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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十一)凡人皆罵
蔣介石——(十一)凡人皆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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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脾氣暴躁,喜歡罵人,不只當面罵,背后也罵,他在日記中,幾乎批評過所有人,卻很少見到他贊揚某人。

       191917,有黃某來談事,蔣介石“厲斥其非,使人難堪”。幾個月后,蔣介石接見鄧某,故態復萌,“心懷憤激,怨語謾言,不絕于口”。這樣的情況發生多次,連他自己都為“會客時言語常帶粗暴之氣”而對自己不滿,在日記中寫下“戒之”二字。但是,自責歸自責,蔣介石仍然時發暴性,多年也未能改掉此惡習,他的日記中很多這種記載:

        192147,“叱嚇下人,暴性又發”;

     19211022,“對禮卿發脾氣,自知形態不雅”;

     192535,“昨夜罵人太甚,幾使夢魂有愧”;

     1925107,“今日暴性勃發,幾視國人皆為可殺”;

     1926113,“茂如來會,以其心術不正,敗壞校風,憤恨之余,大加面斥”

        蔣介石知道這樣不對,立志設法改正,做到“口不罵人,手不打人,言不憤激,氣不囂張”,但是收效不大。有些人年輕時雖然氣盛,年長就逐漸“息心靜氣,凝神和顏”,但蔣介石的“厲色惡聲”、“暴戾狠蠻”卻并沒有隨著年齡增長而減退,至其中晚年,依然如故。

        1945220,蔣介石召集國府委員會議,對孫科厲聲訓斥,斥責他在新華日報談話荒謬,喪失革命人格,“且已成為總理之叛徒,政府不能容此敗類,危害黨國”。會上罵完還不解氣,繼續又在會客室再加痛斥,孫科“不敢以一言聲辯”。蔣介石認為自己罵得對:“此種不肖之子,不得不加以痛戒”。

       1947年123,蔣介石召見財政部俞鴻鈞部長,以及四行聯合總管理處徐秘書長。因為徐某工作不力,蔣介石當面斥責了他,而俞鴻鈞也因督導不嚴,被蔣介石指摘。事后,蔣介石感到有些歉意:“俞實代人受過,于余心甚不安也。”

        當面斥責不少,背后批評更多。蔣介石日記中,對他人的指責比比皆是,茲擇錄若干于此。

        不滿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報刊輿論“對領袖妄肆批評”:

      1944年6月30日:“文人之面譽背毀,口是心非,有如傅某者(注:指傅斯年),其依賴外力不以為羞。”

     1945年13:“昨日報載黃炎培等元旦頌詞,其幸災樂禍、投機取巧、顛倒黑白、媚夷侮夏之心理,情見乎詞…如大公報者,名為公論,而實則投機。”

     1945年715:“左舜生、黃炎培等參政員借名共黨反對國民大會……此等無恥政客實為漢奸之不如……”

     謾罵監察委員、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等為“卑劣無知之民意機構”:

     1947930:“監察、立法委員多以攻訐政府、毀謗官吏為能事,道德風格,掃地殆盡,足為國家前途憂也。”

     1948627:“河南在京之立法委員以及監察委員、國民大會代表無志節,無廉恥,自私自利,偷生怕死,以人民代表而不負責盡職,詆毀政府,侮辱軍隊,徒為共匪張目,為本黨之敗類,在立法院中提案質詢,形同狂犬,誠不勝為國家前途悲愴之至”。

     19481124:“監察委員對宋、孔兩家之攻訐,糾纏誣蔑,日甚一日,如此卑劣無知之民意機構,其不顧大局,為匪作倀者。”

      痛斥美國人刁難輕侮、陰險卑劣、猙獰、幼稚、智識淺薄,就連美國總統羅斯福腿有殘疾也不放過攻擊:

      1944年91621:“史迪威之刁難輕侮,更令人難堪”;“史迪威之陰險卑劣已達極點”。

     1944107:“若未有此三電,則不能發現羅斯福猙獰之面目,而余猶以其真為和平救星矣。昔聞先慈嘗言,凡斜目跛腳者必非善人,今益信而有證矣。”

     1944年11月11:“美國人之幼稚,只有被英國欺詐與俄共蒙混……余初認為以赫爾利之經驗與老成,赴共交涉,必不如其他美國智識淺薄者流,易為共匪所誘惑,殊不知竟大謬不然也”。

     1948年6月27日:“自國民大會開會以來,政治失敗,軍事棘手,經濟崩潰,外交陷于孤立,此雖為共匪內亂所造成,而使我國今日陷于如此絕境者,實馬歇爾陰狠有以致之。”

        宋、孔、陳家族,本為蔣介石政治經濟依靠,但也存在矛盾與利益之爭,對于曾為自己左膀右臂的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兄弟,蔣介石也有不滿,日記中曾言,“內親不正之事,更使人添愁,思之抑郁無已”:

      1945年7月15日:“參政會傅斯年等突提出對中國銀行美金公債舞弊案,而庸之(注:孔祥熙)又不愿開誠見告,令人憂憤不置,內外人心陷溺,人欲橫流,道德淪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1945年7月22:“子文自俄回來,其不愿負責簽約是否有意為難,固不能斷定,但其重身輕國之行昭然若揭。至于彼獨占財政經濟之心思,更不可自制矣”。

        1945年7月25:“去年對美之外交惡化,幾至絕境者,可說皆由庸之操縱中行,不愿告余實際存數,使余不能不對美作強制要求也。庸人不可與之再共國事矣”。

     1946930:“國內政治與經濟狀況仍未見好轉,尤其外匯匯率提高以后,美元大漲,物價波動,此乃子文經驗不足與疏忽之故也”。

     1947年1月31:“外匯基金日減,黃金漸空,子文不學無術,敗壞國是,不勝焦慮之至”。

     1948521:“立夫對余亦玩弄手段,以偽投票方式使余不能不從其意提名何應欽為行政院長,并藉以排除其政敵張群,殊為痛心。”25日,召見陳立夫部長,“對其好弄手段,不知反省,一意怪人,彌覺痛心。”

     1948612:“召見陳果夫,斥責其所培植之干部,在立法院之言行,徒貽反對者所快,為共匪造機會,使我黨自趨滅亡。”

        批評高級將領、黨員干部不負責任、怯懦無能、無膽識、無血性、無志氣、不識大體:

        1944546日:“蔣(鼎文)湯(恩伯)而長官決定放棄虎牢關與登封,來電話請示,將領怯懦無能,竟至于此,殊為可痛。”“銘三(注:蔣鼎文)如此無膽識,此誠為意料所不及也。”

     1945年5月1:“健生(注:白崇禧)量淺心狹至此,何能担當大事。”

     1945年1219:“召見敬之(注:何應欽),聽取其報告,對于重要業務與軍事部署,毫無行動,皆限于沉睡狀態,輒談各處共禍之如何嚴重,而并未提出處置辦法。如此不負責任,不知職守,無血性、無志氣之習性,仍如往昔,毫未改變。……陳紹寬之狹小無能,乃為陸海無獨有偶,處處非我親到,即一切皆呈癱瘓現象,無一息生氣,尤以南京為然。……干部如此,何能建國,思之郁悶。……終日毫無樂趣,實為黨國無才悲也”。

     1948年4月3:“桂系(指白崇禧、黃紹等廣西人士)為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如不遂意,則以分裂本黨、廣西代表不出席、推翻國民大會為威脅”。“其不惟不擇手段,抑且絕無廉恥。無恥如此,真不可救藥矣。”

     1948年4月21:“副總統競選,各人之丑態百出,無德無恥,黨紀掃地,更不堪言矣。”

     1948年8月4:何應欽“推過爭功之技術,機巧已極,而其宣傳方法,……可謂投機取巧,盡其能事者矣。……培養三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終為人利用,而毫不自覺,無骨氣,無人格,誠枉費我一生心血。此亦為余平生最大失敗之一也。”

        1948年8月31:“敬之(何應欽)諉過尤人,對上不忠,對下無信”。

     1948年9月2:國防部何應欽部長“思想言行之乖違與卑劣,實已不可救藥矣”。“敬之主持軍政事宜,二十年來,因循茍且,不能建立軍隊之人事與經理制度,致成今日國破民困之窘境,而猶不知自省,反厚顏自得,謂其無負于國家與人民矣。……如此固執性情,褊隘氣度,將來誤軍國大事者,必此人也。

     1949年5月31:“昨日李宗仁提出以居正繼任行政院長案,最為毒辣,其必欲徹底毀滅本黨革命基礎之陰謀,已毫無忌憚矣。所可痛者,本黨中央干部皆袖手旁觀,視若無睹,而何應欽不能担當艱巨,任人處治,周至柔與陳誠私見甚深,忽由滬赴粵,而不愿來臺,因其欲謀臺省主席而不得。”

     1949827:“一周內最感痛心之事莫過于墨三(注:顧祝同)對保衛廣州之指示陽奉陰違,蒙上欺下,任人戲弄,不負責任,必使粵局敗壞至不可收拾而后止。至薛伯陵此時尚爭權奪利怨天尤人而不知危在旦夕葬身無地也。”

     1949年10月1:“伯川(注:閻錫山)意志固執,德鄰(注:李宗仁)意氣用事,彼等以私害公,均不識大體”。

        這么多黨政軍要人,在蔣介石眼里,竟然無一人沒有缺點,“無一人可與言大事決大計也”。凡事都是人家的錯,出了問題都是別人的責任,他自己卻很少作深刻檢討,只是一味批評屬下。這樣的領袖,怎能贏得人心,讓大家同心同德呢?蔣介石并非不知,動輒對他人“痛斥深責,而且過甚其詞”,“不僅于事無補,甚至自失威信”。他也告誡自己應該“不急勿燥,持志自守,養氣戒怒”,要持志慎言”,“止言靜安”,沉默寡言,不輕發怒”,這樣才能“人人皆樂為我用”。可惜,蔣介石改不了自己性格上的這一大弱點,沒能留住人心,救國并自救。

2012-08-05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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