數其實與幾何學推理有相同之處。而就在差不多同時(公元前300~前200年),希臘幾何學之父阿基米德正在研究和發明一條一條的數學物理定律,為自己的發現而狂喜。不僅是他個人,就數學而言,在他之前有畢德格拉斯,同時代有著名的歐幾里得、阿波羅尼斯,等等。其意義不僅在于數學的發達,而是形成一代風氣,即對求知的迷戀。一個時代什么是“顯學”,高智商的社會精英把智慧用于何處,大體上決定歷史的軌跡。中西歷史的分野從那時就已開始,或者更早一些。
 再進一步說,今天中國的網絡英雄輩出,在短短幾年中也可以與西方試比高。但是計算機、網絡、軟件業、“數字經濟”這種帶有里程碑性質的新事物、新觀念為什么不首先產生于中國?為什么總是在人家先發明之后,我們再急起直追?以后人家說不定又出什么新花樣,我們又只得緊追下去。為什么?實際缺乏的還是一種看似抽象的精神。比爾·蓋茨今天在中國青年中是英雄、偶像,但是人們在欽羨其積累財富的能力時是否想到他當初首先是出于對電腦的著迷,是一種執著的探索的興趣,發財只是其結果。這種純粹出于興趣的探索精神與阿基米德對數學物理的著迷是一脈相承的。原創性的科學發明和理論的創造依賴的是這種精神。以這種精神而有所發明的人可稱為天才,他們創造出某種新的理念(包括自然科學和哲學),然后在實用層面分為兩支,一用于改造自然,一用于改造社會,亦即技術與實用型的社會科學。如果舍去作為源頭的精神而只追求后面的分支,則我們不免永遠被動地追趕他人的腳印。
 我中華民族早熟早慧,但是過早地失去了天真和童趣,結果多的是處理社會人際關系的政治文化,少的是超越功利的探索。發展到今天,缺的就是不惜為與人間利害無關的真知而獻身的“傻勁”。古希臘人的“特洛伊木馬計”比起孫子兵法和戰國的縱橫學只能算小兒科。至今在西方詞典中作為權術同義詞的“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其代表作《君主論》要到1513年才出現,那已是明正德年間了(當然《君主論》的意義絕不止于權術)。中國的政治文化惟其早熟,其本身也受傳統之累。中國的代代統治者對讀書人“恩威并施”手段日益“高明”,一方面誘之以官位利祿,使天下讀書人盡入彀中;一方面發明文字獄收緊文網,禁錮思想,扼殺創造力。我們以五千年文明自豪,其實有原創力的思想就在先秦諸子,由于他們享有后世所沒有的思想和行動自由,留下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卻都被后世統治者取其所需“活學活用”。一代一代的大儒在注六經中殫思竭慮,而先秦其他諸子卻一直沒有機會得到充分理解和發揮。所以如果吃老本,我們的思想資源也還遠沒有用盡。
 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文化的斷裂從五四運動開始,今日的文化危機應歸罪于當時對傳統的批判過于激烈,并以之與后來的一浪高過一浪的思想批判乃至“文革”時達到高潮的“與傳統徹底決裂”相提并論。此說大謬。五四的論爭中每一個人的言論都可能有過激或欠嚴謹之處,但是這里談的是一種籠統的精神,它與后來的政治運動中的“批判”實難相提并論。這不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謬誤,而是本質不同,方向相反。無論如何,五四新文化運動功不可沒,否則連我們今天這點思想現代化都達不到。這種精神經受住了中國近代特有的曲折多難的歷史考驗,其中最嚴峻的是抗日戰爭。在那民族危亡之秋,于極度險惡和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新舊文化結合最優秀的品格顯示了它的力量和韌性,絕大多數知識精英保持了民族氣節,中華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得以在高水平上延續,至今我們仍受其惠。而作為這一事業的骨干的大批教授學者直接間接率多受過五四精神的洗禮。
 后之所謂“與一切傳統徹底決裂”則在每一個方面都與此相反:那是先把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遺產掃蕩干凈,以便實行在“一切領域內全面專政”。所有口號都是憑權勢的力量自上而下貫徹的,實際上都為當時的高層政治斗爭服務,與文化無關。例如眾所周知的“批林批孔”鬧劇就是其一。對于民眾則是實行愚民政策,保持或回到蒙昧狀態,聽憑一個人或極少數人代替幾億人讀書和思想,令無知者教育改造有知者。順著這一方向走下去,而欲達科學、民主,文明進步,毋乃緣木求魚乎!正因為經歷了后一個“反傳統”,包括五四傳統,遂導致全民精神貧乏,失去依托。這種“否定之否定”,實際上是從未掃清的封建傳統的變相復活,在國門再次打開時面對光怪陸離的外來文化或者饑不擇食,失去選擇和吐納的能力,或者在人家那里本來是良種如淮南之橘,過了江,很快變質。
 今天,在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所謂西方就是當代美國。美國人當年繼承了歐洲文明的精華,結合新大陸的特點,發揚光大,推陳出新,成就其繁榮富強。今天,不能說美國人的優良精神已經喪失殆盡,否則無法保持其如此旺盛的創新能力,并在如此多元化的社會中維持和而不同;但是如今洶涌而來勢不可當的美國文化影響卻率多是為美國人自己和世人所詬病的商業文化的墮落和腐朽的一面。且不說那鋪天蓋地而來的演藝娛樂模式,種種低俗到近于粗野的“審美”情趣,超前消費生活方式,以及“市場專政”帶來的拜金主義,就是學術、教育模式傳入中國的也不是其自由活潑的特點和通才教育的傳統,而是納入市場供需,高度實用主義,聽憑市場選擇,服從市場律令的那一面。“精神”云云所剩無幾。再從高層次上講,開放以來美國的“思想庫”體制對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影響甚大。這剛好與我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合拍,即使不直接做官,也只有向當政者出謀獻策而被采納的學問才算“有用”。有些大學的領導人就是這樣理解文科建設的意義的,“沒有用的少教點”,由此而來。
 美國的“思想庫”的作用如何,以及美國實用與通才教育的消長利弊,不在本文討論范圍。至少有一點,他們的實用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充分言論自由、多家爭鳴的基礎上的,方面很廣,學派林立,與現行政策相左的論述也可以廣為傳播,今天不用,明天可能證明其正確。這一條件在中國尚不存在,所以即便在實用層面,“思想庫”的作用也變質為與“注六經”差不多。不過在這一風氣下,也吸引不少士子入彀,正好符合“學而優則仕”的追求。給獨立的人文探索留下的空間就更有限了。實際上在反西化的口號下,國人每天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西化,只不過所“化”率多是皮毛或糟粕,把精華拒之門外,在精神層面恰恰就是五四先驅們所擁抱的飽含人文精神的德、賽二先生。本文提出要接著五四的茬走下去,正因為當年賢哲們所吸收的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源頭,是以己之精華接納彼之精華,否則,只能接納彼之末流。
 就以前面提到的外交官口中的“人權”與“五千年”為例,100年前梁任公早已把幾千年統治者對人民的“鞭撻”和“戮辱”批得痛快淋漓,他說:“其能受閹宦差役之婪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國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 夫安知乎虐政所從入之門,乃即外寇所從入門也?”“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故夫自尊與不自尊,實天民奴隸之絕大關頭也”。“為國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資格,則斷未有能自尊其一國之資格焉者也”。梁啟超:《新民說》,文學向導社,1936。這幾段句句精彩,可惜限于篇幅不能多引。其民本民權思想何等鮮明,何等透徹,對于千百年來中國人民人格之受摧殘何等悲憤!今天我們重新討論的許多話題,在《新民說》的20篇中幾乎都有精辟之見。梁任公所論述的民權最重要的是平等的觀念,以及隨之而來的公民意識、權利和義務觀、法治精神,等等。這應該屬于現代社會的普適性的價值觀,東方與西方只有發展先后之分,不是“民族特色”問題。常見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語被引用來說明中國自古就有民主思想,其實這與現代的民為國本的思想是有本質的不同的。那個時候所謂“民”是一個集體的概念,不是作為個人。孟子的主導思想還是維護“三綱五常”,特別反對楊朱的個人主義,斥之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此處不是要全面討論孟子思想,只是要說明過去帝王及其謀士都講“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為自己的“天下”服務的。“愛民如子”、“為民做主”,與民是主人、民有權利在觀念上是主次顛倒的。源于西方啟蒙運動的民權平等思想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種平等的觀念不但中國古代沒有,西方中世紀也沒有,這正是啟蒙思想的產物。所以,從梁啟超上述議論出發,合乎邏輯的結論是:要反帝必先反封建。可惜中國歷史的發展未能如愿。事實上,就在五四時期,思想和社會的革新已受到內憂外患的干擾。在反帝反封建兩大任務中,反帝一直壓倒反封建,那時開始的啟蒙始終沒有完成,而且還時有倒退。對于“科學”和“民主”當時就有偏于僅僅從實用層面詮釋的傾向,本應貫徹其中的人文精神未及充分發揮,后來就更加得不到注意。這在當時是客觀形勢所迫,越到后來則主觀因素越重要,因為反帝是對外,而反封建則是“革自己的命”。直至今日,深層次的,特別是思想上的反封建仍是任重而道遠。
 西方的所謂基督教文明如果沒有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就無法直接從中世紀走到現代,也無法繼承發揚古希臘文明的光華。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從晚清到五四以及以后的種種探索也是一種改革和復興的過程。在此之前,我們沒有選擇,泥沙糟粕一齊繼承下來,包袱沉重,步履蹣跚。本文所說“五四精神”和“五四先驅”可以理解為一種符號,從廣義而言涵蓋了上自晚清下至20世紀上半期的思想者及其探索和成就。這是一筆極大的精神財富。如果舍棄了這一思想資源,我們的“五千年”與現代就真的失去了連接的紐帶。正因為我們曾有過他國所罕見的特殊的文化斷裂和扭曲,所以更需要強調這一筆精神財富。沒有這一革新,中華古文明再光輝燦爛也無法與現代文明接軌。經過改造以后,豐富的精神遺產就可以再現民族特色。到那時,五千年博大精深的底蘊、華夏文明特有的宏偉氣度、無與倫比的精致的審美觀才得以復見于新的民族精神之中。
 以倫理道德為例,竊以為馮友蘭先生早已提出的并曾受到批判的“抽象繼承法”基本上為我們找到了出路。作為完善人性的追求,在抽象的領域內古今中外是相通的。例如誠實、勤奮、慷慨、仁愛、勇敢、忠誠 在任何時代、任何民族都是美德,與之相對的例如欺詐、懶惰、殘暴 則是惡行。而通向這崇高的境界的道路則各式各樣,每個民族有其特色。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時代填入不同的具體內容。例如氣節,本是中國士大夫最寶貴的美德,把愚忠的內容換成新的原則,依然是值得大大發揚的正氣和可貴的“傻氣”。如果沒有了這種“氣”,只剩下高度實用,見風使舵,唯利是圖,左右逢源,其殆矣哉!梁啟超寫《新民說》已經過去百年了,而今日當務之急仍在挽救世道人心,再鑄新民。從學術文化角度看近代建設新的精神文明的探索,從魏源到魯迅乃至當代梁漱溟、馮友蘭,等等,都應該本著求知求真的精神,站在超越當時與現在的實用政治的高度加以總結、消化,然后接著走下去。庶幾古今中西得以打通,假以時日,或者有望重建起新的、民族的精神家園。
 回過頭來,再借用一百年前嚴復反復強調的觀點:中國之患“尤以瘉愚為最急”,“開啟民智”是實現變革的根本。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啟發人民群眾的覺悟,而不單純是識字、學習技能。覺悟到什么呢?最主要的是覺悟到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維護這一權利的手段以及應盡的義務。這種公民思想觀念絕不是“自在的”,而是需要從外部大力灌輸和啟發的。遠的不說,就以近年的天災為例,什么時候我們的媒體宣傳重點放在群眾如何組織自救、互救,創造了多少值得推廣的經驗,以及群策群力戰勝災害的智慧和信心,而不是讓他們一個個對著鏡頭向盡了(或其實未盡)起碼職責的政府和領導痛哭流涕感恩戴德,那么梁啟超和嚴復心目中經過脫愚的“新民”庶幾能夠成長起來。這樣的民眾將自覺地保護家園而不是毫無顧忌地毀壞他們并無主人感的家園。
 21世紀世界將如何發展,實難預料。絕不能指望物質的繁榮必然帶來文化的進步和人的精神的提高。在日新月異的高科技(這里“科技”是一體的)如脫韁之馬以加速度向前疾馳不知伊于胡底的情況下,不論是就世界范圍還是一國范圍而言,人的自知之明和自律的能力是否超過征服自然的能力,人類心靈是否還能保持對真善美的追求,將決定人類造福還是嫁禍于自己。21世紀以文明間對話開頭,說明國際上越來越多的有眼光的政治家也正在意識到這一點。本文開頭所引伊朗哈塔米的警世之語并不是危言聳聽。其實對話也是一種競爭。各大文明體系各自都有不同的危機感,也都有人在吶喊、探索。中國在一片喧囂浮躁之中也不乏有識有志的中青年做著甘于寂寞的可貴的努力。只不過聲音微弱,猶如優雅的絲竹管弦淹沒在震耳欲聾的“迪斯科”噪音之中。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文明與野蠻的競賽尚屬勝負未定之秋。
 
 2000年歲末于芳古園陋室
2012-04-27 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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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傳奇人物傳記 風華絕代 物華天寶
此間選取古往今來傳奇人物的傳記與軼事,事不分大小,趣味為先,立意新穎,足以激越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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