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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領袖蔣介石(連載之一) 第一章   中日往事掠影
抗日領袖蔣介石(連載之一) 第一章 中日往事掠影
袁定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一章   中日往事掠影

 

 

第一節   優美的傳說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隔海相望,是由蔚藍的大海“連結”起來的兩個鄰邦。那浩淼無垠碧浪騰空的滄海,閱歷了多少盪氣迴腸的人生歲月,歷史煙塵?古往今來,蘊涵著幾許中日之間難以理清的歷史往事?中日兩國開始交往的日子實在是太遙遠太遙遠了,遙遠到誰也無法說清的時刻。

那個連結的“結”字,本是由絲絛把“吉祥”結為一體賜予兩國民眾的禮物,然而在滾滾的歷史烽煙中,日本滿懷私欲的政客們,由於魔心獸性的作祟,將吉祥化為兵燹,幾度給兩國民眾造成無法言狀的苦難!

世間事,說得清的是歷史,說不清的叫傳說。

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是司馬遷撰寫的說得清的歷史,就在這說得清的歷史撰述中,也記載著許多無法說清的往古傳說。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王嬴政吞併六國,統一天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郡守,縣設縣令,一切權利集於中央,郡守、縣令皆由中央派遣,把百姓民眾更名叫做“黔首”,於是,天下便成為了他一個人的天下。這時秦王嬴政認為,自己已處於人生的頂峰、極點,建立了三皇所未有,五帝所不及的功勳,如果不更改名號、稱謂,就算不得人生事業的成功,且無法傳於後世。於是便廢除三代時王的稱謂,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二字,連在一起,號曰“皇帝”,自稱“始皇帝”。秦始皇原想,其後世子孫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至無窮。好在秦政暴虐,二世而亡,如果當年秦始皇的這個想法真的實現了,那麼,現代的我們,將都是他N代子孫的臣民了。

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之後,志滿意得,西巡隴西,東登泰山,巡視天下,周遊四方。基業既定,在充分領略了一切物質享受的同時,另一個最大的欲望就是千方百計追求長壽。於是走訪神仙,尋求仙丹,尋找長生不老靈丹妙藥,遂成為秦始皇朝朝暮暮的心思。上之所好,下必趨奉。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第一版第一冊P247頁。)

徐市,就是後世傳說中的徐福。其實,世上哪有神仙,哪有長生不老的仙丹靈藥。因此徐福帶領數千童男童女,漂洋過海,一去不返。東漢時沿海民眾仍有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據說他們在那遙遠的海島上拓荒耕種,繁衍生息,立邦建國,這便是後來的日本,日本與中國原本是同文同種的一家人。在日本,也流傳著關於徐福的傳說,則是另一個版本。日本人認為,徐福為他們帶來了童男童女、百工、穀種、農具、藥物及生產技術和醫術,對日本經濟國力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為“司農耕神”和“司藥神”。每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都要祭祀徐福。

 

第二節  倭奴國

 

在中國歷史典籍中,對於日本的最早記載是在《漢書·地理志》中:“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倭即對日本的早期稱謂。

到了東漢時代,中日兩國才有所交往,在範曄所著的《後漢書·東夷列傳》中,對日本亦稱倭,始有記載:“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筆者),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西元107年——筆者),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

東漢光武帝賜給日本倭奴國的是一顆“漢倭奴國王”金印。這顆金印於兩百多年前在日本志賀島出土,一九五四年被日本定為一級國寶,現藏於日本福岡的市立博物館。

由上述史料可知,中華帝國于漢代時始知在東海之濱有倭人,而在史冊中尚不稱其為國,只有一個倭字,行文中才稱其為倭奴國。漢光武帝及安帝時倭奴國曾兩度派人來中國奉貢朝賀。史書上雖未記載他們是如何來到中國的,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當時的倭人已經擁有航海知識,並掌握了航海技術,建造了航海船隻,已可以航行于大海波濤之中。

中華帝國東漢之後,經歷了三國、兩晉、南北朝,在這將近五百年的時光裏,在魏、晉及南朝之初的宋時。日本仍時有使者前來奉獻方物。

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分裂統一全國之後,中日交往有所發展。在《隋書·列傳第四十六·東夷》篇中,開始稱其為國,有了稍多文字的記載:“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裏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開皇十二年(西元592年——筆者)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雲委我弟。高祖曰「此太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軍尼〕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裏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

隋煬帝大業四年(西元608年——筆者)派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途經倭國的十餘個屬國,達於海岸。倭王遣小德阿輩臺,率領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相迎。十幾天之後,倭王與裴清相見,非常高興地說道:“我聞海西有大隋,禮儀之國,故遣使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可見當時的日本對於中國的文化禮儀,相當仰慕:“我聞海西有大隋,禮儀之國,……冀聞大國惟新之化”,這是何等敬重之語。

從歷史典籍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在大約一千五百年前,中國對於世界上國際關係如何處理,外交原則如何確定,已經初步形成。《隋書·列傳第四十六·東夷》篇中載有:“史臣曰:廣穀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緜(mian)邈山海,而易以道禦。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疏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至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mo)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采者,其徒楛(hu)矢之貢而已乎?……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隋煬帝楊廣——筆者)震而矜之,以為人莫若己,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文帝楊堅以其雄才大略,結束南北分裂,統一全國,輕徭役,薄賦斂,與民休養生息,在位二十四年,致使天下殷實,國力強盛,據說倉中所積糧食,可供全國食用五六十年。楊廣登基,窮奢極慾,揮霍無度,複修長城,開挖運河,遠征高麗,不求廣德,務求廣地,違背兵志古訓,遂導致楊隋亦成為二代即亡的短命王朝。一千五百年後,跨入世界列強行列的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所招致的慘敗,亦同樣是違背了「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這一兵志古訓的結果。

 

第三節   遣隋、遣唐使

 

到了唐朝、宋朝的時候,正史典籍中有了日本的稱謂。《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九》“東夷篇”中,將倭國、日本並列。“倭國者,古倭奴國也,去京師一萬四千里。……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十》“外國七”篇中,只列有日本國,不再將倭奴國並列。文中稱:“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本為名,或雲惡其舊名改之也。”

貞觀五年(西元631年),日本國派遣使者奉獻方物,唐太宗矜其道遠,敕所司不要讓他們年年來貢。

日本人久仰中國文化,所以在隋、唐兩朝時代,先後多次選派人數眾多,包括各類人才在內的使團,前來學習,史稱遣隋使和遣唐使。西元717年(唐·開元·五年),李隆基統治大唐的第五年,第九次日本遣唐使抵達長安,使團隨員多達557人,除了正使、副使以及大量的工作人員之外,還有不少十八九歲的留學生,十九歲的阿倍仲麻呂就是其中之一。使團人員來到中國後,他們廣泛瞭解大唐文明,觀察社會,博覽群書,經史子集無不流覽,對於唐朝的典章律令,教育制度,文化藝術,人文服飾,醫藥農藝等無不悉心研究;對於當時流行於唐朝的佛教文化,也是用心吸納。使團人員學成回國時,常常攜帶大量的漢文典籍,匠藝工具以及作物花卉種子回去,從而將中國的傳統文化、生產技術傳播到日本。

據有關史料記載,一千多年前的日本“遣唐使船”,大約船長三十餘米,船寬近十米,頭尾高翹,分為三層,每船可以運載一百餘人。使團最龐大的一次,四艘大船,六百餘人。船隊揚帆起航,駛向日本西方文明之鄉的中國,乘風破浪,奮力航行,其雄心毅力,執著追求的精神,堪稱為千年以前日本人的“下西洋”了!這要比明成祖時代的鄭和下西洋,早了四五百年。

日本大和民族,是一個勤於學習的民族,也是一個強悍的民族,更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民族,在處理對外關係上,常常具有無法確定的兩面性。

隋朝時代,他們就派遣使團與隋朝通好,唐朝初年仍繼續派遣使者奉獻方物。但是,為了所謂的盟友及自身的利害關係,其實質是為自身的利害關係,竟與大唐發生衝突,且不惜與大唐王朝兵戎相見。

唐朝初年,朝鮮半島處於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的局面。三國都想統一半島,但都又沒有能力實現自己的心願,於是便向鄰國尋求援助,各自分別與唐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最後形成了以高句麗、百濟、日本為一方,新羅、唐朝為另一方的政治格局。西元660年,百濟向新羅發動進攻,想一舉吞掉新羅。新羅見勢立即向大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接到新羅告急求援的表章之後,立即派遣劉仁軌為主帥,帥軍渡海攻擊百濟,解除新羅危難。在唐軍與新羅軍的南北夾擊之下,百濟軍隊很快潰敗。接著,唐軍與新羅聯兵向百濟都城泗沘進軍,不到十日,便滅亡了百濟。

唐新聯軍滅了百濟之後,原百濟將領福信遣使至日本,向日本乞求出兵援救。為了保住自己在朝鮮半島上的勢力與既得利益,日本天皇任命阿曇比羅夫、阿倍比羅夫、秦田來津分率前軍、後軍和別動隊,組成了一支遠征軍,率領兩萬七千餘人的船隊開赴百濟,西元663年6月向新羅發起進攻,在白江口與唐軍激戰,這是在一千三百多年前,中日兩國之間發生的第一場戰爭關於這場戰爭的戰況與戰果,《舊唐書·列傳第三十四·劉仁軌傳》中,曾有扼要的記載:“仁軌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很顯然,唐軍大勝,日軍慘敗。倭人白江口之戰的倖存者,乘船逃回日本,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戰爭至此結束,日本勢力退出了朝鮮半島。

日軍在朝鮮的慘敗證明了當時日本根本無力與中國抗衡。損失慘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趕緊求和,唐朝一旦下決心進攻日本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日本立即換上另一副面孔,再連連派出“遣唐使”來華,開始認真的向中國進行全面學習,以求改造日本。

日本大和民族是一個極其擅於權變的民族,更是一個善於學習他人長處的民族。

雄偉的長安城,壯麗的大明宮,大唐的興旺氣象,深深地震撼了日本人。那時的日本全面向大唐學習,與日後的明治維新時期全面向西方學習如出一轍。一次又一次的遣唐使團返回日本的時候,不僅帶回大量的典籍,還包括不少藝術珍品。大唐王朝不計前惡,派遣各類工匠,隨船前往日本,幫助日本營建廟宇宮室。仿照長安城的形制,日本人建造了自己的都城——平安京;根據大明宮的風格,日本天皇建造了自己的皇宮——平城宮。從典章制度到律法規範,從都城營建到生活習俗,日本文化都深受大唐的影響,今天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這些世界文化遺產無不銘刻著盛世大唐的印記。

十九歲就隨同遣唐使團來大唐留學的阿倍仲麻呂,當他踏入大唐帝國高度文明的土壤時,可能不曾會想到,他將在大唐的繁華世界中度過自己的一生。開放的大唐,不僅為日本留學生提供飲食起居,而且還發放數額不菲的獎學金,到達大唐不久,年輕的阿倍仲麻呂就進入長安的太學。一千多年前的長安太學,或許是當時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大學,日本人,新羅人,西域人,波斯人,東西方的留學生濟濟一堂,如饑似渴地學習大唐文化。數年之後,阿倍仲麻呂參加大唐的科舉考試,竟然以才學出眾而進士及第,唐玄宗欣賞阿倍仲麻呂的才華,特賜名晁衡,一個外國人,在學者如林的大唐,能夠取得如此優異的成就,堪稱奇跡。正因為阿倍仲麻呂的才華出眾,他不但與詩仙李白相識,而且成為了知心好友。

阿倍仲麻呂離鄉日久,思親心切。西元753年,他呈表唐玄宗,請求恩准隨遣唐使回國探親,唐玄宗許之,並命他為回訪使者。阿倍仲麻呂非常感動,他寫了一首“銜命還國作詩”,贈給他的唐朝朋友。詩曰: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

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

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

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林。

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

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他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共乘一舟回國。船出長江口,他仰望明月,思緒縈懷,感慨萬端,遂又寫了一首“望鄉詩”。詩曰:

 

翹首望長天,神馳奈良邊。

三笠山頂上,想又皎月圓。

 

回國途中,不幸在海上遭遇颱風,航船迷失方向,遂在人們的視野中消失。長安傳說,使團航船在海上被颱風吞沒,船上人員皆葬身大海。李白聞聽,為好友晁衡罹難極為傷心,遂寫下《哭晁衡詩》一首:

 

日本晁卿辭帝都,

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

白雲愁色滿蒼梧。

 

其實,使團的航船,雖曾遭遇海上風暴,但並未沉沒,而是漂到了南海一帶。最後晁衡又返回中國,繼續在唐朝任職。西元771年,在長安逝世,終年七十三歲。

 

第四節  宋朝時中日僧眾的往來

 

日本派遣僧人來到中國學習佛經,在隋唐時代已經開始。到了宋朝時,僧人交往更加頻繁。《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十》“外國七”篇中記載:“雍熙元年(西元984年——筆者),日本國僧奝(diao)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並本國職員今〔令〕、王年代紀各一卷。奝然衣綠,自雲姓藤原氏,父為真連,真連,其國五品品官也。奝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雲:「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産絲蠶,多織絹,薄緻可愛。樂有中國、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

宋太宗趙炅(jiong)特意召見奝然,存撫甚厚,賜予紫衣,讓他住到太平興國寺,生活學習上給予諸多優待。奝然在開封生活學習了一年多後,搭乘台州甯海縣商人鄭仁德的商船回國。

鄭仁德在日本經商數年後返回大宋,奝然派遣弟子喜因等奉表隨船再來中國,向宋朝皇帝謝恩。表曰:

“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奝然啟: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雲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山嶽之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宇內之瓌(gui)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巌扃(jong)晴前,拜聖燈於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遊。遂使蓮花逥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跡。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ming),恩高五嶽, 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嘉因、並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    (《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十·外國七》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P14135—14136頁。)

這是一千年前一個日本僧人,呈送給大宋皇帝的一篇謝恩表,表章開篇,首先暢述對於大宋皇朝的感恩眷戀之情,然後依次敍述他如何離開日本國土,如何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求學;到達中國之後,又是如何受到皇帝的恩寵,除安排他在京城學習之外,還安排他去許多地方遊歷參觀;學成回國,普通僧俗人等與達官貴人們無不以羡慕的目光歡迎他的歸來,使他自感無上榮光。因此奝然發自肺腑地說道: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全文不到四百字,奝然用了不少“漢典佛語”,由此可見其漢學、佛學造詣之深。這篇充滿激情的謝恩表,使今天的我們深深地感受到,千年之前中日兩國關係的融洽與和諧。

那時,來往於中日之間海上的船隻,無論是航船設備,航海技術還是駕駛能力,都還無法抗拒海上風暴,所以常有因風浪而漂泊到兩國的船隻。如宋真宗趙恒咸平五年(西元1002年)建州海賈周世昌在海上遭遇風暴,他的商船漂至日本,在日本居住七年才返回中國,在日本還交了不少朋友,平日尚有詩詞唱和。

在那航海事業尚不發達的年代,船行海上,一遇風暴,常常會隨風漂泊。宋孝宗趙眘淳熙三年(西元1176年),日本船隻在海上遇到風浪,隨風漂泊到明州(今浙江寧波地區)船上食物已經用盡,一百餘人行乞到臨安府,朝廷下詔,每人每天給錢五十文、米二升,等待日本商船來臨,一起回國。此後,在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裏,有日本船隻多次漂泊至浙江沿海地區,宋朝均給予妥善安置,送其回國。

《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十·外國七》中曾記載了當時發生的一樁命案:“淳熙二年,倭船火兒滕太明毆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

這類外交事件,一千年前的古人處理得冷靜而人道。

 

第五節   日、中“心結”

 

元朝是用鐵蹄踏出的江山,戰馬嘶鳴,馳騁疆場,一代英傑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鐵騎,征戰歐亞大陸,創建起蒙元帝國。元世祖忽必烈稱帝之後,滿懷雄霸天下之心,但不諳治國之術,更不通睦鄰之道。他從歷史典籍中得知,自東漢以來,日本國常來中國朝貢,隋唐時代更為頻繁,派遣人數眾多的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來留學,常常遣使朝貢,奉獻方物。而他登基之後,卻不見日本前來通好,心中頗是不悅。   

元世祖至元二年(西元1265年),高麗國告訴元世祖,海國日本可以通好,可以選派使者,前去聯絡。元世祖聞聽甚是高興,遂於翌年三月,命兵部侍郎黑的,擔任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為國信副使,持國書出使日本。國書曰: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佈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元史·列傳第九十五·外夷一》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4625—4626頁。)

原本是一篇遣使通好的“國書”,字裏行間所流露的倒像一篇通牒對方的“戰表”。咬文嚼字二百言,有受命上天洋洋自得的狂傲,有威加四方蔑視鄰邦的輕浮,更有不相通好以至用兵的威脅。

元世祖命兵部侍郎黑的等,持書取道高麗,前往日本國。高麗國國王王禃奉命立即派遣他的樞密院副使宋君斐、禮部侍郎金贊作為嚮導,陪同黑的等前往日本。但因季節不合,風向不順,行船艱難,不至而還。

黑的等出使日本未達目的,忽必烈終不甘心。兩年以後,再次派遣黑的等赴高麗,傳諭高麗國王王禃,全權辦理通好日本事宜,必須要有結果。高麗國王王禃以為,海道險阻,不可勞煩上國天使,於是派遣他的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前往日本,在日停留半年有餘,但仍不得要領而歸。

元世祖至元五年九月,第三次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複持書前往日本,這次他們到了日本國的對馬島,但日本人卻拒而不納。黑的、殷弘深感憤怒,遂強行將兩個叫作塔二郎、彌二郎的日本人帶回元朝。第二年,又命高麗國官員金有成拿住元朝中書省的信函,將塔二郎、彌二郎二人送還日本。金有成雖將信函呈送日本官府,結果仍是杳無回音。

元世祖忽必烈,對於日本,不管條件具備與否,志在必得通好,實際上就是一定要日本臣服于他,成為他的一個藩屬國。至元六年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持書四度出使日本,書曰:

“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撫慰,俾齎(ji)牒以還,遂複寂寞無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元史·列傳第九十五·外夷一》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P4626—4627頁。)

很顯然,忽必烈是個不懂外交的皇帝。

忽必烈的思維方法,隨著他的閱歷與成功,已經形成一種固定模式,目空一切,惟我獨尊。如是數次派人,遠赴日本謀求通好,終因大海茫茫,風浪無時,再加語言隔膜,中多誤會,十數年間,雖說使節亦曾數度往返,忽必烈始終未能如願。

至元十七年(西元1280年)二月,不知何故,日本國竟擅殺元朝國使杜世忠等。忽必烈多次派人出使日本,所持國書,雖多有威脅話語,但其基本理念還是通好修睦,建立鄰國間相互友好關係。日本國莫名其妙的殺戮,這就惹怒了忽必烈。十八年正月,忽必烈下旨,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範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大軍征討日本。

在航海船艦,航海知識,航海技術,航海能力等諸多方面,尚處於朦朧時代,初級階段,冒然派遣十萬大軍,出海遠征,很顯然是一次非常冒險的行動,其結果不難預見。所以這次出征,終因不諳東海水道,不懂季節信風,不知日本地理,不察倭人民俗,不悉日本國土輿情,故而與日人接戰即遭潰敗,再者暴風破舟,招致喪全師以還。據元史記載,戰敗,“餘二三萬為其虜去”,“十萬之眾得還者三人耳”。

日本雖是小國,既生存與天地之間,自有其民族的崇尚,國家的尊嚴,不能受他人之辱。

 

第六節   寇犯海疆

 

在元朝統治中國的將近一個世紀裏,雖屢屢遣使與日本通好,元朝始終也未能與日本相通。但是,對於日本國的情況,還是有了一些的瞭解。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歷時二百七十餘年,兩個多世紀裏,對日本國多有交往,因此對日本也就有了較多地瞭解。所以在清代,張廷玉等撰寫的《明史》中對於日本國的記述,比以前的史書就詳細得多。

“日本,古倭奴國。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東海日出而名也。地環海,惟東北限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島,共一百十五州,統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國數十,皆服屬焉。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千,多不過一二萬。國主世以王為姓,群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國,朝貢不絕,事具前史。惟元世祖數遣使趙良弼召之不至,乃命忻都、範文虎等率舟師十萬征之,至五龍山遭暴風,軍盡沒。後屢召不至,終元世未相通也。”(《明史·列傳第二百十·外國三》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1頁。)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之初,當時與朱元璋爭奪江山、雄霸一方的方國珍、張士誠相繼被消滅,方、張手下的一些人,有的就逃往海上,甚至逃上日本的一些海島,勾結島上居民,入寇山東濱海州縣,這大概就是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倭寇。

為了解決海邊寇患,保障居民安全,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三月,朱元璋曾派遣行人楊載詔諭日本國,且詰以入寇之故。並告訴日本國王:“宜朝則來廷,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為寇盜,即將名將徂(cu)征耳,王其圖之。”(《明史·列傳第二百十·外國三》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1—8342頁)

日本國王良懷,對朱元璋的正告不理不睬,倭寇仍然侵犯海疆,並由山東沿海,擴展到浙江、福建沿海一帶。

洪武三年三月,朱元璋再次派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出使日本,責問日本國王何以屢屢寇犯大明海疆?趙秩等泛海至析木崖,進入日本國境。日本守關者拒而弗納,不許通關。趙秩遂致書日王良懷,良懷無奈,不得不請趙秩入境相見。

趙秩見到良懷,向他呈遞了國書,並曉諭大明國威,詔書中多有指責日本不臣的話語。良懷聽後很不高興,對趙秩說:

“吾國雖處扶桑東,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趙姓者〔言術chu〕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以天之靈,雷霆波濤,一時軍盡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姓趙,豈蒙古裔耶?亦將〔言術chu〕我以好語而襲我也。”(《明史·列傳第二百十·外國三》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2頁。)

良懷言罷,即目視左右示意將趙秩拿下。趙秩大義凜然,毫無懼色,厲聲說道:“我大明天子神聖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能兵,兵我!”良懷見勢,遂立即請趙秩坐於客位,禮遇甚優。然後又派遣他的僧人祖來于洪武四年(西元1371年)十月赴大明,奉表稱臣,貢獻馬匹及方物,並且送還東南沿海被掠去的七十餘人。朱元璋非常高興,認為日本國民信奉佛教,於是派遣大明高僧祖闡、克勤等八人攜帶佛教典籍送日本使者還國。

那時的大和民族,是個沒有所謂傳統文化的名族,所以日本國是一個反復無常的國家。就在祖闡、克勤等送日本使者還國的當年,倭寇又到浙江溫州一帶搶掠。翌年,又入寇福建沿海多個縣城。此後七八年間,時而寇犯大明海疆,劫掠人口,搶奪財物。時而又奉表稱臣,貢獻方物。朱元璋對此極為憤恨而厭惡,遂命禮官移書斥責日本國王,如再不講信義,反復無常,將要對其進行討伐。

日本國王良懷,年少氣盛,血氣方剛,一見明朝移書指責於他,於是便立即回復上言:

“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褊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余,封疆百萬裏,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夫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昔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來貢。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明史·列傳第二百十·外國三》中華書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3—8344頁。)

回書言語,激昂慷慨,棱角分明,儘管地小人稀,但卻表現出日本人不屈服、不怕威脅的強悍精神。由此可見這是一個具有潛在實力的民族。

朱元璋見表,雖說極為震怒,但終有元蒙王朝的前車之鑒,不曾發兵征討日本。

明朝開國以後,鑒於倭寇屢屢侵犯海疆,搶掠沿海居民財物人畜,所以明初,即在沿海要地建立衛所,製造戰船,設置都司、巡視、副使等官。對東南海防控制周密。

一代雄才朱元璋,儘管對海防建設極為重視,終朱明一朝而倭寇為患不但未平,且呈危害程度日益嚴重的趨勢。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倭寇不單單只是倭人,他的成分極其複雜。所謂倭寇這個亂世群體,其中有方國珍、張士誠戰敗後逃亡海上的殘部;有好逸惡勞,鋌而走險,以搶劫為生的強盜;有走私海上,渴望非法謀求財富的奸商;當然更有以劫掠為業的日本浪人。據《明史》記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他們盤踞海上,要生存,要生活,要吃要穿。海島不產方物,不生五穀,不種絲麻,生活一應所需,只有從大明東南沿海州府縣城搶劫而來!再加上陸居的不法奸人與之相互勾結,作為內應,狼狽為奸,為之囊橐,危害鄉鄰,這就導致了倭寇的氾濫成災。朝廷雖曾下達禁海令,嚴禁海上一切交易,但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所以隨時隨地就有倭寇進犯沿海州府,燒殺搶掠,擾亂社會的事件發生,造成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為了平定倭亂,安定沿海人民生活,大明王朝先後曾派遣朱紈、周珫、胡宗憲、戚繼光等將領,率軍專職剿伐倭寇,也曾一度或數年取得輝煌戰績,但是,由於中央內部矛盾錯綜、利害複雜,爾虞我詐,相互傾軋,致使平倭戰績,一次又一次的化為烏有,平倭名將朱紈無端被誣,憤而自殺!致使倭寇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所造成的禍亂不斷,不能根除。

 

第七節   援朝抗日

 

中華民族的歷史進入朱明王朝時代,在朱元璋大刀闊斧的治理下,國內日久承平。嘉靖後期,在胡宗憲、譚倫、俞大猷、戚繼光等的聯合打擊下,中國東南沿海的倭患也曾一度得以暫時的平息。然而,這暫時的平靜,卻正在醞釀著一場更大的倭患。

日本的歷史發展,也曾經經歷了一百四十餘年各路諸侯拼殺爭雄的戰國時代,史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日本戰國時代的起始一般以1467年的應仁之亂為起點,直到1615年德川家康于大阪夏之陣打敗豐臣秀賴,豐臣氏滅亡,戰國時代告以結束。日本大和民族的這段發展史,大致與明朝明憲宗朱見深成化早期,至明神宗朱翊鈞萬曆後期相對應。

經過征戰廝殺,1590年豐臣氏家族基本完成了日本境內的統一。1592年,豐臣秀吉為了平息國內土地不足分封的問題,決定出兵攻打明朝。豐臣秀吉向朝鮮國提出“假道入明”的請求。朝鮮與中國交往日久,中國是朝鮮的宗主國,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地,所以朝鮮對中國的文化、歷史非常瞭解,假途滅虢、唇亡齒寒的歷史故事,朝鮮君臣非常熟悉,因此,對於日本的請求,遂一口拒絕。

當時朝鮮的國王叫李昖,對於日本“假道入明”的請求雖說口頭上拒絕了,但內心非常緊張,遂立即將日本的動靜、欲望向明朝發出了緊急報告。

其實對於日本戰國末期的社會動態,政客們的欲望,不論是明朝朝廷也好,朝鮮的國王也罷,應該都還是有所瞭解的,只不過是沒把他當回事情罷了。

商人經商,為了賺錢,凡能獲利的地方,不管有多艱難險阻都會去。一個福建泉州籍叫陳甲的商人,多年來在琉球、日本經商,他就知道豐臣秀吉的作為,知道日本當時所發生的事情。這是一位愛國的商人,他擔心日本的舉動會對中國不利。那時,琉球是明朝的藩屬國,年年要向大明進貢。陳甲就和他琉球國的朋友聯繫,希望琉球國的使臣出使明朝時,將有關日本的資訊報告給朝廷。但他還擔心琉球國的使者傳遞的資訊到不了北京,所以他專程從琉球回到家鄉,把他在琉球、日本的所見所聞告訴福建巡撫,巡撫便將這些情報立即上報朝廷。萬曆皇帝的內閣、兵部見是關於日本的情況,他們本能的認為,日本離我們數千里海路以外,還是比較遠的,不可能很快危及本朝。很明顯,所有情報都是針對朝鮮的,所以,只是用公文的形式向朝鮮作了個通報。

中華民族是崇尚和平的民族,中華民族立國,從沒有想過要去侵略別人。千古聖哲孫中山先生曾言:

“世界上立國百有數十,雄強相處,難保不有戰爭發生,惟中國數千年來即知和平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種思想,故數千年來之中國,純向和平以進行。”(《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在南京參議院解職辭”P318(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 2版)。)

萬曆二十年(1592年)三、四月間,兩萬日軍渡過對馬海峽、朝鮮海峽,攻佔朝鮮的釜山。直接向王京(今稱首爾)推進,當時的朝鮮有材料記載:“朝鮮承平久,怯不諳戰,皆望風潰。”國王李昖一邊逃亡,一邊派人火速報告明朝天子,請求急救。

這時的明朝已建政二百餘年,對外無征伐之念,對內無大的戰事,承平日久,故而武事不舉,戰備不修。當外患降臨時,朝廷大員們,著實緊張,不過萬曆中期,朝堂上下尚能一心不二,朝野都認為這一仗必須打。便立即派信使赴朝,告訴朝鮮國王李昖:明朝十萬大軍整裝待發,馬上就要渡過鴨綠江,援朝抗日。並“諭以匡扶大義”,告訴他保家衛國,匡複國家是你國王必須要盡的義務。

日本由於第一軍團進展迅速,所以第二、第三軍團也先後在釜山登陸,向王京進發。朝鮮陸軍不堪一擊,望風而逃,日軍順利佔領了平壤城。但朝鮮的海軍非常厲害,戰鬥力很強,這得益於朝鮮有一位傑出的海軍統帥李舜臣。李舜臣為了很好履行保衛國家的義務,他多年堅持不懈,進行海上戰備操練。日本發動侵朝戰爭,陸軍越過海峽,在釜山登陸,李舜臣即帥海軍在海上對日本的給養船隊進行攔截。並對日本的海軍進行打擊。

萬曆皇帝任命英勇善戰的名將李如松為提督禦倭兵備。那時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動用兵力近二十萬。當時明朝究竟派出了多少部隊入朝參戰,明史無明確記載,在李如松傳中只有“會朝鮮倭患棘,詔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諸軍,剋期東征。弟如柏、如梅並率師援助。”寥寥數語。李如松率軍入朝鮮,出奇兵收復平壤,隨後又火焚倭寇龍山倉積粟數十萬,致使日軍糧絕求和退兵。

四百年前的這場援朝抗日之戰,是中日兩國之間歷史上的第二次戰爭,在此期間豐臣秀吉兩次入侵朝鮮,明朝兩次派軍援朝抗日,直到1598年,豐臣秀吉病死,始告結束,戰爭長達七年。在李如松英勇果敢的指揮下,雖說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遏制了日寇的侵略邪念,但也付出了李如松戰死沙場的代價!並給明朝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1. 明朝的國力大為消耗;

二、明朝遼東地區的精兵遭到大量消耗;

三、從而為努爾哈赤的崛起提供了歷史機遇與社會條件;

四、為大明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第八節    進逼國門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開化最早,文化優秀,文明綿延,古今貫通的民族。古代的日本國對中國文明頂禮膜拜,隨時隨地以中國為師,無時無地不向中國學習。隋唐時代,多次派出眾多的遣唐使,來到中國留學,將優秀的中國文化源源不斷地帶回日本,用以改造、優化大和民族的原生文化,推動本國文明的前進與發展。

古代的中國,自三代以至於漢、唐、宋、明,人文進步,科技發達,處於世界領先、獨強的地位,自稱天朝,以禮儀通好天下,呈現了四方來貢,八方來朝的輝煌!

鬥轉星移,日月輪逥,時光老人的步伐踏入了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的中華民族,正處於大清王朝的統治之下,而且已是滿清王朝的後期。王朝的巔峰時刻已過,開始走向腐朽、衰敗與沒落。

這時的中國,沒落衰敗,固步自封,完全失去了古代的光彩,再也沒有值得他人學習的地方了。

而這時的西方,正在興起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首先進入蒸汽時代,機器生產代替人工生產,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繼而又進入電氣時代,用電力取代蒸汽,生產效率再度提高,從而促使歐美各國民富國強,遠遠超過了中國。

而這時的中國,在滿族獨裁政權的統治下,一切為了維穩,固步自封,不思改革。

而這時的日本則不同,立即開始向西方學習,一批有識之士,開始維新,進行變法:在政治上:“廢藩置縣”,加強中央集權,頒佈憲法; 經濟上:“殖產興業”:發展近代工業,興辦工業企業。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引進西方先進科技技術;社會上:採取“改曆”,“易服”,“剪發”等措施 ;軍事上:改革封建軍制,建立近代化軍隊,日本軍人進行武士道教育。實行徵兵制,建立一支崇尚“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的軍隊; 文化上: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國家學習,效仿西方建立從小學到大學完整的文化教育體系。向學生灌輸忠君愛國思想。思想上:大力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會風俗習慣,努力改造落後愚昧的社會風氣。確立了國民皆學的方針。打破了傳統的身份等級制度,在政府“求知識於世界”的開放政策下,掀起了傳播啟蒙思想的熱潮。二十年的時光,即實現了國力強盛的宏願。

大和民族是個野心勃勃不講道義的民族,明治維新,由弱轉強之後,不思睦鄰友好 卻立即產生了對中國的覬覦之心。

滿清王朝的末期,面對虎視眈眈的東西方列強,閉關鎖國已是夢想,一場鴉片戰爭,國門便被大炮轟開,各路列強,接踵入侵,割地賠款,賣國求安,不平等條約一個接著一個簽訂。大清王朝被洋人們欺侮的喘不過起來,若再不求變圖新,世界之大已無天朝的立足之地。

林則徐的好友魏源,受林之託寫成《海國圖志》,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容閎根據自身經歷提出:通過派人出國留學,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回國圖新,中國或許可以再生,逐步變得文明而強大。之後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所謂的洋務大臣們,舉著“自強”“求富”的旗幟,高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辦郵電、修鐵路、開礦山、辦工廠、造船舶、練新軍、廢科舉、辦新學、創建同文館,等等等等,熱鬧非常。然而,因為他們都是滿清王朝家天下體制內的官員。所以無一人能、更無一人敢著眼於國家制度的更新。雖然有了電報、有了鐵路、有了大樓、有了工廠、有了銀行、有了新軍、有了水師……但是,從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全面開始到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訂馬關條約為止的一場甲午戰爭,向來自稱天朝的大清王朝即敗於剛剛跨入列強行列的日本,水師全軍覆沒,國威被掃除無餘,這標誌著多年以來的洋務運動完全失敗。

甲午戰爭,是中日之間有史以來的第三場戰爭,這場戰爭日本人打贏了,是日本人向西方學習後,進逼到中國的國門(曾是“恩師”的家門口)之前打贏的。

日本戰勝腐朽透頂的滿清政府,氣焰極為高張,欲望迅速膨脹。軍閥、財閥和政客們,各提自己所希望得到的條件:海軍部希望割取臺灣全島;陸軍部則認為,遼東半島撫朝鮮之背,扼北京之咽喉,從國家將來大計考慮,決不可不歸我領有;財政部期望的是金錢,計畫索賠十萬萬兩白銀。圍繞這些苛刻條件,大清中堂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展開了反復艱難地談判。經過反反復複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協議,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清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終於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大致為:

  1. 朝鮮完全獨立。
  2. 割讓奉天省南邊地方(遼東半島)。
  3. 割讓臺灣全島五十年。
  4. 割讓澎湖列島。
  5. 賠償軍費銀二萬萬兩。
  6. 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

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定進口稅。

  1. 所有關涉日本軍隊之中國臣民(漢奸),不得擅為逮鋪。
  2. 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

根據馬關條約,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臺灣同胞作了五十年的亡國奴。

 

2012-08-09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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