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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壓倒民主 李慎之·《歷史的先聲》(港版)序
革命壓倒民主 李慎之·《歷史的先聲》(港版)序
李慎之     阅读简体中文版

  看完這本書就像做了一場大夢一樣。說它是夢,是因為夢到了過去;但它又不太像夢,雖然長長的五六十年給它蒙上了一層惝恍迷離的薄霧輕紗,它畢竟還是太真實了。收在書中的上百篇文章和幾十幅圖片幾乎都是我自己曾一字一句看過讀過并且宣傳過的。這些文章、講話、文件都發表在1941年到1946年,正好是我上大學到參加工作的時代。我領導當時的抗日民主學生運動時,這些文章就是我們的口號和綱領。抗戰勝利后我到了《新華日報》,由于是新手,那時還輪不上我寫這書里所收的文章。我現在已無法辨認這書里的哪篇文章是誰寫的了,但我還能記憶起這些文章的作者們的音容笑貌來,他們大多已經過世:范劍涯、鐘穎、陳馳、鄒適今……;且不說名氣要大得多的領導人潘梓年、章漢夫、張友漁、夏衍……;當然還有至今還活在中國人民記憶中的毛澤東和周恩來。

  我自己當時是個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積極分子,是學生運動活躍的組織者。我完全信奉毛澤東、共產黨提出的一切口號、一切理論,雖然我在國民黨統治下并沒有經歷過什么大的危險,然而主觀上確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為其實現而奮斗的。現在重讀這本書的時候,簡直不知道心頭是什么滋味。是我騙了人嗎?從這本書上所寫的一切和我當時的言行來看,對比后來的歷史事實,我無法逃避騙人的責任。但又是誰騙了我呢?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這難道也是我干過的事嗎?不錯,我是向我的同齡人或者行輩稍晚于我的人宣傳過“黃金世界的預約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難道敢說自己曾作了莊嚴的承諾嗎?這樣說不是自我膨脹得沒了邊了嗎?我倒是想懺悔,但是我配嗎?

  有一個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學生、中共黨員,1957年在駐外使館工作。使館本來是不劃右派的,不知怎么他忽然在夏天回國一行,結果當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與我重逢,我問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說:“我在美國把那么多留學生都動員回國了,他們紛紛被劃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脫了,怎么對得起別人呢?”我只能說,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而且是極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點:抗戰壓倒啟蒙。這是得到許多人贊同的,我也曾以為此說近乎情理。戰爭總是要限制一點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關軍事機密的新聞,也要送審,何況民主意識十分薄弱、自由權利十分脆弱、而專制主義又根深柢固的中國。但是讀完這本書后卻發現事情未必如此簡單。收在本書中的文章,從毛澤東的正式講話起,幾乎都強調:“只有民主,抗戰才能有力量”;“中國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1];“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2]”。類似的言論充塞在這本書中。其實,就整個抗戰時期而言,毛澤東和共產黨主張民主的言論,本書失收的還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澤東1937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的:為了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沒有國內民主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的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于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抗日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的條件。”[3] 照此觀點,怎能得出結論說抗戰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當然,這是共產黨方面的要求,如果執掌全國政權的國民黨不理,也還是沒有辦法。但是,國民黨好歹接受了共產黨的意見而決定對日抗戰了。抗戰開始前夕,武裝對抗國民黨十年之久且自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黨即已取得合法地位,從“匪黨”變成“友黨”了。八年抗戰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類似于兩黨并立的局面,人民言論自由的空間有了相當的擴大(主要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這就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開頭所說的:“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4] 不過這個比喻實在不大恰當,因為國共兩黨歷來都是擁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實是很表面的,內里都是極力想擴大自己的勢力、甚至吃掉對方,雙方的合作因此幾度瀕于破裂,總算勉強拖到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舉行了中國歷史上代表性最廣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如何實現中國人民的百年大愿──民主憲政,連《和平建國綱領》都協議通過了,但就因為國共雙方在軍隊國家化和各自實際控制區的劃分上相持不下,而使會議的結果歸于流產。雙方都是相信“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于是中國的命運還是要靠武力來決定。

  事實上,整個二十世紀里中國曾有過六次民主啟蒙運動。第一次是十九世紀末(1898年)的戊戌維新。第二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朝,使傳承了兩千多年的皇帝從此退出中國的歷史舞臺,但卻不能阻止更精密嚴酷的專制主義卷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第三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樹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給中國的現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在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打倒了軍閥,重新統一了中國,把“五四”精神最粗淺的觀念推廣到了全國各地。第五次始于1937年抗戰開始之時,后來因為軍事上失利,抗戰越來越艱難,國共兩黨的矛盾也越來越大,終使民主運動趨于消沉。直到1944年末日本失敗的征象已露,才又出現了第六次民主運動的高潮。抗戰勝利后,百年國恥已洗盡,租界收回了,不平等條約被廢除,領事裁判權撤銷,中國以世界五強之一的身份,不但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而且成為握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那時人們多認為,1840年以來中國最大的民族愿望──實行憲政民主──已經伸手可及了,因而熱烈參與討論起“民主建國綱領”來。這場運動一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推翻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二十年的統治、召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綱領才算結束。人們完全沒有料到,這次抗日戰爭勝利帶來的民主啟蒙運動的結束,也是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民主啟蒙運動的終結。1957年還有一次為響應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號召而進行的一個多月的“大鳴大放”,然而那不過是以前歷次民主啟蒙運動哀痛而凄厲的回聲而已,凡是鳴放了“一聲、兩聲”的右派分子的悲慘下場已是盡人皆知的了。

  整個二十世紀一百多年中國民主運動幾起幾落而迄無成就,不但說明在這個有兩千多年專制傳統的東方大國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說明樹起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的“五四運動”其實并未使二者在中國扎下根來。中國人從根本上說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特別是作為制度的民主;誰都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必要條件是什么?上面所說的歷次民主運動過后,根本就沒有人進行認真的啟蒙教育。八十多年來民主之說充盈中國,其實不過是一句時髦的邀買人心的口號而已。

  首先證明這一點的就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第一個把“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請進中國來的陳獨秀,就根本沒有搞懂什么是民主。雖然他的先驅之功永不可沒,但就在“五四運動”次年、也就是他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之前,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反對資產階級民主而鼓吹起無產階級民主來了。他說:“民主主義是什么?乃是資本家階級在人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從前政治革命時代,他打倒封建主義底功勞,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在封建主義未倒底國里,就是現在我們也不絕對的反對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資本和勞動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兩階級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從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國民都化為資本家或都化為勞動者,才真有全民意這件東西存在,不然無論在任何國家里,都只有階級意、黨派意,絕對沒有全民意。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階級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勞動階級底意,他們往往拿全民意來反對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是非民主的,這都是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5]

  由陳獨秀這樣的雄杰之士來提倡無產階級民主,其價值與影響當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國左派的開山祖師,此后中國所有左派的民主觀都受他的影響,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經過二十年的磨煉閱歷而重新覺悟回歸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來了。但他當年反對一般民主而產生的影響已非后來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見》中說:民主主義是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于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辭,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和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在同年9月“給西流的信”中,陳獨秀還列舉了他認為的民主政治的幾個必要條件:“(一)議會由選舉產生;(二)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殺人;(三)政府的反對黨派公開存在;(四)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他還說,“無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只能是領袖獨裁”。陳獨秀的二次覺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經過擴大宣傳而在“廣大進步知識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晚年覺悟了的陳獨秀以其“刑余之身”僻處江津小城內,貧病衰老,他的話已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為人所知,以他當時的“托派”身份,也只會被認為是“叛徒的囈語”,只有當年與他并肩戰斗過的老朋友胡適才加以重視,加以露布,然而連死水微瀾也已引不起來了。

  若仔細地研究《歷史的先聲》的內容就會發現,當年中國的左派其實并不真懂民主,甚至連民主的常識都沒有。當時有一位名望很高的著名民主人士張申府先生,這位清華大學的哲學教授是中共最早的黨員、羅素的朋友,在他寫的《民主原則》中對民主原則的解釋實在是混亂一團[6],然而他卻據此算定,“在客觀上,中國的民主前途已絕對可以斷言而完全無可懷疑了”。可笑的是,當時我們這些左派學生的水平更低,但信心卻反而更足;尤其是當蘇聯于1936年搞出了一個“斯大林憲法”,在1941年因為納粹的進攻而以民主國家的一員被吸收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那時許多共產黨和左派人士的模模糊糊地鼓吹民主的文章中經常提到蘇聯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例如,何思敬在其“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一文中稱“蘇聯──真正人民的國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7] 蘇聯最嚴密的意識形態控制與封鎖竟使這位可敬的長者根本看不見蘇聯已從肉體上消滅了一切被認為是不順從的人、除黨的報刊外根本沒有任何獨立的出版物的事實,反而主動地為它作義務宣傳。尤其突出的是,當時被認為進步的立法院院長孫科1944年5月14日在軍政座談會上說:一個民主國家要有三種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德日法西斯國家只講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個政治自由,只有蘇聯還有經濟自由。這話在今天看來真是淺薄之至,但當時的我們卻把它奉為至理名言,把他的這篇發言抄成大字報廣為宣傳,《新華日報》社論還專門引用了這段話。[8]

  俄國在十月革命后即發展出一套被稱為“民主集中制”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度,規定工人階級每5萬人選一名蘇維埃代表,非無產階級則25萬人選一名代表。我年青時曾將這套制度研究學習過一番,很覺得它法理嚴密、秩序井然。“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多么辯證!好像比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孫中山主張的“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更為“簡潔”。可憐從來沒有過民主經驗的中國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個槍花,就連專制與民主都分不出來了。只有后來嘗夠了幾十年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實際上根本談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認識到康生所說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過是一個形容詞而已”,乃是大實話。

  民主的價值歸根到底是個人的價值,所以民主主義者必須要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但是毛澤東卻在1937年歸納了十一種不怎么合乎“黨性”的行為,稱之為“自由主義”的表現,專門寫了一篇題為“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可以說是敗壞了自由主義的聲譽;同時他更是不斷地批評個人主義,直到稱之為“萬惡之源”,從而切斷了對民主的正解。

  還有一點可以證明中國人不懂民主的,就是民主這個詞在中國用得泛化已極。就我個人經驗所及,沒有哪一個國家如此濫用這個詞兒的。“某某人很民主,某某人不民主。這種做法不民主,那種做法真民主。……”這樣的話幾乎隨時隨處都可以聽到,也不知該怎么翻譯才能使外國人聽懂。中國古來沒有的“科學”這個詞兒也用得一樣泛濫。引用一句毛澤東愛講的辯證法:“什么都是它,就什么都不是它了。”“民主”和“科學”在中國真的是夠得上這個格兒。另外,也許還可以加上一個中國傳統文化中本來沒有的“真理”這個詞兒,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離譜,我們都是隨時準備為“真理”而犧牲的。

  當然也不能說,二十世紀的中國連一個懂得民主的人都沒有。“五四”以前,至少嚴復是懂得的;“五四”以后,胡適和由他帶出來的一批留洋學生,如蕭公權、錢瑞升、張奚若、羅隆基、儲安平……,應該是懂得的。但是,首先從數量上說,他們在當時號稱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中不過是零頭的零頭,不但不足萬分之一,也許不足百萬分之一。這批人在一個基本上實現了民主的國家里也許都足以有為,但是在一個專制主義已成國民思維定勢的國家里,實在是一點施展的余地都沒有。嚴復晚年歸于保守、擁戴袁皇帝,或許也是認為中國只有實行君主立憲制才有出路。至于胡適等人則一輩子只能癡心于改良而又始終等不到改良的機會。國共談判的時候,胡適曾致電毛澤東,建議中共轉變為一個不憑借武力的議會政黨,成為中國的第二大黨,然而這話也不過是癡人說夢而已。

  現在有人惋惜,胡適的建議沒被采納,中國失去了一個最好的走向民主的機會。這實在是不了解中國“國情”的話。在當時我們這些左派眼里,他是“拉偏架”,是替國民黨“為虎作倀”,根本不該理睬的。然而偏偏是左派,勢力迅速擴張,決定了中國的前途。最近,我曾問一個我同時代的同學和戰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獨裁”。這也許可以代表我們當時大部份人的認識。甚至學識大大超過我們的師長一輩的民主人士,如馬寅初、聞一多等人,很可能也是根據這樣的認識而被卷入毛澤東所說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抗戰開始后,國民黨屢遭敗北,卻又不思改進,貪腐日甚,導致群情憤慨;然而蔣介石仍然堅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希特勒式的主張,獨裁與腐敗的程度有增無已,這恐怕是促使大批知識分子要求民主、甚至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在整個四十年代,許多知識分子甚至民族資產階級都是因為反蔣反國民黨而被吸引到共產黨這邊來的。[9]

  根據馬列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因此把土地分給農民就算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務。這種對民主或民主革命的定義,可以說與陳獨秀晚年悟到的民主的定義、即現代世界主流思潮所認識的民主,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然而,當時的左派青年,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接受這樣的定義,它當然嚴重地阻礙了我們得到對民主的最初步、最基本的認識。

  由于中國人對民主完全沒有經驗,民主的政治覺悟極低,他們反獨裁的時候根本沒有考慮到,老的獨裁者打倒了以后極可能會有新的獨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國傳統的王朝輪回一樣。像英國人那樣在對德戰爭剛取得勝利而對日戰爭尚未結束時就把自己的戰時領袖、民族英雄邱吉爾選下臺去、以防他集中大權而成為獨裁者這樣的政治智慧,是中國人根本不可能有的。

  除了中國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國人中只能留在口頭上的又一個原因是,在中國的左派知識分子心目中還有一個比民主更高的價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幾年才發現了胡適的價值的我,六十年前與大批進步青年一樣,是不大看得起胡適的,認為他戰斗性太差。那時我們景仰的是戰斗性最強的魯迅,在我們看來,魯迅的洞察力、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制主義與奴隸主義、阿Q性的揭露與鞭撻力度都是無可比擬的。毛澤東稱魯迅是“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這話也許不夠確切,然而以魯迅晚年思想發展的傾向來看,此評語并非沒有根據。我們都曾是跟魯迅走的,走向共產主義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光榮、我們心甘情愿的歸宿和目的。這里談的不只是“我”,還包括“我們”,因為我可以不嫌狂妄地說,我的思想歷程大體上代表了與我同時代的左派青年“進步”的歷程。我今年年近八十,還敢不嫌狂妄地說,由此上推十年、下延十年,亦即今年七十歲到九十歲這個年齡段的知識分子(當時都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共產黨員大體上都經歷過相似的歷程,而這一批人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骨干。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贏得相當民心、取得若干成就,這一個年齡段的人之功勞是主要的。

  繼魯迅帶領我們進入馬列主義理論之門的是艾思奇的《哲學講話》(后改名為《大眾哲學》,成為暢銷書)。米丁的《新哲學大綱》比起《大眾哲學》來,稱得上權威巨著。此外還有包括社會科學全部領域的三本書,李達的《社會學大綱》、鄧初民的《新政治學大綱》、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講的都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亦即社會發展史。這些書,我大體上都讀過。對我們那一代或幾代知識分子來說,大概都由這些書啟蒙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記得我在上海的舊書攤上買過一本河上肇著、陳豹隱譯的《經濟學入門》[1 ,這是1938年王亞南、郭大力的《資本論》全譯本出版以前中國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深的著作,大概是比我大十歲以至二十歲那一代人的啟蒙讀物甚或是高級讀物了。當然其他各色各樣的啟蒙讀物還有很多很多,但以上所舉已足以代表。至于奉斯大林的旨意編寫、被毛澤東稱為“共產主義的百科全書”的《聯共黨史》,當時國內極難見到[11],其普遍流傳而成為“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的圣經”是更后的事了。此外,無論如何不能忘掉的還有斯諾的《西行漫記》,此書1938年出版后立刻風行全國。一個美國人以客觀的立場贊揚共產黨,使我們那一代的青年無不為之傾倒。我曾把此書介紹給一位比我大四十歲而對共產黨素無認識的老先生看過。他的評語是:“照這書里寫的看,共產黨人不但個個是天兵天將,而且個個是大圣大賢”。這本書的作用抵得過許多一般性的啟蒙讀物與理論著作。比《西行漫記》早兩年出版的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也是一個啟蒙讀物的范例,雖然分量與影響要小得多。

  我以為自己當時的思想是純潔的,這不是指自己為人處世一點私念都沒有,而是指自己對理想的態度。記得1946年11月上旬國民黨軍攻下張家口后,蔣介石決心召開國民大會,國共談判破裂,《新華日報》在上海出版的可能已最后消失,報館負責人、總編輯章漢夫給我一張火車票,對我說:“你明天就去南京,等待美軍送代表團的飛機去延安。以后如果干得好,十年八年再相見;干得不好,那就永別了。”我雖然心里也有些酸楚,可是并無什么震動,只覺得義之所在,理所當然,并沒有想到我參加的竟是在三年后大勝國民黨、統治全中國的一支力量,我自己也居然成為一個勝利者、解放者,直到1957年被劃為右派。

  當時的左派所追求的實際上是兩重價值。第一重價值當然是民族主義,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民族獨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價值就是,經由社會主義革命而達到共產主義。照我們相信的毛澤東的理論,這兩者不但毫無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那時我們的頭腦里有沒有民主這個價值?當然有,但是它已經完全被包括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價值里了,因此也可以說,實際上我們的認識里并無獨立的民主價值觀。那時我們叫抗日、民主叫得那么起勁,實際上不僅為著抗日,也為著革命。

  有人發現,《先聲》一書的九十多篇文章中絕大部分是在重慶發表的,而在延安發表的不過十來篇而已。在當時看這是不足怪的,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實行的已是新民主主義了,那里已屬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了,還有什么理由要求民主呢?所以,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對尚未解放的中國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蔣管區和日占區的。現在,人們終于漸漸了解到,1942年在延安開始的整風運動是如何發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的,那完全罔顧人權、違反民主的“審干與搶救”運動是如何制造出成千上萬的“特務”慘劇的。老實說,當年我在成都也看過一些透露真相的材料,但那時的我一概不信,認為這是國民黨特務造謠;后來到了延安,知道這是真的了,但向我講自己被迫承認是特務的故事的老同志,也只是發發牢騷、當笑話講講而已,最嚴重的評語不過是“延安也有很黑暗的一面”,絕對沒有一個人把這種做法提升到違反民主人權的原則上來。韋君宜的《思痛錄》現在讀起來當然傷心酸鼻,但是她當時也還沒有從原則高度來認識。這正好證明了中國的左派們對現代民主毫無認識,也正好證明了他們除了抗日之外還有一個更高的價值──革命。于是,毛主席說,為了革命必須把屁股轉過來,也就是轉變立場,他們跟著做了,直到承認自己是“國民黨派遣的特務”;毛主席又說,把他們打成特務是搞錯了,他們也跟著改口,并不覺得有什么可恥。“識大體、顧大局”是中國傳統中極高的道德標準,用現在還流行的話說,是“被爹娘打了一頓,你還能怎么樣?”為了革命的利益,個人受一點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因為有著比抗戰的價值更高的價值,下面的事情才能理解,才能解釋。1941年4月,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于艱苦時期,“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蘇聯居然與日本簽訂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包含這樣的內容:“蘇聯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此約對中國的傷害正如同1939年8月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對波蘭和整個歐洲造成的傷害一樣,它理所當然要激起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抗議,連共產黨的老朋友沈鈞儒、黃炎培、王造時等都向蘇聯發出了抗議。但奇怪的是,這樣一件大事在重慶不過是“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水面泛起幾個漣漪而已,并沒有引起什么轟動。我不知道當時的《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是如何低調反應的,只知道周恩來在重慶找那些有意見的民主人士談了話,大概總是說蘇聯在帝國主義包圍下要保護自己,社會主義蘇聯決不會損害中國的利益,而且蘇聯的行動最后會有利于中國的長遠利益,不要“在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之下一時沖動”。[12] 為何這么一件大事能輕易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于,中共已經用自己的意識形態掌握住了知識分子、尤其是“進步學生”,只要學生不鬧事,就不會有大的風波。我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雖然看不到黨的文件,但對黨的決定我是一定擁護的。道理很簡單:蘇聯還能有錯,黨中央還能有錯,毛主席還能有錯?

  與此構成明顯對比的是,1946年底共產黨發動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五十多萬學生抗議美軍強暴一位中國女學生的示威游行,其勢頭又是何等之猛烈。而面對當時占領東北的蘇軍犯下的搶掠奸淫的惡行,很多中國人都知道這些,但僅僅因為大學生在左派的掌握下奉共產黨的令按兵不動,也就未出現多大的抗議風波。只是1946年初在國民黨統治區,因蘇軍在東北拆遷機器運回國時殺害了中國工程師張莘夫,國民黨發動過學生抗議游行。我當時正由成都到重慶,一路上看到鄉下的田間小道上都有中小學生排著隊、搖著旗子喊口號。然而,一到重慶就讀到了《新華日報》的社論“愛國不等于排外”,同樣是外國士兵犯罪,對蘇聯士兵和對美國士兵的態度就截然不同。

  革命的價值壓倒了民族主義的價值,當然也就壓倒了民主的價值。這兩重價值說并非我的一己之私見。我們的領袖毛澤東1940年在《新民主義義論》里就公開聲明:誰人不知,關于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13] 那時我們這些“進步青年”其實也分不清什么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黨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為爭取實現民主憲政、組織聯合政府而努力時,我們擁護;當談判破裂、政協失敗,中央一再傳達說“國民黨不肯跟我們搞聯合政府,我們就單獨打天下,省得拖泥帶水”,我們也擁護。經過二十多年的“新啟蒙”,整個中國的左翼已經完全賓服于“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了”。可能是中國百年來陷于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處境,而人民又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緣故,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特別迅速有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說,“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14] 當時我們都認為這話是合乎事實的。

  我談不上有多少學問,然而幼承庭訓,也讀過一些古書,從小學到大學受的是完整的正規教育,中學畢業前也看過《資治通鑒》這樣的大部頭書。然而,只要一接觸到馬列主義的通俗讀物,就立刻為之吸引而折服。一是覺得它的道理新;二是覺得它的體系廣大而完備;三是覺得它的論證嚴密。真是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九帝到于今,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大學問,它把什么問題都回答了,都解釋清楚了,中國的古書壓根兒就沒有能與之相比的。雖然現在再看這些書的時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青的時候是完全沒有這個能力的,只有欽佩贊嘆,以至頂禮膜拜。于是,由這種對主義的崇拜一直發展到黨的崇拜、對馬恩列斯毛的個人崇拜(或譯個人迷信,即personal cult,這個名詞與中國今日之所謂邪教是一個詞兒)。我到延安后聽到過一種說法,稱某某人竟狂妄自大得自以為“老子天下第六”,那時連最狂妄的人也不敢與馬恩列斯毛相比,只能自居第六。這句流行的話反過來證明了延安對領袖崇拜的程度。

  我自以為在同時代的左派學生中對“資產階級民主”的知識和理解恐怕還算是比較多的。我不但在大學里修過六個學分的政治學,而且還自學過王世杰、錢瑞升的《比較政府》和戴雪的《英憲精義》,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部頭不小的“大學叢書”,還有一本被國民黨秘密逮捕的費鞏教授寫的論英國政治的書,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所有這些都敵不過上面所說的《新哲學大綱》之類。為什么會這樣?根本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識不足,不能把學得的新知識放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背景中來認識。我領導過成都的學生運動,對昆明的學生運動也有些了解,知道那時西南聯大有一個名叫殷福生的學生,年齡略大于我。此人后來改名殷海光,在臺灣成為中國民主運動史上著名的戰士,也因其對中國文化與民主政治的研究而成為一代宗師,是一位非常值得欽佩的人物。然而,在我們當時的眼里,他無非是個“反動學生”而已。

  八十年代國門打開后,我在國外結識了幾個與我同時代的左派學生。他們出國三十多年了,都是學有專長、在各自的領域內頗有成就的人。他們仍然擁護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發生的一切,包括文化大革命,原因是他們自以為當時為了個人目的出國,不能與祖國人民同甘共苦,是有違良知、永遠負疚的事。這從另一面說明了信仰的力量、革命的價值是何等強大。

  也許,這一切都可以歸因于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一個世界性大思潮。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思想都是從俄國引進的。“五四”運動也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兩年后發生的。當時俄國曾宣布廢除過去與中國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雖然那時中國的北洋政府始終未曾收到這個聲明,而且后來也未見蘇維埃政府有進一步的行動,但俄國作為世界上唯一“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的形象已牢牢植入中國愛國者的心中而不可更改。[15] 毛澤東、周恩來那一代人比我大了二三十歲,我不敢說了解他們的思想發展過程,只能從史書記載中猜想他們大概也是由救亡與革命的雙重價值驅動而走上建立中國共產黨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道路的。

  據說,十月革命之初,馬克思主義在世界上的影響還不算太大,俄國在人們心目中一直是戰亂貧弱的國家;但是,1929年被認為“黃金遍地”的美國發生了經濟大危機,危機蔓延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長期沒有起色后,似乎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預言果真應驗如神。與之成為對比的是,1928年開始的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在四年內完成了。這不但使馬克思主義的聲威遠播,更大大提高了把它化為實踐的列寧和斯大林的英名,使后者成為全世界左派無可置疑的領袖。

  對信仰這個思潮的左翼來說,這個世界性的大思潮本身就是最高的價值。因此不但消息不夠靈通的魯迅會相信蘇聯沒有大饑荒(其原因與中國農民消極抵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發生糧食短缺因而造成饑荒一樣)的謊言,還要為之辯護;甚至親自到蘇聯去過且看到一些蘇聯統治集團迫害異己的暴行的羅曼·羅蘭,也是為了革命的利益而不愿透露真相,把當時的日記保密到五十年后(實際上已到蘇聯瓦解改制后)才發表。此外,許多著名的世界級的知識分子,如科學家約里奧─居里、藝術家巴勃羅·畢加索都成了共產黨員。我是晚輩,無緣得識這些大人物,不過到了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我有可能訪問美國了,也有機會與那里的學者長談了。奇怪的是,他們對我這個人的“共產黨員”身份頗有“同情的理解”。像年齡比我略長的丹尼爾·貝爾和丹尼爾·布爾斯廷這樣的大名家都說,二戰前后自己曾是左派,都相信馬克思主義。當然,他們在美國那樣的環境下,都未“為自己青年時代的信仰而斗爭到底”,反而陸續形成了自己的社會理論,成為民主價值的捍衛者。這些,在他們大概都談不上有什么轉變,而我們在中國的進步青年卻都走上了充滿大折騰的道路。六十年后回頭看,我們這些進步青年其實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產主義。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一個場合當著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面說:“我二十歲的時候,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計劃經濟,不但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而且還能說服別人,讓他跟我一起干革命。現在我六十多了,才發現自己其實什么都不懂。”當時正是全國熱烈討論公有化與計劃經濟到底怎么搞的時候,我說的是大實話。

  我們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時間呼喊“民主與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國大地,而何謂“民主”,我們這代人終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內涵。幾十年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提醒我,不論毛澤東如何贊揚民主、要求民主,他沒有一次不是同時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無產階級專政的,原來中國人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狂飚中像枯枝敗葉似的翻滾飛揚,其原因也不妨以對“民主”和“革命”的價值理解不同來解釋。

  以民主為最高價值,當然要問為什么言論、出版、遷徙、居住、結社(包括組黨)等自由沒有兌現?為什么沒有代議制,沒有反對黨?為什么沒有人身保護狀,沒有無罪推定論?……更重要的,要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惡”,要設立一種機制,一方面能使政府有效地行使治權,一方面又要防止它濫用權力為害國民。

  以革命為最高價值,當然要發動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以求在中國實現純而又純的“共產主義”;不但要“解放”中國人民,而且要力爭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榜樣”。為達到目的,當然也不妨講究一下策略,照顧一下覺悟不高的人們,把各種自由權利當做最低綱領招徠一下。如果革命進行得順利,勝利得快,那就應該向更高的目標前進,根本沒有什么諾言兌現不總現的問題。

  你追求的要是民主,你就只能擁護、只能效忠于允許人民批評、反對以至彈劾、罷免的政府。

  你追求的要是革命,你就得把一切交付給領導你沖鋒陷陣的組織及其領袖,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一切服從命令聽指揮。對革命黨來說,其所作所為都是一個目的: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論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釋一切。然而,目的本來是沒有的,因為烏托邦反正是不能實現的。結果運動就是一切!

  后人讀這本書時可能覺得最費解的是,其中居然有許多贊揚美國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澤東公開對謝偉思說,美國應當出面干涉中國內戰。毛澤東說:“假如美國堅持把那些武器給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那就不是干涉。……美國人只能在蔣介石順從美國要求的條件下贊揚他。……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美國的活廣告”。[16] 這些,以及許多同樣的話,也許人們在今天聽起來會覺得不可思議。但是,其實是很好理解的,還是Ends justify means嘛!不過,我們這些“進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認為美式的民主與蘇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現在,有人提出社會主義可以與自由主義互動互補,其糊涂實在不亞于當年的我們。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才能與自由主義互動互補,今天西歐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這樣。建立在專政基礎上的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是沒有可能與自由主義互動的。

  我是一個自己對革命作出了承諾的人,又是對民主略知皮毛的人,因此在這翻滾飛揚之中,特別暈頭轉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別強烈。現在垂垂老矣,我自以為總算找到了答案。中國還是要以民主為最高價值。中國人民只要確實得到了民主,自會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錯了,碰了釘子,也只有通過民主重新找該走的道路。這就是現在世界上所有先進的國家(可惜還不是大多數國家)所選擇的模式。我相信這是世界各國人民遲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青時候信仰的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最活躍的因素是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決定上層建筑,最籠統的說法就是“經濟決定政治”。現在,在閱盡滄桑而后,我看到:一個真正實現了民主的社會可以適應各種不同經濟形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而仍然能穩定地進步;專制則不但可以壓殺民主,不讓它發展,也可以壓殺生產力,不讓它發展。用事實證明這一點,可能是二十世紀對人類最大的貢獻,盡管付出的血和淚實在太多了。

【注釋】

[1] 笑蜀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社論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汕頭大學出版社, 1999年9月,第3頁。

[2] 出處同上,第6頁。

[3]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43至264頁。

[4]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655頁。

[5] 陳獨秀,“民主黨與共產黨”,《新青年》8卷4號,1920年,引自《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第67頁,三聯書店1984年版。

[6] 《歷史的先聲》,第15至23頁。

[7] 出處同上,第157頁。

[8] 出處同上,第67至69頁。

[9] “反面教員”的概念是毛澤東1957年在反右派運動中發明的。不過事實上他并沒有借樹立這個概念而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處,反而因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人為地制造“反面教員”而逐步敗壞了他自己的威信。

[10] 我把它從上海帶到北平燕京大學,還沒來得及看,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日本人占領了學校,我因為怕出校門時被搜出來而沒有帶走。

[11] 抗戰時我倒在成都的地攤上買到過一本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聯共黨史》。

[12]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333頁注2。1941年4月16日黨的文件“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說:“蘇日條約使蘇聯的國際地位極大地提高了。......蘇日聲明互不侵犯滿州和外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外蒙是與蘇聯訂了互助條約的。現在蘇日聲明卻保證了外蒙不受侵犯,這不但對外蒙有利,即對于全中國爭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說到東四省的收復,原是我們自己的事,絕不能像有些投機家,總是希望蘇聯同日本打起來,以便坐收漁人之利,及見蘇聯聲明不打滿洲,他就認為蘇聯不對,這種人至少也是毫無志氣的家伙。我們必須收復全國一切失地,必須打到鴨綠江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這是中國全民族的神圣事業,社會主義的蘇聯也必是贊助我們這種事業的。”(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75至77頁)。

[13]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680頁。

[14]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691頁。

[15] 1999年12月10日的《人民日報》消息,12月9日中俄兩國外交部長在北京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于中俄國界線東段的敘述議定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于中俄國界線西段的敘述議定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于對界河中個別島嶼及其近水域進行共同經濟利用的協定》,江澤民主席和葉利欽總統共同出席了簽字儀式。但該《議定書》和《協定》的內容一直未在任何傳媒公布。

[16] 《歷史的先聲》,第101頁至120頁及以下。


李慎之先生簡介:李慎之先生1923年出生于江蘇無錫,1941至1945年,先后在北京燕京大學經濟系、上海圣約翰大學經濟系和成都燕京大學學習。1946年至1949年,在重慶新華日報國際版任資料員,后到延安新華通訊社國際部任編輯,194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起,在新華社國際部任編輯組組長、副主任。1953年參加朝鮮板門店談判。1954年至1957年上半年,隨同周恩來總理參加過多次外交活動,包括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1955年的萬隆亞非會議。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開除黨籍,下放勞動,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間下放,于1973年回京任新華社參編部翻譯、校對。1979年"右派"問題被改正,恢復黨籍。1978年底至1980年初,李慎之先生參加了中央成立的國際問題寫作小組工作。其間,陪同鄧小平同志出訪美國,担任代表團顧問。1980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1985年任副院長。1982年參與了黨的十二大政治報告中關于國際外交部分的起草工作。1990年免去社科院副院長和黨組成員職務。1995年離職休養。李慎之先生主持了創辦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1982-1988年任所長)、中華美國學會(1988-1999年任會長)、《美國研究》(1987-1992年任主編)的工作,為開拓與推動中國的美國研究的發展,為促進中美兩國、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嘔心瀝血,貢獻卓著。離職之后,他還為本刊撰寫了《全球化與中國文化》(1994)、《中美關系的回顧與前瞻》(1997)等文,在其他刊物上發表的同美國研究有關的文章包括:為紀念哥倫布航行美洲五百年而作的《迎接全球化時代》(1992)、《21世紀的憂思》(1996)、《數量優勢下的恐懼》(1996)、《從世界的角度透視中國:讀羅榮渠教授的〈美洲史論〉》(1997)、《臺灣問題是核心問題》(1997)

  李慎之先生于2003年4月22日因老年性肺炎病逝于北京。

2012-08-21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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