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領袖的挫敗 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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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英文學術期刊The China Review主編,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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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還是瘋狂

  武漢是王紹光的家鄉,也是我的家鄉。我在那里度過了十八歲以前的日子,這座城市一度給我沉悶和易怒的感覺。沉悶是因為市容欠佳,易怒是指的武漢人的個性。不過家鄉畢竟是家鄉,所以當我發現這是一本有關武漢歷史,學術地位又相當高的著作時,心中自然充滿了喜悅。
  
  王紹光在這本書中,致力于回答一個問題,文革作為一場社會運動,吸引了千千萬萬的人投身其中,為什么會達到如此之大的規模呢?參加其中的各色人等,究竟是抱有何種目的呢?傳統的關于紅衛兵的印象是他們揮舞著紅寶書,哭喊到癲狂,暴力到極致,是瘋狂的一群人。但是,作者指出,當對其中派別的對立進行研究時,就會發現,很多人是懷有特定目的投身其中的。也就是說,他們是經過相對“理性”的思考,為自己個人的利益考量的。
  
  以武漢作為案例(北京也存在類似的情況),聯合起來的,最為激進的造反派雖然魚龍混雜,但大多是對現狀心懷不滿的年輕人。其中包括許多出身不好的人物,他們一方面因為傳統的出路(讀書考試)被堵塞,另一方面因為急需一場運動證明自己的忠誠和革命而變得非常激進。另一派,保皇派則很多在文革前是工人或是根正苗紅的,原單位的骨干,他們反對打到干部,在造反派的緊逼之下逐漸走向聯合。當然,還存在逍遙派,這是一個數量逐漸增長的團體,很多人是不關心,后期也有很多人是覺得遲鈍,麻木,和自己利益毫不相關才進入其中的。
  
  造反派和保皇派在高層都有各自的庇護人。這就涉及王談論的三對關系:精英之間的不同派別的關系,群眾之間不同派別的關系以及垂直的,精英和群眾之間的關系。此外,這兩個派別在行事方式上也有很大不同。比如說,造反派在各自單位人數都是少數,所以他們很早就尋求聯合起來,擴大聲勢;保皇派的行事方式則更為松散,因為他們純屬防御性的組織,他們也更多的要求將造反的要求限于本單位內。
  
  王在本書中還運用了信息傳遞的理論來解釋這種差別,簡單地說,就是“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偶像崇拜版。群眾對偶像的解讀其實是根據自己的需求和想象來詮釋的,這個特點受偶像崇拜的天生特性決定,另外,中國語言的模糊性,文革中傳遞信息的中層組織(各級地方干部)被摧毀加劇了這一趨勢。
  
  總的來說,這本書填補了大型運動中群眾視角的空白。但是這一解釋多大程度上有效,還需要進一步探討。舉個例子,武漢“要造反”的信息最初是北京南下的學生傳遞的。如果運用書中的理論顯然解釋不通這一點,因為北京的學生在武漢并沒有什么利益可言,這一批人應該是更多的受到中央政治風向的影響才這么做的。不過,應該承認,此書非常值得一看。

 


王紹光 2012-05-10 05: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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