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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精英 南開之父張伯苓
民國精英 南開之父張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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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北洋水師

    1876年4月5日,張伯苓出生在天津一個貧寒的塾師家中。十五歲時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

    北洋水師學堂學制爲五年,四年課程學習,一年上船實習。學生們所修讀的課程也多爲西學以及駕駛、測量天象、推算經緯度等有關海軍的專業知識、技能。學堂還特地聘請了很多從英國留學歸來的年輕軍事教官給學生們授課。1895年,張伯苓成爲北洋水師學堂航海科第五屆畢業生。

    就在前一年,中日甲午戰争爆發。中國經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和打擊。不久,當張伯苓去海軍的“通濟”艦實習時,“通濟”艦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輝煌,艦船設備七零八落,無人整修,船上官兵也個個士氣低落,官不官,兵不兵,整日吃吃喝喝,不務正業。張伯苓第一次感到自己軍事救國的理想受到嚴峻的挑戰。

    此時英國以武力強迫日本交出威海衛的控制權,并無禮要求清政府将威海衛的租借權轉讓給英國。通濟艦到威海衛之後,中國官兵降下了日本的太陽旗,升起了中國自己的龍旗。但是,這一美景僅僅是昙花一現,不過半個月,英國方面就迫不及待地催促清政府降下龍旗,升起了英國米字旗。目睹國幟三易,張伯苓悲憤填胸,深受刺激。他決心從海軍退役,投身于教育事業。

    天假其時,天津社會名流、曾任清末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等職的嚴範孫正在爲嚴氏家館延請塾師,經人介紹,張伯苓和嚴範孫結識,受聘到嚴氏家館任教。他此後在教育實踐中得益于嚴範孫之處頗多。他經常對學生們說:“真萬幸,遇到嚴先生。嚴先生可以說是今之聖人。”

    在嚴氏家館授課過程中,張伯苓盡量按照自己親身體驗的新式教育方式組織教學,一反往日家塾教學的刻闆與教條,不再讓學生們坐在座位上搖頭晃腦地死記硬背,而能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加以吸收和理解。

    張伯苓非常注重體育鍛煉。爲了增強學生的體魄,張伯苓還特意開設了操身課(即後來的體育課),并不辭辛勞地兼任學生的操身教師,教學生們練習柔軟體操、角力、啞鈴、跳高、棒錘等。他還爲學生們安排了非常豐富的閑暇活動,教他們下圍棋、打旗語、攝影、踢足球、騎自行車。不管是教學内容,還是教育方式,嚴氏家館已經逐漸向新式教育方向轉化,成爲民辦新式學堂的雛形。

  家館變成中學

    1903年,嚴範孫被袁世凱提拔爲直隸學校司督辦,成爲直隸地區管轄教育的高級官員。次年六月,嚴範孫和張伯苓一起,在日本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實地考察。嚴、張二人還結識了多位日本教育家,共同探讨有關學校建設及教科書編纂等問題。嚴範孫與張伯苓回到天津之後,便雷厲風行地開始了籌備建立新式學校的工作。

    由于張伯苓的教學方式受到社會的好評,天津“八大家”之一的鹽商“益德王”王奎章也出面聘請張伯苓,爲王氏家館的六個學生教授英文、數學等自然學科知識。于是,張伯苓就打算以嚴、王兩家的家館爲基礎,建立中學。而嚴家和王家也各盡所能地支持張伯苓,出錢的出錢,捐物的捐物,提供場地的提供場地。

    1904年10月17日,一所私立中學堂在嚴家的偏院正式建立。張伯苓擔任監督,總管學校一切事物,從此開始了他投身新式學校教學、管理的漫長生涯。中學堂的學生來源以嚴館和王館的學生爲主,又從社會中招收了梅贻琦、金邦正、喻傳鑒等人。

    學校最初開設的課程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有關“中學”的課程,如讀經、國文、曆史等;二是涉及“西學”内容的課程,如地理、物理、化學、數學(包括代數和幾何)、英文等。1904年底,按照嚴範孫的意見,張伯苓将學校更名爲“私立敬業中學堂”,取“肅敬受業”之意。一年後,按照政府的規定,學校名稱必須表明它的資金來源和性質,遂又更名爲“私立第一中學堂”。

    學校聲名鵲起,前來求學的學生不斷增加,不久就超過了一百人,嚴氏偏院已經無法容納這麽多的學生了。天津的一位士紳鄭菊如主動将自己在城南水閘旁的一塊大約十餘畝的土地捐給私立第一中學堂。

    1911年,清華學校代理總辦顔惠慶聘請張伯苓前去北京擔任清華學校的教務長,總攬清華學校的校務。盡管清華的辦學條件明顯好過私立第一中學堂,但是張伯苓并不願意放棄自己在天津開創的這番事業,因此隻得辛苦地在天津、北京兩邊跑,兩邊都照顧。張伯苓曾經風趣地說:“我是個保姆,同時撫養兩個小孩兒。”在清華任職大約半年之後,張伯苓最終還是辭去了讓人羨慕的教務長一職,專心經營自己的學校。這次在清華任職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清華學校所推行的美國教育方式卻給張伯苓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嘗試着将美式教育引入私立第一中學堂,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同年,直隸提學使傅增湘饬令把天津客籍學堂和長蘆中學堂并入私立第一中學堂。因此,原本撥給這兩所學堂的經費也一并撥了過來。由于接受了公款,所以私立第一中學堂改名爲公立南開中學堂,一是表明資金來源,二是表明學校所在地。所謂南開,包含着它位于天津城西南的一塊窪地的意思。

    締造南開大學

    民國初年,作爲中國最重要的近代工商業城市,天津顯示出勃勃生機。張伯苓敏銳地察覺到社會的發展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的渴求,遂下定決心盡自己的最大力量創辦一所大學,也爲南開學校的優秀畢業生繼續深造提供條件。放眼國内,要麽是像北京大學這樣的國立大學,要麽是得到國外教會支持發展起來的教會大學,并沒有較完善的、非常成功的私立大學可資參考借鑒。爲此,他遠渡重洋,于1917年8月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修高等教育。著名教育家杜威、克伯屈、桑代克等人指導張伯苓學習了有關教育學、教育哲學、心理學、教育行政等方面的課程。張伯苓還拜訪了一些教育學家,如與凱爾鮑德裏教授就中美教育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切磋。凱爾鮑德裏教授認爲中國的學校應該向學生灌輸一些共和思想,以樹立民主觀念和公共群體意識,抵消長期以來封建思想所産生的影響。這番話讓張伯苓沉思良久。

    歸國後,他就雷厲風行地組織起南開大學籌備委員會,負責規劃設計校園、宿舍、教學樓等具體事宜,并且開始在外面四處奔波,爲創辦大學籌募經費。1919年秋,張伯苓的努力終于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南開大學正式宣告成立。

    創校伊始,張伯苓就表現出極強的開拓進取精神和服務意識。南開大學的學科設置從一開始就體現出張伯苓的辦學理念,即務求實用和服務社會。以南開文學院爲例,便是“以政治經濟爲主幹,以曆史哲學及教育心理三系附之。如此學生即可專其所學而緻實用之效”。這既是張伯苓根據自身财力和辦學規模所進行的慎重考慮,也是南開大學從學科設置上考慮培養學生主動适應社會的一種具體體現。

    早在美國研修教育學的時候,張伯苓就開始留心,在中國留學生中爲南開大學物色教師人才。很多中國留學生在畢業歸國之後,也直接來到了南開任教。南開大學剛剛成立不久,在張伯苓的周圍,就陸續聚集起一個兢兢業業爲南開大學發展盡心盡力的優秀教師群體。張伯苓尊重每一位教師,每位新教師到校,總要舉行歡迎茶話會,并由學校撥給一間宿舍,裏面各種家具用品一應俱全,每天還派專人清掃,讓人産生到家的感覺。

    在培養教學、科研人才方面,張伯苓更是想方設法爲有潛力的教師提供深造的機會。化學系的楊石先教授,到南開大學之後工作成績非常突出,張伯苓遂用美國羅氏基金派他去美國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楊石先獲博士學位之後,謝絕了德國的高薪聘請,重新返回南開大學任教,成爲南開大學理學院的奠基人之一。或許,吳大猷的一番話最能集中表達教師們共同的心聲:

    張伯苓校長在聲望、規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學的情形下,藉伯樂識才之能,聘得年輕學者,予以研教環境,使其繼續成長,卒有大成。這是較一所學校藉已建立之聲望、設備及高薪延聘已有聲望之名家,更爲難能可貴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後者是延攬現成的人才。從這觀點看,南開大學實有極高的成就。

  石頭越滾越圓

    至1934年,整個南開學校校産總值約爲三百多萬銀元,其中校舍一百多萬,地皮七十多萬。與同時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學相比,南開大學接受國家補助金額僅次于中法大學,名列第二。它所接受的社會捐助也居于私立大學的前列。能夠取得這樣的驕人成績,張伯苓“化緣興學”功不可沒。

    南開采取的是校董會下的校長負責制。1932年,校董事會的董事爲嚴智怡、顔惠慶、陶孟和、胡适、李組紳、李琴湘、卞俶成、王秉喆、丁文江等九人。

    透過名單可以看出,能夠當選南開校董的多是南開的“财東”,而這些财東既要爲南開籌得一定的捐款又要具有較高社會聲望。董事會對于南開來說,是社會力量的實質性介入,并對南開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從張伯苓的言行中,我們對其創業的艱難可以有更多地認識和了解:“四十多年來,我好像一塊石頭,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滾,不敢作片刻停留。一塊石頭隻須不斷地向前滾,至少沾不上苔黴,我深信石頭會愈滾愈圓,路也會愈走愈寬的。”

    張伯苓爲南開掙下數百萬産業,從沒有在自己身上亂花過一分錢。他不肯坐汽車,而是用一輛人力車,還非他專用,所有南開同仁都可以和他分享。有幾個調皮的同學将人力車後擋闆弄壞了,張伯苓也不肯更換新車,總是湊合着用。在天津市内開會時,他經常以步代車。一次散會時,有服務員詢問張伯苓的車号是多少,他随口答道:“11号。”該服務員找來找去也沒發現11号車。等他看到張伯苓已經走遠的背影,這才領悟“11号”就是步行的意思。每次去北京,張伯苓總住在前門外施家胡同的北京旅館。學生們深情地回憶說:“該旅館價格便宜,每日一元。先生去時,每次帶一盒臭蟲藥,一包茶葉。北京旅館的臭蟲很多,永遠歡迎客人。臭蟲藥是必需的防敵設備。另外張先生自帶一包茶葉,因爲旅館的茶葉實在太劣,太要不得,這一包茶葉是張先生惟一的奢侈品。”張伯苓給教授們修建了寬敞的住宅,但是自己卻住在南開中學後面一個羊皮市場的簡陋平房裏。有一次張學良去拜訪他,汽車在附近轉了好長時間,最後在那條曬滿了羊皮,散發着惡臭的小路上,找到張伯苓的居所,張學良不禁對張伯苓的簡樸深表敬佩。

    摘自《張伯苓》侯傑、秦方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版16.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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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
張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名壽春,中國現代職業教育家。南開大學創建人、校長。

生平
張伯苓1876年出生于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上海聖約翰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期間曾受教于美國著名教育家、哲學家杜威。

張伯苓早年執教嚴氏家館,後與嚴修創辦南開系列學校。1919年至1948年長期擔任南開大學校長。抗戰期間率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合組西南聯合大學,與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共同擔任聯大常務委員、主持校務。1938年,張伯苓接辦四川省自貢市自流井區蜀光中學,張伯苓先生四大金剛之首喻傳鑒兼任蜀光中學校長。

1951年病逝于天津,臨終遺囑敦囑南開師生“爲公爲國,擁護人民政府,以建設富強康樂的新中國”。


評價
 
他是南開系列學校的創始人和主要管理者。但由于其曾任中華民國考試院院長,因此在1949年以後,在中國大陸長期未能得到官方的正面評價,其在教育領域的成績也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宣揚。直至改革開放以後,官方對他的評價方有所改變,稱其爲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其在教育領域的突出貢獻也開始廣爲人知,并因此受到廣大南開系列學校師生的尊崇。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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