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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閣對于我,一直有一種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讀書人,它是藏書樓,我是寧波人,它在寧波城,早該頻頻往訪的了,然而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1976年春到寧波養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師盛鐘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設法把我弄到天一閣里去看一段時間書,但按當時的情景,手續頗煩人,我也沒有讀書的心緒,只得作罷。后來情況好了,寧波市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們總要定期邀我去講點課,但我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始終沒有去過天一閣。

 

是啊,現在大批到寧波作幾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來都在大談天一閣,而我這個經常鉆研天一閣藏本重印書籍、對天一閣的變遷歷史相當熟悉的人卻從未進過閣,實在說不過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寧波講課,終于在講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這個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天一閣正屬他管轄,在對我的這個可怕缺漏大吃一驚之余立即決定,明天由他親自陪同,進天一閣。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臺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城市都在柔弱地顫抖。第二天上午如約來到天一閣時,只見大門內的前后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磚墻間透出濕冷冷的陰氣。

 

看門的老人沒想到文化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著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里借來半高統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但是,院子里積水太深,才下腳,鞋統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干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蹚水進去。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天一閣,我要靠近前去怎么這樣難呢?明明已經到了跟前,還把風雨大水作為最后一道屏障來阻攔。我知道,歷史上的學者要進天一閣看書是難乎其難的事,或許,我今天進天一閣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舉行一個獰厲的儀式?

 

天一閣之所以叫天一閣,是創辦人取《易經》中“天一生水”之義,想借水防火,來免去歷來藏書者最大的憂患火災。今天初次相見,上天分明將“天一生水”的奧義活生生地演繹給了我看,同時又逼迫我以最虔誠的形貌投入這個儀式,剝除斯文,剝除參觀式的悠閑,甚至不讓穿著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來到跟前。今天這里再也沒有其他參觀者,這一切豈不是一種超乎尋常的安排?

 

 

不錯,它只是一個藏書樓,但它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愴的文化奇跡。

 

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的人種之一,讓人驚嘆地創造了獨特而美麗的象形文字,創造簡帛,然后又順理成章地創造了紙和印刷術。這一切,本該迅速地催發出一個書籍海洋,把壯闊的華夏文明播揚翻騰。但是,野蠻的戰火幾乎不間斷地在焚燒著脆薄的紙頁,無邊的愚昧更是在時時吞食著易碎的智慧。一個為寫書、印書創造好了一切條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擁有和保存很多書,書籍在這塊土地上始終是一種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天地長期處于散亂狀態和自發狀態,它常常不知自己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誰,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會為這個民族產生一種對書的企盼。他們懂得,只有書籍,才能讓這么悠遠的歷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么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么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很有一些文人學士終年辛勞地以抄書、藏書為業,但清苦的讀書人到底能藏多少書,而這些書又何以保證歷幾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功名資財、良田巍樓尚且如此,更遑論區區幾箱書?宮廷當然有不少書,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構不成整體文化意義上的藏書規格,又每每毀于改朝換代之際,是不能夠去指望的。

 

鑒于這種種情況,歷史只能把藏書的事業托付給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這種人必得長期為官,有足夠的資財可以搜集書籍;這種人為官又最好各地遷移,使他們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處的版本;這種人必須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對各種書籍的價值有迅捷的敏感;這種人必須有清晰的管理頭腦,從建藏書樓到設計書櫥都有精明的考慮,從借閱規則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這種人還必須有超越時間的深入謀劃,對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書保存下去有預先的構想。當這些苛刻的條件全都集于一身時,他才有可能成為古代中國的一名藏書家。

 

這樣的藏書家委實也是出過一些的,但沒過幾代,他們的事業都相繼萎謝。他們的名字可以寫出長長一串,但他們的藏書卻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這些名字也就組合成了一種沒有成果的努力,一種似乎實現過而最終還是未能實現的悲劇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個人呢,哪怕僅僅是一個,他可以把上述種種苛刻的條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繼承諸項關節琢磨到極端,讓偌大的中國留下一座藏書樓,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憐可憐中國和中國文化吧。

 

這個人終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閣的創建人范欽。

 

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阮元說:“范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家,唯此巋然獨存。”

 

這就是說,自明至清數百年廣闊的中國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書籍文明,終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歸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長歷史,不去說它了,明以后沒有被歸拢的書籍,也不去說它了,我們只向這座房子叩個頭致謝吧,感謝它為我們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個小小的棲腳處。

 

 

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出生的村莊這次沒有去,只在余姚城里見一位遠房親戚:比我小三歲的表舅舅。記得嗎,當年我初到上海時在鋼琴邊與我握手的小男孩,終于由于語言不通而玩不起來;后來“文化大革命”中陰差陽錯他到余姚來工作了,這次相見我們的語言恰好倒轉,我只能說上海話而他則滿口鄉音。倒轉,如此容易。

 

我就算這樣回了一次故鄉?不知怎么,疑惑反而加重了:遠古滄桑、百世英才,但它屬于我嗎?我屬于它嗎?身邊多了一部《余姚志》,隨手翻開姓氏一欄,發覺我們余姓在余姚人數不多。也查過姓氏淵源,知道余姓是秦代名臣由余氏的后裔,唐代之后世居安徽歙州,后由安徽繁衍到江西南昌,歷史上姓余的名人很少,勉強稱得上第一個的,大概是宋代天圣年間的官僚余靖,但他是廣東人。后來又從福建和湖北走出過幾個稍稍有點名氣的姓余的人。我的祖先,是什么時候泊到浙江余姚的呢?我口口聲聲說故鄉、故鄉,究竟該從什么時候說起呢?河姆渡、嚴子陵時代的余姚,越窯鼎盛時期的上林湖,肯定與我無關,我真正的故鄉在哪兒呢?

 

正這么傻想著,列車員站到了我眼前,說我現在坐的是軟席,乘坐需要有級別,請我出示級別證明。我沒有這種證明,只好出示身份證,列車員說這沒用,為了保護軟席車廂旅客的安全,請我到硬席車廂去。車廂里大大小小持有“經理”證明或名片的旅客和他們的家屬開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視我,我趕緊抱起行李低頭逃離,可是我車票上的座位號碼本不在硬席車廂,怎么可能在那里找到座位呢?只好站在兩節車廂的接口處,把行李放在腳邊。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離開余姚到上海去時坐火車的情景,也是這條路,也是這個人,但那時是有座位的,行李里裝著酒浸楊梅和霉干菜,嘴上嘟噥著余姚話;今天,座位沒有了,身份模糊了,鄉音丟失了,行李里也沒有土產了,哐啷哐啷地又在這條路上走一趟。

 

從一個沒有自己家的家鄉,到一個有自己家的異鄉,離別家鄉恰恰是為了回家,我的人生旅行,怎么會變得如此怪誕?

 

火車外面,陸游、徐渭的家鄉過去了,魯迅、周作人的家鄉過去了,郁達夫、茅盾的家鄉過去了,豐子愷、徐志摩的家鄉過去了……

 

他們中有好多人,最終都沒有回來。有幾個,走得很遠,死得很慘。

 

其中有一個曾經灑脫地吟道: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

 

車窗外的云彩暗了,時已薄暮,又想起了崔顥的詩句。淅淅瀝瀝,好像下起雨來了。

 

 

從日本回來后,我一直期待著一次故鄉之行,對于一個好不容易修補起來了的家鄉,我不應該繼續躲避。正好余姚市政府聘請我担任文化顧問,我就在今年秋天回去了一次。一直好心陪著我的余姚鄉土文化的研究者姚業鑫先生執意要我在進余姚城之前先去看看河姆渡博物館,博物館館長邵九華先生為了等我,前一夜沒有回家,在館中過夜。兩位學者用余姚話給我詳細介紹了河姆渡的出土文物,那一些是足夠寫幾篇大文章的,留待以后吧;我在參觀中最驚訝的發現是,這兒,七千年前,人們已經有木構建筑,已經在摘食楊梅,已經在種植稻谷,已經在燒制炊具,甚至在陶甑所盛的香噴噴白米飯上已經有可能也蓋著一層霉干菜!有的學者根據一個陶碗上所刻的馴良的野豬圖形,判斷當時的河姆渡人不久燒食豬肉,而且極有可能正是由霉干菜燒成。難道故鄉的生態模式,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經大致形成?如此說來,七千年過得何其迅速又何其緩慢。

 

我在河姆渡遺址上慢慢地徘徊,在這塊小小的空間里,漫長的時間壓縮在一起,把洋洋灑灑永遠說不完道不盡的歷史故事壓縮在泥土層的尺寸之間。我想,文明的人類總是熱衷于考古,就是想把壓縮在泥土里的歷史爬剔出來。舒展開來,窺探自己先輩的種種真相。那么,考古也就是回鄉,也就是探家。探視地面上的家鄉往往會有歲月的唏噓、難言的失落,使無數游子欲往而退;探視地底下的家鄉就沒有那么多心理障礙了,整個兒洋溢著歷史的詩情、想象的愉悅。我把這個意思說給了陪著我的兩位專家聽,他們點頭,但轉而又說,探視地底下的家鄉也不輕松。

 

我終于約略明白了他們的意思。就在我們腳下,當一批批七千年前的陶器、木器、骨器大量出土引起人們對河姆渡的先人熱烈歡呼的時候,考古學者在陶釜和陶罐里發現了煮食人肉的證據,而且,煮食的是嬰兒。多么不希望是這樣,他們鄭重地請來了著名古人類學家賈蘭坡教授,老教授親自鑒定后作出了確證無疑的結論。

 

此外,又挖掘出了很多無頭的骨架,證明這里盛行過可以稱為“獵首”的殺人祭奠儀式。當然這一切絕不僅僅發現在河姆渡遺址中,但這兒的發現畢竟說明,使故鄉名聲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著大量無法掩飾的蒙昧和野蠻。

 

可以為祖先諱,可以為故鄉諱,但諱來諱去只是一種虛假的安慰。遠古的祖先在地底下大聲咆哮,兒孫們,讓我真實,讓我自在,千萬別為我裝扮!于是,遠年的榮耀負載出遠年的惡濁,精美的陶器貯存著怵目的殘忍。我站在這塊土地上離祖先如此逼近,似乎伸手便能攙扶他們,但我又立即跳開了,帶著恐懼和陌生。

 

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指出,蒙昧——野蠻——文明這三個段落,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普遍階梯。文明是對蒙昧和野蠻的擺脫,人類發展的大過程如此,每個歷史階段的小過程也是如此。王陽明他們的產生,也同樣是為了擺脫蒙昧和野蠻吧,擺脫種種變相的食人和獵首。直到今天,我們大概還躲不開與蒙昧和野蠻的周旋,因為文明永遠顯得如此珍貴。蒙昧和野蠻并不是一回事,蒙昧往往有樸實的外表,野蠻常常有勇敢的假相,從歷史眼光來看,野蠻是人們逃開蒙昧的必由階段,相對于蒙昧是一種進步;但是,野蠻又絕不愿意就范于文明,它會回過身去與蒙昧結盟,一起來對抗文明。結果,一切文明都會遇到兩種對手的圍攻:外表樸實的對手和外表勇敢的對手,前者是無知到無可理喻,后者是強蠻到無可理喻。更麻煩的是,這些對手很可能與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體,甚至還會悄悄地潛入人們的心底,使我們在尋找它們的時候常常尋找到自己的父輩,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歷史。

 

我們的故鄉,不管是空間上的故鄉還是時間上的故鄉,究竟是屬于蒙昧、屬于野蠻,還是屬于文明?我們究竟是從何處出發,走向何處?我想,即使是家鄉的陶瓷器皿也能證明:文明有可能盛載過野蠻,有可能掩埋于蒙昧;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補,有可能無法修補,然而即便是無法修補的碎片,也會保存著高貴的光彩,永久地讓人想象。能這樣,也就夠了。

 

告別河姆渡遺址后,幾乎沒有耽擱,便去余姚市中心的龍泉山拜謁重新修復的四位先賢的碑亭。一路上我在想,區區如我,畢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帶有某種文明光澤的碎片罷了,沒有資格躋身某個遺址等待挖掘,沒有資格裝點某種碑亭承受供奉,只是在與蒙昧和野蠻的搏斗中碎得于心無愧。無法躲藏于家鄉的湖底,無法奔跑于家鄉的湖面,那就陳之于異鄉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來踢去,也能鏗然有聲。偶爾有哪個路人注意到這種聲音了,那就順便讓他看看一小片潔白和明亮。

 

 

我發現故鄉也在追蹤和包圍我,有時還會達到很有趣的地步。

 

最簡單的例子是我進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后,發現當時全院學術威望最高的朱端鈞教授和顧仲彝教授都是余姚人。這是怎么搞的,我不是告別余姚了嗎,好不容易進了大學又一頭撞在余姚人的手下。

 

近幾年怪事更多了。有一次我參加上海市的一個教授評審組,好幾個來自各大學的評審委員坐在一起發覺彼此鄉音靠近,三言兩語便認了同鄉,然后都轉過頭來詢問沒帶多少鄉音的我是哪兒人,我的回答使他們懷疑我是冒充同鄉來湊趣,直到我幾乎要對天發誓他們才相信。這時正好走進來新任評審委員的復旦大學王水照教授,大家連忙問他,王教授十分文靜地回答:“余姚人”。

 

就在這次評審回家,母親愉快地告訴我,有一個她不認識的鄉下朋友來過電話,用地道的余姚話與她交談了很久。問了半天我才弄明白,那是名揚國際的英語語言學家陸谷孫教授,我原先以為他似乎理所當然應該是英國籍的世界公民。

 

前兩年對舊上海世俗社會的心理結構產生了興趣,在研究中左挑右篩,選中了“海上聞人”黃金榮和“大世界”的創辦者黃楚九作為重點剖析對象,還曾戲稱為“二黃之學”。但研究剛開始遇到二黃的籍貫我不禁頹然廢筆,傻坐良久。二黃并沒有給故鄉增添多少美譽,這兩位同鄉在上海一度發揮的奇異威力使我對故鄉的內涵有了另一方面的判斷。

 

故鄉也有很丟人的時候。“文化大革命”時期把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的紀念碑亭全部砸爛,這雖然痛心卻也可以想象,因為當時整個中國大陸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這樣做的;但余姚發生的武斗之慘烈和長久,則是出乎想象之外的。

 

余姚人打殺余姚人,打到長長的鐵路線獨獨因余姚而癱瘓在那里,上海的街頭貼滿了武斗雙方的宣言書,實在丟人現眼,讓一切在外的余姚人都抬不起頭來。難道黃宗羲、朱舜水的剛烈之風已經演變成這個樣子了?王陽明呼喚的良知已經纖毫無存?在那些人心惶惶的夜晚,我在上海街頭尋找著那些宣言書,既怕看又想看。昏黃的燈光照著血腥的詞句,就文詞而言,也許應該說是當時全國各地同類宣言書中寫得最酣暢漂亮的,但這使我更加難過,就像聽到華麗的男中音罵出了一串臟話,而這個男中音又恰恰是從我家舊門傳出,如何消受得住。如果前后左右沒有人看見,我會從墻上撕下這些宣言書,扯成最細的紙丁,塞進陰溝,然后做賊般逃走。

 

我怕有人看見,卻又希望故鄉能在冥冥中看到我的這些舉動。我懷疑它看到了,我甚至能感覺到它蒼老的顫抖。它多么不愿意掏出最后的老底來為自己正名,苦苦憋了幾年,終于忍不住,就在武斗現場附近,1973年,袒露出一個震驚世界的河姆渡!袒露在不再有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任何遺跡的土地上,袒露在一種無以言表的的荒涼之中。要不然,有幾位大師在前面光彩著,河姆渡再晚個千把年展示出來也是不慌的。

 

河姆渡著實又使家鄉風光頓生。一個整整七千年的文化遺址,而人們平日說起華夏歷史總是五千年。河姆渡雄辯地證明,長江流域并不長久是茹毛飲血的南蠻之地而愧對黃河文明,恰恰相反,這兒也是中華民族的溫暖故鄉。當自己的故鄉突然變成了全民族的故鄉,這種心理滋味是很復雜的,既有榮耀感又有失落感。總算是一件不同凡響的好事吧,從七十年代開始,中國的一切歷史教科書的前面幾頁都有了余姚河姆渡這個名稱。

 

后來,幾位大師逐一恢復名譽,與河姆渡遙相呼應,故鄉的文化分量就顯得有點超重。記得前年我與表演藝術家張瑞芳和畫家程十發一起到日本去,在東京新大谷飯店的一個宴會廳里,與一群日本的漢學家坐在一起閑聊,不知怎么說起了我的籍貫,好幾個日本朋友夸張地瞪起了眼,嘴里發出“嗬——嗬——”的感嘆聲,像是在倒吸冷氣。他們雖然不太熟悉嚴子陵和黃宗羲,卻大談王陽明和朱舜水,最后又談到了河姆渡,倒吸冷氣的聲音始終不斷。他們一再把手按在我的手背上要我確信,我的家鄉是神土,是福地。

 

同桌只有兩位陶藝專家平靜地安坐著,人們向我解釋,他們來參加宴會是因為過幾天也要去中國大陸考察古代陶瓷。我想中止一下倒吸冷氣的聲音,便把臉轉向他們,隨口問他們將會去中國的什么地方,他們的回答譯員翻不出來,只能請他們寫,寫在紙條上的字居然是“慈溪-上林湖”!

 

我無法說明慈溪也是我的家鄉,因為這會使剛才還在為余姚喝彩的日本朋友疑惑不解,但我實在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告訴兩位陶藝專家:“上林湖,是我小時候三天兩頭去玩水的地方。”兩位陶藝專家驚訝地看了我一眼,從口袋里取出一疊照片,上面照的全是陶瓷的碎片。

 

——一點不錯,這正是我當年與小朋友一起從湖底摸起,讓它們在湖面上跳躍奔跑的那些碎片!

 

兩位陶藝專家告訴我,據他們所知,上林湖就是名垂史冊的越窯所在地,從東漢直至唐、宋,那里曾分布過一百多個窯場,既有官窯又有民窯,國際陶瓷學術界已經稱上林湖為舉世罕見的露天青瓷博物館。我專注而又失神地聽著,連點頭也忘了。竟然是這樣!一個從小留在心底的謎,輕輕地解開于異國他鄉。謎底的輝煌,超過我曾經作過的最大膽的想象。想想從東漢到唐、宋這段漫長的風華年月吧,曹操、唐明皇、武則天的盤盞,王羲之、陶淵明、李白的酒杯,都有可能燒成于上林湖邊。家鄉細潔的泥土,家鄉清澈的湖水,家鄉熱烈的炭火,曾經鑄就過無數哺育民族生命的美麗載體,天天送到那些或是開朗、或是苦澀的嘴邊。這便是我從小就想尋找的屬于故鄉的“大器”嗎?我難道已經如此迅速地在一家遙遠的外國旅館里把它修復了嗎?我不知道今天上林湖邊,村民們是否還在用易碎的粗瓷飯碗,不知道今天上林湖底,是否還沉積著那么多碎片,聽這兩位日本陶藝專家說,這些碎片現今在國際市場上的標價極其昂貴。

 

 

重新揀回故鄉是在上大學之后,但揀回來的全是碎片。我與故鄉做著一種捉迷藏的游戲;好像是什么也找不到了,突然又猛地一下直豎在眼前,正要伸手去抓卻又空空如也,一轉身它又在某個角落出現……

 

進大學后不久就下鄉勞動,那年月下鄉勞動特別多,上一趟大學有一半多時間在鄉下。那鄉下當然不是我的故鄉,同樣的茅舍小河,同樣的草樹莊稼,我卻沒完沒了地在異鄉的泥土間勞作,那么當初又為什么離鄉呢?正這么想著,一位同樣是下鄉來勞動的書店經理站到了我身邊,他看著眼前的土地好一會兒不說話,終于輕輕問我:“你是哪兒人?”

 

“余姚。浙江余姚。”我答道。

 

“王陽明的故鄉,了不得!”當年的書店經理有好些是讀了很多書的人,他好像被什么東西點燃了,突然激動起來,“你知道嗎,日本有一位大將軍一輩子褲腰帶上掛著一塊牌,上面寫著‘一生崇拜王陽明’!①連蔣介石都崇拜王陽明,到臺灣后把草山改成陽明山!你家鄉現在大概只剩下一所陽明醫院了吧?”

 

我正在吃驚,一聽他說陽明醫院就更慌張了。“什么?陽明醫院?那是紀念王陽明的?”原來我從小不斷從村民口中聽到的“養命醫院”竟然是這么回事!

 

我顧不得書店經理了,一個人在田埂上呆立著,為王陽明嘆息。他狠狠地為故鄉爭了臉,但故鄉并不認識他,包括我在內。我,王陽明先生,比你晚生五百多年的同鄉學人,能不能開始認識你,代表故鄉,代表后代,來表達一點歉仄?

 

從此我就非常留心有關王陽明的各種資料。令人生氣的是,當時大陸幾乎所有的書籍文章只要一談及王陽明都采取否定的態度,理由是他在哲學上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在政治上站在農民起義的對立面,是雙料的反動。我不知道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有哪一位真正堪稱第一流的大學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又堅定地站在農民起義一邊的,我只覺得有一種非學術的衛護本能從心底升起:怎么能夠這樣欺侮我們余姚人!得了他多少年的聲名還痛罵他,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我點點滴滴地搜集與他有關的一切,終于越來越明白,即使他不是余姚人,我也會深深地敬佩他,而正因為他是余姚人,我由衷地為他和故鄉驕傲。中國歷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兩方面都臻于極致的卻廖若晨星。三國時代曹操、諸葛亮都能打仗,文才也好,但在文化的綜合創建上畢竟未能俯視歷史;身為文化大師而又善于領兵打仗的有誰呢?宋代的辛棄疾算得上一個,但總還不能說他是杰出的軍事家。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陽明的出現,才能讓奇跡真正產生。王陽明是無可置疑的軍事天才,為了社會和朝廷的安定,他打過起義軍,也打過叛軍,打的都是大仗,從軍事上說都是獨具謀略、嫻于兵法、干脆利落的漂亮動作,也是當時全國最重要的軍事行為。明世宗封他為“新建伯”,就是表彰他的軍事貢獻。我有幸讀到過他在短兵相接的前線寫給父親的一封問安信,這封信,把連續的惡戰寫得輕松自如,把復雜的軍事謀略和政治謀略說得如同游戲,把自己在瘴癘地區終于得病的大事更是毫不在意地一筆帶過,滿紙都是大將風度。《明史》說,整個明代,文臣用兵,沒有誰能與他比肩。這當然是不錯的,但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幾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因此他的特殊性就遠不止在明代了。我覺得文臣用兵真正用到家的還有清代的曾國藩,曾國藩的學問也不錯,但與王陽明比顯然還差了一大截。王陽明一直被人們詬病的哲學在我看來是中華民族智能發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夠有資格給予批評的人其實并不太多。請隨便聽一句:

 

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這是多高超的悟性,多精致的表達!我知道有不少聰明人會拿著花的“客觀性”來憤怒地反駁他,但那又是多么笨拙的反駁啊!又如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千古命題,對人本如此信賴,對教條如此輕視,甚至對某種人類共通規范的自然滋長抱有如此殷切的期盼,至少對我來說,只有恭敬研習的份。

 

王陽明奪目的光輝也使他受了不少難,他入過監獄、挨過廷杖、遭過貶謫、逃過暗算、受過冷落,但他還要治學講學、匡時濟世,因此決定他終生是個奔波九州的旅人,最后病死在江西南安的船上,只活了五十七歲。臨死時學生問他遺言,他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王陽明一生指揮的戰斗正義與否,他的哲學觀點正確與否都可以討論,但誰也不能否定他是一個特別強健的人,我為他驕傲首先就在于此。能不能碰上打仗是機遇問題,但作為一個強健的人,即使不在沙場也能在文化節操上堅韌得像個將軍。

 

我在王陽明身上看到了一種楷模性的存在,但是為了足以讓自己的生命安駐,還必須補充范例。翻了幾年史籍,發現在王陽明之后的中國文化史上最讓我動心的很少幾位大師中仍有兩位是余姚人,他們就是黃宗羲和朱舜水。

 

黃宗羲和朱舜水都可稱為滿腹經綸的血性漢子。生逢亂世,他們用自己的嶙峋傲骨支撐起了全社會的人格坐標,因此亂世也就獲得了一種精神引渡。黃宗羲先生的事跡我在以前的幾篇散文中已多次提到,可知佩服之深,今天還想說幾句。你看他十九歲那年在北京,為報國仇家恨,手持一把鐵錐,見到魏忠賢余孽就朝他們臉上刺過去,一連刺傷八人,把整個京城都轟動了,這難道就是素稱儒雅的江南文士嗎?是的,是江南余姚文士!渾身剛烈,足以讓齊魯英雄、燕趙壯士也為之一震。

 

在改朝換代之際,他又敢于召集義軍、結寨為營,失敗后立即投身學術,很快以歷史學泰斗和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人的形象巍然挺立。朱舜水也差不多,在刀兵行伍間奔走呼喚多年而未果之后,毅然以高齡亡命海外,把中國文化最深致和最感性的部分完整地向日本弘揚,以連續二十余年的努力創造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亞洲文化發展史上的宏大業績。白發蒼蒼的他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海邊向西遠望,泣不成聲,他至死都在想念著家鄉余姚,而虔誠崇拜他的日本人民卻把他的遺骨和墳墓永久性地挽留住了。

 

梁啟超在論及明清學術界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家族和邵晉涵家族時,不能不對余姚欽佩不已了。他說:

 

余姚以區區一邑,而自明中葉迄清中葉二百年間,碩儒輩出,學風沾被全國以及海東。陽明千古大師,無論矣;朱舜水以孤忠羈客,開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黃氏自忠端以風節厲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②,為明清學術承先啟后之重心;邵氏自魯公、念魯公以迄二云③,世間崛起,綿綿不絕。……生斯邦者,聞其風,汲其流,得其一緒則足以卓然自樹立。

 

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他從整個中國文化的版圖上來如此激情洋溢地褒揚余姚,并沒有同鄉自夸的嫌疑。我也算是梁啟超所說的“生斯邦者”吧,雖說未曾卓然自立卻也曾經是“聞其風,汲其流”的,不禁自問,那究竟是一種什么“風”、什么“流”呢?我想那是一種神秘的人格傳遞,而這種傳遞又不是直接的,而是融入到了故鄉的山水大地、風土人情,無形而悠長。這使我想起范仲淹的名句: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寫下這十六個字后我不禁笑了,因為范仲淹的這幾句話是在評述漢代名士嚴子陵時說的,而嚴子陵又是余姚人。對不起,讓他出場實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覺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鄉。

 

——————————————-①后從姚業鑫先生的大著《名邑余姚》中得知,那是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在隨身攜帶的一顆印章上刻著“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字。

 

②忠端即黃宗羲父黃尊素,梨洲即黃宗羲,晦木即黃宗炎,主一即黃百家。

 

③魯公即邵曾可,念魯公即邵廷采,二云即邵晉涵。

 

 

我到上海是為了考中學。父親原本一個人在上海工作,我來了之后不久全家都遷移來了,從此回故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鄉的意義也隨之越來越淡,有時,淡得幾乎看不見了。

 

擺脫故鄉的第一步是擺脫方言。余姚雖然離上海不遠,但余姚話和上海話差別極大,我相信一個純粹講余姚話的人在上海街頭一定是步履維艱的。余姚話與它的西鄰紹興話、東鄰寧波話也不一樣,記得當時在鄉下,從貨郎、小販那里聽到幾句帶有紹興口音或寧波口音的話孩子們都笑彎了腰,一遍遍夸張地模仿和嘲笑著,嘲笑天底下怎么還有這樣不會講話的人。村里的老年人端然肅然地糾正著外鄉人的發音,過后還邊搖頭邊感嘆,說外鄉人就是笨。這種語言觀念自從我踏上火車就漸漸消解,因為我驚訝地發現,那些非常和藹地與我交談的大人們聽我的話都很吃力,有時甚至要我在紙上寫下來他們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笑聲中我講話的聲音越來越小,到后來甚至不愿意與他們講話了。到了上海,幾乎無法用語言與四周溝通,成天郁郁寡歡,有一次大人把我帶到一個親戚家里去,那是一個擁有鋼琴的富貴家庭,鋼琴邊坐著一個比我小三歲的男孩,照輩分我還該稱呼他表舅舅。我想同樣是孩子,又是親戚,該談得起來了吧,他見到我也很高興,友好地與我握手,但才說了幾句,我能聽懂他的上海話,他卻聽不懂我的余姚話,彼此掃興,各玩各的了。

 

最傷心的是我上中學的第一天,老師不知怎么偏偏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我紅著臉憋了好一會兒終于把滿口的余姚話傾瀉而出,我相信當時一定把老師和全班同學都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說什么。等我說完,憋住的是老師,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鏡片后一閃,終于轉化出和善的笑意,說了聲“很好,請坐。”這下輪到同學們發傻了,老師說了很好?他們以為上了中學都該用這種奇怪的語言回答問題,全都慌了神。

 

幸虧當時十歲剛出頭的孩子們都非常老實,同學們一下課就與我玩,從不打聽我的語言淵源,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學會了他們的口音,僅僅一個月后,當另外一位老師叫我站起來回答問題的時候,我說出來的已經是一口十分純正的上海話了。短短的語言障礙期跳躍得如此干脆,以至我的初中同學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從余姚趕到上海來與他們坐在一起的。

 

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非常驚訝,我竟然一個月就把上海話學地道了,而上海話又恰恰是特別難學的。上海話的難學不在于語言的復雜而在于上海人心態的怪異,廣東人能容外地人講極不標準的廣東話,北京人能容忍羼雜著各地方言的北京話,但上海人就不允許別人講不倫不類的上海話。有人試著講了,幾乎所有的上海人都會求他“幫幫忙”,別讓他們的耳朵受罪。這一幫不要緊,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干部”至今不敢講一句上海話。我之所以能快速學會是因為年紀小,對語言的敏感能力強而在自尊、自羞方面的敏感能力還比較弱,結果反而進入了一種輕松狀態,無拘無礙,一學就會。我從上海人自鳴得意的心理防范中一頭竄了過去,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有時也想,上海人憑什么在語言上自鳴得意呢?他們的前輩幾乎都是從外地闖蕩進來的,到了上海才漸漸甩掉四方鄉音,歸附上海話;而上海話又并不是這塊土地原本的語言,原本的語言是松江話、青浦話、浦東話,卻為上海人所恥笑。上海話是一種類似于“人造蟹肉”之類的東西,卻能迫使各方來客擠掉本身的鮮活而進入它的盤碟。

 

一個人或一個家庭一旦進入上海就等于進入一個魔圈,要小心翼翼地洗刷掉任何一點非上海化的印痕,特別是自己已經學會的上海話中如果還帶著點兒鄉音的遺留,就會像逮蒼蠅、蚊子一樣努力把它們清除干凈。我剛到上海那會兒,街市間還能經常聽到一些年紀較大的人口中吐出寧波口音或蘇北口音,但這種口音到了他們下一代基本上就不存在了,現在你已經無法從一個年輕的上海人的談吐中判斷他的原籍所在。與口音一樣,這些上海人與故鄉的聯系也基本消解,但他們在填寫籍貫的時候又不可能把上海寫上去。于是上海人成了無根無基的一群,不知自己從何而來,不知自己屬于哪塊土地,既得意洋洋又可憐兮兮。由此倒羨慕起那些到老仍不改鄉音的前輩,他們活生生把一個故鄉掛在嘴邊,一張口,就告示出自己的生命定位。

 

我天天講上海話,后來隨著我生存空間的進一步擴大,則開始把普通話作為交流的基本語言,余姚話隱退得越來越遠,最后已經很難從我口中順暢吐出了。我終于成為一個基本上不大會說余姚話的人,只有在農歷五月楊梅上市季節,上海的水果攤把一切楊梅都標作余姚楊梅在出售的時候我會稍稍停步,用內行的眼光打量一下楊梅的成色,腦海中浮現出上林湖的水光云影。但一轉眼,我又匯入了街市間雨點般的腳步。

 

故鄉,就這樣被我丟失了。

 

故鄉,就這樣把我丟去了。

 

 

我的家鄉是浙江省余姚縣橋頭鄉車頭村,我在那里出生、長大、讀書,直到小學畢業離開。十幾年前,這個鄉劃給了慈溪縣,因此我就不知如何來稱呼家鄉的地名了。在各種表格上填籍貫的時候總要提筆思忖片刻,十分為難。有時想,應該以我在那兒的時候為準,于是填了余姚;但有時又想,這樣填了,有人到現今的余姚地圖上去查橋頭鄉卻又查不到,很是麻煩,于是又填了慈溪。當然也可以如實地填上“原屬余姚,今屬慈溪”之類,但一般表格籍貫欄擠不下那么多字,即使擠得下,自己寫著也氣悶:怎么連自己是哪兒人這么一個簡單問題,都答得如此支支吾吾、曖昧不清!

 

我不想過多地責怪改動行動區劃的官員,他們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但他們可能不知道,這種改動對四方游子帶來的迷惘是難于估計的。就像遠飛的燕子,當它們隨著季節在山南海北繞了一大圈回來的時候,屋梁上的鳥巢還在,但屋宇的主人變了,屋宇的結構也變了,它們只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盤旋,盤旋出一個崔顥式的大問號。

 

其實我比那些燕子還要〔忄西〕惶,因為連舊年的巢也找不到了。我出生和長大的房屋早已賣掉,村子里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親戚,如果像我現在這個樣子回去,誰也不會認識我,我也想不出可在哪一家吃飯、宿夜。這居然就是我的故鄉,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故鄉!早年離開時的那個清晨,夜色還沒有褪盡而朝霧已經迷〔氵蒙〕,小男孩瞌睡的雙眼使夜色和晨霧更加濃重。這么潦草的告別,總以為會有一次隆重的彌補,事實上世間的一切都無法彌補,我就潦草地踏上了背井離鄉的長途。

 

我所離開的是一個非常貧困的村落。貧困到哪家晚飯時孩子不小心打破一個粗瓷碗就會引來父母瘋狂的追打,而左鄰右舍都覺得這種追打理所當然。這兒沒有正兒八經坐在桌邊吃飯的習慣,至多在門口泥地上擱一張歪斜的小木幾,家人在那里盛了飯就撥一點菜,托著碗東蹲西站、晃晃悠悠地往嘴里扒,因此孩子打破碗的機會很多。粗黑的手掌在孩子身上疾風暴雨般地掄過,便小心翼翼地撿起碎碗片拼合著,幾天后挑著担子的補碗師傅來了,花費很長的時間把破碗補好。補過和沒補過的粗瓷碗里很少能夠盛出一碗白米飯,盡管此地盛產稻米。偶爾哪家吃白米飯了,飯鑊里通常還蒸著一碗霉干菜,于是雙重香味在還沒有揭開鑊蓋時已經飄灑全村,而這雙重香味直到今天我還認為是一種經典搭配。雪白晶瑩的米飯頂戴著一撮烏黑發亮的霉干菜,色彩的組合也是既沉著又強烈。

 

說是屬于余姚,實際上離余姚縣城還有幾十里地。余姚在村民中唯一可說的話題是那兒有一所高山仰止般的醫院叫“養命醫院”,常言道只能醫病不能醫命,這家醫院居然能夠養命,這是何等的本事,何等的氣派!村民們感嘆著,自己卻從來沒有夢想過會到這樣的醫院去看病。沒有一個人是死在醫院里的,他們認為寧肯早死多少年也不能不死在家里。鄉間的出喪比迎娶還要令孩子們高興,因為出喪的目的地是山間,浩浩蕩蕩跟了去,就是一次熱熱鬧鬧的集體郊游。這一帶的喪葬地都在上林湖四周的山坡上,送葬隊伍紙幡飄飄,哭聲悠揚,一轉入山岙全都松懈了,因為山岙里沒有人家,紙幡和哭聲失去了視聽對象。山風一陣使大家變得安靜也變得輕松,剛剛還兩手直捧的紙幡已隨意地斜扛在肩上,滿山除了墳塋就是密密層層的楊梅樹,村民們很在行,才掃了兩眼便討論起今年楊梅的收成。

 

楊梅收獲的季節很短,超過一兩天它就會泛水、軟爛,沒法吃了。但它的成熟又來勢洶洶,剎那間從漫山遍野一起涌出的果實都要快速處理掉,殊非易事。在運輸極不方便的當時,村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開肚子拼命吃。也送幾簍給親戚,但親戚都住得不遠,當地每座山都盛產楊梅,贈送也就變成了交換,家家戶戶屋檐下排列著附近不同山梁上采來的一筐筐楊梅,任何人都可以蹲在邊上慢慢吃上幾個時辰,嘟嘟噥噥地評述著今年各座山的脾性,哪座山賭氣了,哪座山在裝傻,就像評述著自己的孩子。孩子們到哪里去了?他們都上了山,爬在隨便哪一棵楊梅樹上邊摘邊吃。鮮紅的果實碰也不會去碰,只挑那些紅得發黑但又依然硬扎的果實,往嘴里一放,清甜微酸、挺韌可嚼,捫嘴啜足一口濃味便把梅核用力吐出,手上的一顆隨即又按唇而入。這些日子他們可以成天在山上逗留,楊梅飽人,家里借此省去幾碗飯,家長也認為是好事。只是傍晚回家時一件白布衫往往是果汁斑斑,暗紅淺絳,活像是從浴血拼殺的戰場上回來。母親并不責怪,也不收拾,這些天再洗也洗不掉,只待楊梅季節一過,漬跡自然消退,把衣服往河水里輕輕一搓便什么也看不見了。

 

孩子們爬在樹上摘食梅樹,時間長了,滿嘴會由酸甜變成麻澀。他們從樹上爬下來,腆著脹脹的肚子,呵著失去感覺的嘴唇,向湖邊走去,用湖水漱漱口,再在湖邊上玩一玩。上林湖的水很清,靠岸都是淺灘,梅樹收獲季節赤腳下水還覺得有點涼,但歡叫兩聲也就下去了。腳下有很多滑滑的硬片,彎腰撈起來一看,是瓷片和陶片,好像這兒打碎過很多很多器皿。一腳一腳〔足堂〕過去,全是。那些瓷片和陶片經過湖水多年的蕩滌,邊角的碎口都不扎手了,細細打量,釉面锃亮,厚薄勻整,弧度精巧,比平日在家打碎的粗瓷飯碗不知好到哪里去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難道這里曾安居過許多鐘鳴鼎食的豪富之家?但這兒沒有任何房宅的遺跡,周圍也沒有一條像樣的路,豪富人家的日子怎么過?捧著碎片仰頭回顧,默默的山,呆呆的云,誰也不會回答孩子們,孩子們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然后側腰低頭,把碎片向水面平甩過去,看它能跳幾下。這個游戲叫做削水片,幾個孩子比賽開了,神秘的碎片在湖面上跳躍奔跑,平靜的上林湖犁開了條條波紋,不一會兒,波紋重歸平靜,碎瓷片、碎陶片和它們所連帶著的秘密全都沉入湖底。

 

我曾隱隱地感覺到,故鄉也許是一個曾經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時。碎得如此透徹,像轟然山崩,也像漸然家傾。為了不使后代看到這種痕跡,所有碎片的殘夢都被湖水淹沒,只讓后代捧著幾個補過的粗瓷碗,盛著點白米飯霉干菜木然度日。忽然覺得霉干菜很有歷史文物的風味,不知被多少時日烘曬得由綠變褐、由嫩變干,靠卷曲枯萎來保存一點歲月的沉香。如果讓那些補碗的老漢也到湖邊來,孩子們撈起一堆堆精致的碎瓷片碎陶片請他們補,他們會補出一個什么樣的物件來?一定是碩大無朋又玲瓏剔透的吧?或許會嗡嗡作響或許會寂然無聲?

 

補碗老漢們補完這一物件又會被它所驚嚇,不得不躡手躡腳地重新把它推入湖底然后倉皇逃離。

 

我是1957年離開家鄉的,吃過了楊梅,拜別上林湖畔的祖墳,便來到了余姚縣城,也來不及去瞻仰一下心儀已久的“養命醫院”,立即就上了去上海的火車。那年我正好十周歲,在火車窗口與送我到余姚縣城的舅舅揮手告別,怯生生地開始了孤旅。我的小小的行李包中,有一瓶酒浸楊梅,一包霉干菜,活脫脫一個最標準的余姚人。一路上還一直在后悔,沒有在上林湖里揀取幾塊碎瓷片隨身帶著,作為紀念。

 

 

天一閣終于走到了中國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國近代總會變得怪異起來,這座古老的藏書樓開始了自己新的歷險。

 

先是太平軍進攻寧波時當地小偷趁亂拆墻偷書,然后當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曾有一人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卻又遭大火焚毀。

 

這就成了天一閣此后命運的先兆,它現在遇到的問題已不是讓某位學者上樓的問題了,竟然是竊賊和偷兒成了它最大的對手。

 

1914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跡般地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上動手偷書,每日只以所帶棗子充饑,東墻外的河上,有小船接運所偷書籍。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的一半珍貴書籍給偷走了,它們漸漸出現在上海的書鋪里。

 

繼渭的這次偷竊與太平天國時的那些小偷不同,不僅數量巨大、操作系統,而且最終與上海的書鋪掛上了鉤,顯然是受到書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書商用這種辦法來侵吞一個古老的藏書樓,我總覺得其中蘊含著某種象征意義。把保護藏書樓的種種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欽確實沒有在防盜的問題上多動腦筋,因為這對在當時這樣一個家族的院落來說構不成一種重大威脅。但是,這正像范欽想象不到會有一個近代降臨,想象不到近代市場上那些商人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會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書櫥空了。錢繡蕓小姐哀怨地仰望終身而未能上的樓板,黃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過的樓板,現在只留下偷兒吐出的一大堆棗核在上面。

 

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書商正準備把天一閣藏本賣給外國人,便立即撥巨資搶救,保存于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里。涵芬樓因有天一閣藏書的潤澤而享譽文化界,當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過營養。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終竟又全部焚毀于日本侵略軍的炸彈之下。

 

這當然更不是數百年前的范欽先生所能預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終于失效。

 

 

然而毫無疑問,范欽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現代并沒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張元濟先生外,還有大量的熱心人想怒力保護好天一閣這座“危樓”,使它不要全然成為廢墟。

 

這在現代無疑已成為一個社會性的工程,靠著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無濟于事。幸好,本世紀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閣一次次被大規模地修繕和充實著,現在已成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人們游覽寧波時大多要去訪謁的一個處所。天一閣的藏書還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溝通便捷的現代,它的主要意義已不是以書籍的實際內容給社會以知識,而是作為一種古典文化事業的象征存在著,讓人聯想到中國文化保存和流傳的艱辛歷程,聯想到一個古老民族對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愴和神圣。

 

我們這些人,在生命本質上無疑屬于現代文化的創造者,但從遺傳因子上考察又無可逃遁地是民族傳統文化的孑遺,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閣傳代系統的繁衍者,盡管在范氏家族看來只屬于“他姓”。登天一閣樓梯時我的腳步非常緩慢,我不斷地問自己:你來了嗎?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

 

很少有其他參觀處所能使我像在這里一樣心情既沉重又寧靜。閣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學家顫巍巍地捧出兩個書函,讓我翻閱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錄,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沒有這樣的孤本,中國歷史的許多重要側面將杳無可尋。

 

由此想到,保存這些歷史的天一閣本身的歷史,是否也有待于進一步發掘呢?裴明海先生遞給我一本徐季子、鄭學溥、袁元龍先生寫的《寧波史話》的小冊子,內中有一篇介紹了天一閣的變遷,寫得扎實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實。但在我看來,天一閣的歷史是足以寫一部宏偉的長篇史詩的。我們的文學藝術家什么時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許多家族數百年來的靈魂史袒示給現代世界呢?

 

 

范欽是明代嘉靖年間人,自二十七歲考中進士后開始在全國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陜西、河南、南至兩廣、云南,東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跡。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職不算小了。這就為他的藏書提供了充裕的財力基礎和搜羅空間。在文化資料十分散亂又沒有在這方面建立起像樣的文化市場的當時,官職本身也是搜集書籍的重要依憑。他每到一地做官,總是非常留意搜集當地的公私刻本,特別是搜集其他藏書家不甚重視、或無力獲得的各種地方志、正書、實錄以及歷科試士錄,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詩文集,本是很容易成為過眼煙云的東西,他也搜得不少。這一切,光有搜集的熱心和資財就不夠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務之暇把玩書籍,而事實上他已經把人生的第一要務看成是搜集圖書,做官倒成了業余,或者說,成了他搜集圖書的必要手段。他內心隱潛著的輕重判斷是這樣,歷史的宏觀裁斷也是這樣。好像歷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藏書家,于是把他放在一個顛簸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理了一宗大案,也許是彈劾了一名貪官,也許是調停了幾處官場恩怨,也許是理順了幾項財政關系,衙堂威儀,朝野聲譽,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過傍晚時分差役遞上的那個薄薄的藍布包袱,那里邊幾冊按他的意思搜集來的舊書,又要匯入行篋。他那小心翼翼翻動書頁的聲音,比開道的鳴鑼和吆喝都要響亮。

 

范欽的選擇,碰撞到了我近年來特別關心的一個命題: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過來說,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沒有這種東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輕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輕。他曾毫不客氣地頂撞過當時在朝廷權勢極盛的皇親郭勛,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過監獄。后來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權奸嚴氏家族,嚴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嚴嵩卻說:“范欽是連郭勛都敢頂撞的人,你參了他的官,反而會讓他更出名。”結果嚴氏家族竟奈何范欽不得。我們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個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個強健的人。

 

這一點我們不妨把范欽和他身邊的其他藏書家作個比較。與范欽很要好的書法大師豐坊也是一個藏書家,他的字毫無疑問要比范欽寫得好,一代書家董其昌曾非常欽佩地把他與文徵明并列,說他們兩人是“墨池董狐”,可見在整個中國古代書法史上,他也是一個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學問也超過范欽,例如他的專著《五經世學》,就未必是范欽寫得出來的。但是,作為一個地道的學者藝術家,他太激動,太天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后左右,太隨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條心變賣掉家里的千畝良田來換取書法名帖和其他書籍,在范欽的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他已構成了相當的藏書規模,但他實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聲聲尊他為師的門生們也可能是巧取豪奪之輩,更不懂得藏書樓防火的技術,結果他的全部藏書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毀于火災,最后只得把剩余的書籍轉售給范欽。

2012-08-11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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