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大眾傳媒話語權的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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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傳媒既是信息傳播的物質載體,也是促使大眾傳播者與受眾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紐帶,更是形成、復制、擴散和放大社會輿論的社會工具。因此人們所接觸的大眾傳媒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物質形態, 也是大眾傳播者與傳播載體緊密結合后的產物,更是反映社會內在要求、引領社會變化發展的利器。事實上,大眾傳媒在一個社會中具有一種話語的權利,大眾傳播者就是大眾傳播話語權的掌握者。在社會平穩發展時期,分布于不同媒介之中的職業傳播者在選擇、加工(包括制作) 和傳播信息的具體環節中行使著以體現大眾傳播功能、滿足受眾需求為基本目標的職責和權力;而在社會轉型時期,傳媒所具有的無以倫比的話語權利,成為掌握它的人和集團宣揚自己的理念,顛覆現實的社會的強大武器。正是由于大眾傳媒的這種特殊功效,在風云變幻的近代中國,隨著歐風美雨逐漸興盛起來的大眾傳媒的最早形式—報刊成為新興知識分子爭奪和戰斗的陣地。


    在19 世紀中期至后期,在中國辦報的幾乎都是外國人,而外國人無非分兩種,一種是傳教士,一種是商人,他們為了打開中國門戶,將中國納入西方勢力范圍,采取了不同的辦報宗旨,一個宣傳教義、宣傳道德,從精神、文化上進行滲透;一個注重市場,注重贏利,從傳播業上進行擴張。無論他們有怎樣的企圖,采用了什么樣的方式,從近代傳媒的興起和發展的角度來看,從促使中國人了解西方、了解世界來看,他們都起到了初始的重要作用。


    19 世紀70 年代,中國城市資本主義經濟有了重大的發展,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傳播及影響不斷擴大,西方的印刷技術也逐漸傳入中國。從《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時的雕版印刷到1853 年第一分鉛印中文報刊的出版,其間印刷技術不斷改進。在香港、上海當時都擁有了中文鉛印設備,特別是上海的美華書館的鉛印業務已經擴展到全國許多城市。最早使用煤氣作動力印刷報紙的是在1879 年創辦的英文《文匯報》,《申報》報館于1891 年也開始使用煤氣印刷機。印刷技術的每一個突破必然推動傳播出版事業的發展,而中國社會內部救亡圖存、求變求新的思想潮流也對傳播業提出了宣傳啟蒙的緊迫要求。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到傳媒話語權的重要性,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自己創辦近代傳媒、爭取話語權利的活動。


    我們知道,在19 世紀初,當外國人把近代報刊這種先進的大眾傳播媒介帶到中國來時,并沒有引起中國人的注意,甚至對之不屑一顧。林則徐是中國第一個重視近代報刊的人,由于條件所限,當時他還考慮不到辦報,只是著手譯報。1839 年,身為兩廣總督的林則徐前往廣州禁煙不久,便開始安排對外報的翻譯,并編輯成《澳門新聞紙》。之后,林則徐分門別類地把從外報翻譯過來的材料編輯成《澳門月報》,以后《澳門月報》收在魏源編的《海國圖志》里。林則徐從“了解夷情”“、以夷制夷”的觀點出發, 對外國報紙上所提供的各種信息給予了充分的注意。隨著通過翻譯外報,對外國了解的加深,林則徐對譯報工作的認識也在加深。他又組織力量翻譯了《四洲志》(原書為英國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1836 年出版) 、《各國律例》(原書為瑞士謂達爾所著,1785 年出版) 和《華事夷言》,以后魏源的《海國圖志》便是以《四洲志》為基礎擴充重編的。


    魏源繼承和發展了林則徐的譯報思想。作為林則徐的好友,魏源不負朋友的囑托,在《四洲志》的基礎上編著成了著名的《海國圖志》一書,在該書中所提到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成為早期維新派的重要思想。


    林則徐、魏源兩位最早“開眼看世界”的先進人士,他們對西方的了解,無不是通過報紙這一近代傳媒開始的,可以這樣說,他們是先接受了報紙這個傳播工具后才進而了解認識外國的。報紙這一媒介本身便有著特別的含義,因為它是舶來品,是伴隨洋人東來,西風東漸而出現在近代中國的,能夠通過這一具有近代意義的傳媒去看世界,這本身就是一個突破,在當時可謂“獨步一時”。


    林則徐的譯報工作,可以這樣說,是中國人利用近代報刊這一具有時代特征的傳播工具的最初嘗試。然而,由于各方面條件的不具備,也由于林則徐本身的局限,盡管他利用報刊作為“睜眼看世界”的窗口,認識到報刊的部分功能,卻沒有認識到報刊的全部功能,更沒有認識到傳媒的話語權力,沒有進一步去發揮報刊傳播信息的功能和制造輿論的功能, 因而使中國人自己辦近代報紙的歷史往后推了30 —40 年。
 

    中國人在國內創辦的第一張報紙是1873 年在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該報所載“奇聞軼事居多, 間有詩詞雜作”。王韜與友人的中華印務總局于1874 年在香港創辦的《循環日報》,在早期中國人自辦報紙中歷史最長、影響最大。主編王韜為《循環日報》所定的宗旨是:“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1] (P206) ,鮮明地給這張報紙定位: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宣傳愛國救亡的變法自強。


    體現報紙的宗旨和方針的主要是言論,該報在它每期的“中外新聞欄”里都登出政論文,系統而深刻地宣傳強中攘外、變法自強的思想,強調學西人之長、變革舊例、施行新法,以求振興中國,認為這是時代大潮、“風氣所趨”。該報所達到的思想水平和為變法維新所作的鼓與呼,使它成為我國政論報刊的先驅。


    上海的第一張自辦報紙是1874 年6 月出版的《匯報》,發起人為容閎,出版兩個半月后改名為《夤報》繼續出版。《夤報》刊登了不少詩詞和筆記小品,也有很多情節曲折吸人的案件新聞,同時也非常注意刊登時論文章,以后改名為《益報》后,在時論上已明顯不及前身,而文藝類的作品和社會新聞則較前增多。


    中日甲午戰爭前,中國人在國內創辦的報紙大約有20 種左右,辦報者一般由三種人組成:一種是較多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有進行社會變革意識的知識分子;一種是與官府和外商有聯系的商人;一種是洋務派官員。總的來看,多為私人資金經營,他們作為中國自己的第一批近代傳媒的經營者,無論從怎樣的目的出發,也無論具有怎樣的背景,都對近代傳媒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這些報紙產生之時,外報已在中國有了50 年的辦報歷史,已經形成了一種相對成熟的辦報模式,因此這些報紙均以外報為藍本,一開始便具有近代化的外形。外國人辦的中文報紙花了半個世紀才形成的較為穩定的由新聞、言論、文藝和廣告組成的內容結構,中國人辦的報紙在呱呱落地之時便都具備了。


    這些中國人自辦的傳媒產生在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瓜分豆剖的危機之時,所以,它們都以抵御外侮、救亡圖存為己任,以向西方學習,變法自強為使命, 一登上中國近代社會的舞臺,便具有愛國主義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性質,成為宣傳和推進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工具。中國近代自己的報紙在很大程度上是引進西方先進文化和傳播技術來為警醒中華、抵御外侮、啟蒙大眾作輿論宣傳的,正是像林則徐、魏源一類最先開眼看世界的先進人士們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的實踐和繼續。隨著近代社會內外矛盾的日益激化和危機的不斷加深,近代傳播媒介越來越成為推動社會變革和走向近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和權力話語,社會醞釀的各種重大轉型,正是在大眾傳媒的不斷促使、推動下發生的。然而,中國人自己辦的這些報紙不可避免地具有當時那些辦報人具有的各種缺陷和局限,加上辦報人對報紙這一新型的傳播工具的功能認識不夠,對辦好一張報紙缺乏足夠的熱情和信心,因此在中法戰爭失敗后,在整個中國被震動、人心思變的情況下,本來急需報紙這種大眾傳媒來制造輿論、來振聾發聵,但這時中國人自己辦的報紙堅持下來的卻寥寥無幾,大眾傳媒逐漸形成的公眾影響力,沒能得到很好的實現,喪失了大眾傳媒話語權力崛起的時機。


    第一批辦報的中國人由于自身和時代的原因,已不能適應社會變革對近代傳播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時代呼喚新的傳媒宣傳人才,時勢也造就新的傳媒的宣傳高手! 此時通過近代傳媒比較廣泛地接受了資本階級民主思想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們因緣時會,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較之于稍前的辦報人對傳媒的重要性有更明確的體會,對在變革時代, “媒介是社會的先鋒”, “媒介本身就是先鋒”[ 2 ] ( P400) 有較清楚的認識。基于此,維新派一開始便注意創辦報刊,力圖形成變法維新的輿論場,一個中國人辦報的新的高潮出現在中國大地上。“據不完全統計,從1895 年到1898 年,全國出版的中文報刊有120 種左右,其中80 %左右是中國人自辦的,而資產階級維新派和與它們有聯系的社會力量創辦的報刊數量最多、影響最大,這些報刊的出版地區遍及全國沿海和內陸的很多城市,打破了外報在華出版的優勢,它積極推動了維新運動的發展,成為中國社會輿論的一支主要力量。”


    之所以近代中國維新派知識分子以前所未有的社會影響力和號召力,在全國上下掀起了意義深遠的維新改良運動,就在于時代為他們提供了與舊勢力抗衡的武器———大眾傳媒,而這些有識之士們也非常有效地運用了這個武器,通過這個武器,爭取到了主宰社會思潮的公共話語權力,成為引領時代思潮的改良維新中心。可以這樣說,沒有大眾傳媒的發展,就沒有維新派在全國上下的影響,就沒有宣傳改良、推進維新的武器,也就沒有聲勢浩大的維新改良運動,關于這一點是以往學界所忽視的,盡管對于近代中國的任何研究,我們都離不開近代報刊留下的資料,但對近代報刊本身的作用以及與近代中國關系的研究卻是一個空白!


    維新派首領康有為,這位從小受到近代報刊的影響,進而走“向西方尋找真理”的道路的傳統知識分子深知近代中文報刊的重要作用,在“公車上書”以后,他接連向朝廷呈遞了四封力主改革的書信,在《上清帝第四書》中,康有為一再提出“開報館”、“設報達聰”等,把發展近代傳播事業,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作為變法維新的一項重要內容。


    “宜令直省要郡各開報館,州縣鄉鎮亦令續開,日月進呈。并備數十副本發各衙門公覽,雖宵旰寡暇,而民隱咸達,官慝皆知。中國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至外國新報,能言國政。今日要事,在知敵情,通使各國,著名佳報,咸宜購取。其最著而有用者,莫如英之太晤士、美之滴森。令總署派人每日譯其政藝,以備己覽,并多印副本,隨邸報同發,俾百僚咸通悉敵情,皇上可周知四海。”為了把“設報達聰”的主張變成行動,康有為在北京于1895 年8 月辦起了《萬國公報》,以宣揚他的變法主張,以后成立了具有政黨性質的“先以報事為主”的政治團體———強學會, 《萬國公報》改為《中外紀聞》作為強學會的機關報,由梁啟超、汪大燮任主筆。


    《中外紀聞》的出版遭到頑固守舊派的竭力抵制,以至報紙“送至各家門者,輒怒以目”[ 4 ] ( P2) 。御史楊崇伊等以“專門販賣西學書籍”、“植黨營人”、“將開處士橫議之風”等罪名要求清政府查禁,清政府下令封閉京師強學會,只存在1 個多月的《中外紀聞》被迫停刊。隨后,康有為在資本主義發展最早,傳播出版事業最發達的上海、廣州成立了強學會,由康有為親自起草的《上海強學會章程》規定了強學會的四項“要事”是:譯印圖書、刊布報紙、開大書藏(圖書館) 、開博物館。1896 年1 月, 《強學報》創刊。值得一提的是,康有為在《強學報》上登載了《孔子紀年說》和《毀淫祠以尊孔子議》,以尊孔托古之名,宣傳改革“今制”之實,與西方文藝復興的知識分子們,打著“復興”的招牌,實際是為資產階級新文化開道有相似之處。在該報刊登的《開設報館議》一文中,明確地提出報紙傳播在變法維新運動中的作用是:“廣人才,保疆土,助變法,增學問,除舞弊,達民隱”,把大眾傳媒的主要功能都認識到了。然而,遺憾的是,《強學報》只存在了14 天便被迫停刊。這三個報紙都沒有擺脫短壽的厄運,但他們卻以前所未有的姿態,打破了封建統治階級對傳播權利的種種限止,特別是在京城辦報,這是近代傳播對禁區的一大突破,是近代傳播在封建話語中心取得一席之地的一個了不起的勝利,這為即將到來的近代傳播的大發展拉開了序幕,為改革派們繼續利用報紙向封建統治者的言禁開火奠定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同時為近代大眾傳媒話語權力的形成提供了一股強大的支撐力。 


網載 2010-07-15 08: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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