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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取如珠玉貴出如糞土——論王寬誠的經商與愛國之道
賤取如珠玉貴出如糞土——論王寬誠的經商與愛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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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寬誠自1932年開始獨立創業,平生最推崇號稱“商圣”的陶朱公范蠡。他曾表白:“30年前以一個無恒產的我,想創辦一個具有規模的工商事業,首先要自問,資本從何而來,一般說來,資金來源不外三個方面:一、招人投資;二、向人貸款;三、逐漸經營累積。由于我出身內地寧波,社會關系又不夠,更無專長技能。雖有主觀愿望,想辦有規模的工商事業,但客觀條件,招人投資、向人貸款談何容易,老實說是不可能的,因而不得不專重于開動腦筋,根據陶朱公所說的三點———無財力足。少有斗智。既兆爭時———朝向這唯一的道路,著重由小到大的經營中逐漸累積一途了。”這就是說,王寬誠在上海創業初期,正是遵照范蠡的經營理念———沒有錢財靠埋頭苦干,缺少關系靠聰明才智,發現征兆就分秒必爭———取得成功的。而他此后的成功,也主要得益于范蠡“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的經商謀略。

范蠡是春秋末期著名的謀略家、實業家;先是幫助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完成滅吳大業;然后功成身退,從事經貿活動,成為古代中國公認的商界鼻祖。范蠡在經商過程中總結出一套經濟理論。他的高明之處,在于深諳商品貴賤之間的辨證關系:“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這是范蠡根據物極必反的道理,對市場物價變化的基本規律所進行的探索與概括。他明確地告誡人們,貴和賤不是絕對的、永恒的,而是相對的、變化的,關鍵在于掌握實際和行情。當某種商品價格上漲時,經營者要像糞土一樣把它拋售出去。相反,當某種商品價格低落時,則應當作珠玉大量購進。而要做到這一點,不僅要動腦子,更需要目光和勇氣。

1943年初,深受日本侵略者壓迫的王寬誠由滬抵渝。他來時滿懷憧憬,帶了一批人才和大筆資金,準備在重慶做進出口生意,可現實使他大失所望,難以施展抱負,便決定放棄辦實業的初衷,閉門讀書,在旅邸潛心研究國內外政治、戰爭、經濟形勢,靜觀時局,思考未來。同時,他成功地運用“賤取如珠玉”的策略,在外匯兌換上大發“洋財”。

英鎊原來一直是資本主義世界最重要的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讓英國耗去250億英鎊,國債較戰前增加了兩倍,外債高達37億英鎊。當時普遍認為英鎊的地位必將被美元所取代,1英鎊兌換4.03美元的固定匯率必定打破。所以英鎊在重慶的行情看跌,倒是法幣,隨著戰爭漸現曙光,普遍認為必將升值。但是王寬誠卻反其道而觀之,斷定法幣將因內戰而不值錢,英鎊至少數年內不會貶值。于是他以大智慧、大勇氣抓住這機遇,“賤取如珠玉”,用法幣購買了大量低價的英鎊。

事實果然不出王寬誠之所料,戰后英國頂住了美國的強大壓力,直到1949年9月才宣布:英鎊貶值30.5%,1英鎊兌換2.80美元。相反,人們普遍看好的法幣的價值,在此期間不知貶到哪里去了。而王寬誠運用“賤取如珠玉”的成功尚不止此,他又在港幣上發了一筆數額驚人的“洋財”。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總督在圣誕節那天向日軍投降。日本侵略者隨即宣布禁止使用港幣,強制香港居民將港幣兌換成日本軍票。開始時的兌換比率為2元港幣換1元日本軍票,后來再貶到4元港幣兌換1元軍票。通過這種“煉金術”,日軍大肆掠奪香港居民的財產。更可恥的是,日軍又用這些強制回籠的港幣到境外采購戰略物資,因為當時珠三角及中立地區如澳門依然承認港幣,市面上還有港幣買賣活動。這一進一出,日軍大發不義橫財,但竟然還嫌不夠,又強迫被俘的香港匯豐銀行職員,簽署了大量沒有任何儲備金支持的大面額港元鈔票,也用來采購物資,并在市面上流通。這種港幣被稱為“迫簽紙幣”。抗戰勝利時,以美國為核心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發表《有關法貨的備忘錄》即《日本國內及周邊地區日本軍票無效指令》。根據這一指令,1945年9月16日,日本大藏省宣布日本軍票無效無值。當時香港百姓手中的軍票總額高達19億日元,竟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堆廢紙,而且許多香港人還蒙在鼓里。這樣的慘痛事實,使人們對市面上流通的“迫簽紙幣”也發生了恐慌,担心也會變得無效無值,致使這批港幣的行情一跌再跌,甚至跌到票面價值的20%。持有者就像拿著燙山芋似的急著脫手,免得和日本軍票一樣成為廢紙。

然而王寬誠的看法與眾不同。他認為,按一般商業銀行經營原則,只要日本在撤離香港時,把匯豐銀行的賬目移交清楚,已印出的港幣不應作廢。不過,為了慎重起見,他專門到一家私人圖書館借閱有關報紙,從法律角度仔細研究日本接管匯豐銀行時的聲明和有關報道,以及“迫簽紙幣”的兌率、上市公司指數等大量資料,最終確信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這批港幣不可能作廢。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和思考分析,他謀定而動,傾其所有,還多方集資,迅速購進數以百萬港元計的“迫簽紙幣”。1946年,這批“迫簽紙幣”果然得到港英政府的承認,并由香港匯豐銀行在一段時間內逐步向外匯基金補交所需的英鎊,以便為這批紙幣提供支持。王寬誠大發“洋財”,僅此一項,資產陡然躍增。

在王寬誠的商業生涯中,這兩樁買賣意義非凡,時隔幾十年,他仍記憶猶新,精辟地指出:“這兩件在旁人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取得了成功,有人說我運氣好,可不知運氣是怎么來的。除了要肯做會吃苦外,很重要的一條是要肯動腦筋。一個生意人,光盯在具體業務上是干不出大事業來的。我這輩子最大的體會,搞經濟必須要有政治頭腦。就是說,要胸懷全局,要有戰略思想,長遠眼光,隨時要耳聽六路,眼觀八方,善于適應各方面的變化,大膽果斷地捕捉戰機,把握機遇。”

在重慶期間,王寬誠常和一班有學問的朋友深入探討戰后政治經濟趨勢。他當時就認為,抗戰一定勝利,但內戰也不可避免。做事業最怕戰亂,如果內戰又起,自己應該怎么辦?經過反復透徹的思考,他作出一個當時無人不笑話、后來無人不佩服的預言———“在香港買土地為最上策。”

戰后香港最突出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之一,就是居住環境惡劣,市民住房極度短缺。戰爭使原有的樓宇遭到嚴重破壞,幾乎70%的西式樓宇和20%的中式房屋已經無法居住。絕大多數市民擠在殘存的舊樓中,灣仔一座古老的三層木結構樓房,竟住了90人,一家七口一張床的情況比比皆是。更因內戰爆發,新移民像潮水一樣涌入香港,人口快速增加。抗戰勝利時,香港人口50萬,1947年猛增到175萬,對房屋的需求自然也隨之劇增。許多新移民無法覓得住房,只能在山坡、河岸或是樓宇的天臺上搭蓋寮屋棲身,過著鴿籠式的生活。為此,港英政府竭力推動私營房地產業和建筑業的發展,在1947年頒布了一項法令:凍結戰前建造的樓宇的租金(不管是工商業用樓還是住宅用樓),規定其租金不準超過戰前水平;但對戰后新建的樓宇或戰后重修費用超過戰前租金100倍以上的樓宇則不加限制。

王寬誠尚未來到香港就已認定:“在香港買土地為最上策”。1947年8月,他結束在大陸的事業,移師香港。香港的房地產業,在當時尚屬新興行業,基本上被英資財團如怡和、太古等巨頭所壟斷。王寬誠到港后,無畏無懼,迅速成立了“大元置業”。這是香港第一家華資地產公司,打破了英資財團的壟斷。

由于殖民的傳統,香港的土地皆為公有,政府以批租方式有償轉讓土地使用權。在土地稀缺的現實條件下,香港城市規劃的基本原則是優化利用每一塊土地,不同地塊不同價格。1947年,中國銀行曾以每平方英尺251.44元的價錢,投得中環一塊官地,創下當時地價最高紀錄。而邊遠地區的荒山野地,政府標售的價格相當低廉。港島北角的明園地塊,當時地價僅為每平方英尺7元港幣,只因缺少人氣,乏人問津。但是,王寬誠卻與眾不同,斥巨資買下北角明園一帶大片土地。

學術界普遍認為,香港經濟的騰飛是從地產行業的勃興開始的。此后香港地價之飚升,盡人皆知。王寬誠是香港最早最大的華資房地產拓荒者。他以最低的價格獲得了最豐厚的利潤,也贏得了“北角地王”的雅號。這是王寬誠再一次成功運用范蠡“賤取如珠玉”的商戰策略的范例。

范蠡的另一條經營理念“貴出如糞土”,王寬誠則主要運用于愛國之道上。他對其有著獨特的理解。這里的“貴”,不是高昂的價格,而是崇高的使命。這里的“出”,也不是出售貨物,而是捐資獻愛心。關于金錢,王寬誠有一句名言———“當用者千萬不吝嗇,不當用者分文不浪費”。他自奉極端節儉。他到中華總商會辦事,吃午飯每次都只點5元一客的盒飯;平時要求屬下一紙三用:先用鉛筆寫,再用鋼筆寫,最后用毛筆寫。但為了祖國的需要,他毫不吝嗇,揮金如糞土。

新中國剛成立時,面臨著極其嚴峻的經濟困境,為了度過難關,中央政府從1950年1月5日起,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以彌補年度財政赤字。發行第一天,王寬誠就從香港發電報到上海,一共認購3.6萬份公債,成為海外冠軍。翌年6月,他為支持抗美援朝,獨力捐獻飛機一架。他的朋友說:“王寬誠為了國家,卻是不惜錢財。抗美援朝時他捐助了大量的錢物,那是他用賣掉香港地皮的錢捐獻給國家的,如果他不那么做,今天他的資產也許會上翻幾倍以至十幾倍。”此后不久,美國實施對華“禁運”。王寬誠又積極担當沖破這經濟封鎖的急先鋒,特意開辟遠洋航運業務,由他出面,暗中替新中國運送物資。美國政府把他列入“黑名單”,凍結了他在美國的資產。他依然如故。1960年,我國向古巴定購了一批食糖,卻找不到能承担運輸的船只,周總理派人與王寬誠商量。而他雖有遠洋船隊,但無通往古巴的護照,遂出巨資雇用英國船隊,并親自隨船去古巴,確保完成這一富有政治色彩的運糖任務。

王寬誠和許多“寧波幫”一樣,格外重視興教助學,其熱情與慷慨,幾十年如一日,愛心始終不渝。

1957年,王寬誠捐獻人民幣15萬元,助建上海市外貿子弟中學,以后逐漸增加到100萬元。次年,暨南大學在廣州重建,王寬誠捐資100萬元;“文革”結束后暨大復校,他又捐贈人民幣110萬元。暨南大學“為了永遠銘記王寬誠先生對暨大所作的重大貢獻,教育和激勵該校師生員工和后代為辦好暨大而努力奮斗”,特地在校內豎立了“王寬誠先生捐贈紀念石匾”。1960年,國務院決定在福建泉州創辦“華僑大學”,王寬誠也是積極支持,先后捐資100萬元,并且長期担任華僑大學董事會副董事長。同年,他回到故鄉寧波,再度捐資100萬元,在老家宋嚴王村辦一小學,在寧波市區辦一中學,并用“東恩”二字作為中小學的校名,意在紀念毛澤東和周恩來。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海外“寧波幫”捐獻給家鄉的第一筆贈款。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四個100萬元,絕對稱得上巨款。這都是王寬誠艱苦奮斗賺來的,自己平時分文不敢亂花,但為了報效祖國,發展教育事業,他當真是“貴出如糞土”。而他最恢宏的手筆,是在80年代,拿出一億美元成立基金會,資助中國學生赴外留學,攻讀博士學位。

“文革”結束,改革開放。身為最熱切、最深沉的愛國者,又處于最特殊、最前沿的香港,王寬誠比誰都清楚,經過十年浩劫,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要縮短差距、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人才。1985年2月,王寬誠向上海工商學院捐款100萬元。該校是新中國第一所民辦大學。3月,又一所民辦高校浙江樹人大學在杭州成立。王寬誠又慷慨解囊,資助150萬元。4月,以幫助優秀青年出國深造為宗旨、個人出資一億美元的第一個民間組織“王寬誠教育基金會”正式成立。

王寬誠的經商與愛國之道,給人啟迪,感人至深。他也是海外“寧波幫”人士的一個典范。

2012-08-14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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