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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辦商人朱葆三以信義起家
買辦商人朱葆三以信義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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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當79歲的朱葆三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在有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標牌的上海灘租界內,卻有一條馬路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后嗣為他舉辦了奢華的葬禮,靈柩經過的馬路上,設有32處路祭,送葬的儀仗有32種之多,這個大場面已經成了人們對老上海風情記憶中的標志性畫面。朱葆三曾担任當時上海總商會的領導職務,還參加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現代銀行和保險公司,投資了30余家工商企業。后世的史家一再稱頌他對中國現代金融、工商業所做的巨大貢獻。但是他被人津津樂道的并不是精明過人的經營之道,而是長袖善舞的社交專長,“為人信義”成為他在商場馳騁的最大優勢;然而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恰恰又是在民族大義上的信義缺失,使他多年的苦心經營毀于一旦。

 

  從學徒到店主

 

  1848年朱葆三出生于浙江黃巖乍浦一個小軍官人家。14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家道中落,迫于生計,朱葆三辭別相依為命的寡母,從浙江定海的一個鄉村出發去上海闖世界。

 

  1861年朱葆三在上海協記五金店當學徒,每月只有五元錢的“月規”,他勤勉好學,刻苦工作,深得店主器重,17歲就被提拔當了賬房兼營業主任。

 

  他在“協記”打工的日子,正是洋人的勢力在上海灘上大肆擴展的時候,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意識都受到了很大的沖擊,許多人開始學英語。

 

  不過,要一個只上過幾年私塾的學徒工學會用英語交談,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而學的人很多,當時能夠堅持下來、最后修成正果的卻沒有幾個。

 

  朱葆三沒有錢,繳不起補習英語的學費。好在天無絕人之路,臨近店鋪一個與朱葆三交好的學徒在英語補習班學習,于是朱葆三就把自己每月的全部工資——“月規銀”五元錢送給他作為輔導費,請他每天晚上轉授從夜校學來的英語。

 

  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學習,朱葆三居然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英語對話,可以勉強應付生意場上與洋人的往來。

 

  后來“協記”的經理病故了,朱葆三繼任。當上經理以后,財富、榮譽和成功的世界也隨之向朱葆三打開了大門。他通曉了經營“小五金”業的一切門道;通過業務交往結識了業界的頭面人物,見識了很多大場面,加之長袖善舞、頭腦聰敏,善于交際,這些特長贏得了許多人的喜愛和信任,而他也從未濫用別人的信任,常常為人排解糾紛,言出立斷。

 

  由于朱葆三在同鄉同行中威望高,在上海和寧波籍同鄉中,由他作保推薦者數不勝數,朱葆三講“信義”的說法也就不脛而走。他的生意才能也備受稱道,業界人士都公認朱葆三為人厚道、干練。在當經理的10年里,他為“協記”帶來了豐厚的利潤。

 

  1878年,“協記”因老板去世而關閉。萬事俱備的朱葆三在上海外灘新開河處創辦了自己獨資經營的五金店,店名叫“慎裕”,這年他30歲,搭建起了自己的舞臺。

 

  從“小五金”到“大五金”

 

  盡管朱葆三初期投入的資本不算多,但由于他豐富的經驗和靈活的經營,“慎裕”很快就有聲有色了。“店小生意大”,不到二三年,搞得紅紅火火,幾千兩銀子的股本,一年中做出了幾十萬兩的買賣,這在上海灘簡直成了新聞。這個時候他也放棄了小五金,改做進口鋼鐵、鋼管等大型機械五金材料,也就是當時稱為“大五金”的生意。幾年下來,“慎裕”一帆風順,年年獲利,年營業額達到了數十萬兩,朱葆三成了上海灘五金行業的領袖人物。

 

  1900年以后,朱葆三交往的朋友中一個叫做袁樹勛的人開始平步青云,最后調任蘇凇太道。當時清政府責令各通商口岸將海關關稅收入如數全部解交上海關道,由上海江海關道職司撥解洋債賠款。保管的款項數量巨大,存期也很長,平時分存在上海各銀號及錢莊,聽候撥解。于是這筆錢也成了各個銀號爭相招徠的大買賣。而把這筆錢存在哪個銀號,袁樹勛都聽朱葆三的意見。于是“慎裕”每天從清晨起就高朋滿座,各個錢莊的經理要拆入款項都得向朱葆三請求用款。朱葆三成了對上海各錢莊掌握拆放大權的信貸評估人,使整個上海金融界人士為之側目。而朱葆三在此期間表現出過人的高遠見識和自我節制,幾年下來,不僅自己得了實惠,袁樹勛與上海金融界對朱葆三也是稱頌不已。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不久后,上海的革命黨人發動了起義,組織了滬軍都督府,革命黨人要求提用道庫存款,沒有想到各國駐滬領事借口尚未承認革命政府,不允許將各錢莊的存折交出,而錢莊方面則堅持錢業的祖制:沒有存折不能付款。盛怒的革命都督陳其美下令軟禁錢業會館的董事朱五樓,一時間,上海錢莊的大小老板都陷入了恐懼之中。不得已,他們商量出一個通融的辦法:錢莊在公款內劃出白銀10萬兩,以濟都督府一時之需。這筆劃款,由清政府滬道存于錢莊的款項抵付,但如外人干預,仍由都督府出面擺平。

 

  這個辦法需要由時任都督府財政總長的朱葆三核收,并發給收據,實際上是要求朱葆三以自己的個人信譽担保。危機解決以后,一首流行的唱詞中有了這樣一句:“道臺一顆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大家公認“牛頭朱葆三”是“買辦中的買辦”。朱葆三陸續投資興辦金融、航運、工礦等行業,成為清末上海著名實業家之一。先后獨資或合資興辦華安水火保險公司、華商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法商東方航業公司、寧紹輪船公司、上海華商電車公司、華商水泥公司、廣州自來水廠、浙江興業銀行、四明銀行、寧波和豐紗廠等企業30余家。

 

  動蕩歲月毀譽參半

 

  1915年朱葆三取得了上海總商會會長的職務,上海總商會也許是當時中國最有勢力的利益集團。這年他67歲,登上了人生頂峰。 1919年,一戰以后的巴黎和會上,中國收回在山東的主權成了一個萬眾矚目的問題,為此爆發了名垂青史的“五四運動”。一向對政治事件積極表態的上海總商會這次卻遲遲不發表意見。直到5月9日,朱葆三才以總商會的名義給北京政府發了著名的“佳電”,電文中主張,對于德國交還青島等問題,“應將此項議案提交大會,由中國派員與日本直接交涉。”這個主張正是中國各界誓死反對的。此電一出,立即遭到全國的一片聲討,上海的56個商人團體發表公電予以否認。接著上海的媒體又發掘出“佳電出籠的真相”,一些更加深入的報道把朱葆三與日本商界的生意往來陸續公開,大肆炒作。

 

  這份“致電”激起了社會輿論的譴責,盡管后來朱葆三聲明取消“致電”,為“致電”辯白,朱葆三在五四運動爆發時,已72歲,年事已高,而副會長沈聯芳僅50歲,正處壯年。據當時總商會內知情人提供的情況:正會長朱葆三平時不大過問會務,僅畫押署名而已,一切由沈聯芳主持。5月14日,被稱作“漢奸國賊”、“害群之馬”的朱葆三被迫辭職。不管歷史的真相如何,朱葆三是否真正參與了“佳電”的出臺,但是最終的結果是這個長袖善舞、左右逢源的人,非敗于商場,而毀于“眾口”。而這個結果也恰恰是由于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朱葆三沒有保持住過往的那份信義與威望,而最終被社會和公眾所拋棄。

 

  朱葆三心中的塊壘難消,他的斗志從此煙消云散了,再也凝聚不成一柄利器。在余下的歲月里,他再也沒有介入政治,也絕少在商界露面。他晚年致力于社會公益事業,先后創辦和投資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濟良所、廣義善堂、仁濟善堂、惠眾善堂、四明公所、定海會館、四明醫院、吳淞防疫醫院、上海公立醫院、上海孤兒院、新普益堂、普益習藝所、婦孺救濟會、同義慈善會、聯義慈善會、貧民平糶局、上海時疫醫院等。他還創辦了同濟醫工學校、定海公學、尚義學校、寧波益智學校等教育事業。

 

  1926年9月2日朱葆三病故于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命名朱葆三創辦的華安水火保險公司所在馬路為“朱葆三路”。抗日戰爭時期改名溪口路。1947年朱葆百歲誕辰時,上海市政府復名為“朱葆三路”。新中國成立后,又改為溪口路。

 

  朱葆三這樣的生意人在我們的歷史上并不少見,以后也不會絕跡,他們成功的秘訣是一句格言:做生意就是做人。這位出身貧苦的老人以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至精至微地演繹了這句話。

 

  摘自《經濟導刊》

2012-08-14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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