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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岱君:半個世紀前臺灣改革路徑選擇的大辯論
郭岱君:半個世紀前臺灣改革路徑選擇的大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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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岱君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最近,若干媒體、政府官員和民間學者呼吁改革。其實,半個世紀前,臺灣也曾面臨類似的挑戰,當時引發了一場激烈的財經大辯論,而那次辯論的結果,確定了臺灣經濟發展的策略,也為臺灣日后的繁榮富裕打開了一扇大門。1953年春天開始,一股對自由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公營事業還是民營事業的大辯論,一下子蔓延到整個臺灣。一些人無法改變他們多年來積淀的計劃經濟信念,他們認為“民營化”是對三民主義的背叛。數年的辯論,在臺灣的黨政領導及社會精英之間終于有了大致的共識,積極扶植民營企業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主軸,造就了臺灣的繁榮和富裕。
 世界銀行不久前針對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必須進行另一階段的經濟改革,包括縮減國有企業規模、加強財政體系、擴大社會保障、降低不平等程度、鼓勵創新以及讓中國金融業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等,并大膽呼吁中國政府重新界定政府職能,推進國有企業民營化。
 最近兩會期間,若干媒體、政府官員和民間學者也呼吁改革。例如,吳敬璉要求對國企壟斷和政府職能同時進行改革。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會中表示,“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這些報道顯示,中國政府正在為下一階段的改革做準備。
 其實,半個世紀前,臺灣也曾面臨類似的挑戰,當時引發了一場激烈的財經大辯論,而那次辯論的結果,確定了臺灣經濟發展的策略,也為臺灣日后的繁榮富裕打開了一扇大門。
 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1949年退守臺灣時,內外情況非常惡劣。政局不穩、農工生產停滯、通貨膨脹嚴重,還要與海峽對面的解放軍進行軍事抗衡。臺灣朝野當時首要目標是求生存,沒有精力顧及經濟發展這等事情。
 到了1952年底,國民黨在臺灣已度過生存危機,農工業生產逐漸展開,驚魂甫定,于是開始思考如何推動經濟建設。這個時候,一些財經學者提出來要檢討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首當其沖的就是計劃經濟。這是因為國民政府自大陸時期就采用計劃經濟,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原則是“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而當時臺灣超過76%的產業掌握在公營事業手中,是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系。
 
 三種發展路線
 
 財經學者發難,黨政人士立刻加入辯論,他們對于如何建設臺灣,提出三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類主要是一些學者。他們認為,內戰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財經崩潰,計劃經濟是最大的禍首,所以必須改弦易轍,實行自由企業路線。惟有自由經濟可以發揮人民的各種力量(包括資力、智力、技術、勞力等),創造資本。
 例如,高樾夫指出,一般人對計劃經濟存著幻覺及誤解,誤以為自由經濟是沒有計劃的,誤以為實施計劃經濟就可以消滅資本主義,誤以為國民黨既然是民生主義,就應該采用計劃經濟。但事實上,計劃經濟“窒息了人民的生產力量,壓制了人民貧中求富的生產熱情,其實是與民生主義愈離愈遠!”
 曲直生也呼吁盡快建立改良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的“民生主義經濟體制”,保障私有財產,“凡適合人民經營的事業,應開放民營,以發揮民間力量”。
 第二類是國營企業人員和一些黨政要員。這些人堅持計劃經濟。他們認為臺灣的公營事業已有一定的基礎,應善用這些經驗,繼續采取計劃經濟,加強公營事業,使一切資源易于集中掌握,爭取最大的效益。
 這期間,也有聲音呼吁第三條道路:一條既非計劃經濟、也非自由經濟的中庸路線,稱為“計劃性的自由經濟”。經濟學家、也是“立法委員”的范苑聲就建議“全盤計劃、局部管制,……在全盤計劃之下,必須承認經濟自由”。也就是由政府作全盤計劃,但尊重自由經濟的精神,讓人民去創造、發揮。經濟學家高叔康也提出“計劃的自由經濟”,他指出,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各有缺陷,可借計劃經濟的手來調整自由經濟的缺陷,“必須有計劃,是為實現自由而計劃,這個計劃,不但不是限制自由,而是指導自由經濟向正確的道路前進。”
 
 三民主義派的反擊
 
 討論的聲音剛出來,立刻受到打壓。反擊的力量主要來自“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及一些研究三民主義的學者。他們認為計劃經濟是民生主義的基本原則,根本不容批評,也沒有討論的空間。
 “立法委員”羅敦偉(也是經濟學家)不客氣地指責那些想要實行自由經濟的想法是“因噎廢食”,“太天真!”他的理由很簡單:“一個三民主義的信仰者反對計劃經濟,正好像一個從事設計的人反對計劃一樣可笑!”
 羅敦偉指出,計劃經濟只不過是“有方向盤的經濟”,豈能“放任那部經濟的汽車,沒有方向盤而橫沖直撞!”他強調,計劃經濟是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并引述蔣介石過去說過的話:“中國久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工業落后,不能夠與工業發達的各國競爭,故在國際貿易方面,必須采取保護政策;在工業建設方面,必須采取計劃經濟制度。”所以自由經濟不適用于臺灣。
 抬出孫中山、蔣介石做擋箭牌,不少人因而噤聲,剛開始的辯論立刻冷下來了。不過,幾個月后,暫時被壓下去的熱情到1953年初又被點燃了,而且越燒越烈。1953年春天開始,一股對自由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公營事業還是民營事業的大辯論,一下子蔓延到整個臺灣。
 
 “耕者有其田政策”激起財經大辯論
 
 這個燃火點就是“耕者有其田政策”。從1949年開始,陳誠主持的土地改革已順利推動了“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到了1953年初,面臨土改的最后一步———耕者有其田,也就是讓農民都能有自己的田耕種。但政府擁有的耕地在“公地放領”時都已發售給農民了,現有耕地都在大地主手中。怎樣才能將地主手上的耕地轉移到農民手中?政府財政極為困難,無錢購買,倘若就此打住,土地改革就要半途而廢了。
 陳誠決心貫徹土改,他指示財經官員動腦筋去找出解決的辦法。財政部長嚴家淦和臺灣省財政廳長任顯群想出一個點子:把四大公營公司(臺泥、臺紙、工礦、農林)的股票以及土地債券和地主換地,再把換過來的地無息讓售給佃農。
 這個主意一提出來,黨內立刻有人反對。反對者認為,出售公營事業違反國策,而且水泥工業關系國防物資,萬萬不可交給民間經營。可是陳誠一心要完成土地改革,他認為為了取得土地,勢必要采取一些突破現狀的做法。這個做法得到蔣介石的支持,陳誠決定把四大公營公司轉為民營。
 四大公營公司民營化,這下子觸動了國民黨“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神經,于是一場關于經濟政策的辯論轟然而起。
 計劃經濟還是自由經濟?公營事業還是民營事業?
 爭論的重點有兩個:
 一、計劃經濟還是自由經濟?究竟哪一種適合解決經濟問題?
 二、公營事業還是民營事業?哪一種較適合臺灣的發展?
 辯論的范圍很廣,參與辯論的人相當多,臺灣的經濟學家、三民主義理論家、財經官員、黨政要員、公營事業主管、媒體人士,甚至哲學家、歷史學者也加入論戰。
 反對者指責陳誠一伙為了完成“耕者有其田”政策,竟然把公營事業股票讓售給民間,這種做法破壞了“節制資本”的原則,違反孫中山先生遺訓。他們還指責這些財經官僚假公濟私、破壞社會正義,“企圖以國家經濟力量去成就少數私人的財富。”甚至有人批評這種做法形同自我毀滅,臺灣經濟仍在困難中,應堅守計劃經濟,因為唯有計劃經濟才可以高度利用一切資源。
 但大部分經濟學家則贊成陳誠的做法。經濟學家張果為對這個主意極為贊賞,他指出,用土地債券及公營事業股票來收購耕地,不但有利于農業生產,而且可以促進工商業發展,平均社會財富。這個政策一方面扶植了自耕農、使耕者有其田;另一方面,地主拿到公營事業的股票后,民營的經濟能量得以發揮,這將有益于整個經濟,增加國民所得。
 何舉凡也支持這種做法,他說,這個方法“政府不但去了公營事業這個累贅,而且還可以集中力量,建設幾個根本工業……雖然把公營事業換成民營,股東換了人,產業并無增減,但把土地轉化的資金正式投到工業上去了”。
 面對反對者的批判,財經官員嚴陣以待。他們相當重視反對者質疑的“社會公平”問題。主管工業計劃的尹仲容站在第一線,維護政府的立場。他指出:平均社會財富,不一定要節制所有權,可以用“征稅”的方式來達成這個目標。尹仲容不斷跟國民黨及社會大眾保證,絕對不會違背民生主義的精神,一定以課稅的方式,讓“節制私人資本”和“扶助民營企業”兩個目的兩不相悖。
 尹仲容在各種場合耐心解釋政府的考慮,他說,“以土地換工廠”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政府實在沒有錢。如果因此而大量增發臺幣,必引起通貨膨脹,進而波動物價,實際上吃虧的還是地主。他特別說明,這個政策最重要的意義是“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因為“土地分配給農民,農民的生產效率一定普遍提高;而地主把資金用于工商企業,工商生產也會隨之活潑起來,這是農工商最妥善的經濟配合”。
 除了一遍一遍的解釋,尹仲容還動筆寫。1953年,他在各大報紙發表《臺灣工業政策試擬》,希望社會各界了解“民營化”的意義。他表示,以當前臺灣經濟的主客觀條件來說,政府的參與及計劃仍有必要。但是,對產業只能“合理扶植”,不能“過度扶植”,因為“過度之扶植,顯然妨害自由競爭之運行,終不免造成依賴政府生存之溫室工業,此種工業徒為政府之累。”他特別強調要鼓勵自由經濟中積極創新的精神,因此建議“除極少數工業外,所有工業應該盡可能歸劃民營。”不但如此,他還要求各方對此多多討論。
 輿論界大多倒向自由經濟的原則,支持民營化的方向。有的媒體甚至指出,政府做的還不夠。例如《財政經濟月刊》以“短評”指出,尹仲容提出的方向是對的,但他的根本精神還是管制主義,而且自相矛盾,因為他一方面主張政府積極參與、計劃、監督,另一方面又說要擴大民營范圍,以發揮私人企業的優點,兩者互相抵觸,行不通。該刊建議,只有發揮私人企業的優點,才能成功,“與其依賴政府的積極參加,無寧讓經濟人多多活動”。
 
 最大的反對派來自國民黨內部
 
 民間討論非常熱烈,一時間,“擴大民營范圍、發展私人企業”的聲音壓過了公營企業的聲音。但是,黨政方面仍有不同聲音,而且最大的反對派來自國民黨內部,尤其是公營企業單位的主管。
 因為直接涉及他們的既得利益,公營事業相關主管反對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除此之外,國民黨內部為什么還有那么強烈的反對意見呢?主要是一些人無法改變他們多年來積淀的計劃經濟信念,他們認為“民營化”是對三民主義的背叛;還有些人把民營企業視為毒蛇猛獸,認為一旦民營化,國民黨會失去對經濟的控制,進而危及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
 例如1953年初,工業委員會準備發展人造纖維工業,美援方面希望交給民營,尹仲容及工業委員會人員也傾向民營,但政府中反對的聲音相當大,經濟部長鄭道儒就認為民間沒有這種技術,應該交給公營。另一些人則以化纖工業需要龐大的資金為由,反對民營。
 雙方爭得不可開交,但陳誠決定支持民營化。于是,公開反對的聲音沒有了,私底下的抱怨還是不斷。某經濟部次長不甘心,寫了一封私函給尹仲容,說出了他內心真正的顧慮。他勸尹仲容要適可而止,因為民營化是在侵蝕國民黨的統治基礎,不可做得太過分,否則會影響國民黨在臺灣的生存。信尾,他勸尹仲容“要為外省人留碗飯”。
 這封信讓尹仲容極為尷尬,但他不為所動,盡力協調,最后還是把人造纖維交給民營公司經營。
 尹仲容的這一做法惹來了國民黨及政府內排山倒海的抨擊,一時之間,尹仲容成了眾矢之的。那段時間他經常被叫到立法院和國民黨最高訓練機構“革命實踐研究院”接受質詢。面對黨內各種疑慮,他只有耐心解釋,經常說得“聲嘶力竭”、“聲淚俱下”。
 據尹仲容當年的秘書葉萬安回憶,有一次他跟隨尹仲容到革命實踐研究院說明民營化政策,尹仲容正在臺上激情辯解,他忽然發現鮮紅的血從尹仲容的褲角流出來,染濕了鞋襪,地上紅紅的一攤血(應為痔瘡發作)。他嚇了一跳,上前去提醒尹仲容,但尹低頭看了一下,仍然繼續演說。此情此景,葉萬安極為震撼,雖已過去半個世紀,仍“歷歷在目,終生難忘”。
 
 蔣介石、陳誠開始改變思維
 
 各方交鋒繼續進行之中,國民黨領導階層對經濟制度及意識形態的堅持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松動了。辯論中各方的言論顯然引起蔣介石、陳誠等人對經濟問題的反思。王昭明清楚記得,1953年春,他們那群工業委員會的年輕幕僚接到上面的指示,要他們“想辦法為‘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解套”。他們非常興奮,因為這意味著“上面”開始改換思維了!
 幾個年輕人煞費心思,終于想到解開這個結的說法。報告呈上去不久,蔣介石就在公開場合開始澄清孫中山理論中含混不清的地方了。蔣介石以“均富”的概念來闡釋民生主義,并說明“節制私人資本”中的“節制”兩個字,指的是“調節管制”,而不是“限制”。
 辯論在1954年初達到高潮。陳誠在國民黨第七屆三中全會的施政報告中,突然宣布政府決定積極發展民營經濟,他說:“我們認為凡是可以讓人民經營的事業,應該盡量開放民營,這不僅是發展國民經濟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鏟除官僚資本病根的一個有效辦法。”
 黨內一片嘩然,但陳誠的意志很堅決,不久他再次表露“民營化”的決心。1954年3月2日,陳誠在“總統府”動員月會中表示:“政府現在已深深感到,要充分發展經濟建設,必須具備一個最基本的條件,此即保障私人財產、擴大企業自由,替私人資本開辟一條平坦廣闊的出路……今后我們不但要修改妨礙企業自由的各種法令和辦法,同時應該有計劃的、有步驟地將可以讓與民間的企業,盡量開放民營。”最后,陳誠語重心長地指出:“這是一個政策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觀念問題。”
  幾乎在同一時刻,著名學者、“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公開批判計劃經濟,把這場大辯論帶到最高潮。
 1954年3月6日,胡適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手拿一封信函說,“這是一位在資源委員會任職的朋友寫給我的信,信里面談到的都是計劃經濟的問題。”(胡適因為有公職在身,不便公開批評政府,因此假借朋友的名義,表達對管制經濟的不滿。)胡適指出,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普遍有種認知上的偏差,“大家誤以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只有依賴政府的干預及直接經營工業……但‘資源委員會’長期把持中國工業,私有企業或被它蠶食鯨吞,或被它窒息而死,但中國經濟仍無起色。”胡適呼吁朝野、特別是“政府領袖及經濟建設的主持人”,要進行經濟意識形態的反省,他進而肯定了自由經濟對個人自由及人民資產所有權的保障。胡適的演講引起廣泛的回響。
 陳誠的宣示和胡適的呼吁,被認為代表官方和民間對自由經濟與民營政策一致的肯定。數年的辯論,在臺灣的黨政領導及社會精英之間終于有了大致的共識,積極扶植民營企業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主軸。
 積極發展民營企業
 1954年5月,尹仲容出任經濟部長,仍兼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及中央信托局局長。他積極推動四大公司民營化、發展初級工業、扶植民營企業。他還致力減少不必要的管制,修改稅法,鼓勵外資、僑資及民間投資,目標是:“一切有利經濟發展之因素,必須盡力爭取,一切阻礙經濟發展之因素,則當力謀消除。”
 尹仲容在經濟部,靈活結合美援(資源)、工業委員會(設計)、中央信托局(融資)和經濟部(執行)的功能,積極推動工業建設。許多新興工業,例如水泥、人造纖維、塑料原料、玻璃、氮肥、飼料加工等,都是在這一時期開辦的。僅僅1954年那一年,就開辦了16種新興工業,除了與國防有關的以外,凡是新開辦的工業,幾乎都交給了民營。
 上世紀50年代初這場財經大辯論促使國民黨領導人開始轉換思維,大辯論也讓臺灣官方和民間對實行多年的計劃經濟和公營事業進行了全面的思考與檢討,最后形成了扶植民營企業的共識。這一共識確定了臺灣經濟發展的路線。臺灣歷經數次改革,終于使經濟在上世紀60年代初起飛,工商業興起、生產旺盛,進出口貿易激增,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整個社會的活力被激發出來了,造就了臺灣的繁榮和富裕。來源: 南方都市報
2012-04-27 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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