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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傳釗:大學人的飯碗與轉向
孫傳釗:大學人的飯碗與轉向
孫傳釗     阅读简体中文版

   今年貝爾托·博比奧的《左與右:政治區分的意義》中文版(陳高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問世了。博比奧這本書出版時,意大利國家政治正處在一個微妙的轉折時期——全國大選前夕,東歐解體、冷戰結束后,意大利政壇正在發生巨變變化:意共勢力日益衰微導致與意共曾多少結成過同盟的1940年代參與反法西斯抵抗運動老一輩主流左翼政治家,與他們生理的衰老一樣,影響力也日趨低下。相反,意大利學界的歷史修正主義抬頭,政界極右翼的新納粹主義政黨興盛起來。當時意大利左翼學人為此憂慮,把這種政治現狀叫做“反法西斯者的危機”。這種担憂不是杞人憂天,1994年大選結果是中右的力量黨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eo Berlusconi)組閣,與新納粹黨的民族聯盟(Alleanza Nazionale)聯合執政。博比奧在這本書中力圖說明:在左翼政治勢力走向衰弱的時代,今后的社會政治生活中是否還要劃分左與右?劃分左、右的標準是什么?“左”的未來的目標是什么?其實,博比奧本人不久前(1992年)遭遇一件很難堪的事情。他年輕時參加“自由與正義”反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運動,1935年26歲時,被法西斯秘密警察逮捕,逮捕后給墨索里尼寫的一封效忠信偶然被發現。博比奧出于恐懼,為了保住自己大學教師的飯碗,信中向墨索里尼保證“自己將有堅定政治立場、擁有成熟的法西斯者的信念。”問題的嚴重性在于:此信的暴露,博比奧個人聲譽大受損傷,他不僅是著名學者、上議院終生議員,而且更是因為是反法西斯主義老戰士、在抵抗組織“自由與正義”基礎上組成的行動黨的創始人之一,在國民心目中德高望重;更重要的問題是,盡管80多歲的博比奧事發后對自己半個世紀前的失足作了沉痛、深刻反省(可以參見1996年出版的他的遺著《論老年》),他的名譽受損,給當時老一輩反法西斯戰士正在政界影響力衰退勢頭,雪上添霜。同屬左翼陣營后輩魯扎托(Sergio Luzzatto)10多年后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封討厭的信件,26歲雖說年輕,但他也已經完全是成人了。盡管這是意大利歷史暗處的一件小事,可也是不容爭辯的證據。”(《反法西斯的危機》,日文版,71頁)但是,魯扎托還是為博比奧辯解:他之所以變節,“不僅說明反法西斯者的軟弱,更說明法西斯的殘忍。……是喬凡尼·杰恩提爾(Giovanni Gentile,意大利著名新康德主義派哲學家、墨索里尼政權教育部長,直至1943年,還參與墨索里尼在德軍庇護下成立的“意大利社會共和國”傀儡政府,1944年被反法西斯游擊隊暗殺——引用者)在四年前開了先例:他在1931年強制意大利全國大學教員向法西斯政權集體公開效忠宣誓,全意大利總共1200名大學教員中只有12個人拒絕宣誓,這是意大利知識分子普遍追隨權力的恥辱的證據,而今天卻有人要對這位哲學家(杰恩提爾)作重新評價。”魯扎托還認為:博比奧為了保住大學飯碗,“只是宗教改革時代以來,知識分子以自己的知識自由換取俸祿已經成為普遍的事情,并不是新鮮的證據”。(72-73頁)魯扎托的這一句辯詞并不算太勉強。因為民主、和諧的社會中的大學教師有時也只能以知識換取俸祿。
    
    凡以賽(Laurence R.Versey)在敘述美國大學的變遷的《美國大學的非常時期》(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University,1965;中文版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出)第七章《不協調的問題》中專門談了這個問題。19、20世紀交替之前美國的學術自由主要涉及教員與學院之間的雇傭關系,而不是教育理論、學術傾向等思想、信仰問題。即使在學術研究可以自由支配環境中,也擺脫不了與職業穩定、地位、薪水等問題的聯系。
    
    百年前美國私立大學雖然遠離國家權力,但是董事會、管理層追求資金來源、收支的盈利最后限制學術自由的終端殺手锏——威脅到大學教師所謂安全、地位、薪水,對于教師來說,說白了就是一個保住飯碗問題、爭取更好的飯碗問題。教學、研究上違背董事會、管理層的意向、方針就有被解雇之虞。市場決定財源,私立大學金錢決定發言權,金權——投資者控制董事會,董事會通過代理人校長實施行政化管理,即通過物質、人事資源管理制度調節、控制教師的教學和研究。教授對任期合同的需求大半是為了獲得安全感。凡以賽在書中援引當事人——大學教授亨利·塞德爾·坎比回憶:
    
    我們的最大愿望就是感到安全,拿著一份能維持生計的薪水待在現在所處的地方,在工作時感到安心,……節儉和外快都不能給我們提供保障。我們依賴學院,而它本身的資金也很緊張,既不能指望它明智,也不能指望它公正。1906年,卡內基基金會意識到了這種教職員担心的現實,當時它實施了一項全國性計劃,在教授從現任職務退休時給他們提供養老金。雖然卡內基計劃最初的形式僅維持了幾年,它對保障教授安全的推動也許是學術自由在1910年之前最重要的收獲。(p.479)
    
    當年美國大學教授們都認識到束縛自己腦袋和手腳最大的威脅是丟飯碗,盎格魯薩克遜的教授也不是我們想象的有多么硬氣和剛強,都要留這樣大學內——保住飯碗,也只有軟弱地妥協。最具有代表性的斯坦福大學解雇羅斯的事件,因為老板斯坦福老太太個人認為羅斯過多參與民主黨的政治活動。雖然當時大多數斯坦福大學教員對羅斯丟了飯碗表示同情,但是,“事實是,無論出于什么樣的原因(教授們總有要吃飯的孩子),斯坦福的絕大多數教職員都認可了管理層的立場。”當某人被解雇的時候,“ 人們不會承認他的免職是出于反對學術自由,而是因為他無能。”(p.482)20世紀初,經歷了勞資雙方沖突、教授與董事會沖突的一系列事件,特別是經歷了“羅斯事件”之后,爭取學術自由斗爭得來的最大成果,只不過是美國大學開始建立對學有所長的教師考核后實施終身雇用教授制度。飯碗具有相對穩定性。
    
    但是,民主、和諧社會中大學人感受到壓力的背后,沒有暴力和失去人身自由的威脅,與法西斯意大利發生的事情相比,沒有同質性可言。極權主義體制下,大學里發生的事情卻是大同小異。洛維特在《納粹上臺前后我的生活回憶》(區立遠譯,學林出版社,2008年12月)這部回憶錄中生動地記錄了1933年前后,他熟識的德國知識階層、眾多的大學人對納粹“革命”的廣泛共鳴和支持,只有個別人進行微弱的、卻是難能可貴的抵制。1933年納粹“革命”之后,洛維特幾乎失去了他原先學術圈內所有的友人,包括最親近的友人貝塞勒、老師海德格爾及其弟子們,人們像避開瘟疫那樣遠離帶有猶太人烙印的洛維特。即使流亡在日本時,他也時刻感覺到納粹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壓力無所不在。絕大多數在日本的德國人都小心翼翼地迎合納粹的反猶思潮。就連1937年來日本作學術演講的斯普蘭格(Eduard Sprager)也一反納粹取得政權后不久與柏林大學校長科勞施、心理學家苛勒公開宣布與新體制的教育“告別”那強硬反納粹立場。在東京的演講,斯普蘭格似乎“變成了國家社會主義的代表”。他只能私下對洛維特訴說自己如何受到納粹當局的密謀和暗算的折磨,描繪德國大學的沉淪。洛維特把斯普蘭格行為作為德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典型,做了如是批評:
    
    他是一個德國人,必須在德國生活下去,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能接受,┅┅所以放下他的顧忌,把自己投身于一件任務之中,并將之視為一種愛國者的義務,┅┅于是便跟大家一起扛起一件惡劣之事的責任,┅┅沒有人愿意放棄一份已經習慣又做得很好的工作。(140頁)
    
    “不愿意放棄一份已經習慣又很好的工作”的大學人,不一定就放棄良知。20世紀最具有影響力的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gooogle檢索,涉及他名字的網頁最多,超過布代羅爾、克羅斯多芬·希爾、湯姆森、湯因比)的名聲之所以戰后60余年中不斷被英雄化、神圣化,除了他的著作和學術影響外,很大部分源自他生涯最后英雄義舉。1942年起積極投身于地下抵抗運動,1944年6月被蓋世太保逮捕,與其他19名戰士遭受酷刑后被槍殺。但是,布洛赫真正豁出去全力參加抵抗運動,也是在1942年11月德軍占領了維希政府管轄的地域之后,因為他是猶太人,按照維希政府種族法,他失去了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之職。之后,申請轉往蒙貝里亞大學執教也未能如愿以償。他不得不“放棄一份已經習慣又很好的工作”——本來他要獻身于歷史學的。
    
    某種意義上來說,20世紀是一些急驟轉型國家、動亂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轉向的世紀。與德國、意大利一樣,日本的眾多知識分子在20世紀也經歷了讓人眼花繚亂的轉向。“轉向”,在日語中是一個專有名詞: 這個詞最初是昭和初年司法當局鎮壓激進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制造出來的一個詞兒,當局通過司法壓力迫使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信仰者屈服,改變自己的信仰,轉向當局認可的思想和信仰。這種思想和信仰的改變,被稱作“轉向”。鶴見俊輔的關于“轉向”研究,把昭和年間頻頻出現知識分子“轉向”,分成三個高潮時期。第一次“轉向”潮頭是1931年“9,18事變”后,政黨內閣成為軍隊的附庸,國家權力強化對共產主義信仰者鎮壓,另一方面又采取懷柔策略,對變節、轉向的知識分子給與生活、職業上的出路——使他們作為順從的國民,回歸社會生活。特別是1933年佐野學、鍋山貞親聲明脫離共產黨后,左翼激進知識分子紛紛“轉向”。具體的理由大致有:1,回歸傳統,轉向民族主義(佐野學、鍋山貞親、林房雄等);2,自己的激進的理想脫離庶民現實生活,理論與實踐相分離(德永直、太宰治等);3,厭惡左派內部宗派分裂(妹尾義郎、大宅壯一、三木清等);4,認識到左翼運動集體主義的弱點,批判的主體依存于傳統的個人(植谷雄高、荒正人等)。第二次高潮是1937年“7,7事變”之后,國家權力對左翼的鎮壓擴大到禁止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1938年議會通過國家總動員法案,1940年大政翼贊會的國民重組運動,使得日本微弱的自由主義者群體幾近絕跡。1937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是自由主義者紛紛“轉向”的高峰期。這一風潮中“轉向”的著名的學者還可以列舉出清水幾太郎、大熊信行、田邊元等人。第三次高潮是戰后,又分兩階段。第一階段,1940年代末美國占領軍主持的民主改革,日本進入了“新社會”,不少當年屈服于軍國主義、超國家主義的文人墨客又紛紛緊跟時代潮流,“轉向”共產主義、自由主義,追求進步起來了。第二階段是朝鮮戰爭爆發后,1950年代初美國對日本政策的轉變-——對日共政策的轉變,導致1952年日共內部宗派公開分裂,影響整個知識分子左翼,左翼出現大分裂過程中,不少人從共產黨內“轉向”出來。所以,也就在當時,日本學術界、知識界部分人對眼前這個知識分子新的紛紛“轉向”現象產生興趣,甚至感到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思想史就是一部“轉向”史。于是,1954年至1957年期間,鶴見俊輔、藤田省三發起組織一個“思想的科學研究會”,進行一項關于知識分子“轉向”的共同研究,想通過眾多的日本知識分子在戰爭前后的思想演變的個案研究,強化現、當代日本思想史實證研究之力度。這個民間共同研究,僅有出版社平凡社提供了一部分研究經費,1962年平凡社出版了研究成果:《共同研究:轉向》,以上述三次知識分子大規模“轉向”時期為區分界限,編輯成上、中、下三冊,篇幅浩瀚,總共達1500頁。從該書1957年改訂增補版的最后“文獻題解”的歸納統計的“轉向者”來看,映入共同研究視野內的知識界的文化名人達300人左右。
    
    50多年前,鶴見俊輔在《共同研究:轉向》的序言中,對研究對象“轉向”的主、客觀根源之間關系做了精辟分析:
    
    “轉向”其實有時與“思想發展”、“成長”、“成熟”是同一個意思,但是,這些詞在使用時都遺漏了“轉向”受到權力的強制這個核心問題。相反,從“屈服”、“挫折”等詞的詞義中,只能看到被權力強制這個側面,卻遺漏了思想者本人自發性的側面。而“轉向”這個詞包含了強制和自發性兩個側面。沒有其他詞兒能同時反映這兩個側面的微妙關系。……強制有各種各樣的手段,在共同研究對強制作十分廣義的理解,不僅指暴力強制(監獄、判刑、拷問),還包括物質利誘、媒體宣傳等間接強制。雖然可以說沒有權力的強制就不會有個人思想的變化,自發思想變化被作為一極,特定權力強制作為另一極,但是還是可以在兩者之間任何一點找到個人思想的位置,現實中發生的轉向,經常同時具有自發和強制兩個側面。……比如,因為參與反對帝國主義運動被檢舉,不久又發表贊美滿洲國建設的文章——這就可以既看作出于個人自發的言行,也可以看作是轉向。自發與轉向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共同研究:轉向·上》,第2—7頁)
    
    鶴見俊輔在《共同研究:轉向》的序言中,還提出另一個尖銳的重要問題,當時來自權力的壓力是否強大到非屈服、“轉向”不可?他說:
    
    戰后有很多這樣的事例:當有誰拿出關于轉向的資料,一提出“為什么當年不得不轉向?”這個問題時,那些具有相當社會地位的政治家、學者、宗教家就迫不及待出來辯解說“(轉向)是為了生活,沒有辦法”。對這“為了生活”說法,有必要用“為了維持特定水平的生活”的內涵來限定。根據這個“為了維持特定生活水平”的前提,也就排除了以下六種選擇的可能性:1,死亡、2,發瘋或其他病態、3,流亡、4,判刑、5,轉業、6,沉默。大部分日本的公共名人(public figures),對這六種選擇連考慮也曾不考慮過。……(《共同研究:轉向·上》,第8—9頁)
    
    鶴見俊輔認為前四種選擇對與人生來說,當然太殘酷了,避免這樣結果是人之常情,那么后兩種選擇怎么樣呢?
    
    轉業,在昭和年代幾乎沒有人嘗試過,也是這個階段日本史的特征。學者必須依然當學者,政治家、評論家也是如此。與固定的身份意識、從封建社會延續下來的身份意識的存在密切相關,所以他們都拒絕轉業來維持生計。這個課題值得注意,需要與歐洲、美國和中國作一比較。……沉默,……很多人就此會脫離公共生活,難以確保既有的社會地位,所以沉默對于日本的公共名人來說,也是不能接受的,是一個不能使得“轉向”僅僅停留在內心(而必須公開的)原因。(《共同研究:轉向·上》,第9頁)
    
    當年也有身不由己不得不離開大學的:1933年瀧川幸辰因為批判“治安維持法”被京大解雇后,成了開業律師。日本制造出一個滿洲國后,戰爭勢態帶來了的經濟增長,不僅改變了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老問題,即使有政治前科的知識分子已不難在轉向后找到謀生飯碗。
    
    鶴見俊輔等人關于轉向的共同研究中,不是單純分析轉向者思想演變過程,不僅注意到他們遭受外來權力強制的類型和程度,還考慮到他們出身家庭、學歷、成年后的職業、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等方方面面的個人要因。這些要因對轉向產生非常重要、直接的影響。中冊收錄的鶴見俊輔《翼贊運動的學問論》(《翼賛邉嬰窩栒摗罚┮晃納婕扒逅柑傻蹦曜蚣捌溲Х繾洌彩俏酥っ髁松鮮齦鋈爍髦忠潁諞歡ㄍ飩縑跫碳は拢嵊輾⒁恢衷謁絲蠢詞羌敝�180度轉彎的思想、信仰上的“轉向”。 可惜,鶴見俊輔在這篇50多年前文章中,關于清水幾太郎談得太簡單了,清水幾太郎這個人物可以說昭和史上最典型的“轉向”代表人物,集“轉向”、“假轉向”、“半轉向”、“再轉向”于一身,因此也是一位對其評價具有爭議的知識分子。
    
    中國讀者大多只知道清水幾太郎是個1950年代日本站在安保斗爭前列的左翼進步文化人,和平運動的領袖、大學教授、評論家、社會學學者,殊不知清水幾太郎在戰爭時期附和大政翼贊運動,鼓吹戰爭新體制下“新國民文化”建設的“轉向”言行;中國讀者大多也不知道1970年代末起,他從左翼巖波書店的綜合性雜志《思想》、《世界》的寫手,轉變為右翼雜志《諸君》、《文藝春秋》的寫手,晚年又在一些文章中[《戦後を疑う》(《中央公論》,1978年6月號)、《日本よ國家たれ 核の選択》(《諸君》,1980年7月號)],批判戰后民主主義,發表為戰前治安維持法辯護,主張日本為了強化國防甚至可以核武裝等言論,從進步左派文化人的立場上又急驟向右激進“再轉向”。 這個“再轉向”當時引起文化界、學術界、出版界很大震動。當文藝春秋社社長和《諸君》主編聽到約稿的小編輯說清水幾太郎愿意為他們刊物寫專欄,簡直不敢相信,罵小編輯:“傻瓜,清水幾太郎怎么可能為我們文春社寫稿呢!”有人稱這是評論界的洛克希特事件。
    
    清水幾太郎在大學時代、昭和初年曾在“蘇維埃之友”左翼團體學過俄文、讀過布哈林的《唯物史論》,對孔德、杜威、西美爾等人思想感興趣。1933年因為教授戶田貞三不再讓他當助教,不得不離開東京大學后,他靠為媒體寫時評為生,最開始寫的文章多是從自由主義立場批判超國家主義。近衛文磨的大政翼贊運動展開不久,輿論媒體受到嚴格統制,清水幾太郎很快順應時勢,“轉向”依附國家權力。1938年至1941年為《朝日新聞》寫文化專欄。1941年起到戰敗一直是《讀賣新聞》評論委員,專寫社論。鶴見俊輔在文章中,認為清水“轉向”主要原由是為了生計:“只有寫這樣的稿子,才能保障生活,自己沒有后退之處,既不能回到大學教書,也沒有回到故鄉去的可能。”因為到他父親一代,家境敗落,上中學時,遇到關東大地震,只能在馬路上搭建的棚戶里棲身,因為是東京城市出身,連回家鄉務農的可能也沒有——少年時代遭受的這次生計威脅的恐懼記憶,貫穿一生。所以,他以寫稿為生之后,一貫采用隱晦筆法,晦澀的修辭來表達自己思想,避免遭受審查,失去飯碗。戰后,民主社會沒有這種寫作禁忌了,1956年他在《我的心路歷程》(《私の心の遍歴》)一文中坦誠說出自己為何一直小心翼翼地與馬克思主義保持相當距離的原因:
    
    我不能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或者說不能按照馬克思主義去行動,……那樣的話,不僅不能夠出人頭地,而且還是很危險的事情。……我入高中那年,就實施治安維持法了。對于批判天皇制、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可以判處無期徒刑乃至死刑。搞馬克思主義的話,與出人頭地是背道而馳的道路。那時這種思想我雖然沒有表現出來,但是內心一直為此感到不安。(《共同研究:轉向·中》,第167頁)
    
    鶴見俊輔援引這段回憶文字,證實担憂生計無著落——實際是“為了維持特定生活水平”是清水幾太郎很快“轉向”最根本的動機、原由。戰后同屬左翼的日高六郎等人曾為清水當年所寫的社論辯護:認為他是夾帶自由主義思想隱微寫作,為他的戰前寫作轉向辯解。但是,這種隱晦的話語,全都是在肯定大東亞戰爭必定勝利,宣傳了一大通翼贊運動的陳詞濫調后才夾帶進去的,除了清水的個別知交會注意到,一般讀者誰能體察得到他的隱微寫作?不久,倒是清水幾太郎自己在一篇題為《體驗與內省》(1946年6月號《朝日評論》)文章中為自己辯解、標榜時,卻坦白了一點自己“轉向”的思想根源:
    
    最近的言論中已經不見10多年戰爭中的那種痕跡了,討論到戰爭時,不是說國民是“反對戰爭”的,就是說“受了欺騙”。總之,這樣的前提,以這個為前提,人們都可以避免自我批判了。其實,知識階層卻處于這兩個極端的中間。從西洋的學術學到的理性精神與經過日常各種社會經驗結合之后沉淀在意識深處的民族主義,在知識階層內心奇妙地結合起來,并存,有時是分裂的。他們對民族、國家投以輕蔑、厭惡的言語,可是在這樣言語背后隱藏著愛。這種愛在表達過程中,就轉化為對當時政府、軍閥所操縱的日本的愛。本來應當愛的東西被某個時候應該厭惡的對象所替換了,在無意識之間,愛上了憎恨的東西——為了純潔的自我反而加深了矛盾。
    
    清水幾太郎的晚年急驟向右轉,只是這種“沉淀到意識深處的民族主義”再度浮出水面。1930、40年代轉向追隨大政翼贊運動的媒體人、1950、60年代成為反安保條約的左翼進步文化人、1970年代末起,晚年再度向右轉的社會學學者——同一個清水幾太郎,都是為了這種對民族、國家純潔的愛而“轉向”的?
    
    清水幾太郎和前述的博比奧不一樣,博比奧是逮捕后面對酷刑屈服,以后內心還是堅持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場,直到生命最后還是堅持他的信仰。按照鶴見俊輔分類博比奧是“假轉向”,但是清水幾太郎最初的“轉向”是防患于未然,信仰一生搖擺不定。

2012-07-14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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